关于陈翰章抗联职务级别问题的考证
张彦夫
摘要：1938年7月，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次老岭会议，决定陈翰章所部改编为第三方面军，指挥一职由他担任。第三方面军建立后，在吉东地区与日伪军频繁作战，是一支具有影响力的抗日武装。
关键词：陈翰章;第三方面军;指挥
中图分类号：D26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4-0013-02
长期以来，陈翰章在抗联是什么级别的干部，一部分抗联史学者认为是师级干部，这样的结论是否正确。本文通过查找史料，试通过考证得出陈翰章是军级干部的结论，以解决抗联史研究在此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陈翰章是抗联第二、五军重要的师级干部
1934年6月，陈翰章加入到宁安工农义务队。1935年1月，根据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的决定，正式建立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2月20日，发表了第五军成立宣言。在宣言签署人名单中，“军长兼第一师长周保中……第一师政治部主任陈翰章。”[1]（P.3）可见陈翰章是第五军创建人之一。
现在一些抗联史籍，对陈翰章在抗联第五军所任职务的记载，出现了混淆问题。记载一，“第一师师长李荆璞、政治部主任关书范;第二师师长傅显明、副师长姜振荣、政治部主任李光林、参谋长陈翰章。”[2]（P.202）记载二，“师长为李荆璞、政治部主任关书范。团长由李荆璞兼，政委开始是陈翰章，不久由王光宇接任。第二师于1935年3月份编成，师长为傅显明、副师长为姜振荣、政治部主任为李光林、参谋长为陈翰章。”[3]（P.48）
陈翰章为什么在第五军成立宣言签署时，职务是政治部主任，因为第五军第一师是以宁安工农义务队为主编成的。1934年9月，宁安工农义务队“重新组建起来，队长李荆璞，副队长赵智理、政治指导员陈翰章。”[4]（P.82）这就是陈翰章成为该师政治部主任的条件。关书范为什么能接任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可以从他在中共吉东局工作的历史去了解。1934年4月4日，中共吉东局因为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杨安仁被捕叛变遭到破坏，关书范当时在吉东局团委工作。“省委供出吉东局以后，就将牡丹江一个总的交通机关破坏，负责同志也被捕（杨光亭）。他被捕以后，更公开的叛变，将他所知道的吉东的机关和负责同志全供出来，结果只有两个在产业同志被捕（东铁工人、区委），其余的都走了。关同志回家，到家以后也被捕，现在他已经放出来了（最近听说），但被人监视，不能自由活动。”[5]（P.212）吉东局被破坏后，杨松重新组建吉东特委，并且组织指导第五军的筹建工作。关书范的工作如何安排，吉东特委及宁安县委经过考虑，决定让他接替陈翰章的职务。关于这一点，周保中日记记载着，“时抗日联军第五军编建伊始，由上级党机关指派充任第五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6]（P.306）第五军成立之初，第二师还未组建完成，参与组建的有反日山林队、救国军余部等，由于陈翰章曾任救国军总部的秘书长，所以选派他担任政治部主任是最好的安排。1935年3月，第二师组建完成，陈翰章调任该师政治部主任，这样就出现了两个师首任政治部主任同为一人的现象。第五军创建之初，担任吉东局巡视员的李光林，也参与了第五军的创建工作。1935年11月4日，周保中就部队干部问题，给五军政治部主任胡仁去信，提议“陈翰章同志转调第二师参谋长，李光林同志担任政治部主任。”[1]（P.19）从此，陈翰章转为军事干部。
二、陈翰章担任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师长
周保中十分重视对陈翰章的任用。1935年7月，周保中致信李荆璞、关书范等人谈到，“军本部认为陈主任同志可调四军部参谋处的工作，陈同志虽未受过军事专门教育，但自参加反日救国军事工作以来，颇有相当之经验，在同盟军及改组以后，对于游击活动方面，不但直接领导部队间斗争，且对于全般策划有适当之见解。在军部领导干部分散与缺乏情形之下，陈同志有调回之必要。”[1]（P.10）由此可见，陈翰章曾经是第四军参谋长一职的人选。
1936年1月，陈翰章调回到第五军军部。1月20日，在宁安县北湖头召开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党委特别会议。周保中和王德泰讨论了第二军建立第二师的问题，决定由第二军“第三团、四团编为第二师，以史忠恒旅所部编为第六团，师长以史忠恒担任（原属救国军、义勇军），第四团政治委王润成担任师政治部主任，第五军第二师参谋长调转担任二军二师参谋长。若史不愿就二军二师之编制时，则以陈翰章或其他相当人员担任师长。”[7]（P.682）由此可见，陈翰章是第二师初建时的师长人选之一。
1936年9月25日，在吉东省、东满省党会议及二、五军党特别会议上，陈翰章被选为道南特委常委。此次会议结束后，周保中致信王松柏等人，信中谈到“根据全般工作的要求，以及目前斗争紧张状态，在第二军第二师师长史忠恒同志疗养给假期间，第二师师长职责由陈翰章同志正式代理。”[1]（P.94）
自从魏拯民、王德泰离开宁安后，第二军西部队在抚松、临江县等地活动。1936年12月27日，魏拯民致信周保中及五军党委，介绍了第二军目前的情况。“我们的干部方面，受了很严重的损失，亦可以说是整个东北反日运动的损失。……我们的意见，把二军二师陈翰章同志调来军部，你们赶快去信把二军二师史忠恒同志调回来，王润成和史同志领导二师工作。”[7]（P.723）从信中可以看出，在王德泰牺牲后，魏拯民是希望陈翰章担任第二军军长。
魏拯民提出调陈翰章的建议未能得到落实，如何解决第二军面临着的诸多困难。1937年5月25日，中共吉东省委致信南满省委、道南特委、二军党委、二军二师党委，决定“二军二师五团及既已改编为二军独立旅，第四团六个连拨出三个连编成第五团。第五团参加五军北部派遣队，侯国忠同志升任第二师副师长兼第四团长。第四团部与第二师师部暂时不分立建制，师部集中四、六两团之直接领导。……希望陈翰章同志应正式担任二军二师师长，王润成师政治委兼政治部主任。”[7]（P.1493）在第二军西部队处在困难的情况下，陈翰章同意第二师分兵一部，体现出他识大体，顾大局的精神。
三、陈翰章是抗联第十二个军级单位的指挥员
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发表的“东北抗日联军编制系统暂行条例草案”总则第四条规定，“联军总司令部以下军以上得设立方面军（或军团），临时指挥部统帅指挥二个以上军。”[2]（P.483）根据这一文件的精神，在南满党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建立第一路军。之后，东满和北满的抗联各军，也积极筹划建立第二、三路军的工作。七七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按照党的指示，抗联各部也开展新的工作。在周保中给侯启刚的信中谈到，“因国共合作，中共党已争得全国范围内展开活动，因此中共中央国际代表团，停止对东北党组织的直接领导，由中共中央派遣负责代表来东北担负党的集中领导。”[4]（P.16）
1938年8月1日，周保中给崔希亨的信记中谈到，“下江地带抗日联军自春季以来，有新方向之发展，与内地国民政府中央及蒋总司令（中正）朱总指挥（德）野战司令部取得直接联络，对东北游击运动有整个新计划。联军编三路军，南满第一路军第一、二两军;东满吉东第二路军第四、五、七、八军，救世军、义勇军;第三路军北满三、六、九军、独立师，直受国民政府中央军委领导。”[4]（P.20）在“抗日联军下江紧急通告”记载有，“遵照国共合作全民抗日统一战线拥护之国民政府中央林主席、蒋委员长暨北方战区朱总司令不久以前传达到着之指示，我东北抗日联军，编列全国统一一致之战时军制范围，一切军事政治建制行动，应以国民政府中央颁布之战时政令、军令为标准，参照东北实际情形，切实奉行。”[4]（P.18）东北抗联是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也着手按照民国军事编制进行改编。
当时中华民国军队军事编制是，“1930年5月中原大战前，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和受其指挥的地方杂牌军编制为十九个路军。……路军的编制一直延续到1938年始改路为集团军。”[8]（P.53）可见，在当时信息不顺畅的条件下，抗联实行路军军事编制，即反映了国共合作的特点，又体现了我党独立掌握抗日武装的要求。
1938年6月29日，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叛变后，抗联第一路军领导人决定召开第二次老岭会议。“将原来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改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将第一、二军，分别改编为第一、二方面军。”[9]（P.10）明确了“各方面军设立指挥部，代替军长，以总指挥部之集体领导对军进行领导指挥。”[9]（P.74）“据情报是按照集体领导制而进行领导指挥。”[9]（P.65）这就是第一路军所属各方面军，不再设置军长而设置指挥一职的原因。
关于建立第三方面军的问题，“据情报杨靖宇于本期末北上，将金德范部队并入第三方面军，正在改编中。”[9]（P.66）由于第二军四、五师主要在宁安、敦化、额穆、桦甸、安图等地活动，直到1939年6月初，两部队之间建立联系后，开始了建立第三方面军的工作。1939年7月上旬，在安图县汉窑沟，由魏拯民主持召开了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成立大会，陈翰章为方面军的指挥。以上所述，就是陈翰章为抗联军级干部最有力的证据及结论。
参考文献：
[1]安德喜.周保中抗日救国文集（上册）[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
[2]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M].人民出版社，1991.
[3]刘文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
[4]郭红婴.平南洋抗日斗争史略[M].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5]盛彦.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2）[M].中央档案馆，1989.
[6]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M].人民出版社，1991.
[7]崔圣春.东满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编上册[J].吉内出，2000.
[8]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第二卷）[M].重庆出版社，2009.
[9]毛振家.东北抗日运动概况[M].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责任编辑：胡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