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高健小说《闪光的黑暗》中国元素探析
内容摘要：日本战后作家开高健于1968年著长篇小说《闪光的黑暗》，讲述了其亲赴越南战场的真实经历。身处异国他乡的日本作家“我”却在该小说中运用了不少中国元素，本文将结合越南的历史背景、作家的自身情况来探究其意图，并阐释元素运用背后的寓意。
关键词：开高健 闪光的黑暗 越南战争 中国元素
一.引言
开高健（1930-1989），是日本战后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著有小说《恐慌》、《巨人和玩具》、《流亡记》等。1958年，开高健凭借短篇小说《裸体国王》获得日本芥川文学奖，与大江健三郎一起被称为日本战后文学的旗手。此外，开高健与我国有十分紧密的联系。1960年，开高健曾随日本文学代表团访问中国。其与中国的联系同样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1968年，开高健根据自己亲赴越南战场的经历发表长篇小说《闪光的黑暗》。日本开高健纪念会会长坂本忠雄曾评价道“这是在越南战场上经历九死一生后所著的日本战后战争文学的杰作”[1]。在这部长篇巨作中，身处越南的日本作家开高健却多次运用了与中国相关的元素，例如和美军大尉下中国象棋、与僧人的中文笔谈、当地的中华街和中华餐厅、写有唐诗的年贺卡、引用鲁迅的言论、友人所赠的汉诗等。本文将以其中主要的三个中国元素为研究对象，结合越南的历史背景和作家自身情况来探究其意图，并试图阐释元素运用的寓意。
二.与僧人的中文笔谈
战乱中，越南当地人们对着一池水跪拜，并虔诚地在岸边喝水。即使有手榴弹被投入池中，也无法阻止他们的行为。之后，便有了“喝池水就能包治百病”的傳闻。西贡政府担心这会助长人们的迷信心理，下军令派韦恩大尉来平息这一“骚动事件”。随军同行的“我”沿路遇见一位乞讨的老僧人，想到“一般这个年纪的僧人都是学过中文佛经的”，便通过书写中文与其笔谈获取了事件信息[2]。
此处，小说原文中并未直接展现出笔谈的实际内容，而是通过“我”将中文部分全部译成了日文。“我”作为一名日本作家，能在异国他乡与陌生的越南老僧人实现中文笔谈，是符合中越历史渊源的。首先，这体现了中文在佛教的亚洲传播、佛经的普及上的重要作用。佛教传入越南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从印度直接水路传入，二是经由中国走陆路传入。据悉，早在公元1世纪末，佛教便开始通过陆路由中国传入越南。同时，由中文撰写的佛经也得以在越南境内广泛传播[3]。“我”从观察老僧人的外表便推测其具备中文的阅读经验，间接肯定了中文佛经在越南的流传之广。
其次，这一行为展示出了“我”作为随军记者的个人素养。“我”主动与老僧人沟通正是源于记者这一身份带来的职业敏感。在自我介绍中，“我”也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来历，“尊师您好，我是路过的日本记者，也是一位小说家”，并对老僧人诚实地称道“因为我不会说越南语，只能观察人们的眼神和表情”。不论是笔谈交流，还是通过观察，这些都是“我”选择直面现实所展现出的智慧。日本文艺评论家埴谷雄高曾赞誉开高健为“直面国际恐怖现实者”[4]。
三.鲁迅的革命言论
当“我”越来越深入越南生活时，看着人们对战争发出“叹息、怒骂、祈祷、议论、主张、控诉、呐喊、胁迫、绝望”的报道时，想到了曾在草堆中见过的尸体。“我”写道，人们只要活着，眼睛、表情都是会动的，可尸体并不会，“他们看着我，也看着天空，就连苍蝇在眼珠上爬来爬去时也不会眨眼了”。亲眼见到这些残酷的画面、切身处在战场的“我”想到了鲁迅的话。小说中引用了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5]中关于革命的言论：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1927年12月，鲁迅发表杂文《小杂感》。那一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叛变革命;汪精卫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宣告失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无创反抗国名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后向井冈山进军，开创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中共召开八七会议，结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方针……正是在这样一个革命、反革命交替的年代里，鲁迅发出了呐喊。鲁迅认为“革命，反革命，不革命”这三者的结果都是“被杀”——这是他无奈而又愤怒地发声。
回到《闪光的黑暗》中，开高健的引用表明了与鲁迅有共通的感受。后文中，“我”也称道“如果要成为哪一方的支持者，就得做好去杀死某些人的觉悟”。小说中看似冷静的口吻，述说地却是残酷的事实。然而，开高作为日本作家，无疑是越南战争的局外人，他的立场最终还是与鲁迅不同。上述引用之后，“我”表示“我不会去杀人，也不会被杀死。也许会在餐馆、酒馆受爆炸死去吧。但是，我果然并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反革命者，更非不革命者。我是待在一个极其狭窄、有微光的地带中的一位视奸者”。“视奸者”是“我”对自己的定义，是带有愧疚的表达。“我”既有美军的同伴，也有越南的朋友、爱慕的对象。“我”经历过枪战、爆炸，却只能毫无反击地躲避和逃离。“我”只有一个人，在战争的大环境下“我”的立足很小、发声很轻。在“作者的话”中，开高健表述称“我无法杀死谁、无法拯救谁，也不是为了谁，而是想在亚热带的亚洲大陆上，在气味和回响以及种种状况下写出那份仅仅飘荡在空气与大地间的焦躁旋律。写下那既无人祈祷也无人诉苦的巡礼结局”[6]。
四.友人所赠的汉诗
这首诗是“我”从日本飞往越南的途中，来到香港和友人山田相聚时获赠的——“临风怀北无雁信，江水东流是那边。惟见洋场梧桐老，何颜可待重逢筵。”山田在香港工作了五年时间，能流利地用中文、广东话交流。该诗也是山田为“我”创作的。“吹着风思念北方（日本），却没有任何消息往来。江水向东流是要去往何方呢？我只能看着洋场（香港）这里的梧桐树渐老，又有何颜面可以期待与你再次相聚呢。”山田想表达的是对即将飞往越南的友人“我”的思念之情。当“我”来到越南之后，这首诗“一直都在我的钱包中，我不知已经念了多少遍，现在已经可以背诵了”——“我”十分喜爱这首诗，在异国家乡对故乡、友人、亲人、爱人产生了浓浓的思念之情。
然而在小说的后半，这首诗再次登场。山田原本是要升职从香港回到东京的，但是途中来到了越南，不巧遇上了政变被迫留了下来。于是，山田有了在越南与“我”共事的机会。这首诗便是两人共事后、小说即将步入尾声之时再次出现。“山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寂寥的微笑。阳光下略显粗糙的脸上，是一副令人痛心、又让人无法言语的表情。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在香港的餐厅二楼中他送我的那首四言诗。”之后，“我”还提到“梧桐是梧桐树吧，可是这里只有罗望子树。就只能分清楚雨季和干季，而无法知道秋天了吧。那‘老去也感受不到了吧”。梧桐为落叶树，罗望子则是常绿乔木，“我”在这里是将越南的罗望子树和香港的梧桐树做了对比。此时，“我”的感情和第一次获赠诗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两相对比下，对于越南的罗望子树不落叶就不知秋这点来看，“我”借自然抒发了心中的悲哀和无奈。
从香港获赠诗，到越南切身体会战争，这一段漫长的经历之中，随着阅历的增加、“我”的心境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来越南以前，“我”是带着记者、小说家那份责任感，想要亲眼见证事实、传达事实。而到了越南以后，亲眼看见形式各样的尸体、公开处刑两个敌对阵营的孩子等等残酷现实之后，“我”心中却变得悲哀和无奈。正如鲁迅弃医从文，想用文字唤醒中国人民的良知。在此，开高健也正是希望通过记录现实于文学，表达出自己对战争的理解、让更多的人看见战争的事实。日本现代作家丸谷才一对该小说的评价为“通过这部作品，读者是能够看清战争事实的，不仅仅限于某一战争，而是普遍意义的战争。并且也能够认识到人间的不幸”[7]。
五.结语
《闪光的黑暗》是日本作家开高健通过自己远赴越南的亲身经历创作出的长篇小说，是将现实写入文学的作品。小说以越南战争为背景，叙述了作家眼中真实的战场。本文结合了越南的历史背景、作家自身的体验对小说中运用的中国元素进行了分析。中国元素的运用给小说增添了一份更真实的越南体验，也能令读者产生更强烈的共鸣。在这样一个严肃的背景下，小说中也不乏“我”同友人间的日常描写。然而，平淡的生活背后更加凸显了战争的残酷性和不可理喻性。胡建军称“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岁月的思考，开高健以传统纪实小说的报告文学无法企及的深度向我们再现了一个越战的真实场面”[8]。作家自称为“视奸者”，面对战火和死亡不由地发出“那不是战场，是屠宰场”的心声。
参考文献
[1]坂本忠雄.開高文学の生命力.『文藝別冊開高健〈増補新版〉体験からの文学』.河出書房新社.2015年
[2]開高健.輝ける闇.『開高健全集 第6巻』.新潮社.1992年
[3]释寿乐.越南佛教文化——在多样中统一.《发音》.2017年01期
[4]埴谷雄高.事実と記録の時代 -開高健について-.「国文学 解釈と教材の研究27（15）」.1982年11月
[5]鲁迅.《而已集·小杂感》.译林出版社.2018年
[6]開高健.著者の言葉（『輝ける闇』）.『開高健全集 第22巻』.新潮社.1993年
[7]丸谷才一.とにかく読んでみたまえ*輝ける闇.『コレクション 開高健』.潮出版社.1982年
[8]胡建军.日本战后“废墟一代”的空虛与悲哀——开高健文学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基金项目：2018年度南昌大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开高健文学作品的中国元素运用及寓意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X2018131。
（作者介绍：詹杭颖，南昌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语语言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