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青年”现象相关研究综述
颜晨雨 朱晶晶 李燕
〔摘要〕“隐蔽青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病理现象，近年来，“隐蔽青年”在社会生活中的消极影响日益显现，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隐蔽青年”的定义、发生率、影响因素和干预方法四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并提出今后的研究重点，这对中国“隐蔽青年”问题的研究和预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隐蔽青年;社会退缩;综述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12-0004-05
一、“隐蔽青年”的定义
近十年来，作为现代青少年的心理社会问题之一，“隐蔽青年”现象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了精神医疗、社会工作、心理学等各领域的广泛关注，并有逐渐定性为青少年时期的某种新型“征候群”的趋势[1]。“隐蔽青年”一词最早来源于日语“Hikikomori”[2]，在英语中被译为“Social Withdrawal”。“隐蔽青年”最初被视为日本的特有现象，由日本精神病学家Tamaki Saito首次提出，指在排除青年患有其他已知的精神疾病的情况下，青年持续至少六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脱离社会，退避大多数社交活动，隐居在家中，不工作，不上学，不就业[3]。近年来，“隐蔽青年”在许多发达国家和高收入社会，如美国、法国、西班牙和其他亚洲国家，甚至我国港台地区也屡见报道[4]，年轻人闭门不出，不上学或不工作，鲜少有社会接触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
“隐蔽青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病理现象，是一种严重的社会退缩[5]。尽管在过去十几年对“隐蔽青年”的研究不断深入，但“隐蔽青年”的定义标准尚未达成一致。研究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入手，研究结果也呈现出多样性。在2003年日本政府发布的“隐蔽青年”指导方针中，认为“隐蔽青年”的特征如下：生活中心在家庭，拒绝离开家庭;没有兴趣或不愿意上学或工作;症状持续超过六个月;精神分裂、精神发育迟滞或有其他精神障碍的排除在外;虽然没有兴趣上学或工作，但是保持有亲密私人关系的人除外。在日本，研究人员普遍以社会退缩持续时间六个月为界限，但韩国[6]和我国香港地区[4]的研究表明，退缩持续三个月和六个月以上的青年人二者其实非常相似，因此建议缩短诊断期限，以便更早确定“隐蔽青年”的不良发展后果。
从临床的角度出发，“隐蔽青年”被认为是一种新的精神疾病[7]。许多精神病专家指出“隐蔽青年”表现出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列出的许多精神疾病的症状，包括精神分裂症、精神障碍、社交焦虑障碍、重度抑郁障碍和回避型人格障碍[8]。因此，这种严重的社会退缩行为可能在未来被视为DSM中的一种新的精神疾病。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隐蔽青年”被分为两类：原发性“隐蔽青年”和继发性“隐蔽青年”[9]。原发性隐蔽青年不存在其他精神疾病，可能是由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相互作用而引起的行为问题，而不是精神疾病的症状;继发性“隐蔽青年”被认为是精神疾病的一种，往往与其他一种或两种及以上的精神疾病共病，现有的精神疾病诊断方式和治疗方法可以用于患者[10]。
二、“隐蔽青年”的发生率
2010年，日本一项“隐蔽青年”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表明，20至49岁的成年人经历六个月以上社会退缩的发生率约为1.2%，其中终身发生率为1%;20至29岁的青年终身发生率约为2%，相当于日本有大约232000位“隐蔽青年”[10]。2016年，日本再次调查估计，认为日本15至39岁的“隐蔽青年”达到了541000 人[11]。除日本外，美国、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地区也屡见报道。我国香港的一项研究表明，香港青年经历六个月以上社会退缩的发生率为1.9%，退缩时间不到六个月的发生率为2.5%，自我报告认为自身行为没有问题的社会退缩的发生率为2.6%[4]，据估计，香港大约有16900名“隱蔽青年”。韩国的研究表明有2.3%的韩国高中生经历过严重的社会退缩[6]。由于研究规模都较小，研究条件受限，且受限于“隐蔽青年”本身不愿意站出来的特点，使得“隐蔽青年”的人数更加难以证实，实际的人数可能更多。
三、隐蔽青年的影响因素
（一）个体
“隐蔽青年”往往具有低自尊和回避型人格的特点[12]。性格内敛，不善表达情感的个体更容易发展成“隐蔽青年”，但愿意面对面和通过电话表达痛苦的个体则不太可能表现出严重的社交退缩，发展为“隐蔽青年”。个体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社会经济地位都与“隐蔽青年”存在相关[4]。“隐蔽青年”在男性中的发生率往往更高[3]，“隐蔽青年”的男女比例达到4：1[2]。这可能是因为社会对男性获得成功赋予更高的期望，导致男性对失败更为敏感，甚至决定退出社会交往[4]。
受教育程度低的个体处于较高退缩水平的可能性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个体的2.3倍;失业的个体处于较高退缩水平的可能性是就业人员的五倍，没有月收入的个体处于较高社会退缩水平的可能性是受雇者的10.6倍;个体的工作压力、网络成瘾、意外伤害、意外怀孕和堕胎等都与“隐蔽青年”的形成相关[4]。
（二）家庭
研究发现，不安全的亲子依恋，尤其是回避型依恋和矛盾型依恋与社会退缩呈现显著相关[13]。但是回避型依恋和矛盾型依恋的青少年在社会退缩时的表现并不相同。回避型依恋的青少年由于无法从依恋对象获得支持[14]，因此他们将否认他们对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需要，以避免亲密关系、情感亲近和人际关系的相互依赖，社会退缩行为正是个体应对依恋创伤的避免策略[15]。他们避免社会交往、社交场合、人群、公共场所，也不信任他人，在面对问题时拒绝寻求帮助[14]。矛盾型依恋青少年经历了依恋对象不一致的反应，他们试图获得依恋对象的支持，但又害怕遭受拒绝，无法获得期待的支持，这使个体陷入了“接近—回避”的矛盾之中。同时社会文化可能又会加剧矛盾型依恋个体的回避行为，例如日本文化可能加剧同伴拒绝对矛盾型依恋个体的心理影响[13]。
另有研究表明，社会退缩与安全依恋也存在相关。一些社会退缩青年与依恋对象之间建立了安全的依恋关系，家庭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情感支持和物质帮助，但由于父母溺爱或采取保护性的教养方式，可能会促使孩子对父母形成过度依赖[16]。一旦养成了过度依赖的习惯而不愿意改变生活方式加入社会，这也就剥夺了他们的自主权和探索外界的机会，缺少主动的社会交往，会导致社会交往技能差而更进一步避免社会交往[17]，最终将自己置于舒适的环境中而拒绝探索外面的世界。与西方国家相比，包括韩国、日本和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的传统文化中，年轻人在经济上更依赖父母，孩子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直到结婚，即使孩子失业在家，依然可以在父母的“救济”中继续生活[18]。这些因素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隐蔽青年”的持续存在。
（三）学校
研究表明，“隐蔽青年”与学业失败有关，“隐蔽青年”个体往往展现出高学业压力和低学业成就的特征[19]。与西方国家相比，东亚地区普遍关注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尤其是家庭长子，在传统文化中往往被寄予厚望，其学业成就更是受到特别关注。研究发现，“隐蔽青年”中多为家庭中的长子，这可能是因为学业成就较差的长子往往会受到父母和老师的责备，他们承担着过高的期望，导致他们在失败时经历信心危机，引发了考试焦虑、厌学情绪和退缩等问题[6]。
在升学压力和学业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下，校园霸凌、校园暴力等问题日益凸显。尤其在日本，校园霸凌是突出的社会问题[20]。“隐蔽青年”与校园霸凌存在密切相关[19]，被霸凌的儿童常感到对同龄人的强烈不满和不信任，但部分教师和父母则认为孩子应该改变自己而顺从同伴群体，因此被霸凌青少年渐渐发展为拒绝上学。拒绝上学是日本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中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往往也是成为“隐蔽青年”的先兆[2]。
（四）社会
信息化时代，网络已然成为大众（尤其是青少年）娱乐、通信和信息检索的主要方式，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多和便捷，在方便人们线上交流的同时，也使得现实生活中面对面的人际关系受到挑战[21]。网络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交流的方式，足不出户也可以实现信息的对换，同时也促进了“隐蔽青年”的形成。研究表明，网络成瘾与社会退缩呈显著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个体长期宅在家中沉迷网络，缺乏与他人的实际交流和互动而导致拒绝社会交往，产生社会退缩。反过来，社会退缩的“隐蔽青年”更容易网络成瘾[22]，这可能是因为“隐蔽青年”往往存在社交焦虑，害怕与人交往，而网络成瘾与社交焦虑密切相关[22]，其中青少年的社交效能感显著负向预测网络成瘾[23]。因此，具有社交焦虑、社交效能感较低的“隐蔽青年”往往更易网络成瘾。
随着社会的发展，富裕的生活让年轻人拥有独立房间和更多的私人空间。同时，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下，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膨胀，“努力”“敬业”的价值观不再受到部分新一代年轻人认可，他们追求一种更个性化、更自由的生活方式[21]。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面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競争压力，以往许多人可以在一份工作中工作直到退休，现在随着就业机会的减少，学业成功不再保证良好的职业前景甚至就业机会[24]。因此，不可预见的职业变数和非正规就业导致的工作价值感下降[3]，使丧失了方向感和未能在社会上找到一席之地的青年，更可能产生社会退缩，继而发展为“隐蔽青年”[19]。
四、“隐蔽青年”的干预
“隐蔽青年”通常包括原发性“隐蔽青年”和继发性“隐蔽青年”。原发性“隐蔽青年”往往与其他精神疾病共病，也就是说隐蔽其本身就是一种病症，同时可能伴随着抑郁症、强迫症、饮食障碍、适应障碍等[9]。继发性“隐蔽青年”往往在社会交往中遭遇过重大挫折，有着较差的社交体验，从而产生社交恐惧。
因此，针对不同的类型需要采取不同的干预手段。当原发性“隐蔽青年”和其他精神障碍发生共病时，应提供临床治疗。当患者有严重的抑郁症、社交恐惧症或精神分裂症时，应考虑住院，接受专业、系统的治疗[25]。针对继发性“隐蔽青年”，本文将从家庭和个体两个方面的干预和援助来进行讨论。
（一）家庭干预
家庭干预是对“隐蔽青年”进行干预的重要途径之一。家庭方面的干预旨在帮助父母制定针对“隐蔽青年”的教育计划。因为“隐蔽青年”个体往往拒绝向外寻求帮助，来自父母的帮助可能是他们最容易获得的，也是最愿意接受的，父母可能是对“隐蔽青年”进行援助的突破口。但大多数“隐蔽青年”的父母由于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对孩子的行为和想法无法理解，由此产生偏见，从而不能正确地应对孩子的隐蔽问题。学校或专业机构应帮助父母了解“隐蔽青年”问题，使他们习得相关的干预技巧，加强和孩子的交流，这对“隐蔽青年”的帮助无疑是巨大的[26]。父母努力创造一个安全的、温馨的生活环境，促使家族成员相互有更多的积极互动，与孩子建立相互支持的亲子关系，这有利于恢复和增进“隐蔽青年”的自信心，提高其自尊水平，使他们对自己作出更积极正面的自我评价，重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隐蔽青年”的父母较其他父母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他们对孩子的未来充满焦虑，因此对“隐蔽青年”父母的心理干预也尤为重要。
（二）团体辅导
对“隐蔽青年”进行直接干预，目前较有效的是团体辅导，团体辅导是心理咨询的专业方法之一。团体辅导中的重要方法是小组工作法，将具有相似问题和需求的青少年组织到一个小组里开展活动。小组成员分享彼此的经历，倾听其他成员的相似经历，这可以使个体减轻孤独与焦虑。在这种相互支持和理解的氛围中，成员彼此之间不断熟悉并成为好朋友，既获得了个人能力的提升，同时也增进了人际交往[25]。
诸多研究表明，这类小组干预效果良好[27]。此类小组通常分为两大类，即“非结构式小组”（non-structural group）和“结构式小组”（structured group）[28]。非结构式小组通常没有明确的目的和任务，也没有清晰的角色分配，小组成员进行开放式讨论，开展小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咨询师不直接参与活动。非结构式小组体现的是小组成员自我改变的功能。小组成员之间自由敞开的讨论、发言，既能够帮助其他成员，同时也能使发言者自身发生积极的改变。这也是其“助人自助”理念的积极体现。结构式小组的主要目的是使成员掌握人际交往技能，提高自信心。
對于社会功能缺失者来说，小组能提供个人需要的资源，促使个体在小组的人际互动中学习、观察、体验，探索自我，接纳自我，尝试与他人建立关系，增强人际自信，改善自身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增强适应性。
五、小结
“隐蔽青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病理现象，虽然发端于日本，但不仅仅存在于日本，韩国、美国等多个发达国家“隐蔽青年”问题的严重性给中国敲响了警钟。中国与日本的家族文化相似，且目前中国正处于不断强大、经济高速发展时期，“隐蔽青年”现象已经开始萌芽，并存在诸多可能诱发隐蔽问题的因素，例如考试竞争加剧，学生学业负担越来越重;校园霸凌事件频发;社会人际关系淡薄;富足的物质生活让部分年轻人将享乐主义奉为真理，及时行乐、快乐“肥宅”及丧文化受到一些年轻人的追捧;就业形势愈加严峻，失业青年群体和啃老族群体正在扩大;等等。我们应吸取前车之鉴，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加强相关研究，避免“隐蔽青年”问题大规模爆发。
在国外，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国家，“隐蔽青年”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比较欠缺，因此，需要对“隐蔽青年”这一领域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未来的研究首先要对“隐蔽青年”的概念界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其次，要开发出信效度较高的研究工具，加强对“隐蔽青年”的有效甄别。另外，需要深入挖掘“隐蔽青年”产生的各方面原因，为今后的干预、救助奠定理论基础。
“隐蔽青年”问题需要国家的重视及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努力，鼓励个体踊跃参加社会活动，及时问他们伸出援手，给予专业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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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200234）
编辑/于 洪 终校/纪 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