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及对档案界的启示
首小琴
摘 要：通过网络、文献、邮件等方式，对我国图书馆界数十家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情况进行了调研。结果发现，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经历近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资源库的资源建设与用户服务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在资源库的采集模式、检索功能、资源共享、著作权保护方面体现了一定的特点。这启发我国档案界，若要做好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工作，需提高对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的重视度，选择合适的资源采集模式，提供多功能的检索途径，提升资源共享程度和加强著作权保护等。
关键词：图书馆；口述档案；口述档案资源库；档案界；调研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口述档案就进入了我国档案界的视域。当前，在理论研究层面，口述档案研究范畴已涵盖口述档案的定义、价值、特点、资源建设以及与社会记忆的建构关系等领域，并初步形成了以赵局建、黄项飞、潘玉民、王玉龙等为代表的核心作者群；从政策和实践层面来看，2013年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杨冬权视察福建省档案馆时提出要加大档案资源建设，注重加强口述档案的抢救工作。2014年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杨继波在广西少数民族口述历史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了做好口述历史工作的价值与意义。[1]近年来，我国档案界各领域的口述档案实践工作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态势。遗憾的是，口述档案资源库作为一种资源管理、利用与共享的载体与平台，在口述档案资源开发与利用服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现有研究显示，目前我国档案界尚未有可供用户利用的口述档案资源库。而作为相近领域的图书馆界，在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方面却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此，笔者尝试通过网络、文献、邮件等方式对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进行调研，了解其现状，总结其经验与特点，希望能为我国档案界的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提供借鉴。
1 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的现状
随着口述档案研究和口述档案工作的兴起，以及口述档案资源库作用的逐渐显现，我国一些图书馆先后开展了与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相关的实践工作。200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为周本初等知名学者做了口述访谈，以视频的方式记录了他们参与“保钓”的个人经历，并以此形成的口述档案资源为基础构建了资源库[2]；同年，汕头大学图书馆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口述历史资源建设与应用研究”和CALIS“十五”专题特色库项目，开始潮汕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工作[3]；自2009年起，湖南图书馆分季分主题地制定了口述历史的专题性挖掘计划，包括“寻找城市记忆”“寻找湖南地下党人”“寻找湖南抗战老兵”“寻找湖南民间达人”等，为湖南红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4]；2012年，国家图书馆正式启动“中国记忆”项目，以采集口述档案和影像文献的方式，建立口述档案资源库体系；2015年，中山图书馆亦开始征集抗战老兵的口述回忆资料，并尝试相关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的研究。[5]当前，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已历经近十年的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下面，笔者将结合相关调研情况从资源库数量、资源内容、资源类型和用户服务等几个方面分析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的现状。
1.1资源库数量。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开展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的图书馆有十几家，除了尚未向用户开放的和暂时无法访问的，纳入本次考察范围的图书馆有10家，其资源库名称各异，大多以“多媒体资源库”“口述资源库”“口述历史数据库”“文化记忆资源库”“专题资源库”为名，不过其本质上都具有一定的口述档案资源库性质。在统计的10个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中，其中1个国家级，5个省、市级，1个区（县）级，3个高校。
1.2资源库的资源内容。从口述档案资源库内容来看，涉及的主题分布较为集中，主要有以下几类：地域特色风俗文化、抗日战争和红色革命、重大历史事件等。地域特色风俗文化主题有5家：顺德市图书馆、杭州市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吉首大学图书馆、汕头大学图书馆，占了50%；抗日战争和红色革命记忆主题有4家：国家图书馆、湖南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厦门市图书馆，占40%；重大历史事件主题有1家，即清华大学图书馆开展的一九七零年“保钓”口述项目。可见，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的内容主题集中分布在地域特色风俗文化、抗日战争和红色革命方面，这与我国图书馆顶层设计层面开展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有一定关系，但该特征也暴露了资源库内容主题单一的问题。
1.3资源库的资源类型。从资源库的资源类型来看，口述档案资源库中资源不仅有口述视频、音频，还有图片、文字抄本、传统档案和书籍目录等，这些多种形式的资源相互配合构成一个丰富的口述档案资源库。以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6]为例，该口述专题资源库不仅收集到了70余小时、数十万字的口述档案音视频，还囊括了数量众多的珍贵手稿、日记、大量照片和非正式出版物。又如，武陵山区民族口述数据库[7]，该库的资源除了大量的口述档案视频、音频外，还有转录的口述文字抄本，以及相应配套的图片、實物、图书目录等，类型相当丰富。
1.4 资源库的用户服务。从资源库的用户服务方式来看，当前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的服务方式主要是为用户提供检索、浏览、下载等资源获取功能，同时个别资源库还提供了资源推送、共享等功能。如“中国记忆”口述资源库，该库不仅提供了检索、浏览和下载功能，同时还通过人人网、QQ空间、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推送共享，此外还开通了官方微博，实时分享相关信息。从用户的类型来看，口述档案资源库的用户类型多样，既有历史研究学者，也有普通用户，既有耄耋老人，又有青年学生。从资源库的用户服务效果来看，大部分资源库的访问量还不是很高，一般在10万人次以下，多媒体的关注度和粉丝量一般在1000人左右。
2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的特点
2.1 资源采集模式具有多元化。当前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的资源采集模式主要有“自建”模式和“混合”模式。所谓“自建”模式，主要是指图书馆依靠自身力量，通过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等承担采集口述档案资源的工作，并据此建设口述档案资源库。如吉林省图书馆的红色历史文化资源库项目试点专题[8]——东北抗日联军专题资源建设，该馆依靠自身力量对抗联老战士和抗联子女进行了抢救性的口述史访问，获得了第一手口述档案资料。又如顺德市图书馆，自2010年开展口述历史项目以来，已通过自身访谈制作完成了93辑口述历史视频，建设了顺德口述档案资源库[9]。“混合模式”是指图书馆既自主采集口述档案资源，同时又通过与其他单位、社会媒体等合作进行采集、征集、购买口述档案资源的模式。如湖南省图书馆的口述项目，不仅自己开展口述访谈采集资源，同时又从外部渠道（如报刊、书籍）摘录了大量的口述资料[10]；又如，杭州市图书馆的“水墨杭州”民间记忆项目，最开始是馆员亲自去采访拍摄，后来与相关电视台、机构等合作，直接购买口述资源或纪录片[11]。据统计，在调研的10个口述历史项目中，其中6个口述档案资源库的建设是“自建”模式，4个是“混合”模式（1个自建与征集混合，2个自建与购买混合，1个自建、征集、购买三者混合）。这说明在当前我国口述文献资源库建设的初期，由于各图书馆条件的差异，资源采集尚无统一的模式，采集模式具有多元化。
2.2 检索途径具有多样性。当前我国图书馆大多数口述档案资源库的检索不仅有基本检索，还有高级检索。基本检索主要是按照“题名”“时间”“访谈者”等主要字段构成的简单的检索功能，每次只能输入一个字段进行检索，检索简单，操作容易，但不能满足较為复杂的检索需求。以顺德口述历史资源库[12]为例，该库的检索功能仅仅提供了“口述视频名称”“发布时间”两种字段的检索，而且每次仅能用一种字段进行简单检索；高级检索可同时进行多种字段检索，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途径和检索点，实现各项数据间的“与”“或”“非”的逻辑组配检索、多次循环检索等，能够满足较为复杂的检索需求，但需要对资源元数据进行深度描述和著录标引，工作量大、技术难度高。以福建文化记忆资源库[13]为例，该库不仅提供了基本检索，还提供了多功能的高级检索，高级检索不仅提供了多字段同步检索，还可以将检索结果按照“日期”“相关度”的方式进行排序和按照主题范围进行筛选，检索功能较为丰富和智能。多样化的检索方式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检索需求，是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
2.3 资源库共享度逐渐提高。2012年前，很多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仅提供了浏览访问、下载功能，尚未有图书馆提供资源共享方式。2012年，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不仅开通了官方微博，还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进行推送共享，开启了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共享的新途径。2013年，湖南红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采取边建设边服务的方式，先后通过本馆局域网和互联网向社会进行开放，并通过微信等新媒体向读者推送。当前，随着新技术新媒体的不断应用，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通过微信、微博、博客等推送口述档案资源库的相关信息和链接，促进了口述档案信息资源的传播和共享。
2.4 著作权保护意识有待增强。为了保护著作权，很多国外图书馆从政策和技术两个维度对口述档案著作权进行保护。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对网络环境下的口述档案资源库利用做出了详细规定：“口述历史档案的所有参与者（包括采访者与受访者）对资料拥有版权，用户在用于出版和传播之前需要获取他们的许可。”[14]同时，为了避免敏感内容被公开，该馆还通过技术手段对口述档案进行处理，既保护了敏感的内容，又确保了用户可以利用公开的部分。相比之下，笔者在调查的我国图书馆所有口述档案资源库中，尚未看到关于著作权保护的说明和措施。同时，笔者通过邮件、电话对一些图书馆进行了调研，这些图书馆关于口述档案资源库的著作权保护尚未采取相关措施。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中的著作权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
3 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对档案界的启示
3.1提高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的重视度。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我国开展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的图书馆已有十几家，当前能够基本提供利用的有10家。一些图书馆为了开展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工作而建立了相关组织机构，如湖南图书馆2008年成立湖南红色记忆多媒体资源库项目组，清华图书馆2011年正式成立“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2012年成立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等等。可见，图书馆对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工作相当重视。然而，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档案界对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我国档案界应充分认识到建设口述档案资源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重视口述档案资源库的建设，加强组织机构、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投入，建设高质量高水平的口述档案资源库；同时，行业学会等有关部门和学者也要加强口述档案资源库研究，制定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的标准规范。
3.2 选择合适的口述档案资源采集模式。由于各图书馆在资金、技术、人才、工作经验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使得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的资源采集存在着自建模式与自建、购买、征集、合作等混合模式。当前不同模式的共存共生，也是国际上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采集工作中常见的现象。这就启发我国档案界在制定口述档案资源建设计划时，不可一味效仿他人，而是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资源采集模式：自身具备开展口述档案资源采集能力的，可以选择自建模式，独自采集口述档案资源，有利于节约成本；自身不具备条件的，可以通过合作、征集、购买等混合模式采集口述档案资源，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口述档案资源的质量。
3.3 建立多功能的口述档案资源库检索途径。建立功能丰富的口述档案资源库并提供相应的检索功能，是开展口述档案用户服务的基础。当前我国一些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的检索方式提供了基本检索和高级检索，而且形成了功能丰富的检索能力，能够适应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同时，为了确保检索功能的实现，这些图书馆对不同载体的口述档案进行分类与主题标引，同时对每份数据都进行详细的元数据描述，如受访者、题名、项目、出版日期、访谈摘要、主题范围、访谈日期、抄本的链接等。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档案界应借鉴图书馆的经验，做好资源采录工作，提供较为详尽的元数据信息描述，进行深度著录标引，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提供多功能的检索方式，为用户发现和检索口述档案资源提供便利。
3.4 利用新技术、新媒体提升资源共享程度。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新媒体的应用有助于口述档案资源共享的实现。对此，唐纳德·里奇评论道：“互联网为分享和推广口述历史访谈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可能性，不管是以抄本还是以音视频记录形式存在。”[15]从调研中可知，当前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中，已有愈来愈多的图书馆采用新技术新媒体对口述档案资源进行推广传播。据了解，图书馆的这种做法得益于美国图书馆的启发，很多美国图书馆都运用了多种社交媒体，对口述文献工作和项目信息进行推广传播，使很多美国民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相关的口述文献信息和新的口述项目。以班克罗夫特图书馆为例，该馆同时运用了twitter、Facebook、YouTube、Sound cloud、Instagram、blog等6种网络社交媒体对口述文献进行推广，而且每一种社交媒体在更新频率和应用功能方面各有不同[16]。因此，我国档案界要想提高自身影响力，应紧紧抓住信息时代发展的机遇，善于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开发口述档案资源，敢于尝试利用微信、微博、客户端等社交媒体推进口述档案资源的共享。
3.5 强化口述档案资源的著作权保护意识。无可否认，当前我国图书馆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中，关于如何开展著作权保护还没采取太多的措施，著作权保护意识还有待加强。这并不意味着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可以忽视著作权的保护。研究表明，“口述档案作为口述者的回忆，是对口述者过去经历的原始记录，涉及了口述者及相关人士的过去甚至隐私。口述者理应作为口述档案的著作权主体之一，享有对口述历史的各种权益。档案部门在提供口述档案资源利用时，有责任对口述者的著作权和隐私权进行保护”。[17]在此方面，很多国外图书馆从政策和技术两个维度对口述档案著作权进行保护，以杜绝和防止资源库建设产生著作权侵权和泄露隐私的隐患，避免因著作权纠纷而引发法律纠纷。这就启发我国档案界在开展口述档案资源库建设时，要强化著作权保护，从政策和技术两个方面采取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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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惠州学院 来稿日期：2017-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