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筝》：谍战剧“反类型”背后的爱情伦理叙事
甘竹溪
在题材开掘过度的现实下，内涵愈发浅薄、情节愈发同质、滥用言情元素成为了阻碍谍战剧正向发展的三座大山。而柳云龙执导的《风筝》，能在娱乐时代勘破虚无浮夸的市场表象，以零流量零宣传的开局获胜，其根本原因在于类型突破与创新。本剧秉承着为信仰立传，为千千万湮灭无考的情报工作者正名的信念，实现了谍战剧的逻辑修正、情感新叙与使命传承，在讴歌信仰的路途中演绎出时代需求的嬗变与发展。笔者将以剧中饱满而富于变化的情爱叙事为例，解读谍战剧进入“2010”年代后的开放性创作观念。
一、 情感消费叙事——烂漫写意的青春之爱
谍战剧由建国初期的反特片脱胎而来，历经数十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国产电视剧的经典类型以及主流消费品。进入2010年后，良莠不齐的市场现状严重影响了谍战作品的思想性，政治意识导向退居为时代背景，文化情感消费登上前台，越来越多的谍剧以言情为噱头，甚至任意嫁接青春偶像剧、家庭伦理剧、职场剧的文本特征，导致了价值语言的含混与错位。
以谍战剧与青春偶像剧的融合为例，谍剧本身并不排斥青春情感元素，但情节比例与思想深度尤其重要，在强调连贯性叙述的谍剧中，如果不加考虑地大量穿插情爱描写，则会打乱情节的自然节拍，使原本紧凑的叙事变得淡然无味。《风筝》与《潜伏》一样，二者均是爱情描写有着相当比重的谍剧作品，却又从本质上区别于所谓的“青春谍战剧”，这源于作品认知层次的差异，“一顺到底的革命故事是经不起推敲的，没有内心煎熬的文艺作品是无法传世的”[1]。《风筝》能够将时代背景与心理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度开掘人物灵魂深处的情感世界。
主人公郑耀先在晚年时回望一生的三段爱情，首先想起的便是自己的初恋——程真儿。二人在剧中的设定可谓天造地设，一个是风流倜傥的年轻军官，一个是纯情率真的进步女性，又同为重庆地下党组织成员，上下级的关系让他们拥有了情感与信仰上的共同战线。这样的关系充分满足了观众对于爱情的完美期许，因此忽略了理想从尽情表达到合理破灭的过程，当人们沉浸于谍剧中少有的青春浪漫时，猝不及防的转折也在悄然诞生。郑耀先点好了八分熟的牛排等待恋人，却在玫瑰饭店的落地窗前，目睹了程真儿惨遭暗杀的一幕，他的脸上依旧云淡风轻，职业素养要求他不能流露出任何感情。程真儿却不是一个“优秀”的谍报员，得知郑耀先的身份即将暴露时，她表现出了极端的焦虑不安，而这一切都源于情爱。《风筝》从未抹杀人性，程真儿这个人物既是一名情报人员，也是情窦初开的纯真少女，角色身份与人格的统一，决定了她与郑耀先接头的选择，也直接导致了突如其来的悲剧。“我想给你织一件毛背心，这样子弹打来的时候就不会那么疼了。”这句独白随着郑耀先回忆的电流不断冲击着大脑，童话般纯真烂漫的告白，与风雨如磐的时代如此不相匹配，面对敌人的试探，为了继续潜伏下去，郑耀先只得将程真儿的骨灰洒向大海，留给爱情的最终只有那件鲜血染红的毛背心。
浪漫爱情的表征、偶像剧式的符码，这类美好的情绪憧憬同样能够在谍剧中得以实现，关键在于导演的认知是否贴合时代，选用的演绎方式是否流俗，从文本到影视化的过程中，柳云龙的自导自演更有利于情感对接，从而成就了《风筝》这段短小精悍的浪漫情爱叙事。
二、 伦理真实叙事——至情至意的殉道之爱
叙事伦理是超越理性伦理的生命感觉的沟通与对话，是在一种生命中感觉另一种生命的真实。[2]身为潜伏在敌人内部的谍报人员，与狼共舞的使命让他们不得不带着面具生活，久而久之甚至模糊了自己的本来面目。郑耀先一生最渴望的便是真实，林桃的出现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缺，她让他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在死亡边缘完成了生命的延续。谍战剧中的伦理叙事，是人物阐释和需求分析相结合的产物，《风筝》中相当大比重的情爱文本，可以看作娱乐文化消费与角色心理消费的一次合谋，在浮生飘蓬的乱世给予主人公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将谍战剧从意识形态导向中解放出来，转至女性话语所主导的空间，无疑是一次类型实现的勇敢尝试。
在男性话语占绝对优势的谍战剧中，鲜有真實的家庭塑造，更少见到经典的女性形象。《潜伏》中的翠萍可以说是谍战剧在女性人物构建上的一个巅峰，余则成、王翠萍二人假扮夫妻却萌发真意的情节，已然成为众多同类型作品争相模仿的对象，以至于引发观众调侃：“从何时开始，谍报工作都必须假扮夫妻了？”谍战剧家庭样本的缺失由此可见一斑。《风筝》借林桃这一角色，将一贯的虚构家庭文本升格到了真实层面。从她惊艳的出场开始，就已牢牢抓住了观众的审美心理，魅惑的旗袍、窈窕的身姿，林桃身上带着一种勾人心魄的神秘，似幽潭一般深藏不露。最初的她刻意接近郑耀先，是因为身负刺杀使命，却未能料到两人竟一见钟情，林桃在生死关头选择了与所爱一起隐姓埋名、亡命天涯。郑耀先化名周志乾的日子，看似如断线风筝般飘摇无依，实际上这段时光最接近于他的人生志趣，就像军调期间郑耀先前往延安，内心暗自向往一碗朴实的小米饭，安定的家庭与妻女、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才是信仰所描绘的理想生活。而这一切都来自林桃的自我牺牲，身为老周妻子的她一改往日风情，彻底成为了一个平凡到尘埃里的农妇，她一生都极为珍惜美貌，却愿意为了爱人而改变，甚至最后为了掩护郑耀先的身份不惜亲手毁掉自己的容颜。在这段以命相抵的乱世情仇中，林桃扮演了一个至真、至情、至义的角色，她无惧于飞蛾扑火、蜡炬成灰的灼痛，为了与一生挚爱成为结发夫妻甘愿承受所有结果，尽管免不了令人哀伤的结局，但这位传奇女子曾经搭建起来的家庭，让郑耀先在红尘中终于觅到了一个值得允诺终生的桃花源。
情爱文本与家庭伦理结合，使得谍战剧中的女性表现出更多内化的、感性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残酷叙事所带来的审美缺陷。《风筝》对虚构家庭这种传统手法的消解，更让人触碰到了栖遑浮生中的可贵真实，本剧后期着重描写郑耀先与女儿之间的和解，同样也是对林桃这个角色的衍生刻画与心理慰藉。
三、 意识导向叙事——悲壮深沉的信仰之爱
前有《誓言无声》《暗算》，后有《潜伏》《黎明之前》，21世纪的最初10年谍战剧热潮早已席卷我国电视剧市场，大量情节雷同、表现力平庸的作品扎堆，必然导致进入10年代后，国产谍战剧的创作趋势略显颓败。大量悬疑元素的植入，使得“提问—解谜—再提问”的循环成为情节主宰，这造成了谍战题材的严重空心化，作品只专注于描写主人公身临险境的极端体验，却忽略了对于情报人员而言，生命中最为重要的情感博弈与信仰书写。
韩冰与郑耀先的爱情纠葛是贯穿《风筝》全剧的重要线索，风筝一生注定羁旅天涯的漂泊，影子永远只能静静蛰伏于大地，二人的代号，隐喻着他们属于同一个信仰的正反两面，彼此相偎相伴、相煎相杀了30年，更暗示着他们之间的可悲可泣的爱情挽歌，风筝只有在落地的瞬间才能亲吻影子，就如郑耀先和韩冰的灵魂只有在死后才能合而为一，韩冰饮下毒酒含泪而去后，郑耀先也立刻病倒了，不久后孤独地撒手人寰。作为柳云龙早期代表作品，《暗算》在男女情感上采用的是宏大的景观叙事，全能特工安在天、天才数学家黄依依，这类英雄角色的爱情总是充满了传奇色彩。而《风筝》的情爱书写则具有开放性文本的明确特征，“从导演意图、演员诠释到观众接受整个信息传递过程中处处充满缝隙、歧义、矛盾和意义冲突”[3]。导演发出一张明牌的同时，随即埋下了一条暗线，风筝为抓捕影子而高飞，影子为绞杀风筝而潜伏，一明一暗的呼应，让观众不断地大胆假设，猜想、推理、寻觅着影子的踪迹。历经郑耀先的出生入死、“假影子”的视听混淆，直到剧集尾声才揭露出影子的真实身份——韩冰，这也导致了风筝与影子相遇即成永诀的爱情悲剧。
风筝能够乘风翱翔，影子自然如影随形，他们的世界里无法缺少对方，经历了军调谈判时期的延安初遇、解放战争中的针锋相对、建国后的互相帮扶，郑耀先与韩冰这对冤家早已冰释前嫌，成为了彼此命运中无人能够替代的角色。数十年情报工作的敏锐触觉，让郑耀先洞悉了韩冰服毒自尽的意图，只得流着泪說：“我想好好看看，找找特点，来世在人堆里面，一眼能把你认出来。”这样的对白与其说是一句覆水难收的告白，不如说是信仰的契合与重生。从某种角度而言，风筝与影子才是相守一生的挚爱，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本身的共同认知，将守护信仰看作人生的最终意图。潜伏在敌人心脏的郑耀先，每天面对的都是军统与中统之间永无休止的争权夺利，长官高层只图个人利益的贪污腐败，部门人员的互相猜忌与内部倾轧，尤其是审讯室中战友同志所受的酷刑煎熬，所有的一切都令他绝望。垂暮之年的郑耀先终于恢复自由，留下的却只有风烛残年的病体和时不我与的慨叹，他拥有过太多的代号，郑耀先、军统六哥、鬼子六、周志乾，却只有风筝这个身份陪他走过一生。临终前躺在病榻上注视着国旗升起，四周没有掌声与鲜花，没有爱人，更没有子女，唯有天安门前响起的雄壮国歌为他送行，信仰的力量不禁令人泪流满面。
剧中的爱情书写远不止是男女个人欲望的纠缠，它吐纳着风云年代的精神气象，使观者从中体悟到至高、纯粹、无瑕的人生信仰。郑耀先与韩冰跨越半生的斗争与伴随，虽以悲剧收尾，却仍然呈现出哀而不伤、荡气回肠的艺术效果。
结语
任何一部有资格载入国产谍战剧历史的作品，都是意识导向与情感消费的结晶，都可以看作特定时代的文化心理镜像。纵观这部作品的时间轴，三段式的情爱叙事似有《潜伏》的排布痕迹，但事实上《风筝》当中的每次邂逅、每次离别，都演绎出了区别于其他任何谍战题材作品的独特风格，将男女情爱与时代变迁、信仰成长的表达融为一体，开创了谍战剧爱情书写的全新范式。
参考文献：
[1]王彦.《风筝》：这一曲信仰的颂歌为何惊心动魄[N].文汇报，2018-01-09（009）.
[2]卢衍鹏.叙事伦理、情爱叙事与信仰重塑——电视剧《风语》的叙事结构分析[J].中国电视，2011（5）：31.
[3]尹鸿，马向阳.话语·身份·景观——从2009年谍剧热看类型电视剧的生产、消费和意义生成机制[J].电视研究，2010（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