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研究
钱华生
摘要：本文根据常州37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了常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满意的生活条件，如住宿条件、文化休闲以及生活便利都会对常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有正向影响；从工作情况来看，工作时间越长，城市融合意愿越低，而工资越高，城市融合意愿越高；从工作保障情况来看，养老保险对城市融合有正向影响，但住房公积金却产生负向影响。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工作保障
0.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是王春光2001年首次提出，这个群体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长和受教育于80年代，基本上于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受教育水平较高，务农经历较少。刘传江、程建林在《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则使用“第二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本文使用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定义较广，泛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户籍在农村而在城市就业的人群。
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出现“长期化”、“常住化”的现象。按我国的政策居住半年以上的为“常居人口”规定，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事实上已成为所在务工城市的居民。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一现象愈演愈烈，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外来务工人口比例超过本地人口，地处苏南的经济重镇常州外来务工人口是本地人口的三分之一。
针对这一现象，2010年的中央1号文件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镇化问题作为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2016年的中央1号文件又提到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实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的目标，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工与城镇居民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1.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的定性研究和管理学的问卷调查定量研究的方法上。社会学主要借鉴西方移民的理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现象进行分析，而管理学在借鉴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量化。
王春光2001年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一文中从社会认同的视角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城乡融合的决定因素在于他们的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组织认同、管理认同和未来认同。任远、邬民乐（2006）借鉴国外移民理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受到社会资本、社会排斥、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的影响。王佃利、刘保军、楼苏萍（2011）借鉴西方移民理论，从经济融人、社会融人、制度融人、文化心理融人等维度构建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的分析框架，并列举了四个维度的分析指标。
在利用管理学方法进行的研究上，秦昕、张翠莲等（2011）对北京的农民工发放了500份问卷，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提出农民工城市融合影响模型，模型中因变量城市融合由鄉土认同、城市社区认同、政府认同和生活满意度四个部分构成。张蕾、王燕（2013）在2010年对杭州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发放问卷390份，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提取了三个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经济整合、行为适应和心理认同，并结合新生代农民工融人程度隔离型、选择型和融入型进行了分析。周密、张广胜等（2015）通过对辽宁五城市的636份问卷调研，运用得分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规模下人力资本积累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决定的影响。张宏如、李群（2015）构建了员工帮助计划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的模型，在深圳、北京、常州和重庆发放问卷600份，自变量为心理资本、职业生涯规划、职业价值观和人文关怀环境，因变量为经济融人、社会融入和心理融入，使用结构方程对其进行了分析。其他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上。市民化与城市融入密切相关，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市民化可以直接测量，但城市融人不好直接测量。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文献没有纳入本研究中。
社会学文献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人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管理学相关研究中，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人的影响变量进行研究却相对较少。另外，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政策实施有异，所以不同地区（并不仅仅是不同规模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的影响变量也是有所差异的。
2.分析框架与理论假设
本文的因变量城市融合借鉴王春光的社会认同理论和秦昕、张翠莲等的农民工城市融合影响模型，将城市融合分为身份认同、乡土认同、社区认同、政府认同和生活满意五个维度来表示，身份认同、乡土认同和生活满意各有一道问题，社区认同和政府认同有两道问题。
自变量在充分考虑管理学中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变量后，将其分为个人特征、工作情况、劳动保障、生活条件和人力资本五大类自变量。个人特征指的是年龄、性别、婚姻和籍贯，其中籍贯是按江苏省和外省进行区别的。工作情况指的是月工资、工资按时发放、天工作时间、加班、克扣工资和工作职位；劳动保障是指劳动合同、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劳动保护；生活条件指的是住宿条件、生活便利性和文化生活；最后一个人力资本指的是学历、企业工作时间和培训。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在个人特征变量上，年龄越大、女性、已婚，和江苏省籍贯城市融人的倾向越高。因为年龄越大、已婚者、经济情况都比较好，同时女性在择偶上具优势，本地籍贯（江苏省内）具有地缘优势。
H2：在工作情况变量上，月工资高、工资按时发放、天工作时间短、加班少、无克扣工资、工作职业高，城市融人的倾向越高。
H3：在劳动保障变量上，签订劳动合同，充分享有养老、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有住房公积金的城市融入的倾向越高。
H4：在生活条件变量上，住房条件好、生活便利和文化生活满意城市融人的倾向越高。
H5：在人力资本变量上，学历高，企业工作时间长，培训多，城市融入的倾向越高。
3.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的调查范围涵盖常州五区，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比较密集的武进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新北高新技术开发区。本次调查采取随机抽样与按区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式，主要样本来自大中型制造企业。调查对象为80年以后出生的，户口为非常州籍的人员，调查时间为2016年7月至8月间。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12份，回收率82.4%，其中有效问卷375份，有效率75.2%。
3.2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下表1。从下表1可以看出，因变量城市融合是由五个维度构成，每个维度选编码为1的计1分，编码为0的计0分，其中社区认同有二个题项，第一个是，你觉得享受与当地人同样的待遇吗，即相同待遇认同，第二个为是否经常与本地居民交往，取值范围为0和1，结果分数相加越高，认同越高，得出数值除以2为社区认同；政府认同也为二道题，遇到困难是否会想到政府部门的帮助和政府部门是否会将自己与本地居民一视同仁对待，取值范围为0和1，所得分值除以2为政府认同。这样五个维度的计分加总为城市融合的分数，所以城市融合最高分为5，最低分为0。
在个体特征上，平均年龄为26.11岁，男性占54%，已婚占54%；在工作情况上，工资的均值为2.39，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工资能达到3500以上，工资按时发放的比例为87%，克扣工资的行为较少，只有18%，新生代农民工的日平均劳动时间为9.17小时，节假日偶尔有加班，职位以普通基层员工为主，均值为1.34。在工作保障变量上来看，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均值依次为0.82、0.67和0.6，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均值较低，为0.46和0.38，劳动保护相对充分。从生活条件变量来看，住房条件的满意度为61%，文化休闲满意度70%，79%的人认为生活便利。从人力资本变量来看，初中及以下为34%，高中及中专为35%，大专及以上为31%，很少和没有参加企业技能培训的为82.4%，在企业的平均工作时间为2.11年，表明流动性较高。
3.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是城市融合，由于城市融合是由五个维度的计分加总而成，所以是个连续变量。所以本文采取多元回归模型进行研究。本文将影响城市融合的五大类21个自变量纳入多元回归模型，并进行多分类自变量参照组设置，然后对数据进行分析。
4.研究结果
4.1估计结果
考虑到各个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关性，因而有必要在模型估计之前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本文使用容忍度（Tolerance）与方差膨胀因子（VIF）指标来检查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所有解释变量的容忍度指标在0.385和0.811之间，远远大于0.3，方差膨胀因子小于2.594。这说明各个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使用SPSS 22.0软件多元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下表2。
4.2结果分析
从上表可以看出，影响常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意愿主要是全部生活条件变量和部分工作保障和工作情况变量。从生活条件来看，文化休闲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常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产生正向影响，生活便利和住宿条件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都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重视工作之外的生活质量，如住宿条件、生活便利性以及文化休闲活动。这些变量的满意能显著提升常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意愿。
从工作保障上来看，主要是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两个变量。养老保险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产生正向影响，这很好理解，因为只有养老保险才有在城市定居融合的可能。而住房公积金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产生负向影响，这一点很不好理解，因为住房公积金可以帮助新生代农民工买房，助其在常州安家定居，然而事实上是，有住房公积金反而影响其城市融合的意愿。其可能的原因是住房公積金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被货币化了，货币化的意思是公司向员工提供两种选择，第一选择住房公积金，但要从其工资中扣除；第二选择不要住房公积金，工资不受影响。在这种政策的导向下，新生代农民工肯定会选择现金，虽然住房公积金享受免税优惠，然而使用起来受到众多政策限制。
从工作情况来看，主要是工资和日工作时间两个变量。从工资上来看，与参照变量2500元以下工资相比，5000以上的工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3501-5000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工资越高，城市融合的意愿越高。日工作时间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产生负向影响，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随着日工作时间的增加，城市融合的意愿就会降低。日工作时间的变量与文化休闲变量结合起来看，日工作时间越长，文化休闲时间越短，城市融合意愿越低。这表明常州新生代农民工既重视经济基础，也重视物质文化生活。
5.结论与启示
5.1主要结论
从判定系数来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面不大，这表明还有很多的影响变量没有纳入多元回归模型之中。但本文对常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因素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从分析结果来看，工资、工作时间、养老保险与公积金都与工作相关，这表明工作因素在常州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生活条件中，住宿条件与生活便利变量也是新生代农民工有效工作的基础。这些变量都属于物质基础层次，只有文化休闲变量除外，这说明，影响常州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主要变量还是与工作相关的物质基础层变量。
5.2启示
常州市政府应围绕着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相关的变量，进一步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保护，改善农民工公寓住宿条件，以提升常州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意愿。就住房公积金而言，一方面加强对企业执行情况的检查，一方面要大力宣传住房公积金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方面，以增进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公积金的了解，避免住房公积金的货币化。在文化休闲上，一方面要求企业严格遵守劳动法，减少工人工作和加班时间，一方面加大农民工公寓文化休闲活动设施的投入，以改善其生活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