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公为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摘要】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袁公为，对公民教育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探索与研究，形成了自己对公民教育的独到思考与认知：世界近代的公民教育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广义的公民教育概念；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为公民教育提供理论基础和知识借鉴；从学校到社会，从小学到中学，从课内到课外，从知识教学到行为训练的系统的公民教育实施方法。袁公为公民教育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仍具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袁公为；民国时期；公民教育；公民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4）10-0018-07
【收稿日期】2014-06-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一般规划基金项目“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公民教育的科学阐释——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考察”，项目编号为13YJA710020
【作者简介】于玲玲（1986-），女，河北昌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袁公为（1906—1974），浙江诸暨人，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心理学家和教育行政管理专家。他在教育领域颇多建树，勤于耕耘，学识广博，曾任国立师范学院筹备委员兼公民训育系主任，并历任国立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中央政校教授、上海育才中学校长，著有《国语读法教学原论》、《世界各国小学教育概观》、《儿童研究》、《公民教育概论》、《抗战与教育》、《儿童心理学》、《中等学校公民科教材及其教学法》、《中学公民教育之理论与实施》、《三民主义教育哲学概论》，为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在担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现今贵州师范大学）公民训育系主任期间，袁公为讲授“公民教育”课程，著有《公民教育概论》。该书是1930年袁公为编辑他的公民教育课程讲义而成，并于1942年被选定编入大学公民教育丛书，由文通书局正式出版发行，成为当时较少的公民教育著作之一。全书以三民主义为根据，既有历史的回顾、理论的思考，也有在现实和实践层面的总结和探讨，结构完整，内容全面，自成体系，标志着近代中国公民教育初步具有了较系统的理论体系。
一、世界近代的公民教育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袁公为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视域中，世界近代公民教育思想起源于法国。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主张自由、平等、博爱。由此，教育也随着政治的变化而发生了重大变革。法国教育家泰莱郎、康多塞等人提出，教育普及是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主张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如果教育不能普及到最下层的人民当中，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主张非但不能实现，且有被误用的危险。18世纪中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欧洲各国逐步实现了从手工工业到大机器工业的飞跃。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及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需求促使教育发生变革，这时期欧洲国家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人们开始关注民众教育及国家办教育的问题。在该时代背景下，19世纪初的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费希特、苏来玛凯、斐叶等积极提倡公民教育，他们认识到个人与国家间的密切联系，主张教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应以国家为立场，培育具有公共服务意识的公民。
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大工业的发达，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加强，个人具备公共精神显得尤为重要，由此，社会教育学说顺势于十九世纪末期兴起。除此之外，因反对自18世纪卢梭以来至赫尔巴特等人的个人主义主张而形成的社会的倾向，孔德创建的社会学、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唯物史观，都成为促使19世纪末期社会的教育学说发展的主要原因。该学说肯定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教育的实施应以客观的社会为根据，培养个人成为社会中有机的一员。20世纪初期，社会学说已建立了系统的体系，促成公民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极力提倡公民教育，认为教育既要遵从国家、社会的发展要求，又要尊重受教育个体的个性与人格。国家应将国民的幸福作为追求的目标，顺应国民权利与自由扩大的趋势实施国民普及教育。
至20世纪中期，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教育思想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就国家观点来说，分为集体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和自由主义的公民教育思想。集体主义者认为，“国家乃是一种共同社会”，是基于民族本性，由自然结合地有机统一体，公民教育的作用在于使个人学习民族文化，成为国家中有机的一员，而不仅仅限于使个人适应现实的政治组织。而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乃是一种利益社会”，是基于共通利益、目的、兴趣等，人为地结合的外部的机械的统一体，认为公民教育在于造就公民资格。就社会形态而言，分为资本主义公民教育和社会主义公民教育。资本主义公民教育以维护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为实施目的，而社会主义公民教育则是要培养社会主义的接班人，以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为奋斗目标。中华民国的公民教育以三民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培养国家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战士，以期三民主义的新国家及大同世界的实现。袁公为指出，无论是资本主义公民教育，还是社会主义公民教育，或是三民主义公民教育，都是以公民教育作为重要手段寻求社会的变革与发展。
综上所述，世界近代公民教育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发展以及社会学说的产生而出现的。
二、主张广义的公民教育概念
袁公为在借鉴20世纪的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傅路斯泰、马启斯及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施乃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育学教授入泽宗寿、中国近代学者程湘帆关于公民教育概念的观念的基础上，对公民教育及民国时期的公民教育进行了概念界定。袁公为指出，应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理解公民教育的内涵：一是公民教育应培养“公”人，使之成为社会中有机的一员，没有自私自利、独善其身的观念与行动，能够有效率地从事各种社会行为；二是公民教育与职业教育、健康教育、文化教育各有其不同的领域，但公民教育是它们的中心；三是公民教育既应包括公民知识教学，还包括公民行为训练；四是全国人民是公民教育的对象。袁公为根据上述公民教育概念界定，将中国公民教育定义为：以三民主义为立场，借助伦理的、社会的知识教学以及社会行为训练，使全国人民具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和为国家、民族奋斗牺牲的感情和意志，成为国家中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社会团体中的优良分子，以促进世界大同。
结合上述公民教育概念，袁公为具体分析了公民教育与体育、职业教育、文化教育、道德教育及政治教育之间的内在关系。
关于公民教育与体育，袁公为认为，使受教育者接受公共卫生知识，公共卫生规律，公共卫生习惯的教育，即为公民教育。一个人须有健全的体格，一定的卫生知识，良好的卫生习惯，才能尽其公民的职责，进而养成良好公民。
关于公民教育与职业教育，袁公为认为，公民教育与职业教育关系密切。一个人想要尽到公民的责任，成为良好的公民，则必须具有职业的知能，而公民精神也是在各种职业活动中培养的。但是，公民教育与职业教育虽有密切关系，二者的领域却明显不同。职业教育是以培养职业的知识和技能为专职，而公民教育则在使个人成为团体生活中之有效的一员，职业教育终究不能称为公民教育。
关于公民教育与文化教育，在袁公为看来，公民教育与文化教育具有一定关系，适当利用闲暇时间，加强精神修养，培养仪礼习惯，是培养文明国家公民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关于公民教育与政治教育，袁公为认为，一般的政治教育（非专门的政治教育）是公民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但并不涵盖公民教育的全部内容。狭义的公民教育，专指个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知识、技能、态度、兴趣及理想的培养，而广义的公民教育，除政治教育外，更须注意各种团体生活的知识、技能、态度及理想的教育。这也正是20世纪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所说的“公民教育不仅限于政治的陶冶”。[1]19
关于公民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袁公为认为，公民教育的实施是以道德教育作为手段的，而道德教育的实施，则是以公民教育作为理想的。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从公民教育的内涵来看，其内在地包含有体育、职业教育、文化教育、道德教育及政治教育，通过体育使个体获得健康的体魄，通过职业教育使个体掌握良好的职业技能，通过政治教育使个体具备政治常识和技能，通过文化教育使个体具有良好文化修养，通过道德教育使个体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这些教育基本涵盖了公民教育的全部内容，是公民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公民教育处于整个教育活动的中心地位，如图1所示：
图1公民教育与其他教育关系示意图三、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为公民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知识借鉴在袁公为关于公民教育的研究视域中，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为公民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知识借鉴。
一是公民教育的社会学基础。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哲学上存在两个派别：个人主义派别和社会主义派别。个人主义派强调社会因个人的存在而存在，社会以追求个人的幸福为前提；而社会主义派则强调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脱离社会的个人只能是哲学家头脑中的遐想，社会才是真实的存在。针对此，袁公为指出，公民教育与社会主义派思想相切合，主张社会是个人的前提，以培养个人成为社会中有机的一员为目的，因此，公民教育应当以社会主义思想为依据，培养国家、民族中的理想公民。公民教育除了要以社会主义派别的思想为根据，也要以全体主义的社会观为依据。全体主义的社会观强调社会是一个有着分工、合作、变化发展、各成员彼此依赖有机的统一体，由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两种要素构成，不仅包括家庭、部族、民族社会、乃至大同社会，更包括由语言、文字、宗教、风俗习惯构成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因此，公民教育也应以全体主义的社会观为依据，培养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积极捍卫本民族利益。
二是公民教育的政治学基础。袁公为指出，国家是政治学最根本、最中心的概念，公民教育也是培养人成为国家中理想的一员，国家成为了公民教育与政治学之间的交集，二者因此存在着密切联系。有不同的国家理论，就有不同的公民教育理论。政治上欲建立某种理想的国家，公民教育上就必须培养某种适合其政治理想的公民。公民教育是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脱离政治理想的公民教育是不存在的。袁公为进一步指出，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的政治理想。因此，公民教育应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培养公民具有国家观念、民族意识、社会责任感、团结合作精神，以实现民族独立；提倡人人在政治地位上是平等的，训练国民使之具备运用权力的知识和能力，以实现民权普遍；培养公民具有劳动精神，掌握经济知识和技能，以实现民生发展。
三是公民教育的心理学基础。袁公为指出，公民教育应将心理学作为理论依据，使其适合人类本性及其心理发展。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个人良好的观念、情绪和品格，使人与人建立正常的关系、行为和态度，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培养社会行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教育应当以人类的社会本性论作为重要理论依据。袁公为又指出，人类的社会本性有合作类和对抗类之分，这两类社会本性本无好坏之分，关键在于运用公民教育使之向着理想的公民行为方向发展。基于此，公民教育应积极利用合作类的社会本性，改变对抗类的社会本性，以保证公民心理正常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此外，袁公为还对公民资格进行了心理分析。袁公为指出，公民教育意义上的公民资格包含公民知识、公民思考、公民品格和公民情绪，分别对应的是心理上的知识的反应、理智的反应、技能的反应和感情的反应，并且从心理学上讲，公民知识、公民思考、公民品格和公民情绪四方面是相互联系、彼此配合的，因此，公民教育应不仅传授公民知识，还要培养公民的思考力，塑造高尚的公民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使公民素质获得全面发展。
四、系统的公民教育方法
袁公为依据公民教育原理，结合公民教育内容的基础上，对公民知识教学方法、公民行为训练方法、学校公民教育方法、社会公民教育方法进行了思考和研究，范围覆盖从学校到社会，从小学到中学，从课内到课外，从知识教学到行为训练，形成了丰富的公民教育方法思想。
（一）公民知识教学方法
袁公为关于公民教育方法的研究与思考是以公民教育内容为依据的，公民知识教学内容是探究公民知识教学方法的前提和基础。袁公为指出，公民知识教学内容有三方面：一是民族传统。它是由祖先遗留下来的带有民族传统的事迹或经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关于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宗教的传统。近代世界各国，如美国、法国、苏联、意大利、德国及中国，都把自身的民族传统作为其公民知识教学的内容之一。二是现实的社会状况。将现实的社会生活素材作为公民知识教学的部分内容，其目的在于使学生熟知在社会生活、国家生活及国际生活上所必需的有关道德的、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知识，这些是造就良好公民的必备知识。因而，公民教育应以国家为立场，注重本民族的社会现状分析。三是未来的社会理想。公民知识教学中有关于未来社会的知识，使学生明确国家或民族的奋斗目标，认清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注重追求社会理想，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稳定。
根据上述公民知识教学内容，袁公为指出，公民知识教学方法应遵循由近到远、由具体到抽象、由现在反思过去、由现在到未来的原则，采用观察、认识、体验等方法，由自我扩展到他人、集体、社区、国家，加强与生活的密切联系，实施有关自然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促进公民人格的提升与完善。袁公为还进一步指出了公民知识教学的具体方法，他指出，按方法的来源，可将公民知识教学分为直接方法和间接方法。直接方法由受教育者亲身体验而获取公民知识，间接方法借助于言语、文字及图形等获取公民知识；按教材提供的顺序，将公民知识教学分为心理方法和说理方法。心理的方法，即为受学生兴趣、需要以及知识能力等支配的学习顺序，贴近学生的兴趣、需要和知识能力开展公民知识教学，与实际生活息息相关，该方法适合于小学生群体。而说理的方法则较接近教师的兴趣、需要及知识能力开展公民知识教学，教学内容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与实际生活并无直接关系，该方法适合于中学生群体。
（二）公民行为训练方法
袁公为在深入探讨美国学者彼得斯的公民行为训练和中国公民行为训练的基础上，指出了两国由于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差异，造成公民行为训练的差异。彼得斯所主张的公民训练内容是根据美国社会的现实状况，致力于培养有效能的公民，能够有效地履行政治义务和司法责任。而我国近代的公民行为训练应当依据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的实际状况制定，培养公民的健康体魄、坚定的理想信念、传统美德、组织管理能力等。基于此，袁公为指出，切不可盲目地照搬照抄他国经验，搞不符合本国实际的公民教育。为了我们的国家建设需要，公民教育应使学生确立高尚坚定的志愿与共同信仰，以服务于政治建设；养成礼义廉耻的信守与组织管理能力，以服务于文化建设；培养刻苦节约的习惯与创造服务的精神，以服务于经济建设；培育健康的体魄与保家卫国的能力，以服务于军事建设。
根据上述提出的中国公民行为训练的内容，袁公为认为，公民行为训练方法分为三类：一是理论教育方法。公民知识或公民道德识别力是塑造良好公民行为的首要条件。养成良好的公民行为，必须使受教育者首先明确公民行为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能够对公民行为形成正确的理论认知和价值判断。二是情感教育方法。理论教育方法固然重要，但要使学生养成爱国家、爱民族、公德精神乃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都是离不开情感教育的。情感教育通过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和有情感表现的文学作品，诸如旗帜、音乐、纪念活动、国家服饰、建筑物等，加强公民良好品性的修养和美感的陶冶，培养公民的爱国意识和民族精神。三是实践教育方法。袁公为指出，实践教育较之理论教育、情感教育更为重要，可以弥补理论教育和情感教育的不足，力图在实际行动中启发教育、积极引导，提高学校教育的社会化程度，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培养公民品格和公民行为。
（三）学校公民教育方法
1.课内公民教育方法与课外公民教育方法
关于课内公民教育的实施方法，袁公为详细叙述了教训式的公民教学法、问题式的公民教学法、设计式的公民教学法等实施方法。教训式的公民教学法是较为普遍采用的公民教育方法，该方法凭借公民课本，通过学生自主阅读，或教育者讲解公民知识，虽然容易操作但灵活性差，处于各类教学法中的次要地位，可作为设计法和问题法的补充方法；问题式的公民教学法，采用提出问题式的教学方法解决在实际生活中所产生的公民问题，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公民问题的意识和能力；设计式的公民教学法，是指学生有意识地、有计划地运用服务、演剧、访谈等方法，培养学生实际的经验、欣赏力、理想和习惯，使其在身体、理智、情感方面有所发展。此外，袁公为还指出，公民教育“必须利用课外活动，以补充正课之不足，然后始能实现其理想之目的。”[1]167因此，在公民科教学中，除了课内公民教学外，教育者应注重课外活动中公民行为的培养，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理论型公民教育方法与实践型公民教育方法
袁公为在借鉴美国学者施乃登、彼得斯关于学校公民教育方法的分类和性质的基础上，指出学校公民教育方法分为理论型和实践型两类，理论型侧重传授给学生关于身体的、智力的、社交的知识，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而实践型侧重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且认为，各种公民教育方法不外乎属于理论型或实践型，公民教育应注重将两种方法有效结合。
3.公民科教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公民教育作用
袁公为认为，公民科教学时间是有限的，因此应注重发挥其他社会科学，如历史、地理、语文等，及一切课外活动的公民教育作用。历史科注重讲解历史事实、明确历史意义和线索，以培养学生的社会化的态度；语文学科通过指导学生阅读有关国家民族的文献，激发其救国求生存的意识和情绪，通过阅读本国语言、了解固有文化以及使学生从民族英雄的传记中唤起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地理学科使学生了解本国地理状况的区域性，及各区域间的相互关系，以培养学生的爱护国土的观念等。这些社会学科的教学内容均含有公民教育作用。此外，也应发挥其他学科，如自然学科、劳动、音乐、图画及体育等的公民教育作用，以拓展学校公民教育资源，形成公民教育合力。
4.小学公民教育方法与中学公民教育方法
由于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知识水平的差异，小学公民教育与中学公民教育在目标、实施原则上各有侧重。在公民教育目标上，小学公民教育侧重培养学生的健康身心、良好的公民道德品质、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以及良好的政治素质；中学公民教育目标侧重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爱国精神、社会责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等。在公民教育实施原则上，小学公民教育注重整合全校的公民教育资源，与家庭教育相互配合，坚持积极的正面引导；中学公民教育注重加强公民科教材和教法的研究，积极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公民教育合力，充分挖掘与公民相关学科的公民教育作用。
（四）社会公民教育方法
所谓社会公民教育，在袁公为看来，指的是在学校之外，利用多种教育手段灌输公民知识、培养公民品格、陶冶公民性情、锻炼公民能力，以培养良好公民的实践活动。社会公民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农工商人补习教育、识字教育、健康教育、美育、低能残疾人的特殊教育及罪犯的感化教育、家事教育。
在袁公为公民教育方法视域中，社会公民教育对培养公民意识、造就国家合格公民是至关重要的。公民教育的整个责任，不是由学校单独承担的，公民教育的全部过程，较大部分是由社会负责的。原因在于，从时间上讲，社会公民教育贯穿人的一生，一个人大部分时间是在社会生活中享受社会的公民教育；从空间上讲，一个人在入学前和毕业后，是作为成人参加社会生活，也都在享受社会的公民教育。
社会公民教育目标与学校公民教育具有一致性，都是培养公民品格，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且要有效地整合社会公民教育资源，运用语言的、文字的、艺术的、电化的、实践的方法实施公民教育。语言的社会公民教育，是社会公民教育中极为常见的、重要的方法，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采用不同的具体方法，如演讲、个别谈话、口号等方式，向受教者灌输公民知识、增进公民情感、培养公民品格，使教育者和受教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文字的社会公民教育，通过标语与传单、宣言与通电、小报与电报、小型刊物和小册子等形式，向受教者传达公民知识，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等。艺术的社会公民教育，以音乐、图画、戏剧等形式，增强公民情感、增长公民知识、提高公民能力。电化的社会公民教育，是以电影和无线电播音的形式实施公民教育。实践的社会公民教育，通过实际的公民活动和公民组织开展公民教育。与语言的、艺术的、电化的社会公民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同，它更注重公民行为的培养。
五、袁公为公民教育思想的启示
由于时代和认知的局限性，袁公为的公民教育思想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目的在于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培养资产阶级公民。而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但这些并不足以掩盖其蕴含的现代意义，袁公为公民教育思想对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仍具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第一，现实国情、时代特征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因素。袁公为关于公民教育的实事求是思想启示我们今天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与创新应当注重现实国情和时代特征两个重要因素。现实国情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发展与创新的重要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2]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分配方式和就业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应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出发，坚持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根据不同的对象情况和不同时期的实际，讲究道德的层次性和工作的渐进性；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统一，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现代化、市场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时代的鲜明特征，这些时代特征规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运行轨迹和历史方位，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与创新的时代境遇，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规避的客观现实。
第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个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袁公为关于广义的公民教育概念及其与体育、职业教育、文化教育、道德教育及政治教育的关系的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按照人的全面发展理念，实现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也有启示。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全面发展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3]123具体表现在个人劳动能力（包括体力的和智力的）的充分自由发展，个人才能与品质的多方面发展，个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和心理教育，把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治观念、思想观点、道德规范、法律规范、心理健康知识传授给个体，转化为个体内在较为稳定的信念和品质，不断提高个人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法律观念和心理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社会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途径。袁公为关于公民教育的实践教育方法启示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社会实践的育人作用，即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组织、引导教育者参加贴近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实践是人的正确思想形成发展的源泉、动力和最终归宿。人们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接触事物的现象，更要通过实践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人们的正确认识。人的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人的崇高的品质和道德，人的正确观念和行为习惯，归根到底都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并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人的思维能力、思想认识水平、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想境界才不断得以提升和完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应注重充分发挥社会实践的育人作用，积极引导教育者参加社会实践，在实际的参与和体验中，纠正错误的思想认识、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提高实践能力。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实践内容、形式、组织方式、渠道和途径也更加拓宽了、丰富了，除了传统的劳动教育之外，适应新的要求相继出现了诸如志愿服务、公益活动、支教活动、社会调查、创业实践、专业实习、课题调研等多种多样的实践形式，力图积极引导学生通过亲身体会、实践、探索，获得切身感受，生发内心情感体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