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人物、情节
马亚敏
尽管国内观众对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比较陌生，但是这位芬兰国宝级大导演已经在国际上获奖无数。考里斯马基的电影风格比较个性化，对人文主义题材的电影十分偏爱。这次他的新作《希望的另一面》一举夺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奖，在他的获奖名单上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希望的另一面》延续了考里斯马基的复古风格和人文主义题材，这位有着清醒的平民立场的导演这次将目光聚焦在难民问题上。通过画面、人物和内容的对照设置，即双重性设置，将考里斯马基冷峻、疏离的情感风格展露无疑，同时带来对底层人物难民问题的思考。考里斯马基将双重性这一审美原则应用到实践中，便有了《希望的另一面》这一影片。本文将分析在《希望的另一面》中考里斯马基双重性的审美原则。
一、 光影的双重性
电影的开始，在各种现代化工业设备的光影变化中，导演便传递给我们一种“双重性”观念。明与暗，光与影，每一帧仿佛都在强调“希望的另一面”，而明暗与光影是古希腊哲学对形体强调所产生的的结果。考里斯马基对电影画面光影的强调也加深了人们对事物“双重性”的观念，“希望”是明，是光，那“希望的另一面呢”？影片的开始导演似乎就在暗示幻影与晦暗的结尾。
由于古希腊哲学对形体强调所带来的光影变化，在人类视觉里便产生了黑白两种颜色。同时，古希腊色彩理论几乎都认为黑白两种颜色是万物色彩的本源[1]，虽然我们经历了各种文艺思潮后对色彩有了各种各样明晰的分类和标准，但是在古希腊时期，色彩却仅作为充分了解世界本原的一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并且是在几何学形体和数的比例尺度中来进行分析。[2]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先前学者对色彩阐发的理论后，在他的《论感官和可感事物》中宣称：“中性色（原色）来自于光与暗的混合。”并列举了五种中性色：猩红、紫、韭葱-绿、深蓝和灰（黄）。[3]因此，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认为，光与暗是色彩的本原，颜色是光与暗在客观世界的体现。
考里斯马基继承了这种古希腊传统，影片中光影的变化无处不在，时刻提醒着我们光影的双重性。哈立德在移民中心向审查官解释他为了寻找妹妹米丽亚姆，因此一直偷渡没有申请政治庇护。审查官留下了哈立德妹妹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提出发布搜查请求帮助寻找米丽亚姆时，哈立德望向光亮的窗外发呆了几秒，身子一半处在光影下，一半留在黑暗中。光影的停留表现出哈立德对寻找妹妹的渴望，和他即将面对的难民毫无话语权的黑暗生活处境。
除了对光影的强调外，考里斯马基还在电影中大量使用了亚里士多德认为的由光和暗混合成的中性色。[4]电影里，港口在深蓝色的天空背景下忙完了一天的吞吐业务，男主角哈立德·阿里紫色衬衫与绿夹克的配色、维克斯特伦收购的饭店的蓝色墙壁与红色地毯、维克斯特伦家中的黄色餐桌布等等，都体现出了导演对古希腊色彩原则的追寻。古希腊人认为这种中性色体现出厚重、朴实的色彩感[5]，考里斯马基将中性色运用在电影画面中也体现了他对古希腊光影二重性理念的向往与他的双重性审美原则在电影中的实际运用。
二、 人物的二重性
在考里斯马基的一系列电影中，主要人物几乎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大部分是工人和社会流浪者，为了使这些底层人物更具有标签性，考里斯马基会相对应地设置一些“上层人物”将他们进行有意识地“区隔”。《希望的另一面》中的底层人物是一位叙利亚难民哈立德，而与之相对应的一位“上层人物”是衬衫推销商维克斯特伦。
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理念下，双重性既是对同一事物相反两极属性的对照共生，又是具有不同属性的事物之间的正反对照共存，它与德国古典哲学中对立统一思想的区别在于：对立统一观是一种预设的抽象理念形态，双重性思想则是对西方实存的鲜活文化形态的具体体验和把握。[6]考里斯马基借鉴了这种双重性原则并运用在人物角色的设置上，如果不是叙利亚国内战乱，国内人民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下，拥有着一位未婚妻和众多兄妹的大家庭以及可以预见的幸福生活的工程师哈立德，也不会流落到芬兰寻求政治庇护。芬兰的政府一方面说着欢迎难民，一方面又以各种理由拒绝难民在本国寻求政治庇护和个人的生存发展，哈立德像过街老鼠一样不受欢迎，人人喊打。哈立德作为一个“双重边缘人物”，在本国战乱的环境中已经没有栖身之地，作为一个偷渡到芬兰的难民，不能申请到政治庇护就只能躲避警察伪造身份当一个“黑户”。难民的失语反证了自身的缺席和处于世界与意识的“边缘”[7]，而哈立德在本国与他国都没有话语权，都处在失声的地位，反映其“双重边缘”的人物特性，这是考里斯马基将巴赫金对同一事物相反两极属性的对照共生理念运用到具体人物设置中的具体实践。
巴赫金狂欢诗学中的双重性理念的另一层含义，是具有不同属性事物之间的正反对照共存[8]，考里斯马基将其也运用到对人物角色的设置上。除了对单个人物的双重性设置，考里斯马基往往将某个“上层人物”作为对另一个“底层人物”的对照，形成两个人物的故事线同时发展的双重性局面。电影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底层难民哈立德和相对上层的人物衬衫推销商维克斯特伦的生活，二人的生活在电影的开始并没有什么交集，彼此平行发展，作为对彼此生活的对照存在。哈立德在芬兰国内生活的无助、困苦和渺无希望与维克斯特伦与妻子的中年危机、生意暗淡和转行投资饭店相对照。个体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在无休止的战争和经济萧条的社会大环境面前，是软弱無力、无法改变社会局面的。考里斯马基的上层与底层人物的双重性设置，是为了讽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上帝耶和华的选民明明应该众生平等，具有博爱、互相帮助的高尚品格，但却被眼前的现实利益所击败。叙利亚内战不断，伪善的芬兰国家拒绝接受难民。“底层人物”与“上层人物”的双重设置，一方面在对照中突出了双方的特色，另一方面彰显了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且这种双重性思想的两极没有主要和次要之分[9]，“底层人物”哈立德与“上层人物”维克斯特伦是作为平行人物相对照而发展的，对故事情节的推动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双重性也指不同事物的相反意义和不同属性事物之间的正反对照。[10]尽管是作为“底层人物”哈立德的对照，上层人物维克斯特伦却秉承着正义与爱的善良本性。面对流浪的哈立德，维克斯特伦先是在自己的饭店招待他吃饭，接着问他需不需要一份工作并为他提供住处，甚至哈立德与妹妹米丽亚姆的重逢，也是维克斯特伦利用自己的人脉将米丽亚姆安全地偷渡到芬兰。在萧条的社会环境下，维克斯特伦也保持着自己正义与善良的品质，尽管国家无情，但是个体却是黑暗社会中的闪光点，给人以希望和温暖。当然，作为存在于世界中的双重品质的善与恶，有善良温暖的维克斯特伦也理所当然地有阴险恶毒流氓混混。哈立德完成移民审查官的审查后，独自一人等公交车时遭到了三个芬兰人的挑衅，三人对哈立德充满恶意，对他进行嘲讽甚至推搡准备殴打他。在经济萧条、失业人数众多的社会环境下，接收难民意味着国内更少的工作机会与报酬，意味着本国公民就业权利受到损害。部分芬兰人对难民的恶意与维克斯特伦的善良形成对照，考里斯马基电影中的善与恶的双重性由此表现出来。
三、 情节的双重性
面对《希望的另一面》的喜剧标签与发人深思的电影主题，真的很难断定考里斯马基究竟拍的是喜剧还是悲剧。作为电影的叙事者，考里斯马基经常隐匿在镜头背后做一个不在场的叙述者，将带有幽默色彩的故事情节增添到严肃的电影叙事中。正如他自己所言：“电影的主要目的在于让观众笑或者哭。”[11]考里斯马基这种审美的双重性，体现在故事情节里就是幽默的情节与严肃的故事整体的穿插。哈立德与维克斯特伦的第二次相遇可以用“不打不相识”来形容，饭店老板维克斯特伦想要摆放垃圾，哈立德想要睡觉，因此为争夺一块地方展开打斗，但当切到一下个镜头时，却是鼻子里塞了纸团的维克斯特伦与另外三个服务员皱着眉头看着哈立德狼吞虎咽地吃东西。画面的衔接给观众带来直观的幽默感，在严肃的叙事中穿插了一丝幽默。
考里斯马基的幽默是不刻意的、未经雕琢的，是一种自然产生的幽默。在得到观众会心一笑的同时又对他所表达的主题进行着反讽，造成哈立德的困顿处境的根源是芬兰假意欢迎难民却不能给予难民保障的虚伪与叙利亚国内战乱不能提供给人民安全舒适的发展环境。在看似幽默的内容背后往往潜藏着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反讽同时也加深了喜剧效果，让故事情节更流畅地展开。
在幽默的背后，是考里斯马基对荒诞感的追求。[12]人生有时候确实像“等待戈多”一样迷茫、荒诞，哈立德的偷渡经历、维克斯特伦的赌场赢钱以及二人“不打不相识”的相遇，都使得人生充满了荒诞感。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基米尔的人生是一场无尽无望的对戈多的等待，哈立德与维克斯特伦的人生是解决由外在的社会环境引起的个体人生危机，究其根源都是由于战争泯灭了宗教信仰和人性的正义，哈立德为妹妹而活，维克斯特伦也受到感触，意识到在荒诞的人生面前还能珍惜身边的亲人是件幸事。比起哈立德的无家可归与亲人失散，维克斯特伦的芬兰国籍可以为他提供一个暂时安全的环境，虽然国家处于经济萧条的状态，但仍是和平稳定的状态。
幽默的情节与严肃的叙事主题体现了电影内容的双重性，喜剧情节的穿插也使严肃的叙事主题不会显得枯燥、沉闷，相反，这种轻松的节奏却更能体现出主题的严肃性。正如巴赫金的人类学世界观，关联于以理解世界的、自然的、科学的方法为范例的合理古典形式，建立在以20世纪人文意识研究的基础之上，他关注的点是人类生活的事件及人的生存状况。[13]考里斯马基在他的电影世界中也将人的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有的情节、人物的双重性设置都是为了突显“人的问题”这一主题。西方现代哲学家尼采已经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没有了传统宗教的信仰支撑，没有对西方传统善良与正义的苦苦追求，人类将往何处去便成为整个西方世界所思考的问题。考里斯马基在电影中不断探寻着人的主题，寄希望于古希腊传统精神正义与善的回归。当信仰不能支撑起人生前进的方向，不如重新回归到西方传统理性，用宇宙最高的善来指导人生。
尽管国内观众对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比较陌生，但是这位芬兰国宝级大导演已经在国际上获奖无数。考里斯马基的电影风格比较个性化，对人文主义题材的电影十分偏爱。这次他的新作《希望的另一面》一举夺得第67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最佳导演奖，在他的获奖名单上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希望的另一面》延续了考里斯马基的复古风格和人文主义题材，这位有着清醒的平民立场的导演这次将目光聚焦在难民问题上。通过画面、人物和内容的对照设置，即双重性设置，将考里斯马基冷峻、疏离的情感风格展露无疑，同时带来对底层人物难民问题的思考。考里斯马基将双重性这一审美原则应用到实践中，便有了《希望的另一面》这一影片。本文将分析在《希望的另一面》中考里斯馬基双重性的审美原则。
一、 光影的双重性
电影的开始，在各种现代化工业设备的光影变化中，导演便传递给我们一种“双重性”观念。明与暗，光与影，每一帧仿佛都在强调“希望的另一面”，而明暗与光影是古希腊哲学对形体强调所产生的的结果。考里斯马基对电影画面光影的强调也加深了人们对事物“双重性”的观念，“希望”是明，是光，那“希望的另一面呢”？影片的开始导演似乎就在暗示幻影与晦暗的结尾。
由于古希腊哲学对形体强调所带来的光影变化，在人类视觉里便产生了黑白两种颜色。同时，古希腊色彩理论几乎都认为黑白两种颜色是万物色彩的本源[1]，虽然我们经历了各种文艺思潮后对色彩有了各种各样明晰的分类和标准，但是在古希腊时期，色彩却仅作为充分了解世界本原的一个方面来进行研究，并且是在几何学形体和数的比例尺度中来进行分析。[2]亚里士多德继承了先前学者对色彩阐发的理论后，在他的《论感官和可感事物》中宣称：“中性色（原色）来自于光与暗的混合。”并列举了五种中性色：猩红、紫、韭葱-绿、深蓝和灰（黄）。[3]因此，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认为，光与暗是色彩的本原，颜色是光与暗在客观世界的体现。
考里斯马基继承了这种古希腊传统，影片中光影的变化无处不在，时刻提醒着我们光影的双重性。哈立德在移民中心向审查官解释他为了寻找妹妹米丽亚姆，因此一直偷渡没有申请政治庇护。审查官留下了哈立德妹妹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提出发布搜查请求帮助寻找米丽亚姆时，哈立德望向光亮的窗外发呆了几秒，身子一半处在光影下，一半留在黑暗中。光影的停留表现出哈立德对寻找妹妹的渴望，和他即将面对的难民毫无话语权的黑暗生活处境。
除了对光影的强调外，考里斯马基还在电影中大量使用了亚里士多德认为的由光和暗混合成的中性色。[4]电影里，港口在深蓝色的天空背景下忙完了一天的吞吐业务，男主角哈立德·阿里紫色衬衫与绿夹克的配色、维克斯特伦收购的饭店的蓝色墙壁与红色地毯、维克斯特伦家中的黄色餐桌布等等，都体现出了导演对古希腊色彩原则的追寻。古希腊人认为这种中性色体现出厚重、朴实的色彩感[5]，考里斯马基将中性色运用在电影画面中也体现了他对古希腊光影二重性理念的向往与他的双重性审美原则在电影中的实际运用。
二、 人物的二重性
在考里斯马基的一系列电影中，主要人物几乎都生活在社会底层，大部分是工人和社会流浪者，为了使这些底层人物更具有标签性，考里斯马基会相对应地设置一些“上层人物”将他们进行有意识地“区隔”。《希望的另一面》中的底层人物是一位叙利亚难民哈立德，而与之相对应的一位“上层人物”是衬衫推销商维克斯特伦。
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理念下，双重性既是对同一事物相反两极属性的对照共生，又是具有不同属性的事物之间的正反对照共存，它与德国古典哲学中对立统一思想的区别在于：对立统一观是一种预设的抽象理念形态，双重性思想则是对西方实存的鲜活文化形态的具体体验和把握。[6]考里斯马基借鉴了这种双重性原则并运用在人物角色的设置上，如果不是叙利亚国内战乱，国内人民每天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下，拥有着一位未婚妻和众多兄妹的大家庭以及可以预见的幸福生活的工程师哈立德，也不会流落到芬兰寻求政治庇护。芬兰的政府一方面说着欢迎难民，一方面又以各种理由拒绝难民在本国寻求政治庇护和个人的生存发展，哈立德像过街老鼠一样不受欢迎，人人喊打。哈立德作为一个“双重边缘人物”，在本国战乱的环境中已经没有栖身之地，作为一个偷渡到芬兰的难民，不能申请到政治庇护就只能躲避警察伪造身份当一个“黑户”。难民的失语反证了自身的缺席和处于世界与意识的“边缘”[7]，而哈立德在本国与他国都没有话语权，都处在失声的地位，反映其“双重边缘”的人物特性，这是考里斯马基将巴赫金对同一事物相反两极属性的对照共生理念运用到具体人物设置中的具体实践。
巴赫金狂欢诗学中的双重性理念的另一层含义，是具有不同属性事物之间的正反对照共存[8]，考里斯马基将其也运用到对人物角色的设置上。除了对单个人物的双重性设置，考里斯马基往往将某个“上层人物”作为对另一个“底层人物”的对照，形成两个人物的故事线同时发展的双重性局面。电影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底层难民哈立德和相对上层的人物衬衫推销商维克斯特伦的生活，二人的生活在电影的开始并没有什么交集，彼此平行发展，作为对彼此生活的对照存在。哈立德在芬兰国内生活的无助、困苦和渺无希望与维克斯特伦与妻子的中年危机、生意暗淡和转行投资饭店相对照。个体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在无休止的战争和经济萧条的社会大环境面前，是软弱无力、无法改变社会局面的。考里斯马基的上层与底层人物的双重性设置，是为了讽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为上帝耶和华的选民明明应该众生平等，具有博爱、互相帮助的高尚品格，但却被眼前的现实利益所击败。叙利亚内战不断，伪善的芬兰国家拒绝接受难民。“底层人物”与“上层人物”的双重设置，一方面在对照中突出了双方的特色，另一方面彰显了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且这种双重性思想的两极没有主要和次要之分[9]，“底层人物”哈立德与“上层人物”维克斯特伦是作为平行人物相对照而发展的，对故事情节的推动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
双重性也指不同事物的相反意义和不同属性事物之间的正反对照。[10]尽管是作为“底层人物”哈立德的对照，上层人物维克斯特伦却秉承着正义与爱的善良本性。面对流浪的哈立德，维克斯特伦先是在自己的饭店招待他吃饭，接着问他需不需要一份工作并为他提供住处，甚至哈立德与妹妹米丽亚姆的重逢，也是维克斯特伦利用自己的人脉将米丽亚姆安全地偷渡到芬兰。在萧条的社会环境下，维克斯特伦也保持着自己正义与善良的品质，尽管国家无情，但是个体却是黑暗社会中的闪光点，给人以希望和温暖。当然，作为存在于世界中的双重品质的善与恶，有善良温暖的维克斯特伦也理所当然地有阴险恶毒流氓混混。哈立德完成移民审查官的审查后，独自一人等公交车时遭到了三个芬兰人的挑衅，三人对哈立德充满恶意，对他进行嘲讽甚至推搡准备殴打他。在经济萧条、失业人数众多的社会环境下，接收难民意味着国内更少的工作机会与报酬，意味着本国公民就业权利受到损害。部分芬兰人对难民的恶意与维克斯特伦的善良形成对照，考里斯马基电影中的善与恶的双重性由此表现出来。
三、 情节的双重性
面对《希望的另一面》的喜剧标签与发人深思的电影主题，真的很难断定考里斯马基究竟拍的是喜剧还是悲剧。作为电影的叙事者，考里斯马基经常隐匿在镜头背后做一个不在场的叙述者，将带有幽默色彩的故事情节增添到严肃的电影叙事中。正如他自己所言：“电影的主要目的在于让观众笑或者哭。”[11]考里斯马基这种审美的双重性，体现在故事情节里就是幽默的情节与严肃的故事整体的穿插。哈立德与维克斯特伦的第二次相遇可以用“不打不相识”来形容，饭店老板维克斯特伦想要摆放垃圾，哈立德想要睡觉，因此为争夺一块地方展开打斗，但当切到一下个镜头时，却是鼻子里塞了纸团的维克斯特伦与另外三个服务员皱着眉头看着哈立德狼吞虎咽地吃东西。画面的衔接给观众带来直观的幽默感，在严肃的叙事中穿插了一丝幽默。
考里斯马基的幽默是不刻意的、未经雕琢的，是一種自然产生的幽默。在得到观众会心一笑的同时又对他所表达的主题进行着反讽，造成哈立德的困顿处境的根源是芬兰假意欢迎难民却不能给予难民保障的虚伪与叙利亚国内战乱不能提供给人民安全舒适的发展环境。在看似幽默的内容背后往往潜藏着更深刻的社会问题。反讽同时也加深了喜剧效果，让故事情节更流畅地展开。
在幽默的背后，是考里斯马基对荒诞感的追求。[12]人生有时候确实像“等待戈多”一样迷茫、荒诞，哈立德的偷渡经历、维克斯特伦的赌场赢钱以及二人“不打不相识”的相遇，都使得人生充满了荒诞感。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基米尔的人生是一场无尽无望的对戈多的等待，哈立德与维克斯特伦的人生是解决由外在的社会环境引起的个体人生危机，究其根源都是由于战争泯灭了宗教信仰和人性的正义，哈立德为妹妹而活，维克斯特伦也受到感触，意识到在荒诞的人生面前还能珍惜身边的亲人是件幸事。比起哈立德的无家可归与亲人失散，维克斯特伦的芬兰国籍可以为他提供一个暂时安全的环境，虽然国家处于经济萧条的状态，但仍是和平稳定的状态。
幽默的情节与严肃的叙事主题体现了电影内容的双重性，喜剧情节的穿插也使严肃的叙事主题不会显得枯燥、沉闷，相反，这种轻松的节奏却更能体现出主题的严肃性。正如巴赫金的人类学世界观，关联于以理解世界的、自然的、科学的方法为范例的合理古典形式，建立在以20世纪人文意识研究的基础之上，他关注的点是人类生活的事件及人的生存状况。[13]考里斯马基在他的电影世界中也将人的问题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所有的情节、人物的双重性设置都是为了突显“人的问题”这一主题。西方现代哲学家尼采已经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没有了传统宗教的信仰支撑，没有对西方传统善良与正义的苦苦追求，人类将往何处去便成为整个西方世界所思考的问题。考里斯马基在电影中不断探寻着人的主题，寄希望于古希腊传统精神正义与善的回归。当信仰不能支撑起人生前进的方向，不如重新回归到西方传统理性，用宇宙最高的善来指导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