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个体人格对群体伦理的塑造
董世明
[摘要]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共早期党员群体在转变为革命者的过程中并无太多的思想障碍，相反，他们转变得较为顺畅，甚至大部分是主动地迎合这种变化。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革命者个体人格的示范作用。自觉革命和牺牲精神不仅体现在思想上，更体现在行动上，同时，这种特质经过内化、提炼，在党的文件中固定下来。由此，在诸多个体的革命新人格形成过程中，党的群体风貌和革命伦理也逐渐形成。
[关键词]革命榜样；群体伦理；中共早期党员；献身精神
政治家与政客的最大区别在于伦理道德差异。先进的政治组织不但要有一般的个人道德，更应该有舍“小我”塑造“大我”的群体伦理。这种群体伦理严禁出于个人私欲的唯利是图行为，更强调组织成员既要具有革命的自觉性，也要具备超越常人的牺牲精神来为他人和族群服务。中共早期党员在思想和行为上的革命自觉和献身意识逐渐凝聚成组织的群体性格，并在党的文件中规定下来，成为先进政党政治伦理的重要内容。
一、传统政治伦理对中共早期党员的影响
中共早期党员都出生于清末内忧外患的大变局时代，既有出自官宦与知识分子家庭，也有出自底层民众。他们的伦理思想最初都扎根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和地方特色文化的基础之上。
古代中国的一般政治伦理从敬天保民[1]（P55），对上负责演变到心怀天下[2]（P1107）与自我牺牲[3]（P783）。在日益开阔的胸怀与责任感中呈现出一股浩然正气。到近代，不论是太平天国的反清运动，还是维新派和革命派救亡图存的斗争，都涌现出一大批为了理想、坚守信仰、实践纲领而不惜牺牲个人幸福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革命人士。
大多数中共早期党员接受过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的长期训练，陈独秀和董必武都是17岁中秀才，何叔衡26岁中秀才，年龄最小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也读过大量古书，毛泽东、李大钊等人的旧学基础也相当了得。在受旧学教育的同时，他们也接受了“敬天保民”（相信规律、保护百姓）、心忧天下等传统主流政治伦理的影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小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游侠阶层为了友情、恩惠、道义与和平而宁愿付出生命代价的侠义精神对他们也产生了熏陶作用。此外，《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和历代正史也是他们阅读的常见书目，使他们具有较高的谋略和忧患意识，以及面对混乱时局舍我其谁、勇于入世的精神。
成长于晚清民国更替年代的中共早期党员群体，既有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情怀，也因广泛接触下层社会的侠义事迹而不惧牺牲；经世致用的晚清思潮使他们勇于道德实践，从小听太平天国故事，稍长目睹资产阶级运动，接触西方文化，使他们找到了以革命手段和政党组织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载体。作为政治“新人”，他们在扬弃传统政治伦理的同时，塑造着自身的革命新人格。
二、中共早期党员中的人格典范
群体伦理的塑造首先得益于组织中个体的人格示范。中共早期党员中涌现出了一批革命新人格的榜样，榜样的引领作用使中共从创建时期就逐渐形成明显区别与其他政党的伦理规范。
（一）陈独秀与李大钊的榜样作用
陈独秀是中共创始人，李大钊与他并称“南陈北李”。从新文化运动到中共创建，早期中共党员受陈李二人影响甚大，追随者们在接受革命理论引导的同时，也被他们的人格力量所感染，并以之作为革命者的榜样。
1.陈独秀：自觉革命、不惧入狱的革命“导师”
革命有多种道路，革命者往往有从众心理。1906年，陈独秀所在的芜湖岳王会集体加入同盟会，但他拒绝参加。他说：“我不参加同盟会，同样也革命。”[4]（P27）由此可见，他立志革命并非迫于组织要求，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行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积极参与，并在6月8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提出入监狱和入研究室，是青年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没过几天，陈独秀就因为参加街头运动，发传单，鼓动学生而被捕。知识分子往往被认为是软弱的，但陈独秀塑造了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新形象，新形象中他们是两面人，一是知识“研究者”，二是社会“实践家”；敢于为了追求知识和社会的真相而坦然面对研究室与监狱。这是以“革命”形象对传统知识分子“文弱书生”形象的取代。
1921年9月，陈独秀回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局工作，10月初，他被捕。不久，在党内外朋友的营救下获释。不到1年，1922年8月，他又被抓进监狱。这两次入狱都因他宣传“过激”主义，都是为了党的工作。由于斗争环境的恶劣，作为中共早期党员的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面对随时被捕的可能。陈独秀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青年”们的精神“导师”。他成功地塑造了自觉革命、不怕入狱的典型形象，大大鼓舞了中共党员群体的革命激情和献身勇气。
2.李大钊：保全同志、牺牲自己的革命楷模
李大钊的形象不同于陈独秀，他是最早牺牲的党的领袖。虽然从传统眼光来看，陈、李二人在行为特征上都属于典型的过激派，但陈独秀具有知识分子浪漫革命的倾向，李大钊则更多的是以理性态度对待革命。1919年6月，陈独秀被捕，李大钊与陈独秀同样是五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据说他是警察厅黑名单上的二号人物。7月，他回到老家躲避[5]（P275），并未选择像陈独秀那样直面被捕的风险。这不是李大钊胆小怕事，相反，他是理智的。他一边积极谋划与朋友们营救陈独秀，一边在家乡从事严肃的理论研究，写出了反驳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相关文章。
不到必须牺牲的时候绝不轻言牺牲，但在自己和同志都面临危险的时候，他选择保全同志而牺牲自己。1926年3月18日，李大钊等领导北京国民示威活动，遭到段祺瑞执政府的镇压。李大钊受伤，次日遭到通缉，被迫转到苏联大使馆西院旧兵营内躲避。革命者在北京的处境已经非常凶险，但李大钊并未放弃，他继续领导中共北京组织进行斗争。8月，他派陈毅到四川做兵运工作。中共中央考虑到北京不安全，准备调李大钊到武汉。但为了党的工作，他让另一同志先行，自己却继续坚守北京。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搜查苏联大使馆及其附属机关，李大钊等60余人被捕。4月28日，李大钊慷慨就义。他的奋斗和牺牲正如其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对联那样印证了一种革命家的人生理想。由此，李大钊成为此后中共党员“保全同志、牺牲自己”的楷模。
（二）毛泽东、王尽美与邓恩铭的榜样作用
革命者的牺牲精神不仅体现在健康与生命方面，还体现在亲情和友情方面。中共早期党员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情感充沛，具有浪漫气质。在革命道路上如何面对亲情和友情，是他们能否割舍“小我”情绪塑造革命“大我”的关键一环。
1.毛泽东：亲情服从革命事业，友情让位革命信仰
杨开慧是毛泽东的妻子，他们1920年结婚，1922年长子毛岸英出生。1921年中共“一大”后，毛泽东更加积极地参与各种运动，发展党的组织，经常在外忙碌，与杨开慧逐渐聚少离多。也因此，夫妻之间偶尔吵闹。毛泽东在1923年的一首词中写道：“挥手从兹去，更哪堪凄然相向”，“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他的许多朋友并不认同，因此他与先前的很多朋友走向了思想的决裂。这让他非常痛苦，尤其是与他共同创办新民学会的萧子升的分歧。从毛泽东进湖南一师后，二人就成为挚友，几乎朝夕与共，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在主义的选择上，毛泽东与萧子升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二人争论过后都很难过，但毛泽东出于对朋友的珍惜，一直尝试说服他赞同自己。在出发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前夜，毛泽东还在劝说萧子升，二人同榻而卧，谈到黎明，仍未说服。毛泽东只好和何叔衡一起去参加中共“一大”。
为了党的工作和革命理想，情感丰沛的毛泽东经常面临离亲别友的巨大痛苦。这是中共早期党员面对的普遍问题，但他们大多选择了“信仰至上，事业为重”的原则来处理情感问题。
2.王尽美：在贫病交加中坚持播撒革命火种
王尽美生于山东乡村的贫困农民家庭，三代单传。按照常理，这样一个人应该老实本分，不能冒险断了香火。然而，他却为了更多地播撒革命火种而一往无前。1921年，为了表达坚定的信念和为革命奉献的纯粹性，他将名字由先前的王瑞俊改为王尽美。
中共“一大”后，王尽美更加努力地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去。由于工作紧张和生活艰辛，1924年，他染上了肺结核病，不久，在一次连日演讲后吐血晕倒。住院不到一周就匆匆出院，当青岛纱厂工人第一次同盟罢工胜利后，王尽美再次病倒。党组织和同志们劝他入院治疗，但他认为住院花费太大，多次婉言拒绝。1925年6月，王尽美回到家乡休养。家庭的极度贫困并不能为他的病情带来帮助。休养了1个月左右，他知道自己再无恢复的希望，想到青岛工作过的地方见一下战友。母亲和妻子变卖了家中值钱的东西，为他准备生活和医疗费。在母亲陪同下，王尽美到青岛住院。对不断来看他的同志们，王尽美遗憾地说：“我是不行了，你们好好为党工作吧！我万不想到会死在病床上。”1925年8月19日，王尽美告别人世。时年27岁。
王尽美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年龄比较小的人之一，但为了革命事业而鞠躬尽瘁，并不在于年龄大小，而在于心中的信念和面对苦难所体现出的积极精神状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光辉的一生；在物质上，他从生到死都极为贫困，却为后来者树立了“在贫病交加中坚持播撒革命火种”的伟大形象。
3.邓恩铭：为革命奉献一切
陈独秀以多次被捕入狱而名闻天下。中共“一大”代表曾经被捕入狱的人并不少，但在短短几年中多次入狱并最终被枪决的人只有邓恩铭一个。1925年5月，邓恩铭首次被捕，一周后被保释出来。出狱后，家人劝他别再冒险，他却毫无害怕之意。他不愿意苟活，他把为革命做事当作自己的人生价值。在外漂泊多年，穷困的老家人希望邓恩铭给予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但忙于革命并没有结余，他在回信中写道：“这样的时代，实无我插身之地，兼之我又不会巴结，所以在外漂泊两年，只能谋个人的温饱，无力顾家，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不是我目无家庭也。”[6]（P151）
忙于革命事业，无力顾家几乎是他们这一代革命者的群体形象，但邓恩铭无疑是其中“舍小家顾大家”的典型代表。出狱刚过半年，1925年11月，邓恩铭再次被捕。由于常年为革命奔波操劳，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患上了肺结核病，颈部也患上了淋巴结核，重病加上狱中酷刑并没有摧毁他的意志。不久，在同志和亲友的营救下，邓恩铭再次出狱，亲友们劝他别再革命了，他却很坦然，“坐牢算啥，往后还得继续斗！”[6] （P151）
1929年1月，邓恩铭最后一次被捕，他两次组织越狱均未成功。1931年初，他的真实身份暴露，不久被敌人杀害。他在绝笔诗中写道：“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6]（P187）虽然壮志未酬身先死，但他对革命胜利充满了希望。亲人的不断劝说和敌人的各种威胁都拦不住他的革命激情。他为革命宁愿付出一切的纯粹性，塑造出了一位革命圣徒的光辉形象。
三、革命人格从个体实践到群体内化
（一）个体榜样的示范作用
中共创建时期，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他们在革命人格上的个体实践深刻影响到其他党员。陈独秀因鼓吹“新思想”而不断“欣然”入狱，依现在的眼光来看，他并不理智，但他的革命“冲动”和献身“激情”影响和鼓舞了一大批人。李达深为陈独秀的行为所触动，他写道：“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的敬意：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7]（P7-8）
在陈独秀的感召下，出现了一大批更具纯粹奉献精神的新青年。王尽美在诗中表达自己的志向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8]（P42）何叔衡则鼓励夏明翰：“家法纵严难锁志，天高海阔任鸟飞。”[7]（P997）新青年群体与新的奉献精神的结合使毛泽东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他兴奋地写道：“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9]（P394）
中共早期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由普通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者，必须丢弃自己原有的许多私利、感情和价值观，同时用革命的人生观武装自己。从现有资料来看，中共早期党员在转变为革命者的过程中并无太多的思想障碍，相反，他们转变得较为顺畅，甚至大部分是主动地迎合这种变化。这种现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榜样的人格示范作用。
仅从牺牲精神的角度来看，从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失败，中共早期党员群体中的重要榜样有：激情革命、舍我其谁的陈独秀，保全同事、牺牲自己的李大钊，抑制私情、服从信仰的毛泽东，不顾小家、播撒火种的王尽美，矢志不渝、献出一切的邓恩铭。其中不仅有年长的革命领袖，还有成熟的革命骨干和后起的革命青年。越是青年，其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越是纯粹。
个体榜样的力量在中共党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十年后仍然感受深刻。同为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怀念昔日战友，曾赋诗一首，名为《忆王尽美同志》：“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
（二）中共早期文件对党员革命人格的群体内化
中共早期党员的自觉革命意识和牺牲精神不仅体现在思想上，更表现在行动上，同时，这种特质经过内化、提炼，以群体共识的形式在党的文件中固定下来。由此，在诸多个体的革命新人格形成过程中，党的群体风貌和革命伦理也逐渐形成。
中共早期革命伦理明显不同与国内其他政党组织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身份和情感认知标准，二是人生价值和利益抉择标准。
1.纯洁社会关系，确定无产阶级革命立场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反映了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共识。“纲领”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黄色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10]（P5）“决议”规定，“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10]（P9）由此明确了中共党员的革命伦理标准：割裂过去复杂的社会关系从而纯洁自己的革命者身份，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从而确定自己的无产阶级情感立场。
2.最高人生价值是为革命工作，在利益抉择上，个人服从于党，党服从于革命目的
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10]（P39）。中共本质上是一个中国政党，但同时也是世界共产党。为了推动革命发展，中共早期党员向共产国际让渡了自己的最高自主权。这种让渡看似党的“主权”的损失，但中共通过这种牺牲，大大推动了革命在中国的开展。这种牺牲反映了中共“党服从革命目的”的革命伦理标准。
中共“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不但严格规定党员的行为规范，还以文件形式强化党员的奉献精神，规定，“个个党员必须记牢，一日不为共产党活动，在这一日便是破坏共产主义者。”“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10]（P58）这体现了中共要求党员把为革命工作当作最高的人生价值，党员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必须做到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事业。
中共早期党员的身份和情感认知标准以及人生价值和利益抉择标准，既反映了革命新人格的形成，也呈现出特定的团体风貌。不但在思想、行为上做出表率，而且通过党的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由此，凝聚为党的一种优良传统，历经几十年的演变，成为了一代又一代党员的内在特质与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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