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三维坐标透视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以世情、国情、党情为三维坐标，可以对当前集中力量办大事进行精准定位：新的世情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呈递升趋势，新的国情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目标呈递进趋势，新的党情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效呈递增趋势。厘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三维坐标，是发挥其制度优势的前提。
关键词：新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坐标
中图分类号 D2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10-094-03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1]，作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2]因此，找准新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所处的三维坐标：世情、国情、党情是我们充分挥发其制度优势的前提条件。
一、新的世情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呈递升趋势
世情新变化表现为中国在世界上已经成功实现了由跟跑到领跑的巨大转变。无论是跟跑还是领跑，依托的都是国家综合国力，映射了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多年间，逐渐摒弃对西方国家亦步亦趋地跟跑，实现独立发展的领跑，创造了逆势翻盘的现代化奇迹。从主动拥抱“开放的世界”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变化的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与综合国力，不变的是中国的发展初衷与责任担当。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步伐日趋稳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不断递升。
（一）跟跑阶段奠定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在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唯有适应全球化的发展态势才是当务之急。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突破时代桎梏，提出“手段论”“生产力论”，并成为时代共识。至此，政府主导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逐渐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主旋律。在发展目标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缺一不可;在发展路径上，选择主动融入世界市场，比较优势战略与赶超战略双管齐下。这一时期，虽然仍以跟跑为主，但取得的成绩是斐然的。人民开始对小康社会有了期盼，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巨大转变。
（二）领跑阶段实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跃迁
党的十八大以来，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形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具备发展的实力和底气，在经济总量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科技创新上基础大工程和高科技领域名列世界前茅。但是面对成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跟跑只会受制于人。因此，要实现由跟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关键是实现变道突破，即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以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与担当，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实现新旧秩序转变和治理模式改善。[3]本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初衷，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全人类福祉的新展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道：“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4]伴随着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变革，中国实现了国际角色定位的跃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办大事、办难事中得到进一步发挥，也实现了由跟跑到领跑的伟大跨越。
二、新的国情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目标呈递进趋势
国情新变化表现为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已经由新时期过渡到新时代。新时期与新时代定位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的历史坐标，反映的实质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社会主要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归根到底是人民需求侧与社会供给侧之间的矛盾。它表现了一定时期经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阶段状况，是党领导人民谋篇布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依据。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由新时期到新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目标日渐精准，整体上呈现递进趋势。
（一）新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目標明确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供给侧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难以满足需求侧最基本的生存型需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国家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因此，这一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目标比较明确，核心就是集中力量优先搞好经济建设，早日实现由农业化到国家工业化的转变。在实践赋权之下，人民以往被极大束缚的活力得到充分释放。曾经落后的农业国一跃而升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工业总产值占全世界超三成;曾经的低收入穷国跻身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曾经缺失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有效保障，人民生活品质显著提高。至此，这一时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目标得到保质保量完成。
（二）新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目标精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供给侧看，落后的社会生产被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所取代，高质量发展尚未形成。从需求侧看，物质文化需要被美好生活需要所取代，生存型需要向发展型需要拓展。可见发展诉求仍是处在社会生产力的范畴。新的历史方位下，人民对高质量物质文化基础之上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诉求日益增长。[5]当前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仍然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涉及人民切实利益的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矛盾仍然较多，存在较大改善空间。因为增量改革留下的都是“深水区”“硬骨头”，存量改革难度极大，还有很多是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面对三期叠加的经济新常态以及潜在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破解矛盾继续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集中力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要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形成改革合力，扩大改革效益。我们要清醒地认识，我国基本国情的内涵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身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带动辐射其他领域的根本。总之，由新时期到新时代，集中力量办大事锁定的目标以社会所处历史方位为转移，整体呈现由明确到精准的演进历程。
三、新的党情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效呈递增趋势
党情新变化表现为管党治党基调策略由从严治党进阶为全面从严治党。党作为领导核心，统筹集中力量办大事，因此，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关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效进展。由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不同历史节点依次展开，党的建设迈入新阶段。一以贯之地从严治党管党，使党得到充分锤炼，极大地提高了党的领导效能，促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效越来越好，总体上呈现递增趋势。
（一）从严治党阶段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较好成效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建党治党原则。它一方面传承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学说，其所倡导的思想建党原则是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质;另一方面源自中国共产党在建党治党过程中的实践摸索。党的建设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恪守的历史自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先河。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形势日新月异，从严治党任务更加繁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这一时期党的建设主线。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从严治党作出重要探索，党的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从严治党写入党章，成为党的根本大法，相关规章制度得以确立。相应地，党领导下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呈现了较好的效果。
（二）全面从严治党阶段集中力量办大事取得显著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四种考验”“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党的面前，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迫在眉睫。基于对从严治党理论认识的深化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适时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建思想。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主体、客体、内容由窄视角到全视域的覆盖，并将其从党建重要方针提升为治国理政重要方略，统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入手，开创了党建新局面。以人民群众容易感知的工作作风和反腐败斗争为抓手，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效。在工作作风上，反“四风”使得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效遏制，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期盼;在反腐败斗争上，以零容忍的态度保持高压反腐态势，减少存量遏制增量，“打虎”“拍蝇”“猎狐”“扎紧制度的笼子”效果显著。由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更加彰显，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更加提升，党的战斗力和团结性更加增强，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倍增，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更加迫切。全面从严治党永不懈怠，將继续在历史性“赶考”中交出优异答卷。由此，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效自然呈递增趋势。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11-06.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60.
[3] 吴正龙.解读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EB/OL].[2018-09-25].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9CaKrnKcZDj.
[4]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8.
[5]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
【责任编辑：褚永慧】
【作者简介】 尚延波（1990—），男，河南焦作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