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医官与西医东渐：以宜昌《海关医报》（1880—1928）为中心
王鹏 杨祥银
摘要：1880年到1928年出版的宜昌關《海关医报》（Customs Medcial Reports），原本是旧海关总税务司署内海关造册处出版物的一部分，1910年《海关医报》停刊后，后续内容则在《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上继续出版。宜昌关《海关医报》一方面记录了宜昌口岸的气候、风土、疾病等珍贵的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记录了晚清到民国50年间宜昌西医东渐的全过程。宜昌《海关医报》作为目前有关近代宜昌医疗史最完整的外文资料，对于深入开展疾病与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宜昌关；海关医官；中西医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2-0123-04
宜昌《海关医报》从1880年一直持续到1928年，在48年的时间里共有33篇报告。其中20篇发表在《海关医报》上，另外13篇则发表在《博医会报》上。在这48年间，宜昌关先后有7位海关医官任职，分别为：麦克法兰医生（Dr. McFarlane）、韩尔礼医生（Dr. A. Henry）、阿德治医生（Dr. E. A. Aldridge）、阮医生（Dr. D. Rankine）、格卫龄医生（Dr. William Kirk）、安志祥医生（Dr. Andrew Graham）、博德蔚医生（Dr. T. Chalmers Borthwick）。宜昌关医官不仅在海关担任职务，同时也兼任宜昌英国苏格兰福音会（Scotch Mission）教会医院的医生职务。所以海关医官不仅在工作中保障海关职员和外国居民的健康状况，对于城内居民的疾病与风俗，也有相当掌握和观察。透过宜昌海关医官的视角，能够有助于了解西方医学在中国腹地的输入，以及中西之间的文化交融。
一、海关医官眼中的宜昌形象
宜昌第一位海关医官麦克法兰医生在1878年抵达宜昌后，就得出了宜昌“有害健康”（unhealth）的第一印象。一方面先后有三位宜昌关税务司因病去职，另一方面宜昌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加重了麦克法兰医生对宜昌的恶感。最让麦克法兰医生不满的是宜昌的排水系统，他指出，“宜昌城的卫生状况仍处于最为可悲的轻忽之中。城内的中国政府，没有有效的管理排水系统，没有人出面解决水渠可憎的气味，也没人清理排水口堆积的垃圾。城里虽然有一些排水设施，但一场大雨过后，城内街道马上就会积水，旅客只能在淹没膝盖的水里步行。农民会进城购买粪肥，他们会在白天的任何时段进行这项活动，并扛着粪便穿城而过。茅房从来就没有被清空或被洗干净过，因此总能闻到讨厌的气味。”① 有趣的是，之后的近50年里，继任的每一位医官，都会抱怨宜昌糟糕的排水系统和难闻的空气。如1890年阿德治医生嘲讽道，“理论上宜昌只需要简单的排水设施，就可以有效的避免积水问题。但目前宜昌采用的排水系统糟糕透顶，街道上的排水沟积水横溢，除非有暴雨冲刷，否则街道就不可能干净”。②
恶劣的城市卫生环境，使得海关医官往往得出中国政府腐败无能的结论。1880年麦克法兰医生近乎刻薄的指出，“当差的人很多，通常他们每周只清理街道一次，这使他们心满意足，因为这样他们能有很多时间搞腐败”。③1910年安志祥医生在谈到肺结核病时指出，“中国人看起来确实是适合肺结核杆菌生长的土壤。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鉴于肺结核对社会的危害性，当地掌权的人应当为治疗肺结核采取措施。这等紧迫之事，中国人却漠不关心”。④ 1926年安志祥医生仍在指责道，“宜昌没有任何改进卫生条件的政府举措，没人保障街道排水通畅，也没人监管街道上的蔬菜和水果摊。在这样的情况下，宜昌没有出现更严重的传染病实在让我感到奇怪”。⑤ 1928年宜昌市政府开始尝试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以清理街道和排水沟。但安志祥医生将这种尝试称之为“间歇性痉挛”，因为缺乏任何明确计划，洁净的状况迅速消散。⑥
海关医官对中国政府的印象不仅仅只是腐败无能，北洋军阀的混战，更增添了医生们的厌恶。1920年至1921年间，王占元在宜昌的军队，公开抢劫商民。军队劫掠之后，博德蔚医生医治了许多受刀伤和枪伤的普通百姓。他记述当时的宜昌，“在军队劫掠期间，人民受难深重，现在他们还要继续遭受内战的痛苦……宜昌城内的卫生状况难以形容。所有能工作的人，全都被军队强迫拉夫数周，因此现在已经没有人进城清理粪便，城内秽物横溢。没有人知道这样恶劣的情况还会持续多久，也没人知道未来会引发怎样的疾病”。⑦ 1922年，在给博医会的报告里，博德蔚医生将攻击病人的北洋军阀视为盗匪，在他眼中，“深居内陆的宜昌，完全处于无法律状态”。⑧
同时，海关医官对中国的风俗习惯也有所观察，如丧葬（火葬）、自杀、缠足等。韩尔礼医生在1882年夏季，对宜昌南门附近坟地的一场火葬进行记录，他观察到当宜昌一个家庭的儿童连续死亡时，其中一具遗体就会被火化，以确保下一个新生儿的诞生。韩尔礼认为这种火葬，完全是出于迷信。⑨ 韩尔礼医生治疗过踝关节脱位的病人，他认为这都是缠足导致畸形所致。宜昌自杀风气的普遍，也令韩医生感到诧异，他治疗的自杀案例，都是起因于家庭琐事，他认为这是宜昌的顽疾，可能与当地风俗与后来者模仿有关。而中国人治疗吞鸦片自杀的办法是服用桐油，同时还要吞服符咒，并施加咒语。⑩
在《海关医报》中，“贫弱多病”也是中国人常见的形象。韩尔礼记录，1882年粮荒期间，在他出诊的过程中，常常会因为病人家里凑合糊口的食物感到震惊。{11} 安志祥则描述自己治疗的病人，大多虚弱且贫血。{12} 疟疾、梅毒、十二指肠也许是宜昌城里最常见的疾病，但大量从农村来看病的人，出现的症状仅仅是营养不良。{13}
在海关医官看来，宜昌城是有害健康的、不洁的；政府是腐败的，甚至是凶暴的；而当地人民是迷信的、畸形的、不健康的，并且有着欧洲人无法理解的异域风俗。衰弱无知的中国人，是需要被拯救的对象。博德蔚医生坚信，“不仅是治疗人们的身体，人类的精神需求不会被遗忘……一个伟大的医生，能够满足人们灵魂的需求。”{14}
中国人就像一个孱弱的乞丐，需要被天使来搭救。但在这样相同的逻辑下，外国人不仅要搭救，还要远离这个肮脏的乞丐。宜昌开埠之后，海关和外国人都集中在原本是城市郊区的南门外。外国居住地距离南门大约270米，保持这段距离，就是为了摆脱城内的恶臭。{15} 1893年，阿德治医生指出，普济医院的裴医生之所以会死，就是因为住在宜昌城内不卫生的房屋里。{16} 连带宜昌牛棚，也被安志祥描述为“中国人声名狼藉不卫生的牛棚”，因此当地奶牛大量死亡时，安志祥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有毒奶源终于被切断，为此他希望能单独控制外国人的食物来源，以避免被中国人污染。{17} 与恶臭不洁的城内相比，外国人居住的南门外，大多数房屋都在临江的好地段，房屋干爽，排水通畅，有益健康。{18} 安志祥希望外国社区能够与中国社区隔离开，以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当中国人开始在邻近外国社区建造房屋时，安志祥指责中国人的建筑不符合外国标准，即便再好的产业，周围也会遍布污浊的水塘。{19} 海关医官一方面指责当地人不洁，另一方面也会提醒外国社区卫生注意事项，不要忽视轻微的腹泻。垃圾被从海关大楼附近清除，排水沟总是被水冲洗得很干净，并且在清洗过程中使用了漂白粉。海关医官还会不厌其烦的向患霍乱的中国病人，陈述保持清洁的必要性。{20}
海关医官对宜昌的描述，当然有其事实根据，选取了某些事实，但也夸大或遮蔽了其它事实。如安志祥对宜昌的鲜牛奶进行过道德评价，但1909年他治疗了一名仅6个月的婴儿，这名婴儿因为食用西方罐头奶粉导致生病。最后安志祥通过喂食马铃薯、橘子和当地鲜牛奶，在8天后治好了婴儿。{21} 这也许是宜昌历史上第一个工业毒奶粉病例，但安志祥没有对此医案做同一标准的批判性解释，面对西方工业品的弊端，他选择了沉默。
二、海关医官对中医知识的汲取
在宜昌的海关医官群体中，也可以看到医官们对中医知识的汲取。海关医官在宜昌，首先对中医的疾病实指感到兴趣，其知识来源主要来自当地中医。西医生会通过用西医知识比附中医的方法，来对中医病名进行翻译，从而使中西两套知识体系能够对接。
最早进入宜昌海关医官视野的是中医里的“伤寒病”，韩尔礼认为中国的“伤寒病”应该起码包含西医中的斑疹伤寒（typhus）和伤寒（typhoid），或其它类似热病（fever）。韩医生注意到这种疾病，主要是因为这几种热病在宜昌每年都很常见。{22}
韩尔礼注意到的第二种疾病，是中医里的“霍乱症”或“乌痧症”，以对应西医里的霍乱（cholera）。韩医生认为中医体系中的“霍乱症”和“乌痧症”的关系，类似于西医体系中亚洲霍乱与英国霍乱的关系。两种体系中的后者，都是前者的恶性种类。{23} 韩尔礼注意到霍乱这种疾病并不奇怪，一方面是由于霍乱作为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恶性传染病，几乎受到所有商埠医生的重视；另一方面，1883年宜昌霍乱流行，使韩尔礼不得不重视。韩尔礼对1883年宜昌霍乱的记载非常重要，他通过宜昌的教会医院和鄂西教会体系，掌握了宜昌、沙市、荆州府、荆门等城镇的霍乱流行起止时间，从而基本勾勒出1883年鄂西霍乱流行图谱。1883年鄂西霍乱，宜昌第一例病例出现在4月10日，大大早于其它城镇，韩尔礼暗示宜昌就是鄂西霍乱流行的策源地。{24} 韩尔礼的结论未必准确，但可以通过他的记述，了解医学科学革命之前，西医生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如何进行知识积累的。另外海关医官还关注过中医里的“麻风”和“疹”，以比附西医中的麻疹（measles）。{25}
除了对中医病名进行翻译外，海关医官也会使用并向外推荐中医疗法。如韩尔礼在1885年推荐，使用干柿子治疗便秘，这种食物在宜昌大街上到处都能买到。{26} 韩尔礼很可能是通过当地的某位中医生，得来的这个偏方。1919年，作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的安志祥医生指出对于治疗症状较轻的霍乱，或较早的病例，可以使用高岭土进行治疗，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7} 海关医官看起来并不会回避中医治疗方法，尤其是一些西医也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恶疾。
宜昌推行种痘的过程，更能反映中西互通过程的复杂性。牛痘技术原本从澳门传入广州，1882年春传入宜昌。但在宜昌最先开始施行种痘这项西医技术的，并不是教会医院，而是宜昌的本地善堂“培元堂”。经过培元堂的提议与募捐，从汉口获取了痘苗，并在宜昌进行了大量的天花接种，当年宜昌的天花病例下降不少。对于当地善堂的这种行为，西医生们的态度开始略有醋意，韩尔礼认为有些痘师根本就是假冒的医生，所以教会医院可以提供区分真假痘苗的服务。{28} 安志祥则指责痘师每次收取100钱的费用，是一种牟利行为。{29} 但教会医院，最后还是选择了向善堂学习，也开始提供种痘服务。韩尔礼最后也承认，教会医院学习天花种痘可能会有很大的益处。{30}
通过对宜昌1880年至1928年间近50年海关医报的分析，可以发现宜昌西医与中医之间，并不是激烈的竞争关系。尤其是在清末阶段，海关医官更多的是在以两种知识体系之间嫁接桥梁的面目出现。海关医官对中医，多有引介，少有敌意。尤其是宜昌天花种痘技术的推广，反映了中西溝通过程中双方的反复互渗，而不是单向传播。
三、海关医官的殖民性分析
宜昌海关医官是清末民初在中国是一群特殊的外国人，他们并不是拿着武器的英国水兵，也不是引发宜昌教案的传教士，他们得到当地穷苦人的赞赏{31}，但又在殖民链条中扮演着多面又关键的角色。宜昌海关医官拥有多重身份，他们是中国海关雇员、医疗传教士（苏格兰福音会普济医院）、同时还是科学团体成员（博医会）。海关医官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也常常会出现错乱。他们同时交错使用三种名称来称呼“自己人”，分别是：海关职员、欧洲人和外国人。在近50年的《海关医报》中，作为自称的“海关职员”出现26次，“欧洲人”出现15次，“外国人”出现77次，这三种名称在用法上可以互换。海关医官对于宜昌本地人通常会使用两种名称来称呼，分别为“当地人”（native）和“中国人”。其中“当地人”出现60次，“中国人”出现52次。
海关医官用“全体海关职员”指代其工作范围是最准确的称呼，用“外国人”不太准确，因为海关中还有中国雇员，在《海关医报》中也不难看到，海关医官的服务对象包括华员在内。最不准确的就是“欧洲人”这个自称，即便不把华员包含在内，宜昌的外国人里也还包含有美国人和日本人等非欧洲籍外国人。海关医官将海关职员、欧洲人、外国人三个自称，进行明显有误的混用，可以看出海关医官自我体认的错乱以及19世纪末这个群体内部“欧洲中心主义”不自觉的显露。
海关医官将宜昌人称呼为“当地人”（native），医生们对这个用法（60次）的喜爱，甚至超过“中国人”（52次）。19世纪末，native这个用法并不是一个中性词汇，宜昌人的地位与美洲印第安人（Native Americans）、南非土著（South African Natives）等同起来。宜昌海关医官的世界观，用萨特的话讲，“不久之前，这个世界有20亿居民，其中5亿是人（men），另外15亿是土著（natives）。前者拥有话语（word），其他人则跟着使用这种话语……终归到底，欧洲人坚信她们的使命，她们要把亚洲人希腊化”。{32}
在物质生活方面，宜昌海关医官在当地享有优越的經济地位。如在1883年，韩尔礼每月的薪俸为150两。在1902年，格卫龄每个月的薪俸更是高达300两。{33} 阿德治和韩尔礼在当地都有仆人。{34} 工作之余，海关医官也能够好整以暇的游历宜昌周边美景。1899年，阮医生特别推荐了宜昌三游洞，“三游洞空气如此清新，让人们从当地城镇的气味中摆脱出来，从积秽散发的恶臭中摆脱出来，从太阳熏蒸下的稻田瘴气里摆脱出来。”他希望将三游洞建为新的疗养地。{35}
海关医官虽然是中国雇员，但也受到英国军队的保护，并自觉为英国军队提供服务。1891年宜昌发生教案，英国水兵搭乘轮船“艾兰号”抵达宜昌，以保护外国社区的安全。这些抵达的水兵刚刚在西非海岸服役，有一些人染有痢疾和疟疾热。阿德治医生为英国水兵提供了医疗服务，海关还提供火轮“凌风号”供其居住。1900年庚子事变后，英国皇家海军“艾斯克号”的船员，冬天时会驻扎在宜昌，炮舰“山鹬号”和“云山雀号”的船员在春夏之交也会停靠在宜昌。格卫龄医生则为英国水兵治疗腹泻、热病和疟疾。从这一点看，海关医官确实是西方帝国主义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其殖民性不言而喻。
因为无人监管，海关医官有时还会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碰医务伦理的红线。1913年10月，博德蔚医生在处理4个破伤风病人时，对这4个病人进行了3组差别治疗。第一组的前2个病人注射了15%的硫酸镁溶液，没有使用破伤风抗毒素，前2个病人得到康复。但他在治疗第3个病人时，注射了抗毒素和硫酸镁，病人一周后死亡。第4个病例只使用了抗毒素，病人在26小时后死亡。{36} 第一组疗法成功后，博德蔚并没有继续采取稳妥的硫酸镁方案，而是加入破伤风抗毒素。博德蔚将病人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以获取对比试验结果。后两名病人极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做皮试，导致抗毒素过敏死亡。博德蔚在报告中，将这组试验写出来，表明他并不认为自己犯错。在博德蔚的报告中，暗示“注射抗毒素可能有危险”的试验结果，是用两个中国人的性命换回来的。博德蔚医生将死亡的病人仅仅称之为“病例”，但安志祥医生在描述一名宜昌海关洋员死于斑疹伤寒时，将其称之为“灾难”。“病例”与“灾难”体认上的差别，表明海关医官能够明确的在“自己人”和“当地人”中划出一条界限。
四、结语
海关医官在1878年来到宜昌海关这块远离西方文明的飞地时，对当地的街渠嗤之以鼻。这些洋医生不知道的是，宜昌城内的“五渠六街”原本是乾隆二十八年县令林有席引以自豪的政绩，林有席将其专门绘图刊在乾隆《东湖县志》上，以彰显盛世“王道荡荡，王道平平”。1864年，经过太平天国战乱的宜昌，那些引以为豪的政绩，已经一去不复返。同治《续修东湖县志》里的沟渠图完全照抄前志，地方上已经无所作为。县令金大镛半是懊丧，半是为自己辩护，在序言中写道：“患生虑表，安可蹔忘。军兴以来，转饷不足。阃帅以蜀舶所聚，算缗括租，棋置星罗，兹邑为多，先后供馈军约镪二千万以上，一时权制，诚不得已”。{37}
与1864年清朝官员抚今追昔的懊丧相比，1880年至1928年近50年间，海关医官们的事业可谓蒸蒸日上。既有海关的高工资，又有英国苏格兰福音会的资助，火轮船为他们带来日常补给。{38} 工业化和科学革命日益彰显威力，从早期单纯依靠奎宁治疗热病，到逐渐使用“914”针剂等工业合成药物。1909年英国跨国公司宝威公司带来新式涂片，1911年通过显微镜，医生们发现很多以前误认为是疟疾导致的贫血，实际上病因都是钩虫病。1922年普济医院建起了电灯，1924年又配备了X光机。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拉长，从1880年到1928年，中西之间，一消一涨。洋人的抱怨和轻视，相当合于同治官绅的自我体认，这是大势。但具体到宜昌的海关医官，他们既不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也不是纯洁的文明天使那么简单。在这段50年的故事里，既有偏见与冲突，也有交流和奉献。从1883年海关医官抱怨中国人不信任西医{39}，到1920年代普济医院的就诊人数突破2万人，西医知识体系、医院、西医科学团体、西医科学刊物这些“工具”最终在宜昌站稳了脚跟。
注释：
①③{15} Dr. E. P. Mcfarlane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Icha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0，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No.20， 1880， p.18， p.18， pp.18-19.
②{18} Dr. E. A. Aldridge 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Icha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90，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No.40， 1890， p.4， p.4.
摘要：1880年到1928年出版的宜昌關《海关医报》（Customs Medcial Reports），原本是旧海关总税务司署内海关造册处出版物的一部分，1910年《海关医报》停刊后，后续内容则在《博医会报》（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上继续出版。宜昌关《海关医报》一方面记录了宜昌口岸的气候、风土、疾病等珍贵的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记录了晚清到民国50年间宜昌西医东渐的全过程。宜昌《海关医报》作为目前有关近代宜昌医疗史最完整的外文资料，对于深入开展疾病与文化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宜昌关；海关医官；中西医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2-0123-04
宜昌《海关医报》从1880年一直持续到1928年，在48年的时间里共有33篇报告。其中20篇发表在《海关医报》上，另外13篇则发表在《博医会报》上。在这48年间，宜昌关先后有7位海关医官任职，分别为：麦克法兰医生（Dr. McFarlane）、韩尔礼医生（Dr. A. Henry）、阿德治医生（Dr. E. A. Aldridge）、阮医生（Dr. D. Rankine）、格卫龄医生（Dr. William Kirk）、安志祥医生（Dr. Andrew Graham）、博德蔚医生（Dr. T. Chalmers Borthwick）。宜昌关医官不仅在海关担任职务，同时也兼任宜昌英国苏格兰福音会（Scotch Mission）教会医院的医生职务。所以海关医官不仅在工作中保障海关职员和外国居民的健康状况，对于城内居民的疾病与风俗，也有相当掌握和观察。透过宜昌海关医官的视角，能够有助于了解西方医学在中国腹地的输入，以及中西之间的文化交融。
一、海关医官眼中的宜昌形象
宜昌第一位海关医官麦克法兰医生在1878年抵达宜昌后，就得出了宜昌“有害健康”（unhealth）的第一印象。一方面先后有三位宜昌关税务司因病去职，另一方面宜昌恶劣的公共卫生环境加重了麦克法兰医生对宜昌的恶感。最让麦克法兰医生不满的是宜昌的排水系统，他指出，“宜昌城的卫生状况仍处于最为可悲的轻忽之中。城内的中国政府，没有有效的管理排水系统，没有人出面解决水渠可憎的气味，也没人清理排水口堆积的垃圾。城里虽然有一些排水设施，但一场大雨过后，城内街道马上就会积水，旅客只能在淹没膝盖的水里步行。农民会进城购买粪肥，他们会在白天的任何时段进行这项活动，并扛着粪便穿城而过。茅房从来就没有被清空或被洗干净过，因此总能闻到讨厌的气味。”① 有趣的是，之后的近50年里，继任的每一位医官，都会抱怨宜昌糟糕的排水系统和难闻的空气。如1890年阿德治医生嘲讽道，“理论上宜昌只需要简单的排水设施，就可以有效的避免积水问题。但目前宜昌采用的排水系统糟糕透顶，街道上的排水沟积水横溢，除非有暴雨冲刷，否则街道就不可能干净”。②
恶劣的城市卫生环境，使得海关医官往往得出中国政府腐败无能的结论。1880年麦克法兰医生近乎刻薄的指出，“当差的人很多，通常他们每周只清理街道一次，这使他们心满意足，因为这样他们能有很多时间搞腐败”。③1910年安志祥医生在谈到肺结核病时指出，“中国人看起来确实是适合肺结核杆菌生长的土壤。同样可以肯定的是，鉴于肺结核对社会的危害性，当地掌权的人应当为治疗肺结核采取措施。这等紧迫之事，中国人却漠不关心”。④ 1926年安志祥医生仍在指责道，“宜昌没有任何改进卫生条件的政府举措，没人保障街道排水通畅，也没人监管街道上的蔬菜和水果摊。在这样的情况下，宜昌没有出现更严重的传染病实在让我感到奇怪”。⑤ 1928年宜昌市政府开始尝试采取公共卫生措施，以清理街道和排水沟。但安志祥医生将这种尝试称之为“间歇性痉挛”，因为缺乏任何明确计划，洁净的状况迅速消散。⑥
海关医官对中国政府的印象不仅仅只是腐败无能，北洋军阀的混战，更增添了医生们的厌恶。1920年至1921年间，王占元在宜昌的军队，公开抢劫商民。军队劫掠之后，博德蔚医生医治了许多受刀伤和枪伤的普通百姓。他记述当时的宜昌，“在军队劫掠期间，人民受难深重，现在他们还要继续遭受内战的痛苦……宜昌城内的卫生状况难以形容。所有能工作的人，全都被军队强迫拉夫数周，因此现在已经没有人进城清理粪便，城内秽物横溢。没有人知道这样恶劣的情况还会持续多久，也没人知道未来会引发怎样的疾病”。⑦ 1922年，在给博医会的报告里，博德蔚医生将攻击病人的北洋军阀视为盗匪，在他眼中，“深居内陆的宜昌，完全处于无法律状态”。⑧
同时，海关医官对中国的风俗习惯也有所观察，如丧葬（火葬）、自杀、缠足等。韩尔礼医生在1882年夏季，对宜昌南门附近坟地的一场火葬进行记录，他观察到当宜昌一个家庭的儿童连续死亡时，其中一具遗体就会被火化，以确保下一个新生儿的诞生。韩尔礼认为这种火葬，完全是出于迷信。⑨ 韩尔礼医生治疗过踝关节脱位的病人，他认为这都是缠足导致畸形所致。宜昌自杀风气的普遍，也令韩医生感到诧异，他治疗的自杀案例，都是起因于家庭琐事，他认为这是宜昌的顽疾，可能与当地风俗与后来者模仿有关。而中国人治疗吞鸦片自杀的办法是服用桐油，同时还要吞服符咒，并施加咒语。⑩
在《海关医报》中，“贫弱多病”也是中国人常见的形象。韩尔礼记录，1882年粮荒期间，在他出诊的过程中，常常会因为病人家里凑合糊口的食物感到震惊。{11} 安志祥则描述自己治疗的病人，大多虚弱且贫血。{12} 疟疾、梅毒、十二指肠也许是宜昌城里最常见的疾病，但大量从农村来看病的人，出现的症状仅仅是营养不良。{13}
在海关医官看来，宜昌城是有害健康的、不洁的；政府是腐败的，甚至是凶暴的；而当地人民是迷信的、畸形的、不健康的，并且有着欧洲人无法理解的异域风俗。衰弱无知的中国人，是需要被拯救的对象。博德蔚医生坚信，“不仅是治疗人们的身体，人类的精神需求不会被遗忘……一个伟大的医生，能够满足人们灵魂的需求。”{14}
中国人就像一个孱弱的乞丐，需要被天使来搭救。但在这样相同的逻辑下，外国人不仅要搭救，还要远离这个肮脏的乞丐。宜昌开埠之后，海关和外国人都集中在原本是城市郊区的南门外。外国居住地距离南门大约270米，保持这段距离，就是为了摆脱城内的恶臭。{15} 1893年，阿德治医生指出，普济医院的裴医生之所以会死，就是因为住在宜昌城内不卫生的房屋里。{16} 连带宜昌牛棚，也被安志祥描述为“中国人声名狼藉不卫生的牛棚”，因此当地奶牛大量死亡时，安志祥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有毒奶源终于被切断，为此他希望能单独控制外国人的食物来源，以避免被中国人污染。{17} 与恶臭不洁的城内相比，外国人居住的南门外，大多数房屋都在临江的好地段，房屋干爽，排水通畅，有益健康。{18} 安志祥希望外国社区能够与中国社区隔离开，以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当中国人开始在邻近外国社区建造房屋时，安志祥指责中国人的建筑不符合外国标准，即便再好的产业，周围也会遍布污浊的水塘。{19} 海关医官一方面指责当地人不洁，另一方面也会提醒外国社区卫生注意事项，不要忽视轻微的腹泻。垃圾被从海关大楼附近清除，排水沟总是被水冲洗得很干净，并且在清洗过程中使用了漂白粉。海关医官还会不厌其烦的向患霍乱的中国病人，陈述保持清洁的必要性。{20}
海关医官对宜昌的描述，当然有其事实根据，选取了某些事实，但也夸大或遮蔽了其它事实。如安志祥对宜昌的鲜牛奶进行过道德评价，但1909年他治疗了一名仅6个月的婴儿，这名婴儿因为食用西方罐头奶粉导致生病。最后安志祥通过喂食马铃薯、橘子和当地鲜牛奶，在8天后治好了婴儿。{21} 这也许是宜昌历史上第一个工业毒奶粉病例，但安志祥没有对此医案做同一标准的批判性解释，面对西方工业品的弊端，他选择了沉默。
二、海关医官对中医知识的汲取
在宜昌的海关医官群体中，也可以看到医官们对中医知识的汲取。海关医官在宜昌，首先对中医的疾病实指感到兴趣，其知识来源主要来自当地中医。西医生会通过用西医知识比附中医的方法，来对中医病名进行翻译，从而使中西两套知识体系能够对接。
最早进入宜昌海关医官视野的是中医里的“伤寒病”，韩尔礼认为中国的“伤寒病”应该起码包含西医中的斑疹伤寒（typhus）和伤寒（typhoid），或其它类似热病（fever）。韩医生注意到这种疾病，主要是因为这几种热病在宜昌每年都很常见。{22}
韩尔礼注意到的第二种疾病，是中医里的“霍乱症”或“乌痧症”，以对应西医里的霍乱（cholera）。韩医生认为中医体系中的“霍乱症”和“乌痧症”的关系，类似于西医体系中亚洲霍乱与英国霍乱的关系。两种体系中的后者，都是前者的恶性种类。{23} 韩尔礼注意到霍乱这种疾病并不奇怪，一方面是由于霍乱作为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恶性传染病，几乎受到所有商埠医生的重视；另一方面，1883年宜昌霍乱流行，使韩尔礼不得不重视。韩尔礼对1883年宜昌霍乱的记载非常重要，他通过宜昌的教会医院和鄂西教会体系，掌握了宜昌、沙市、荆州府、荆门等城镇的霍乱流行起止时间，从而基本勾勒出1883年鄂西霍乱流行图谱。1883年鄂西霍乱，宜昌第一例病例出现在4月10日，大大早于其它城镇，韩尔礼暗示宜昌就是鄂西霍乱流行的策源地。{24} 韩尔礼的结论未必准确，但可以通过他的记述，了解医学科学革命之前，西医生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如何进行知识积累的。另外海关医官还关注过中医里的“麻风”和“疹”，以比附西医中的麻疹（measles）。{25}
除了对中医病名进行翻译外，海关医官也会使用并向外推荐中医疗法。如韩尔礼在1885年推荐，使用干柿子治疗便秘，这种食物在宜昌大街上到处都能买到。{26} 韩尔礼很可能是通过当地的某位中医生，得来的这个偏方。1919年，作为英国皇家外科医师学会会员的安志祥医生指出对于治疗症状较轻的霍乱，或较早的病例，可以使用高岭土进行治疗，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7} 海关医官看起来并不会回避中医治疗方法，尤其是一些西医也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的恶疾。
宜昌推行种痘的过程，更能反映中西互通过程的复杂性。牛痘技术原本从澳门传入广州，1882年春传入宜昌。但在宜昌最先开始施行种痘这项西医技术的，并不是教会医院，而是宜昌的本地善堂“培元堂”。经过培元堂的提议与募捐，从汉口获取了痘苗，并在宜昌进行了大量的天花接种，当年宜昌的天花病例下降不少。对于当地善堂的这种行为，西医生们的态度开始略有醋意，韩尔礼认为有些痘师根本就是假冒的医生，所以教会医院可以提供区分真假痘苗的服务。{28} 安志祥则指责痘师每次收取100钱的费用，是一种牟利行为。{29} 但教会医院，最后还是选择了向善堂学习，也开始提供种痘服务。韩尔礼最后也承认，教会医院学习天花种痘可能会有很大的益处。{30}
通过对宜昌1880年至1928年间近50年海关医报的分析，可以发现宜昌西医与中医之间，并不是激烈的竞争关系。尤其是在清末阶段，海关医官更多的是在以两种知识体系之间嫁接桥梁的面目出现。海关医官对中医，多有引介，少有敌意。尤其是宜昌天花种痘技术的推广，反映了中西溝通过程中双方的反复互渗，而不是单向传播。
三、海关医官的殖民性分析
宜昌海关医官是清末民初在中国是一群特殊的外国人，他们并不是拿着武器的英国水兵，也不是引发宜昌教案的传教士，他们得到当地穷苦人的赞赏{31}，但又在殖民链条中扮演着多面又关键的角色。宜昌海关医官拥有多重身份，他们是中国海关雇员、医疗传教士（苏格兰福音会普济医院）、同时还是科学团体成员（博医会）。海关医官对自己身份的认知，也常常会出现错乱。他们同时交错使用三种名称来称呼“自己人”，分别是：海关职员、欧洲人和外国人。在近50年的《海关医报》中，作为自称的“海关职员”出现26次，“欧洲人”出现15次，“外国人”出现77次，这三种名称在用法上可以互换。海关医官对于宜昌本地人通常会使用两种名称来称呼，分别为“当地人”（native）和“中国人”。其中“当地人”出现60次，“中国人”出现52次。
海关医官用“全体海关职员”指代其工作范围是最准确的称呼，用“外国人”不太准确，因为海关中还有中国雇员，在《海关医报》中也不难看到，海关医官的服务对象包括华员在内。最不准确的就是“欧洲人”这个自称，即便不把华员包含在内，宜昌的外国人里也还包含有美国人和日本人等非欧洲籍外国人。海关医官将海关职员、欧洲人、外国人三个自称，进行明显有误的混用，可以看出海关医官自我体认的错乱以及19世纪末这个群体内部“欧洲中心主义”不自觉的显露。
海关医官将宜昌人称呼为“当地人”（native），医生们对这个用法（60次）的喜爱，甚至超过“中国人”（52次）。19世纪末，native这个用法并不是一个中性词汇，宜昌人的地位与美洲印第安人（Native Americans）、南非土著（South African Natives）等同起来。宜昌海关医官的世界观，用萨特的话讲，“不久之前，这个世界有20亿居民，其中5亿是人（men），另外15亿是土著（natives）。前者拥有话语（word），其他人则跟着使用这种话语……终归到底，欧洲人坚信她们的使命，她们要把亚洲人希腊化”。{32}
在物质生活方面，宜昌海关医官在当地享有优越的經济地位。如在1883年，韩尔礼每月的薪俸为150两。在1902年，格卫龄每个月的薪俸更是高达300两。{33} 阿德治和韩尔礼在当地都有仆人。{34} 工作之余，海关医官也能够好整以暇的游历宜昌周边美景。1899年，阮医生特别推荐了宜昌三游洞，“三游洞空气如此清新，让人们从当地城镇的气味中摆脱出来，从积秽散发的恶臭中摆脱出来，从太阳熏蒸下的稻田瘴气里摆脱出来。”他希望将三游洞建为新的疗养地。{35}
海关医官虽然是中国雇员，但也受到英国军队的保护，并自觉为英国军队提供服务。1891年宜昌发生教案，英国水兵搭乘轮船“艾兰号”抵达宜昌，以保护外国社区的安全。这些抵达的水兵刚刚在西非海岸服役，有一些人染有痢疾和疟疾热。阿德治医生为英国水兵提供了医疗服务，海关还提供火轮“凌风号”供其居住。1900年庚子事变后，英国皇家海军“艾斯克号”的船员，冬天时会驻扎在宜昌，炮舰“山鹬号”和“云山雀号”的船员在春夏之交也会停靠在宜昌。格卫龄医生则为英国水兵治疗腹泻、热病和疟疾。从这一点看，海关医官确实是西方帝国主义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其殖民性不言而喻。
因为无人监管，海关医官有时还会在病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碰医务伦理的红线。1913年10月，博德蔚医生在处理4个破伤风病人时，对这4个病人进行了3组差别治疗。第一组的前2个病人注射了15%的硫酸镁溶液，没有使用破伤风抗毒素，前2个病人得到康复。但他在治疗第3个病人时，注射了抗毒素和硫酸镁，病人一周后死亡。第4个病例只使用了抗毒素，病人在26小时后死亡。{36} 第一组疗法成功后，博德蔚并没有继续采取稳妥的硫酸镁方案，而是加入破伤风抗毒素。博德蔚将病人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以获取对比试验结果。后两名病人极有可能是因为没有做皮试，导致抗毒素过敏死亡。博德蔚在报告中，将这组试验写出来，表明他并不认为自己犯错。在博德蔚的报告中，暗示“注射抗毒素可能有危险”的试验结果，是用两个中国人的性命换回来的。博德蔚医生将死亡的病人仅仅称之为“病例”，但安志祥医生在描述一名宜昌海关洋员死于斑疹伤寒时，将其称之为“灾难”。“病例”与“灾难”体认上的差别，表明海关医官能够明确的在“自己人”和“当地人”中划出一条界限。
四、结语
海关医官在1878年来到宜昌海关这块远离西方文明的飞地时，对当地的街渠嗤之以鼻。这些洋医生不知道的是，宜昌城内的“五渠六街”原本是乾隆二十八年县令林有席引以自豪的政绩，林有席将其专门绘图刊在乾隆《东湖县志》上，以彰显盛世“王道荡荡，王道平平”。1864年，经过太平天国战乱的宜昌，那些引以为豪的政绩，已经一去不复返。同治《续修东湖县志》里的沟渠图完全照抄前志，地方上已经无所作为。县令金大镛半是懊丧，半是为自己辩护，在序言中写道：“患生虑表，安可蹔忘。军兴以来，转饷不足。阃帅以蜀舶所聚，算缗括租，棋置星罗，兹邑为多，先后供馈军约镪二千万以上，一时权制，诚不得已”。{37}
与1864年清朝官员抚今追昔的懊丧相比，1880年至1928年近50年间，海关医官们的事业可谓蒸蒸日上。既有海关的高工资，又有英国苏格兰福音会的资助，火轮船为他们带来日常补给。{38} 工业化和科学革命日益彰显威力，从早期单纯依靠奎宁治疗热病，到逐渐使用“914”针剂等工业合成药物。1909年英国跨国公司宝威公司带来新式涂片，1911年通过显微镜，医生们发现很多以前误认为是疟疾导致的贫血，实际上病因都是钩虫病。1922年普济医院建起了电灯，1924年又配备了X光机。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拉长，从1880年到1928年，中西之间，一消一涨。洋人的抱怨和轻视，相当合于同治官绅的自我体认，这是大势。但具体到宜昌的海关医官，他们既不完全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也不是纯洁的文明天使那么简单。在这段50年的故事里，既有偏见与冲突，也有交流和奉献。从1883年海关医官抱怨中国人不信任西医{39}，到1920年代普济医院的就诊人数突破2万人，西医知识体系、医院、西医科学团体、西医科学刊物这些“工具”最终在宜昌站稳了脚跟。
注释：
①③{15} Dr. E. P. Mcfarlane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Icha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80，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No.20， 1880， p.18， p.18， pp.18-19.
②{18} Dr. E. A. Aldridge s Report on the Health of Ichang for the Half-Year Ended 30th September 1890， Customs Medical Reports， No.40， 1890， p.4， p.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