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与台湾学校体育发展的比较

    温洪泽

    摘 要:为了深化对学校体育本质的认识,探索学校体育的发展规律,对大陆与台湾学校体育的发展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两地学校体育本是同根同源,均来源于日本的学校体育;两地学校体育的发展轨迹不同,大陆学校体育的发展轨迹比较曲折并有反复,台湾学校体育的发展轨迹比较平缓;两地学校体育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发展方向趋同;两地学校体育的整体发展历程可谓殊途同归,寓意深长。

    关 键 词:学校体育;学校体育发展比较;体育教师教育;中国大陆和台湾

    中图分类号:G807;D67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2-0081-05

    回眸大陆与台湾学校体育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大陆和台湾学校体育大致经历了建立初期的大同、发展中期的不同、现阶段的趋同3个阶段。两地学校体育的发展过程实质上都是对域外体育文化学习和本土化改造的过程。由于两地长期处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之中,学校体育因而也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学校体育的百年发展历程中,两地学校体育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需要相互借鉴。

    1 发展比较

    1.1 学校体育同根同源

    大陆和台湾均没有孕育出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体育,学校体育是漂洋过海的舶来品。大陆学校体育是在晚清统治者认识到落后的封建教育是旧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怀揣救亡图存的梦想“被迫而又主动”地由日本引进现代教育制度时一并引进的。台湾学校体育是伴随日本侵台开展殖民教育而强行输入的。大陆学校体育是在1904年正式建立,台湾的学校体育是在1898年正式建立。虽然两地学校体育正式建立的时间略有不同,但是均来源于日本的学校体育,根源上均是西方的学校体育。

    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张之洞等人重新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并下令在全国实施。在《奏定学堂·学务纲要》中规定:“各学堂兼习兵学——中国素习,士不知兵,积弱之由,良非无故。……兹于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以肆兵事,并于各高等学堂中讲授各国海陆空军政学,俾文科稍娴戎略。”《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均要开设体操科,每周3小时,体操科的内容为普通体操、有益之运动、兵式体操。从此,体操科成为学校教育中一门不可或缺的课程,体育在学校的普遍实施有了法律依据,标志着学校体育在大陆的正式确立。《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体操课程与同期日本中小学的体操课程几乎完全一致,全盘照抄了日本的体操课程[1]。

    台湾的学校体育是随着“台湾公学校令”、“公学校规则”的出台以及公学校的普及推广才正式确立的。早在日本据台的1895年,“台湾总督府”就在台湾建立了国语传习所,国语传习所中开设体操课,但体操课属于选修课。国语传习所中体操课的开展情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国语传习所所长的办学理念。国语传习所建立之后,发展迅速,到1897年(明治30年) 4月已有16所,分教场(亦即分校)34所[2]。随着国语传习所的数量不断增加,“台湾总督府”的财政压力逐渐增大,而此时,民众逐渐开始接受日本的新式教育,愿意出资办学的人士不断增多。在这种情况下,总督府借机将办学成本转移给民间。总督府于1898年7月28日,以敕令第178号公布了“台湾公学校令”,鼓励民间出资办学,但是保留绝对的监督和管理权。“台湾公学校令”公布之后的8月16日,总督府以府令第78号,公布了“台湾公学校规则”,明确了具体的教授科目,体操连同修身、国语(日语)、作文、读书、习字、算术、唱歌等列为公学校教育中的必修科目。体操每周2小时,内容为游戏和普通体操。“公学校令”和“公学校规则”颁布后,有关教育的目的、方法、内容、教则、授课时数、编制、修业年限等都有了明确的规定,以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立场而言,台湾的初等教育已经确立[3]。体育以体操的名义,随着近代台湾学校教育制度的确立正式落户台湾。

    1.2 学校体育的发展路径趋异

    大陆与台湾学校体育的发展路径不同,大陆学校体育以革命方式发展,路径几经反复并出现断层,最终步入正轨。台湾学校体育以渐进方式发展,虽然也曾遭遇挫折,但整体路线比较平稳。

    大陆学校体育最初是在“体育救国论”的思潮下仿造日本学制引进的。晚清政府将兵式体操作为重点,企图通过学习兵操强国强种、保家卫国。学校体育在引进伊始就背负着无法承受之重。在《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师资不足的问题十分严峻,体操教员更是极端匮乏。在对体操缺乏深刻认识的情况下,政府雇佣大量素质低下的退役士兵充当体操教员。1920年徐一冰在《20年体操谈》中说到:“一般无知识无道德的营弁之士兵,竟一跃而为学校教师,品类不齐,非驴非马,既不知教授为何物,又不知学堂为何地,酗酒狂赌,好勇斗狠,无所不为,不一年学校之名誉扫地,社会之信仰尽失,学生父兄,多仇视体操一科。”[4]结果,兵操课在大陆开展了长达20年之后,最终被废除。兵操不但没有实现体育救国的初衷,还因为聘用退役士兵充当体操教员而使体育科的名誉扫地,也损毁了体操教员的形象,为体育人建立了“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第一印象。受此影响,学校体育虽已经历百年的进化与发展,但是体育教师的社会形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对体育教师的偏见还广泛存在。

    台湾学校体育最初是伴随着日本殖民者占领台湾,在台湾建立以日语为中心的教育引进的。台湾体操科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廉价劳动力,相较于大陆学校体育救亡图存的使命要轻松很多。因此“台湾总督府”在推动学校体育的发展时,比较从容。“台湾总督府”在公学校开展体操科教学时,了解到当时台湾学生及其父兄对体操科,尤其是体操科中的兵式体操持有排斥和担忧情绪,害怕学习了兵式体操后会被抓去充军,因而时常拒绝上学。同时,“台湾总督府”也担心兵式体操教学会唤起台湾人的军事团结,威胁自己的殖民统治。因此,采用了双方都比较容易接受的处理方法,将兵式体操革除,这样,台湾公学校体操科的内容只有普通体操和游戏[4]。“台湾总督府”自1898年开始鼓励地方出资设立公学校,除教师的俸禄和差旅费外,其余一切费用都由地方支出,同时保留绝对的监督权和管理权。失去了“台湾总督府”的财政支持,台湾公学校的数量每年虽有增长,但是发展缓慢。因此,台湾并没有出现因学校数量激增而导致师资不足的状况。公学校的教师一半以上来自日本,他们的教学很快就赢得了学生的认可,很多学生开始喜欢体操课。学校还通过定期举办运动会,并邀请家长参观的方式,让家长加深对体育科的理解。很多家长在了解体育科后,慷慨解囊支持学校办学。

    因此,台湾公学校的体操科在推广之初并没有出现因为体操课内容乏味和体操教员品质恶劣而使学生及其父兄厌恶体操和体操教员的状况。台湾的学校体育在初期虽然发展缓慢,但是学校体育形象没有受到负面影响。

    大陆学校体育在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折的路。大陆学校体育在建立初期全盘接受日本军国民体育,军国民体育推行20年后效果不佳,遭到社会各界的批判。正在军国民体育成为千夫所指之时,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美国的自然主义体育,它轻而易举地将军国民体育取而代之。新中国成立后,自然主义体育因为大陆政权的更迭而被请下神坛,苏联社会主义体育落地生根。大陆学校体育在苏联社会主义体育的指引下快速发展,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学校体育理论体系。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体育被军事和劳动取代,几乎完全中断。十年浩劫过后,大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体育学术界也迎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时期,一些新的体育思想蜂拥而至,最后在“健康第一”学校教育思想的统领下,建立了以“健康第一”为指导,以终身体育为主体,多元学校体育思想并存的学校体育新格局。在健康第一指导思想下开展的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基本上是自然主义体育的回归与重构,课程文件的名称也重回解放前的状态。因此,大陆学校体育是在经历了几次大的波折和坎坷之后才步入正道的。在这几次大的波折过程中,大陆学校体育较多受到社会环境、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干扰,采取较多大是大非、非此即彼的极端做法,全面学习、彻底否定过多,批判性继承过少,学校体育忙于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徘徊,缺少独立思考和自我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因此,大陆的学校体育不仅学习对象多而杂,而且中间还有长达10年的文革中断期,学校体育的发展具有反复性和间断性。

    相较于大陆学校体育的曲折往复,台湾学校体育的发展则较为循序渐进,少了很多波澜。台湾学校体育在日治时期一直以日本本土的学校体育为蓝本,并逐渐与日本内地的学校体育趋于一致。日治时期,随着殖民政策的不断调整,日本和台湾一体化的程度逐渐加强。在本土延长主义时期(1914—1930年),台湾的学校体育和日本本土的学校体育已基本趋于一致,关于学校体育的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均有明确的法规依据,学校体育达到较完善的阶段。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抬头,台湾学校体育的军事色彩日渐浓厚。1941年,体操科中加入了武道,体操科改为体炼科。学校体育由为培养劳动力服务转而为培养国防能力服务,学校体育性质发生了变化。台湾收复后,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开始实施强迫日人离台政策,大批日籍教师回国,导致台湾的学校教师缺口达6 000多人[5-6]。国民政府也因为聘任一些并不具备教师资格的人担任教师,给当时的学校教育和学校体育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影响最深的当属中小学。

    随着国民政府全面迁台,大陆与台湾的局势逐渐稳定,台湾将注意力迅速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并很快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经济腾飞,跻身“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为台湾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台湾从1968年开始实施9年义务教育,入学人数增加,学校体育也进入了稳定的发展阶段。1987年后,在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中,教育改革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994年,台湾爆发了著名的“四一零”教改运动,提出了“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推动教育现代化,制定教育基本法”[7]的教育改革诉求,拉开了台湾现代教育改革的序幕。政府为了呼应民间教育改革的诉求,成立了教育改革委员会,专门负责推进教育改革。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的学校体育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废除了原来虽理想但却不易实现的课程标准,采用按照新的体例重新编排的健康与体育课程纲要。此次课程改革的力度之大,史无前例。一方面是使用多年的“体育”字眼险些没有出现在新的课程纲要中,造成“体育”的生存危机;另一方面是新的课程纲要在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等方面和以前的课程标准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教师的要求大大提高,体育教师感到无所适从。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台湾体育界引起了广泛而又热烈的讨论,即使是在课程改革已经进行十余年的今天,健康和体育如何整合的话题依然争论不休,课程改革带来的新问题依然层出不穷。面对此情此景,台湾“教育部”以新的课程改革适应社会发展潮流为由,力排众议,坚决推进九年一贯制的课程改革,台湾的学校课程改革在争议中前行。

    从台湾学校体育的整个发展历程看,学校体育虽然也曾遭受日治末期的变质和国民政府入台初期的倒退。但是,台湾学校体育所经历的变质和倒退的时间相对短暂,其负面影响也相对较小。台湾学校体育的学习对象主要是日本和美国。日治时期,台湾学校体育一直以日本学校体育为模板,并逐步趋于一体化。国民政府迁台后,台湾的学校体育转而以美国学校体育为蓝本,至今仍矢志不渝。因此,从学习对象的专一性和持久性上看,台湾的学校体育基本上能够循序渐进地发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1.3 学校体育的发展方向趋同

    大陆与台湾学校体育的发展路径虽然不同,但是经过百年的成长与发展,两者其实是朝着共同的方向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双方都冲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全力追随世界学校体育的发展潮流,大胆甚至有些激进地进行学校体育课程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虽然各具特色,但却形成诸多共识,都在追求学校体育回归本真。

    20世纪70—90年代末,世界上掀起了一股课程改革的浪潮。为迎接新世纪的挑战,追随世界课程改革的步伐,大陆和台湾学校体育均谋划了一场声势浩大,堪称“革命性”的学校体育课程改革运动。这次备受瞩目的体育课程改革运动在台湾造就了拥有生长、发展,人与食物,运动技能,运动参与,安全生活,健康心理,群体健康7个学习领域3个学习阶段的《健康与体育领域课程纲要》;在大陆催生了拥有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4个学习领域6个学习水平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健康与体育领域课程纲要》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不仅名称相似而且具体的学习领域也多有重叠。二者都是在借鉴发达国家学校体育课程改革的基础上,通过本土化改良而形成的。这次学校体育课程改革较为客观、理性地避开了意识形态的干扰,能够从学校体育本身的价值、意义以及学生的需求来探索学校体育课程的发展。由于学习的对象基本相同,对学校体育的认识也都更加深入、准确,因此在两地形成的课程文件中所呈现的课程理念、内容标准、评价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这种相似是双方在顺应世界学校体育发展潮流过程中对学校体育发展方向的重新选择,是学校体育回归本真的表现。

    2 启示

    2.1 学校体育的发展应循序渐进

    台湾学校体育推广的循序渐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推广体操科时,果断地删除兵式体操,有效缓解了台湾人的担忧,使体操科的早期推广比较顺利。另一方面是在推广公学校时,并未强制推行,而是采用顺其自然的方式,避免了因师资缺乏聘用不符资质的人员滥竽充数而造成的教学混乱,为早期的体操科和体操教员树立了良好形象。

    大陆的学校体育违背循序渐进原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扩张新式学堂,导致师资严重不足;一方面是草率地雇佣大量士兵充当体操教员,给学校体育带来沉重灾难。因此,对于大陆学校体育而言,在其最初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注入了“兵痞基因”,多年以来,难以根除。直至今日,对体育教师的偏见仍然存在。

    学校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大陆仍然没有遵循渐进的原则。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大陆学校体育的学习对象不断变换,每一次转换都对以前的学习对象进行否定和批判,使学校体育屡次从零开始,发展难以连贯一致,完善程度受到影响。台湾学校体育在发展过程中,比较好的遵循了循序渐渐的原则。台湾学校体育的发展长期以日本和美国为榜样,学校体育的发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学校体育的完善程度得到保障。

    目前,两岸体育课程改革可谓如火如荼,两地均用不足两年的时间来进行课程文件的构思和设计,便开始新课程改革的试点工作,在进行了不足一轮教学改革的尝试之后便全面辅开。无论是对新课程的理解和把握,还是对一线教师的宣讲和培训都不充分,因此,在新的课程改革全面开展之后,两地都遇到了“教师不会上课”、“体育课弱化”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和课程改革推动过于激进不无关系。在当前进行学校体育改革的关键时期,循序渐进的原则尤其值得注意。

    2.2 坚持追求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

    学校体育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可以概括分为本质功能和延伸功能。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是指教育功能和健身功能,延伸功能有军事功能、国防功能、经济功能等。在学校体育的发展过程中,要以追求学校体育的本质功能为主,可以适当追求延伸功能,但是不能将延伸功能作为主要目的,否则学校体育就会偏离方向。大陆早期的军国民体育就是因为过分追求学校体育的军事和国防功能,而忽略了其教育和健身功能,才使学校体育走上了歧途,最终以失败告终。这个深刻的教训需要时刻铭记。

    2.3 体育教师教育是学校体育工作的核心

    纵观我国学校体育的发展历史,体育教师的素质几乎左右了学校体育的发展。体育教师教育工作的缺失或滞后曾经多次导致学校体育工作陷入被动。在学校体育的发展过程中,建立比较完善的体育教师教育体系应该列为学校体育发展的首要任务。

    在我国从日本引进学校体育初期,体育教师极其匮乏,不得不大量聘用退役的士兵充当体操教员。这些体操教员不但业务能力低下,而且品质恶劣、胡作非为,给初来乍到的体育蒙上了阴影,更损害了体育教师的形象,学校体育在大陆出师不利。在体操转变成体育的上世纪20年代,兵操被废除,田径、球类等进入体育课堂,但是由于缺乏新型的体育教师,学校不得不继续聘用原来的体操教员,结果,体操到体育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只是认识上的飞跃、文字上的转变,学校体育的实际状况并未发生实质的改变。在大陆具有革命性的第8次课程改革过程中,备受争议的问题比较多,表面上看是围绕课程标准制定与修订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实质上是体育教师教育缺失或不足而导致的课程改革无法深入贯彻的问题。

    传统的体育教师教育过分重视运动技术、技能的传习,并不注重课程设计能力的培养,因此,在新的课程标准要求教师转变角色和观念,从以往单纯的课程实施者转变为课程的设计者、评价者等多重身份时,广大体育教师力不从心,产生各种不适应,甚至出现抵制情绪。其实,新的课程标准及其配套文件已经将新课程的理念、课程设计思路、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诸多方面因素进行了清晰、准确的概括和说明。虽然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但是作为一个指导性的文件,已经十分完善。体育教师如果能认真阅读文件,细心体会、领悟文件精神,对课程改革可能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困惑,更不至于出现诸多误解。体育教师不愿意去阅读、解读、领悟课改的文件及其精神,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的体育教师教育比较注重“授之以鱼”,而没有强调“授之以渔”。体育教师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形成了稳固的路径依赖。直至大陆第8次课程改革来临之际,改革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史无前例,堪称一场革命性的课程改革。体育教学大纲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体育课程标准。体育课程标准只对“鱼宴”提出了几方面要求,却不供应现成的“鱼”,体育教师需要自己去捉“鱼”,如何捉、捉多少、捉哪类鱼等诸多问题都需要自己来处理。传统生活路径巨大的改变导致很多体育教师不适应,但大部分教师能够积极面对新的课程改革,认真研究课程标准,想方设法落实新课程标准的精神,将课程改革落到实处。当然也有一部分教师出现各种不良反应,有的满腹牢骚,有的消极抵抗,有的强烈反对,有的静观其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体育改革的贯彻落实。

    因此,无论是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还是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当下,体育教师都是学校体育工作的核心。学校有素质优良的体育教师,即使学校条件非常艰苦,学校的体育工作也会得到较好落实。云南小学体育教师毕首金扎根基层、就地取材、变废为宝,几十年来自制百余种上千件的体育器材,推动学校体育工作蓬勃发展就是最好的典范。学校如果缺乏素质优良的体育教师,不管学校的条件有多优越,学校体育工作也未必能深入贯彻。一言以蔽之,体育教师决定了学校体育工作的成败。

    在体育教师教育方面,必须采用系统论的观点,把职前教育、入职教育和职后教育有机的结合起来,打造一支素质优良、作风过硬,能将学校体育事业进行到底的体育教师队伍。在体育教师职前教育过程中,不仅要注重运动技术、战术等运动技能的传习,还要加强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习,培养学生宽广的视角,奠定深厚的理论基础,更要延长教育实习的时间,加强实习锻炼,培养学以致用、活学活用的能力。入职教育要重点强调体育教师的奉献精神和责任心。职后教育要和工资待遇进行关联,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2.4 学校体育的发展最终要依赖自主创新

    纵观大陆与台湾学校体育的发展历程,几乎是对外来学校体育的模仿、学习和本土化的过程。在学习初期,因为占有后发优势,可以运用国外现成的学校体育理论和方法,较快地建立符合各自社会特征的学校体育系统,为现代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但是,经过百年的学习和模仿后,先发优势逐渐减弱,后发劣势逐渐增强。两地学校体育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都面临国际化与本土化如何融合的问题。如果继续简单地模仿下去,代价将是丢失自己的文化,最终迷失自我。因此,两地学校体育的当务之急是在借鉴域外学校体育文化的基础上,加强本民族的体育文化自觉,明确两地学校体育的未来发展方向,加强学校体育理论与实践的自主创新,在学校体育的发展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参考文献:

    [1] 王华倬. 论我国近现代中小学体育课程的发展演变及其历史经验[D].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2003:26.

    [2] 蔡祯雄. 台湾近代学校体育制度成立的历史考源——学校教育制度的成立与学校体育的开始[J]. 浙江体育科学,1994,14(4):52-57.

    [3] 蔡祯雄. 日据时代台湾人的初等学校体育科成立之历史经纬[J]. 中华民国体育学会体育学报(第13辑),1991:15-34.

    [4] 陈锐. 从军国民主义到实用主义——蔡元培体育教育思想的演变[J]. 当代教育论坛,2007(5):89-91.

    [5] 姜添辉. 日治时期到战后初期的台湾初等教育政策沿革:以嘉义市为例[J]. 台南师范学院国民教育研究集刊,2001(7):277-309.

    [6] Tsurumi E P.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M].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7] 彭焕胜. 台湾教育史[M]. 高雄:丽文文化,2009:425-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