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经巴基斯坦通向世界的“现代丝绸之路”
李国敏 王红续
[摘要]在新中国周边外交布局里，巴基斯坦由于其独特的地缘战略位置而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6年，为打破西方对华军事包围、政治孤立特别是经济封锁禁运，毛泽东和周恩来做出“打开西门”、在巴基斯坦建立“现代丝绸之路”的战略决策。经过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巴合作开通了空中航线和号称世界八大奇观之一的喀喇昆仑国际公路。
[关键词]中国;巴基斯坦;战略决策;现代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D8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1—0061—07
[作者简介]李国敏，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王红续，男，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历史上，由于巴基斯坦与中国山水相连，经贸文化交往源远流长。古代“丝绸之路”穿越今天巴基斯坦北部地区，经中亚直通欧洲。60年前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现代丝绸之路”的设想，并以巴基斯坦作为开通这条“现代丝绸之路”的突破口。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做出这个战略决策的国际背景是什么？为什么选择巴基斯坦建立“现代丝绸之路”？毛泽东、周恩来实施这个战略决策取得了什么成果？本文将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回答这些问题。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微妙的中巴关系
二战后国际格局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形成了雅尔塔体系。这一国际体系结束了传统欧洲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开创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控制世界的两极格局。美苏之间由势力范围的划分和意识形态不同带来的矛盾日益尖锐，由此产生冷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美国政府认为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同西方国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因而采取了不承认新中国的政策。概括地讲，西方阵营对华政策的主要特征是：军事上包围、政治上孤立和经济上封锁。
在軍事方面，美国利用韩国、日本、台湾、越南、菲律宾以及南亚和中东等国家与地区，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威胁新中国的安全，极力遏制新中国的对外交往和经济发展。
在政治方面，美国采取不承认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不仅自己不承认新中国，而且阻挠其他国家特别是盟国以及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不承认新中国。此外，美国在联合国维护国民党台湾当局窃取的非法席位，反对新中国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1949年11月15日和1950年1月8日，周恩来两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大主席罗慕洛，声明“驱蒋纳我”的立场，开始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斗争。在1951年11月的第六届联大上，美国借口“中国侵略朝鲜”提出“延期讨论”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在以后的九届联大期间，美国一直以各种借口阻挠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解决。
在经济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东欧和新中国实施了“封锁、禁运”，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经济环境。1948年，美国政府正式谋取西欧国家的合作，以协调实施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1949年11月，美国提议在巴黎成立一个对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实行“禁运”的国际机构，不久就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企图通过“封锁、禁运”从经济上扼杀新中国。1949年底，美国将新中国列入巴黎统筹委员会管制的国家之中。1951年5月18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禁运”的提案，有36个国家参加对华“禁运”。巴黎统筹委员会在此月专门设立“中国委员会”，制定了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更加严格的对华“禁运”货单。1951年10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巴特尔法案”，规定了更严厉和广泛的对华“禁运”措施。此法案不仅要求接受美国援助的国家执行，而且要求通过美国与“非美援”国家集体的或个别的合作来执行。
面临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对华“禁运”决议的严峻形势，新中国制定了针对这一形势的紧急对策，其中一条主要措施就是把贸易重点转至华南，充分利用香港作为转口港的特殊地位，大力对港出口及经其向东南亚等地进行转口。因此，香港作为新中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贸易的桥梁，成为反“封锁、禁运”的一个主要阵地。1952年中国大陆对香港出口约占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出口额的74.7%。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西欧各国进出口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香港进行的，中国对亚非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香港转口或转运的。[1]
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巴基斯坦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作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1947年8月，实行分治的巴基斯坦和印度相继获得独立。但是，刚独立的巴基斯坦仍然是英联邦的自治领，其国家元首即总督由英国国王任命。
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分为西巴和东巴（即现在的孟加拉国）两部分，地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东巴联结东南亚，西巴联结中东和欧洲。东巴与西巴相距两千多公里，中间隔着印度，而且两地居民的文化和民族也不尽相同。虽然东巴的面积比西巴小得多，可人口却比西巴多。巴基斯坦的独特战略位置，在当时严峻的国际东西方冷战对峙形势下，既受到西方阵营的重视，也成为新中国周边外交的重点对象之一。
巴基斯坦在独立初期，出于地缘位置、经济、军事和文化传统影响，没有加入到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任何一方，奉行相对中立的外交路线。1950年1月初，巴基斯坦宣布承认新中国。经过一年多的谈判，巴基斯坦于1951年5月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韩念龙出任驻巴大使。
但在几年后，巴基斯坦却奉行亲美外交政策，同美国结盟，加入了后者主导的反华军事条约组织。1954年9月8日，在美国的策动和组织下，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巴基斯坦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开会，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即《马尼拉条约》），其目的之一就是反对新中国。该条约于1955年2月19日生效，各缔约国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1955年2月，伊拉克和土耳其两国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签订《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即《巴格达条约》。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随后参加该条约，并成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美国虽然只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该条约组织，却以其特殊的影响力引导这个西亚军事联盟组织以反共反华为宗旨。实际上，美国通过巴基斯坦把“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两条军事锁链联结起来，在新中国的西面和南面形成了一个新月形反华军事包围圈。
由于巴美结盟，巴基斯坦对华政策必然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成为发展中巴友好关系的主要障碍。中国在1953年底就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交备忘录，对巴美谈判军事协定和巴将参加中东军事集团问题表示严重关切。1954年2月，巴驻华使馆答复说，巴美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是因为巴基斯坦需要得到各国特别是美国的援助，以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而没有敌视中国的意图。1955年4月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把对巴工作确定为参加这次会议的重点之一。他在同阿里总理会晤时指出，中国对巴基斯坦参加美国拼凑旨在反华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不满，对巴同美国签订军事协定也很不满，因为它对中国的安全构成很大威胁。阿里表示，巴基斯坦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并怀有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他保证，如果美国在马尼拉条约下采取侵略行动，或者美国发动世界大战，巴基斯坦将不参加。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了阿里问题的上述保证，而阿里当场予以确认。
万隆会议期间，两国总理的会谈对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和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万隆会议后，两国高层往来逐渐增多，中巴关系进一步加强。
二、“打开西门”、建立“现代丝绸之路”的战略决策
1956年初，巴基斯坦决定废除自治领制，成立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由选举产生的总统为国家元首。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成为巴基斯坦政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为中巴关系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对于中国来说，1956年也是国内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2]
外交服务于内政，国内主要任务的确定，要求外交工作予以密切配合。正是在巴基斯坦和中国面临的新形势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巴关系，做了新的战略思考，对处于第一线的外交官提出了新的任务。
1956年初，中国政府决定调驻瑞典大使耿飚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同韩念龙对调。耿飚回到北京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一方面汇报驻瑞使馆工作，另一方面接受周总理就他调任驻巴大使作出的指示。
周总理在指示中强调，“安定四邻”是新中国的一个紧要任务，睦邻政策是我国的重要国策。只有和周边国家建立良好关系，我们才能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从事国内建设。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邻国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他说，巴基斯坦是我国的近邻，历史上有着友好关系。这次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正是增进中巴交往，加强两国友谊的大好时机。周总理要耿飚到任后就抓住时机，努力为进一步发展中巴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出新的成绩。他还说，虽然巴基斯坦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但它仍有和我国增进交往的良好愿望，这就为中巴两国建立友好关系提供了基础。[3]1956年3月中旬，耿飚抵达巴基斯坦。耿飚就任驻巴大使后不到半年，就因参加中共八大而回国。一天早晨，毛泽东主席叫人给耿飚打电话，要他马上到他那里去，与他共进早餐。在询问耿飚关于北欧和巴基斯坦的情况后，毛泽东又问他是否了解国内经济建设方面发生的重要事情。耿飚谈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有了较大发展等情况。毛泽东又要他谈国内经济建设面临什么困难。耿飚说，美国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
毛泽东赞成耿飚的看法，并说：“今天我找你来，就是要谈这个问题。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主要靠自力更生，但是也要争取外援，也要和别国有经济贸易往来。因此，我们要想办法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在这方面，你这个驻巴基斯坦大使要起作用啊！”他接着说：正因为“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所以帝国主义把它作为对中国进行军事包围的重要环节，但中巴友好就可以打破这个反华军事包围圈。
毛泽东又强调说：“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处在我国和西亚、欧洲、非洲之间，因此，它是我国从西面通向世界的大门。打开这扇西门，无疑有助于挫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经济封锁。现在，我们对外单靠南门还不行，应该打开西面的大门。”他所说的“南门”，是指对新中国开展对外贸易具有重要作用的香港。毛泽东要求耿飚努力推开这扇西门，为新中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开辟新的通道。
耿飚说：“主席的指示是重要的战略决策，我们一定努力贯彻，相信能够推开这扇西门。”毛泽东又指示：“不过，我刚才所说的只是原则，或者像你所说的是战略，至于具体怎么做，那就要你们去研究。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必须不断加强中巴两国人民之间和两国政府之间的友谊和合作。”“中巴长期友好，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4]
毛泽东关于“打开西门”的重大战略决策，为耿飚此后在巴基斯坦开展外交工作指明了方向。
不久，周恩来也就“打开西门”战略和耿飚谈话。他强调：“毛主席就这个问题对你所作的指示，具有伟大的政治战略意义，你务必要深入领会，在工作中努力贯彻。同时，从经贸方面来说，我们也可考虑经过巴基斯坦建立一条通向欧洲的现代丝绸之路。从外交方面来说，中巴友好也有助于我国和其他伊斯兰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5]
周恩来上述的指示，从政治外交和经济贸易两个方面深刻阐述了毛泽东关于“打开西门”战略决策的深意，同时还鲜明地提出要经过巴基斯坦建立一条通向外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現代丝绸之路”。60年前，新中国领导人做出的这一决策，深谋远虑，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
三、夯实中巴长期友好的政治基础
不断加强中巴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交往和互助，消除妨碍互信的障碍，是促成中巴长期友好、建立“现代丝绸之路”的政治基础。
加强中巴友好关系，首先要靠两国高层来推动。中巴两国领导人从1956年开始的互访，为实施毛泽东、周恩来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巨大的政治动力。
应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中国政府派贺龙作为特使，于1956年3月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和第一任总统的就职庆典。中国驻巴大使耿飚随后向巴基斯坦总理发出了访华的邀请。乔杜里·阿里总理本来预定于1956年秋访问中国，但他在9月突然宣布辞去总理职务。米尔扎总统任命侯赛因·苏拉瓦底为新总理。耿飚多次拜会苏拉瓦底总理，并确定了他于当年10月访华。
1956年10月18—24日，巴基斯坦总理侯赛因·苏拉瓦底访问中国。这是巴基斯坦政府首脑首次来访。10月19日，周恩来总理同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会谈。周恩来首先说，万隆会议以后，世界局势变化很大，中巴两国关系也有了很大进步。苏拉瓦底说，周总理出席万隆会议以前，许多人不清楚中国的立场和目的，不知道中国是要吞并世界其他国家，还是要同别的国家友好合作。而总理的合作态度改变了会议的气氛。周恩来针对客人的担心说：中国的邻国联想到“中国封建帝国向外扩张过”，可能产生恐惧。但是，“时代不同了，中国的情况也不同了”。新中国的制度和政策不许可我们走殖民主义的老路去侵略人家。我们认为，只有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才能得到发展。他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要互相尊重。互相尊重首先必须不侵犯人家主权，不侵占人家领土，不干涉人家内政，不对别人进行侵略。彼此相处要平等对待，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不应该要求特权。在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时候要互利，而不是只有利于一方”[6]。
在10月20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说：在印巴关系上，“我们的方针是劝印巴和好，我们站在朋友的立场，愿你们和平协商，达成协议，长期共存”。在23日的会谈中，周恩来说：中巴两国的共同点是反殖民主义、和平和两国友好，这是基本的方面。“只要我们彼此友好，不同的意见不应妨碍我们友好关系的发展”[7]。同日，周恩来和苏拉瓦底签署《联合声明》，并在出席苏拉瓦底举行的宴会上接受访问巴基斯坦的邀请。
1956年12月20—30日，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访巴期间，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全体人员受到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热烈而隆重的欢迎。他们访问了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第二大城市拉合尔以及拉瓦尔品第、白沙瓦、海德拉巴等历史名城，还到了东巴基斯坦的首府达卡和纳拉扬甘吉工业区。
代表团在访巴期间，同米尔扎总统、苏拉瓦底总理和其他领导人进行了会谈。通过这些会谈，中巴两国对于彼此的许多意见得到了更好的了解。中国反对巴基斯坦参加的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但仍然在促进世界和平和进一步发展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现在的友好关系问题上，表示了共同的愿望。周恩来总理对米尔扎总统和苏拉瓦底总理说，社会制度不同不要紧，意见有分歧也不要紧，只要我们按照万隆会议通过亚非会议十条原则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用求同存异的方法来对待分歧，那么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友好关系就会得到加强。在谈到克什米尔问题时，周恩来建议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通过和平谈判和友好协商来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米尔扎总统和苏拉瓦底总理都对周恩来的意见表示赞赏，并分别表达了加强巴中两国友谊合作的愿望。
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和苏拉瓦底总理代表中巴两国政府，在巴基斯坦总统府签署联合声明，这标志着双方的会见和政治会谈取得了圆满成功。
代表团在巴期间还参观访问了企业、大学等，观看了巴基斯坦空军表演和海军基地。在卡拉奇，代表团参观了许多工厂。周恩来对这些工厂的生产管理经验了解得很仔细，认为很多经验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历史悠久的白沙瓦大学，是巴基斯坦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也是南亚地区最有名的伊斯兰教育中心之一。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在这里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在与白沙瓦大学的师生们座谈时，周恩来谈到了中巴两国文化和经贸交流的悠久历史。他说，一千多年前，名闻世界的丝绸之路把我们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这条满载丝绸和其他财富的辉煌之路，不仅加强了中巴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也沟通和增进了我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希望今后中巴两国间能够建造一条新的丝绸之路，使我们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8]师生们用热烈的掌声和伊斯兰的礼节来表示他们对周恩来讲话的赞同和支持。
结束对巴基斯坦访问之前，周恩来于12月29日谈到这次访问的收获时说：“到巴基斯坦来访问共有三重目的，就是找友谊、求知识和寻求和平，结果收获很大。”[9]
周恩來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对巴基斯坦的访问，加强了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体现了和平外交路线和睦邻政策，同时又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这次长达10天的访问，实施了毛泽东关于打开巴基斯坦这扇从西面通向世界大门的战略方针，取得了丰富的外交成果，为建造新的丝绸之路奠定了初步的政治基础。
20世纪50年代后期，巴基斯坦面临国内经济困难，有一年东巴地区遭受严重水灾，缺乏粮食。苏拉瓦底总理向耿飚大使提出紧急援助的要求，希望中国帮助解决困难。不久，巴基斯坦外交部向耿飚提出急需6万吨大米的具体要求，希望给予优惠价格，并要求尽快运送到东巴灾区。耿飚马上致电国内，周恩来当即批示，同意以优惠价格卖给巴方6万吨大米，另外赠送大米4000吨。这些大米迅速调集运送到东巴，而中国援助的大米在袋子上只印上“中国”二字，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印上“美国援助”。巴基斯坦新闻舆论界对中国援助的反应异常热烈，称赞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不抱政治目的”，体现了巴中两国间的亲密友谊和团结合作。
与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真诚援助相比，美国试图通过美巴结盟，通过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控制后者，使巴基斯坦为自己的冷战目标服务，甚至在自身发生经济危机时把巴基斯坦当作商品倾销地，以转嫁经济危机。美巴关系中的消极因素最终压倒了积极因素，促使美巴结盟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走向瓦解。[10]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援助巴基斯坦建立造船厂，教给他们船舶制造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巴基斯坦则向中国传授麻棉纺织方面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巴方有关部门还把他们掌握的某些国际先进科技介绍给中国，或把先进的机械设备转让给中国，对打破美国实行的科技封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受到美巴结盟政策的影响，中巴友好往来曾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逐渐减少，到1959年公开报道的中巴友好往来仅有两次。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巴两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中国长期对巴基斯坦的友好态度获得巴方政府和社会的充分认可，中巴关系迅速回暖，两国友好往来大大加强。巴基斯坦改变其连续8年在联合国投票反对新中国的做法，在联大表决新中国席位时，支持苏联提案，对美国提案弃权。同时，巴基斯坦主动要求同中国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1963年3月《中巴边界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中巴互信和友好合作关系的确立。中巴两国在60年代中期结成事实同盟，并在后来形成“全天候的朋友”关系。
四、开通空中和陆上“现代丝绸之路”
为了实现毛泽东关于“打开西门”战略决策，建造现代丝绸之路，耿飚大使与驻巴使馆人员考虑推动中巴两国的民航和交通部门建立中巴国际航空线，开通两国间的公路交通。
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耿飚大使多次拜访巴基斯坦领导人。米尔扎总统非常赞同这个意见，认为建立航线，开通公路，有利于两国人员的交往和货物的运输，从而必将促使巴中两国之间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发展。他积极支持这一设想，希望早日实现。继米尔扎总统任职的阿尤布·汗总统也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开辟陆上和空中的中巴交通线以及中国经由巴基斯坦通向中东、欧洲和非洲的国际航线。苏拉瓦底总理以及在他之后任职的巴基斯坦总理，都把开辟中巴航线和建立中巴间的公路交通线看作加强两国友谊和合作的重要措施，从而对有关谈判和建设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巴基斯坦领导人的支持和协助下，在驻巴使馆工作人员的积极联系下，中巴两国的交通和航空部门经过反复磋商，终于促成了中巴通航，并为中巴国际公路的建设着手做准备工作。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进行封锁，包括在空中航线方面的封锁。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中国与世界上非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空中航线，到东欧和北欧要取道苏联。但是，到东南亚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则要从香港乘飞机。到西欧或非洲，也要绕道香港。而巴基斯坦顶住美国的压力，于1963年8月19日同新中国签订了中巴航空運输协定。在这项协定尚在拟议时，美国政府就发表了声明，对巴基斯坦这一行动表示强烈反对，指责巴基斯坦同中国签订航空运输协定是“对自由世界团结的不幸破坏”。协定签订后，美国对巴基斯坦采取制裁措施，决定“不定期推迟”签订向巴基斯坦提供430万美元供它扩建达卡机场的贷款协定。[11]
1964年3月，巴方派出以经理维·加马尔为首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技术业务代表团来到中国，就中巴两国通航的具体业务事项进行商谈，为中巴航线开航作最后安排。1964年4月26日，中巴航线试航，4月29日中巴航线正式通航。
中巴航线开通后，巴基斯坦政府计划将航空网向西扩展经喀布尔、莫斯科与伦敦、纽约相接，向东通过广州、上海延伸到东京，成为世界上唯一能深入中苏境内横贯欧亚大陆联络美洲的国际航线。1974年11月，中国民航北京—卡拉奇—巴黎航线开航。中巴航线成为通向中东、欧洲和非洲的国际航线，为我国打开西门、走向世界，开辟了更为便捷的道路，成为一条空中的“现代丝绸之路”。
海拔几千公尺的喀喇昆仑山脉自西北向东南绵延几百公里，成为中巴两国边境线上的一道天然屏障。但在喀喇昆仑山脉的北段，有几个山口可以通行，其中之一就是红其拉甫山口。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这些山口，把中国和西亚及欧洲联结起来。
为了建造陆上“现代丝绸之路”，开通中巴之间的国际公路就成为当务之急。经过协调，中巴双方决定修建一条通过红其拉甫山口的国际公路。但是，由于这一地区属于雪山高原，气候恶劣，风力巨大，因此修建公路的工程异常艰巨，必须做充分的准备工作。此外，两国交通部门还必须各自先修通从内地到边境地区的公路，然后再修建国际公路加以衔接。
经过多年准备后，这条国际公路的巴方路段才开始实际施工。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巴政府与中方换文协商，于1966年7月用飞机运送1500名巴基斯坦工人到新疆和田，再由中方派车转送至红其拉甫山口巴方境内施工。而巴基斯坦施工人员所用的机械、帐篷、食品等物资全部由中方提供。由于工程任务艰巨、技术落后等原因，巴方工程进展十分缓慢，两年才完成25公里路基，还未铺路面，也未架设桥梁，剩余很大的工程量。在这种情况下，巴方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修建。1968年5月6日，两国政府换文确认，由中国派筑路人员修筑自红其拉甫山口至巴境内帕苏之间120公里公路，以免巴方过境筑路的困难。同年7月，中国第一批8000名援巴人员进入巴境内工地。
喀喇昆仑国际公路第一期工程应巴政府要求两次延长，一直修到哈利格希，总长为156.7公里。1971年2月16日，中巴双方在巴基斯坦罕萨邦的巴勒提特举行了交接仪式。
第一期国际公路完成后，巴基斯坦政府又要求中国继续援建哈利格希至塔科特之间的公路，中方筑路人员又展开第二期工程。1973年为筑路进行了充分准备，1974年6月中方筑路人员进入巴境内的工地。这段公路长459.3公里，一直持续到1978年6月才全部完工。
喀喇昆仑国际公路成为中巴友谊的象征，而且由于修建难度极大，又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统计数字表明，整条公路上有主桥24座，小型桥梁70座，涵洞1700多个，共用了8000吨炸药，80000吨水泥，运送土石3000万立方米。为修筑这条公路，中国共投资2.7亿人民币，先后派出2.2名万工程技术人员及筑路工人，巴方派出6000余人。在喀喇昆仑公路建设的过程中遇难的建设者有810人，314人重伤。在巴基斯坦靠近中国边境的小城吉尔吉特建有中国烈士陵园，埋葬着88名在援助巴方建设喀喇昆仑公路过程中遇难的中国工程人员的遗体。
喀喇昆仑公路北起中国新疆城市喀什，穿越喀喇昆仑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脉西端，经过中巴边境口岸红其拉甫山口，南到巴基斯坦北部城市塔科特，公路全长1032公里，其中中国境内416公里，巴基斯坦境内616公里。
1978年6月18日，中巴兩国政府在巴基斯坦塔科特隆重举行喀喇昆仑国际公路通车仪式。中巴两国的汽车互相通过红其拉甫山口，标志着横隔在中巴两国间的天然屏障被克服。在这个仪式上，当年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打开西门”、建立“现代丝绸之路”战略指示的耿飚大使，接受巴基斯坦政府邀请，以副总理的身份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通车仪式。他在巴基斯坦领导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热情地说：“如果古老的‘丝绸之路是我们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那么喀喇昆仑公路的建设，正如齐亚·哈克将军曾指出的，则是今天我们两国亲密友谊和合作的杰出范例。”[12]随同耿飚参加这条国际公路通车仪式的记者，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报道，题为《“丝绸之路”换新颜》，回顾修建这条“现代丝绸之路”艰难历程，展望喀喇昆仑公路为中巴两国带来的美好前景，文章写道：“连结中巴两国的古老的‘丝绸之路从此以其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13]
在中巴共建“现代丝绸之路”的过程中，两国之间的真诚友好关系进一步升华，双方互相援助，互相支持。巴基斯坦前总统阿里·布托曾经说过，就国家和地区安全来说，巴基斯坦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在中国有困难的时候，巴基斯坦帮助了中国，同样在巴基斯坦面临困难的时候，中国也无私地伸出了援助之手。“当巴基斯坦被肢解时，父亲在联大奋力争辩，中国站在了巴基斯坦一边。1972年，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给了刚刚失去领土的巴基斯坦人民巨大的精神支持。巴全国上下热烈欢呼中国主持了正义。”[14]中国在1949年以后，面临的几乎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封锁。巴基斯坦国家领导人与中国合作，使中国得以通过巴基斯坦国家银行与其他国家发展对外贸易。这种间接方式多少打破了西方对中国的经贸封锁。为此，巴基斯坦也经受了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遭到西方国家的指责和刁难。
喀喇昆仑国际公路作为毛泽东、周恩来1956年外交决策的重要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长远的战略价值不断显现出来。巴基斯坦官方和民间人士，交口称赞喀喇昆仑公路促进了两国的友好往来和边界经贸，是“新的丝绸之路”。[15]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并实施了“一带一路”的倡议。巴基斯坦既是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战略支点国家，又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岸重点国家之一。“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而经过改扩建的喀喇昆仑公路则成为“中巴经济走廊”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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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