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生元情绪、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马丽铭

    

    

    

    〔摘要〕元情绪是个体对自我情绪的认知、表达、调节、监控、预测及体验等的能力。应对方式是个体在应激事件面前为缓解自身压力，维持自我平衡而采取的一系列反应方式。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照自我的衡量标准对其生活各方面的整体评估。本研究采用中学生元情绪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和中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对764名高中生考察，探究高中生元情绪、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显示：1.高中生元情绪整体水平较高;2.高中生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也会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但更多的是采取积极应对;3.高中生总体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4.元情绪正向预测积极应对，负向预测消极应对;积极应对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消极应对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5.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元情绪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高中生;元情绪;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

    〔中圖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07-0021-05

    一、引言

    萨洛维（Salovey）等[1]基于情绪智力理论的研究提出了元情绪的概念，他指出元情绪是个体对于情绪的理解、监控、评价以及对调节过程的反思与监控。从理论角度来看，元情绪是指个体在觉察自我情绪的前提下，对情绪的产生、发展、变化的总体认识，并在认识的驱动下对自我情绪进行合理的评价，最终达到自我情绪调节和反思的整个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能力。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积极心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根据迪纳（Diener）[2]的观点，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从自我的评价标准出发对自己生活质量的综合性评价。丁新华、王极盛、迪纳（Diener）[3-4]指出主观幸福感可以作为个体生活品质和心理健康的重要衡量指标。所以，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高低对个体来说显得非常重要。应对方式最早为墨菲（Murphy）[5]提出，他认为应对方式是一种个体为提高自身适应性而出现的心理活动。黄希庭等[6]的研究认为，应对是个体为缓解心理压力而做出一系列的认知与行为上的努力。许多研究均表明，个体面对压力源时采用不同性质的应对方式对其身心健康具有重要影响。

    教育部2012年修订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心理健康教育的总体目标是提高全体学生的心理素质，培养他们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充分开发他们的心理潜能，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可持续发展，为他们健康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定基础。”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应对方式和心理品质，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和未来生活的幸福。研究高中生的元情绪、应对方式和主观幸福感，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探索高中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途径与措施、促进高中生心理健康、促使学生更幸福地生活和学习有着积极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选取广东省恩平市和台山市某两所中学高一至高三学生作为被试，共837人。测试指导者均为心理学专业毕业的专职心理教师，研究过程中共发出问卷837份，回收问卷818份，回收率97.73%，剔除漏填、错填、乱填的无效问卷54份，剩下有效问卷764份，有效率为93.34%，被试详细情况如表1所示。

    （二）工具

    1.中学生元情绪问卷

    中学生元情绪问卷由浙江师范大学应贤慧[7]编制，问卷分属情绪表达、情绪识别、情绪调控、情绪预见和情绪体验5个维度，采用6点计分，共34个题项。总问卷的同质信度为 0.89，分半信度为 0.85，符合统计的测量标准。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0，各维度的α分别介于0.60～0.87之间。

    2.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解亚宁[8]在国外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人群特点编制了简易应对方式问卷，问卷采用自评法，采用4点计分，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不同的应对方式的发生频率进行自评。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的重测信度为0.89，α系数为0.90;积极应对维度分量表α系数为0.89;消极应对维度分量表α系数为0.78。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70，可以接受。

    3.中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

    张兴贵[9]在总结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文化背景，编制适用我国青少年群体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该量表采用7点计分，分为两个部分：快乐感和生活满意度。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介于0.87～0.93之间。本研究中总量表的α系数为0.94，各分量表的α系数介于0.61～0.91之间。

    （三）数据处理

    采用SPSS22.0和Mplus7.0软件对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和分析。

    （四）研究假设

    H1：元情绪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H2：元情绪对积极应对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应对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H3：积极应对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消极应对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

    H4：应对方式在高中生元情绪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由于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效应，所以在问卷收集回来后对数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百分比为17.89%，小于40%，可以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高中生元情绪、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概况与差异

    由表2可知，高中生元情绪的因子均分为4.07，表明高中生的元情绪整体良好。高中生的应对方式中以积极应对为主，因子均分为2.08。主观幸福感因子均分为4.30，表明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

    由表3可知，高中生的元情绪、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主观幸福感在性别这一人口学变量上差异不显著。不同年级学生的元情绪呈现显著差异（p<0.05），事后检验表明，高一学生的元情绪显著高于高三学生的元情绪;高二学生的元情绪也显著高于高三学生的元情绪。不同年级学生在积极应对因子上呈现显著差异（p<0.05），事后检验发现，高一学生的积极应对明显高于高二学生;在消极应对因子上，各年级间差异不显著。在主观幸福感这一因子上，不同年级间存在显著的差异（p<0.01），事后检验显示，高一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均明显高于其他两个年级。此外，曾任过班干部的学生和从未任过班干部的学生在元情绪、积极应对、主观幸福感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前者均明显大于后者。

    （三）高中生元情绪、应对方式、主观幸福感的相关

    由表4可知，高中生的元情绪与应对方式中的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元情绪与积极应对相关系数达0.428（p<0.01）。说明元情绪水平对学生采取积极应对的程度有着重要影响，学生元情绪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面对挫折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元情绪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546（p<0.01）。这表明元情绪水平对学生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影响，学生元情绪水平越高，其主观幸福感就越高。高中生应对方式中的积极应对与总体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总体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其中积极应对与总体主观幸福感相关系数为0.425（p<0.01），说明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的挫折中采取积极应对的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就越强。而消极应对与总体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系数为-0.197（p<0.01），相关系数较弱（小于0.3）。

    （四）元情绪、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

    由表5可知，元情绪对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元情绪和应对方式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考察二者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在进行逐步回归过程中，最先进入回归模型的是元情绪（=0.415，p<0.001），其次是积极应对（=0.225，p<0.001），最后是消极应对（=-0.086，p<0.001），三个自变量综合起来可以解释主观幸福感变异的33.6%（?R2=0.336）。模型回归显著，p值均小于0.001，这表明元情绪、积极应对、消极应对都对主观幸福感有直接影响。

    （五）应对方式在元情绪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Mplus 7.0构建双重中介作用模型，用Bootstrap（N=5000）校正参数估计的标准误和置信区间并检验中介效应。当中介效应的95%CI不包含0时说明中介效应显著，反之若包含0则中介效应不显著。

    表6显示，元情绪（=0.415，p<0.001）和积极应对（=0.225，p<0.001）对主观幸福感都具有显著正向直接预测作用，而消极对主观幸福感则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0.086，p<0.01）。元情绪对积极应对（=0.482，p<0.001）和消极应对（=-0.262，p<0.001）分别具有显著正向和负向预测作用。模型对主观幸福感（R2=0.339）和积极应对（R2=0.232）的预测效力较好，但对消极应对的预测效力较差（R2=0.068）。

    由表7可知，积极应对（indirect effect=0.108，SE=0.019，95%CI=[0.074，0.148]）和消极应对（indirect effect=0.023，SE=0.009，95%CI=[0.074，0.148]）分别在元情绪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都显著，总的中介效应也显著（indirect effect=0.131，SE=0.021，95%CI=[0.093，0.174]）。由于元情绪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表7），因此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别的中介作用均为部分中介。其中，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76%，总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4.0%;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占总中介效应的82.4%，占总效应的19.8%;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占总中介效应的17.6%，占总效应的4.2%。因此，元情绪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为直接影响，其次是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在中介作用中，积极应对占主导。

    四、讨论

    本研究显示，高中生的元情绪与积极应对呈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元情绪水平高，个体能准确识别自己的情绪变化，并能有效采取相应措施化解自身的情绪困扰;而元情绪水平低，个体对自身的情绪把握不准，不能正确预料到各种外界干扰对自己造成的危害，当情绪困扰得到不合理解决时，更容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处理问题。元情绪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王妍[10]的研究也指出，元情绪与总体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元情绪水平高的个体更能准确地把握自身的情绪变化，对情绪的引发进行合理的归因，并能对情绪进行有效地调控，所以总体主观幸福感较高。积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而消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相关，卢慧[11]的研究也指出，高中生的积极应对与内隐幸福感呈正相关，消极应对与内隐幸福感呈负相关。杨立宝[12]的研究也发现，积极应对与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而消极应对与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积极的应对包括主动解决问题、倾诉、求助他人等，个体在面对挫折时，如能采取积极应对的方式，情绪会更加乐观稳定，问题也会及时得到解决，个体的幸福感也会在一次次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得到提升。相反，个体习惯性地采取消极应对，遇事胆怯、逃避、退缩，这不但对于问题解决起不到任何作用，还会导致个体个性上变得更加自卑，影响其整體的幸福感。根据回归分析，元情绪对积极应对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对消极应对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积极应对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消极应对可以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这证实本研究假设。

    中介作用结果显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元情绪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积极应对在中介作用中占主导地位。孟欢[13]在其研究中指出，个体元情绪水平高，更倾向于用正向心理来克服负性情绪，以一种积极的信念来克服挫折。元情绪水平高的个体，在面对困境时，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面对问题，努力寻找各种有效途径解决困难。一旦问题解决了，学生由此产生的各种情绪困扰便会减轻，内心也会产生由克服困难带来的各种成就感，而自身整体的幸福感也随之提升。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高中生元情绪整体水平较高;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他们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也会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但更多的是采取积极应对;高中生总体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元情绪可以正向预测积极应对，负向预测消极应对，个体元情绪水平高，在应对方式上更倾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其整体主观幸福感也会越高。积极应对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消极应对显著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在元情绪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元情绪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为直接影响，在中介作用中，积极应对占主导作用。

    （二）启示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根据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特点，运用有关心理教育的方法和手段，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和素质全面提高的教育活动。学校要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开展相应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活动，组织学生参与心理素质拓展的实践，运用各种资源和途径，为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元情绪在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非常突出[14]，学校在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要重视学生情绪管理能力的培养，开设相应的元情绪课程，通过各类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元情绪水平，从而帮助学生提高幸福感;同时在教育过程中还可以注重培养学生形成积极的应对方式，促进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参考文献

    [1]Salovey P，Mayer D J，Goldman L S，et al. Plafai T P. Emotional attention，clarity and repair：exploring emotional intelligence using the trait meta-mood scale[J]. Emotion，Disclosure，and Health. Washington，D. 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n，1995：125-154 .

    [2]Diener E.Subjective well-being[J].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4，95（3）：542-575.

    [3]丁新华，王极盛.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4（01）：59-66.

    [4]Diener E.Assessing Subjective well-being：Progress and opportunitie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4（31）：103-157.

    [5]白晓旭. 中学生人格特质、应对方式与心理韧性的关系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7.

    [6]黄希庭，余华，郑涌，等.中学生应对方式的初步研究[J].心理科学，2000（1）：1-5，124.

    [7]应贤慧. 高中生元情绪的结构与测量[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09.

    [8]解亚宁.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2）：114-115.

    [9]张兴贵，何立国，郑雪.青少年学生生活满意度的结构和量表编制[J].心理科学，2004（5）：1257-1260.

    [10]王妍. 高中生积极心理资本、元情緒及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及对教育的启示[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2.

    [11]卢慧. 高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应对方式与内隐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0.

    [12]杨立宝. 高中生情绪智力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2.

    [13]孟欢，范会勇.中学生元情绪、心理弹性及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J].科教导刊（上旬刊），2017（1）：186-189.

    [14]陈蓓.元情绪在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J].教书育人，2019（4）：41.

    （作者单位：广东省恩平市第一中学，江门，529400）

    编辑/刘永胜 终校/刘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