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宗教与历史之上的现代性寓言
黄玮
2015年，《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在印度甫一上映，就受到观众和影视学者的如潮好评。上映不久，该影片的票房便雄踞印度电影史第五名，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事实上，《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无论是在人物配置还是影片主题上，并非具有独树一帜的创新性。在人物配置方面，有法国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珠玉在前，将憨厚大叔与纯真小女孩之间的戏剧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电影后来者的楷模;在影片所探讨的主题方面，又有印度本土电影《我的个神啊》与之一争雌雄，并且获得印度观众奖和印度国际电影学院奖的五项提名。
然而，《小萝莉的猴神大叔》的独特与成功之处在于，电影所运用的寓言叙事策略以两个普通人物高潮迭起的故事经历与文化背景、社会批判相互结合，既超越了《这个杀手不太冷》狭隘的个人之爱，又克服了《我的个神啊》中教条说理的叙事缺陷，使得本部影片在同类型电影中闪耀出难掩的光辉。本文即以《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所运用的寓言叙事策略作为研究的突破点，分析影片的社会背景及宗教与历史意义，并深入解读本片对于印巴现实冲突的现代性解构与结构。
一、 独树一帜的寓言性叙事策略
印度电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讲述了一个感人肺腑的故事：身患失语症的巴基斯坦穆斯林小女孩沙希达（哈尔莎莉·马尔雷特拉饰）被母亲带到印度德里的大清真寺拜神祈愿，却在回国的过程中因为一番阴差阳错的巧合和母亲失散，幸而小女孩沙希达在印度遇到至憨近愚、心地善良的青年大叔帕万（萨尔曼·汗饰）。帕万是印度教猴神哈奴曼的虔诚信徒，他克服了宗教偏见、历史仇恨和个人困惑，在未婚妻的支持下，以心中的诚与爱为指引，决定亲自越过边境线前往巴基斯坦送沙希达回家与妈妈团聚，一路上不但经历了外界的艰难险阻，而且也受到了自身内心信仰的考验，不但承受了在宗教、国家、历史偏见之下他人的伤害，也得到了善良的记者、阿訇、警察、民众的帮助。最终，电影以大团圆式的结局作为结束，无论是印度人还是巴基斯坦人，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都被帕万那超越了宗教、历史、国家的爱所感动，他们齐聚边境护送帕万返回印度，小女孩沙希达的失语症亦不治而愈，无异于神迹的降临。
影片《小萝莉的猴神大叔》探讨的主题和深度不可谓不宏大、不深刻，既有对宗教的解读，又有对国家历史遗留问题的反思，还有对人性的升华。电影史上表现如此宏大主题的电影作品亦不在少数，然而，很多导演往往不能把握好电影的叙事方式，以至于将宏大的主题变成空洞的说教，使得电影文本的剧情和对白显得乏味无比。但显而易见的是，《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并不在此列電影之中。如果我们去除掉上述电影梗概中的社会因素的话，就会发现《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讲述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大叔送小女孩回家。无论是大叔帕万还是小女孩沙希达，都是芸芸众生中非常平凡的一个，但就是这样两个小人物组建而成的简单的故事模型，将其放置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却表现出深远而隽永的思想主题，完成对现实的批判。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一种借小人物小故事而解释“爱”的真理的寓言性叙事手法。导演卡比尔·汗对于电影寓言叙事策略的正确选择及炉火纯青的掌控能力，使得将近3个小时的放映过程不仅不显得岑长无趣，观众反而能够因为两个小人物式的主人公在此起彼伏的戏剧冲突中的真实反应而产生共情的效果，跟随主人公共同完成一场心灵的蜕变之旅。
寓言性的叙事策略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功的电影艺术效果，完全取决于它小人物小故事的寓言性故事模型。这种故事模型集中了主要人物的行为冲突，使得主要人物都有着极强的行为目的，因此故事的情节就显得极其凝练，让观众得到酣畅淋漓的观影感受。同时，小人物小故事的寓言性叙事模型亦能让观众代入电影情节之中，帕万和沙希达在电影中表现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犹疑果决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普遍遇到并经历过的情绪感受，都能牵动观众的心弦，使其感同身受。将《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和《我的个神啊》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表现类似的电影主题，但是不同的叙事策略对于电影艺术效果的表现力有着天差地别的影响。《我的个神啊》以外星人的外在视角作为切入点，虽然能够制造较多的喜剧笑点和外在批判，却缺少了《小萝莉的猴神大叔》那种消除电影内外两个世界的表现距离、融合观众与电影角色心灵情境的艺术感染力。
二、 作为戏剧冲突的宗教与历史因素
尽管寓言性的叙事策略有着非凡的艺术效果，但是，如果不能将这种叙事手段融入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那么，以寓言性叙事策略所讲述的电影仅仅是一个好的故事，远远不能说是一部杰出的电影艺术作品。事实上，只有当寓言性的叙事策略与具有现实性的社会环境因素相结合，寓言才能发挥其批判现实、揭示真理的文本功能。
就《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而言，宗教与历史的因素是从内外两个方面作用在人物身上从而营造出戏剧性冲突的，一方面是主人公帕万的内在思想冲突，另一方面是外界人物对帕万的影响。
主人公帕万的内在思想矛盾首先表现在其自身的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的冲突。例如：当帕万刚遇到流浪的沙希达的时候，帕万并不想承担起收留沙希达的责任，他将小女孩送到警察局，希望借助官方的力量安顿小女孩。然而警察的不作为却让帕万出现了思想的矛盾，一方面对哈奴曼神的信仰引导自己行善助人，另一方面寄居在女友家的自己不愿再增加生活的负担。在这种矛盾之下，善良的他选择将小女孩沙希达的出现看作是哈奴曼神对自己的考验，并且承受着未来岳父的反对和白眼将沙希达带回了家。其次是宗教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在帕万思想内部产生的矛盾。一开始，帕万认为聪明漂亮的沙希达是印度四大种姓之中最高贵的婆罗门，然而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沙希达的穆斯林身份暴露了出来，站在清真寺前不知所措的帕万被女友超越种姓、宗教的爱所点醒，接受了沙希达的穆斯林身份。最后是国家历史仇恨引发的思想冲突，当沙希达在电视机前亲吻巴基斯坦国旗时，帕万和女友的家人震惊万分。因为历史问题，两个国家互相敌对已久，就算是这种情况，帕万依然遵循自己心中诚与爱的指引选择拿出全部的积蓄拜托旅游中介将沙希达送回国。当他发现黑中介欺骗了自己甚至将沙希达卖到妓院的时候，帕万所表现出的愤怒、暴力以及对沙希达的紧张，映射出他心中超越了国界与历史仇恨的爱。
外界人物因为宗教和历史的因素对帕万的影响不仅有伤害，亦有引导与互相拯救。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的紧张关系，帕万短时间内不可能走合法的途径将沙希达送到巴基斯坦，无奈之下他只有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翻越边境。警察将他当作间谍，不但煽动起不知情的巴基斯坦民众抓捕他，而且对他拳脚相加，甚至在官员得知实情的情况下，依然对帕万严刑拷打逼其承认是敌方间谍。在躲避追捕的过程中，帕万遇到善良的老阿訇，老阿訇摒弃宗教的偏见和历史的仇恨无私地帮助帕万，甚至高呼“罗摩神万岁”给予帕万祝福，以大爱引导着帕万从教条式的宗教观念中挣脱出来。而记者在关键时刻将视频上传到网上，把真相呈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民众面前，帕万的事迹感动了民众，亦拯救了民众的心灵，众人齐聚边境护送帕万脱离危险。
由此我们看到，在《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中，导演卡比尔·汗运用巧妙的手段，以社会文化中宗教、国家历史等因素来构造戏剧冲突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在两者之间显现出天衣无缝的契合性。在此，导演将近景特写镜头与远景镜头按照大致相同的比例分配，既着力表现帕万的困惑和内心斗争，以每一次帕万在宗教和历史因素中的挣扎来批判现实，又从电影中其他人物的行为来展示宗教与历史对人的本真心灵或好或坏的影响。帕万每一次面对选择和外界因素的禁锢时对自我心灵的洗礼，都和外界社会环境、人物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两者共同推进影片的剧情向着结尾的大高潮迈进。
三、 基于现代文化的解构与结构
《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又名“Bajrangi Bhaijaan”。“Bajrangi”意为猴神，也就是指印度教中的神灵哈奴曼，据印度长篇史诗《罗摩衍那》记载，哈奴曼神通广大，不但拯救了罗摩王子的妻子悉多，而且帮助罗摩王子打败了魔王，因此哈奴曼在印度文化中有着守护的喻义。电影借用了哈奴曼的意象，不仅是用来表现主人公帕万对沙希达的英勇守护和对宗教邪见、历史仇恨的抨击，同时也是对于宗教正念的另一种阐释。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小萝莉的猴神大叔》这一影片，既是导演借之以表达对宗教意义和国家历史仇恨的解构性批判，同时也是基于现代文化之上对于宗教和国家历史的重新结构。
自伊斯兰教传入古印度，千年以来在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血与火的斗争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惨烈的斗争不仅是一神教和多神教之间永远无法调和的宗教理念的矛盾，而且是封建王朝时期统治者们为了维护和巩固自身政权的稳定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在千年的时间长河中，两个宗教于这片土地上积累了几乎不可能淡化和疏解的仇恨。到了18世纪，欧洲殖民者入侵印度，在认识到两个宗教信徒联合起来的强大反抗力量之后，殖民统治者再次挑拨起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且以宗教为主要界限将印度分裂，为之后的印巴冲突埋下祸根。20世纪中期，印度和巴基斯坦相继独立，基于之前的宗教矛盾，再加上始终无法解决的关于克什米尔地区的领土问题，两国之间又爆发了三次战争。
事实上，无论是宗教之间的矛盾还是两个国家的历史冲突并没有为人民带来任何幸福，有的只是仇恨与伤痛。随着沙希达身份的不断明晰，帕万女友的家人对沙希达的态度在不断变化，从喜爱到厌恶、从亲近到敌视的发展过程掩埋了宗教关爱世人的教诲和人心中的本善;而巴基斯坦记者所说的“关于仇恨的新闻更容易卖出去”、官方枉顾真相对帕万迫害的事实以及对民众仇恨的煽动也映射出宗教、历史矛盾对人性的扭曲。从这个方面来看，影片《小萝莉的猴神大叔》的确是在寓言性的叙事中发挥了对宗教和历史解构性的批判作用。
但不可忽视的是，以帕万和老阿訇为代表的两个异国而且处于不同宗教之中的虔诚信徒谨守着心中的良善，不但无私地帮助对方，甚至互相高呼对方宗教的神明，相互祝福。他们不但以善与爱重新阐释了宗教和国家的定义，而且化解了双方的偏见与仇恨，为之后两国民众在“爱”的感化下共弃前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这个方面来看，导演的意图就不仅仅是对宗教历史意义的消解了，更是在现代文化的观照下，以“人本位”的思想结构起具有现代意义的宗教、国家观念。在本部电影中，对于宗教的虔诚并不是表现在对呆板教条的恪守、对木偶神像的供奉、对其他异国异教之人的打压等方面，而是以“人”作为主体和思想本位，突破各种束缚“爱”的枷锁，去践行心中的善念和宗教关爱世人的教诲。在影片末尾，沙希达的失语症不治而愈，这就是在印度教徒和巴基斯坦伊斯兰教徒共同努力之下而发生的“神迹”。
结语
总之，《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以其独特的寓言性叙事策略，将简单的人物和故事模型放置在社会环境大背景之下，以社会文化中的宗教、国家历史等因素来构造人物的思想内在和外在环境的戏剧冲突，给予主人公及所有人心灵的拷问，从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这样的电影创作手法不仅表现出对宗教偏见及历史仇恨的深刻批判，而且以“人本位”的现代文化觀念对宗教、国家理念做出新的时代环境下的重新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