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述评
黄亮
摘要：我国几代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体系。我国几代领导核心都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认为反腐倡廉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同时反腐倡廉更要加强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廉政思想，而且也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工作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廉政思想；群众路线；思想和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7-0053-02
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最早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来的，列宁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重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问题，认为腐败滋生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存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消灭私有制以铲除腐败。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传播到我国后，我国几代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体系。
一、对反腐倡廉重要性的认识
毛泽东是从反腐败斗争关系到革命的成败和政权的得失这一高度来看待反腐败这一问题的。在建国前期，毛泽东就觉察到资产阶级会对革命和建设起到破坏作用，会腐蚀革命党人，他及时警告共产党人要对资产阶级的进攻保持高度警惕：“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一斗的作风。”[1]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对反腐败重要性的认识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从战略和全局的角度出发来强调反腐倡廉的重要性的。邓小平认为反腐败的成功与否是关系到政权的得失、党的存亡、国家的兴衰以及人心的向背的重大政治问题，邓小平把反腐败斗争看作是是新时期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反腐败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在世纪之交，面对国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各种风险的考验，江泽民同志对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反腐败斗争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关系到党心民心。江泽民认为如果任由反腐败现象泛滥而不加以重视，就会葬送掉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就会葬送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江泽民认为反腐败的成功有利于我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有利于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保持我党的先进性；有助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的发展。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我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胡锦涛总书记要求把反腐败斗争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深刻意识到反腐倡廉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胡锦涛认为反腐败斗争是我党应一直重视的重大政治问题，是我党应始终抓好的一项紧迫任务，反腐败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人心向背。胡锦涛指出改革开放越深入，经济社会越发展，越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胡锦涛同志把反腐败斗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表明了我党是从更高层次来谋划和部署反腐倡廉工作的，这使党建的内涵更加丰富了，党建的领域更加拓展了。习近平总书记刚上任就在各种场合强调反腐的重要性，谆谆告诫“全党必须警醒起来”；“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这样的警告振聋发聩。习总书记指出当前最大的危险是腐败，反腐败是中国共产党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习近平是从全局和战略高度来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重大意义的，体现了中央反腐倡廉的决心和态度。
二、反腐倡廉要坚持群众路线
毛泽东坚持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反腐败斗争中坚持走群众路线。首先，在反腐败斗争中，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有组织地开展了多次以反腐败为内容的群众运动。“三反”和“五反”等群众运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与参与，有力地遏制了腐败现象的蔓延，成效显著。其次，在反腐败斗争中充分重视群众的监督作用。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都十分重视群众的检举揭发作用，使腐败分子无立足藏身之地。
邓小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充分依靠人民的力量反对腐败。首先，邓小平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进行反对腐败斗争，必须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会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2]其次，邓小平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他认为群众监督是最广泛的监督，也是最重要的监督。同时，群众监督要制度化，确保人民群众享有信访举报等权利。再次，邓小平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反腐败斗争需要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但不应搞群众运动，这是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特点，更好地贯彻和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江泽民坚持群众路线原则，认为反腐败斗争最有效的手段是依靠群众，因为腐败分子再隐蔽伪装，也逃脱不了群众雪亮的眼睛。江泽民强调反腐败斗争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推进反腐败斗争，必须让人民群众更广泛地参与到反腐败斗争中来。江泽民提出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建立健全举报制度、群众评议领导干部等各种制度，推行群众举报与有关机关惩处密切结合的新举措。胡锦涛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进行反腐败斗争和反腐倡廉建设。胡锦涛指出反腐败斗争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在反腐倡廉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作用。胡锦涛强调务必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解决好群众强烈反映的突出问题和反腐倡廉建设中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取信于民靠的是反腐败斗争的成果和反腐倡廉的成效。
习近平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对于保持我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夯实我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强调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在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体现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使我党的执政基础具有深厚、广泛、可靠的群众基础。
三、反腐倡廉要加强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
毛泽东强调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以防止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的腐蚀和影响，他曾多次运用整风精神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提高了干部的思想政治觉悟。同时，毛泽东也主张制定详细的法规来预防腐败，如三大纪律八项纪律、《惩治贪污条例》以及《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这些措施使广大党员干部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党性，提高了党员干部防腐拒变的能力。邓小平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反腐倡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教育人是反腐倡廉的根本问题，务必要使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得到大力发扬，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邓小平在总结我党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时指出，反腐败必须依靠法制，把反腐败斗争真正纳入法制的轨道，使我们党和国家在反腐败斗争中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江泽民指出反腐倡廉要本着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江泽民强调：“反腐倡廉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3]江泽民认为筑牢拒腐防变堤防的根本在于思想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务必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力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江泽民同时指出惩治腐败最靠得住的治本措施是法制，要运用法制手段治理腐败，建立健全各项法律条文和党内的各项规章制度。胡锦涛强调思想道德建设是筑牢拒腐防变防线的根本，在思想上要坚持改造个人主观世界，加强个人道德修养。胡锦涛同时指出，“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反腐倡廉建设方针，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我们党适应形势发展和时代要求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胡锦涛强调在反腐倡廉建设中，要充分发挥制度的作用，大力开展廉政制度建设，只有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才能确保从政行为得到制度的规范，形成靠制度来管人、按制度来办事的有效机制，才能保证领导干部从政的廉洁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他指出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有助于引导和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端正思想、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增强党性、改进作风，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习近平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表明了中国反腐的新格局：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四、结语
我国几代领导核心把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廉政思想不断地进行探索，他们的廉政思想既是融会贯通、一脉相承的，又是符合时代发展、各具特色的。我国几代领导核心的廉政思想构成了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体系，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廉政思想，而且也对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和廉政建设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60.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94.
[3]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责任编辑：胡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