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发展格局分析
单宇+麦粤徽+林少娜
摘 要：借鉴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在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上的发展经验，从我国振兴竞技体育带动大众体育的发展、竞技体育的辉煌和举国体制、中国体育发展格局转轨的脉络等方面探讨中国体育发展的格局，展望里約奥运会后中国体育发展的基本走向：全民健身将成为健康中国的有力支撑，同时成为小康社会的国家名片；中国体育将在国家战略引领下，实现以全民健身为根本、以竞技体育为标志、以学校体育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中国体育发展；里约奥运会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1-0076-05
Abstract： By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s of such countries as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Kingdom， Japan and South Korea in competitive sports and mass sports development， the authors probed into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mass sports development driven by China vitalizing competitive sports， competitive sports resplendence and the nationwide system， and changes of the situation of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and expected the basic orientations of 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 after Rio Olympic Games： national fitness will become the powerful support for healthy China， and a national icon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Chinese sports will， under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strategies， realiz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uch a trinity as basing the root on national fitness， basing the sign on competitive sports， and basing the foundation o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Chinese sports development；Rio Olympic Games
第31届里约奥运会于2016年8月22日降下帷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以26金、18银、26铜的成绩，位列美、英之后，排名第3。在此届奥运会上，中国健儿有许多可圈可点的表现，但最令人难忘且最让国人振奋的是中国女排在困难面前不畏惧，受到挫折不放弃，团结拼搏，时隔12年重登奥运会冠军宝座。但是，我国的金牌大户体操全军覆没（仅收获2铜），羽毛球是近5届奥运会最差（仅收获2金1铜），射击勉强取得1金。路透社报道说，“自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中国代表团从未在金牌榜下降的如此之多，如今金牌榜第3的位置让中国很不习惯。”[1]第29届北京奥运会谢幕一个月以后，就有学者认为中国以51金高居金牌榜首的成绩，使竞技体育的辉煌达到了顶点。与探究中国竞技体育长盛之路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后北京奥运时代中国竞技体育衰落的变数，应趁着北京奥运会后的余热及时采取措施，以应对难题。不然，未来中国竞技体育的衰落可能会真的到来[2]。从北京奥运会的51金，到伦敦奥运会的38金，再到里约奥运会的26金，撫今思昔，不得不令人反思，难道中国竞技体育的衰落真的到来了吗？里约奥运之后，中国体育路在何方？
1 美、英、日、韩等国的启示
一个国家体育的发展不仅受制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国家外部的国际环境。而主导体育发展的政策，正是基于这一国内外背景下的产物。纵观现代体育史，世界各国都普遍重视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取一舍一的，只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根据国内外环境的需要，对二者的重视程度有所差异。
1860年，美国在世界工业国行列中居第4位，到了1894年已跃居世界首位，1919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已达724亿美元。几十年间国内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大众体育日益普及，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因此，美国于1920年开始提出申办奥运会，欲通过此举向全世界展示大国的经济实力，跻身争霸世界的行列。美国终于如愿以偿，承办了1932年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1920—1932年美国连续4届均以绝对优势占据奥运会金牌榜首。洛杉矶奥运会的胜利与罗斯福“新政”的实施，使美国人大受鼓舞，增强了对本国政治、经济制度的信心，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高度发展，并经受住了二战战火的考验[3]。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曾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直至20世纪90年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进入新经济时代[4]。在竞技体育领域，美国从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至第31届里约奥运的21届奥运会中，取得10届榜首、6届第2、2届第3的成绩。美国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全国大众体育发展计划也绝非偶然，它是经济“黄金时代”的一个重要折射。《体育法案》《健康公民2000年》《体育活动与健康——美国卫生部长的报告》等一系列政策法规陆续出台；“美国的体育场馆数量居世界前列，人均体育场馆面积14 m2，1996年体育人口为64%，每天有7 000多个场馆有体育赛事……”等[5]，都表明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的发展无不反映着体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英国曾是开创工业革命高度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18—20世纪初，英国统治的领土跨越全球7大洲，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其国民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社会保障。英国体育也很发達，被称为现代体育（Sport）的发源地，许多现代运动项目都是从英国传向世界的。英国位居1908年伦敦奥运会金牌榜首，在前8届奥运会（1916年奥运会因世界大战未举行）金牌数皆在前7名。但是，在二战后的40年时间里竞技体育一蹶不振，直至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时只取得了1枚金牌。这与英国主导体育发展的政策不无关系，二战后两个月，在英国享有很高威望的保守党领袖丘吉尔首相便被工党领袖艾德礼所取代，此后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几乎轮流左右了20世纪英国的政治、政策走向。“英国保守党长期以来秉承相对保守的执政理念，崇尚自由主义和政府的有限责任性；英国工党相对保守党而言是英国偏左党派”“‘福利国家正是前工党领袖艾德礼执政时期的产物。在体育领域的治理理念中，两大党派的传统理念都是注重大众体育的发展，不主张政府介入竞技体育事务”[6]。而英国政、学两界倡导的公民社会理念[7-8]和民众保守的政治文化心理，使英国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工党和保守党对体育发展的取向。但1996年第26届奥运会只取得1枚金牌的结果，惊醒了英国政府。1997年政府开始转变管理职能，在体育大臣领导下设置了专门负责竞技体育的处室，同年半官方的英国体育理事会体育局成立，一系列振兴竞技体育的政策措施也随之出台，如《奥运奖牌计划》《奥运争光计划》，和申办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战略构想等。英国在调整竞技体育政策的同时，不忘谋求与大众体育的协调发展，2000年出台的《大众体育的未来：政府的体育计划》及2005年以后出台的《让更多的人参加体育运动》就是一个明证[6]。
1930年6月，日本东京市长就提议申办奥运会，但几经周折未能成功。二战后的1953年日本申奥得到了参众两院的支持，终于在1959年如愿获得了东京奥运会的举办权。战后的日本为何执着申奥？这与日本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密不可分。1956年对日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其一是在政治上回到了联合国大家庭，其二是在经济上出现了“神武景气”（神武系日本第一代天皇的名字，因为当时经济形式非常好，故被称作“神武景气”），许多工业指数都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3]。为此，日本急需一个“窗口”让世人了解日本，借此摆脱侵略战败、形单影只的国际形象，振奋民族精神，加快经济建设步伐。为了东京奥运，1961年日本出台了《体育振兴法》，举国动员，强化竞技体育迎战奥运，就连当时学校体育的目标也由“提高体力”变为“提高运动成绩”。在该届奥运会上，日本以16金的成绩位列金牌榜第三。“东京走向世界”“世界来到东京”的宣传口号，反映了这个“窗口”的价值。东京奥运会后，日本的奥运成绩一路下滑，直至第26届亚特兰大跌至谷底，仅以3金名列金牌榜第23位。而在此期间，日本已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和世界债权大国。从此主导日本体育发展的政策开始向大众体育倾斜，许多资料可以佐证，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社区改造运动，有力地促进了社区体育的发展；1976年后的10年间建造了10万多处体育设施，文部省发出推进学校体育设施开放的通知；1977年财政部将年度奥运强化经费削减至申请额度的25%，调整了政策投入方向；1985年青少年体力测试达到历史峰值；1988年开始举办全国娱乐体育大会等[9]。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后，竞技体育的衰落促使日本开始进行政策调整。《2001—2010日本体育基本振兴计划》强调全面提高日本体育的发展水平，在发展中谋求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学校体育三大领域的协调发展，建立一条龙的训练体系，通过各种措施提高竞技水平，实施竞技体育的重点突破。而后日本的竞技体育保持着上升的态势，直至里约奥运以12金位居第6。2020年第32届奥运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国际奥委会已经通过了2020年改革方案，在东京奥运会时将增加5个大项、18个小项，分析这18块金牌的分布首先受益的将会是东道国日本，再加上天时、地利、人和，2020的东京奥运会日本竞技体育成绩可能再次辉煌。
一个4 000多万人口的韩国，为什么会在1980年提出申办奥运会并获得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举办权？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自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政府实行“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至80年代已跃至中等发达国家，韩国需要让世人瞩目这一“汉江奇迹”。二是韩国获得第24届奥运会举办权时，与之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只有60个，而当时的国际奥委会有160个成员。因此，汉城奥运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打破在国际上的半隔绝状态，争取生存和发展空间”[2]。为迎接奥运会的到来，韩国当局不惜花费重金，大力发展竞技体育，“体育经费由1983年的10亿南朝鲜元猛增至100亿南朝鲜元，用于兴建各种设施的费用达近40亿美元”[3]。在汉城奥运会上，韩国以12金的成绩位列四强，这说明汉城奥运会成功了，韩国也成功了。但进入90年代，韩国经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经济增长率下降，1992年仅为4.7%，同时由于工资水平提高过快，带来通胀压力，导致出口受阻，国外在韩投资下降，韩国国民对未来经济发展产生不安和忧心[10]。与此同时，韩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也开始下滑，1992年的金牌位次是第7、1996年是第9，而到2000年已下落至第12位。
对以上4个国家的历史经验还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描述，但仍可从中看到政策对体育发展的影响和经济实力对体育发展的支撑。二战以后，竞技体育强国基本上都是GDP的大国，即竞技体育的发展不仅受制于国家政策的影响，还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以2015年的GDP世界排名为例，在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前10的是美、中、日、德、法、英、巴西、印度、俄罗斯、意大利，韩国第14位。其中美、中、日、德、法、英、俄罗斯等基本上都是二战后历届奥运会上的前10名（不排除英、日政策转向时期的衰落）。英国、日本竞技体育的衰落期是体育发展政策转向的结果，但衰落后之所以能够通过政策调整重返世界前列，是因为有经济实力的支撑，而大众体育的发展往往受制于人均GDP。卢森堡、瑞士、卡塔尔、挪威、新加坡、丹麦、冰岛这些人均GDP靠前的小国，都是高福利、高社会保障型的国家，体育被纳入到公共服务的轨道，设施非常充足、交通便利，人们的健康意识强，体育参与积极性高。美国能够长期在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发展的两个方向上保持着高水平，与GDP总量长期保持世界第一，人均GDP长期保持在世界前10名（2015年第6位）以内不无关系。
2 对中国体育发展格局的认知与展望
2.1 振兴竞技体育带动大众体育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世界列强虎视眈眈，国内经济千疮百孔，重建任務极其艰巨。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必须统一意志，“全国一盘棋，一切行动听指挥”成为全体国民的一种政治理念。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府的职能和权力得到全面强化，形成了一个以中央为顶端的、纵向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体系。1952年成立的国家体委（体育运动委员会简称）就是一个正部级的政府机构，而后县以上（含县级）的政府机构都相继成立了体委。至此，集权于体委，对体育实行独家领导的管理体制初步形成。而如何领导中国体育发展的任务也随之摆在面前：一方面通过在单位普及广播体操，开展单位和行业运动会，制定“劳卫制”锻炼标准以增强人民体质；另一方面为尽快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积极发展竞技体育。1956年，新中国诞生了第一个（举重）世界冠军，举国欢腾。同年，提出振兴竞技体育带动大众体育发展的方针。1957年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记录，1959年荣国团获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在那个历史年代，竞技体育的振兴之路，也就是民族复兴之路，是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共同社会心理，也由此揭开了未来中国竞技体育不断辉煌的序幕”[11]。
2.2 竞技体育的辉煌和举国体制
1974年，中国首次参加德黑兰第7届亚运会，跻身亚洲三强。1978年在曼谷第8届亚运会上又荣升为第二霸主，也正是这一年中国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又一次凝聚了中国领导人和人民大众寻求富强、追求现代化的共识，中国要在包括体育在内的各个领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于1982年称霸亚洲体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零的突破和以15枚金牌跃居世界第4位的好成绩，开始显露出竞技体育领域以政府为主导、以行政管理为手段、以计划经济规律配置资源、以奥运会为目标、以专业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和以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即举国体制的效果。此后，直至2008北京奥运会中国在奥运会上共获得163金、115银、106铜的好成绩，并以51金荣登北京奥运榜首，充分体现了举国体制在特定国情条件下，提高竞技水平、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际地位和展示改革开放成果的历史功绩。
2.3 中国体育发展格局转轨的历史起点与迹象
1）转轨的历史起点是里约还是北京？
振兴竞技体育带动大众体育的发展方针，由于历史原因和国情（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国家初建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需要，在重视金牌的惯性中实施了较长时期，导致政策、资金等向竞技体育倾斜。相对于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大众体育显得滞后，职业体育相对落后，体育产业不够发达。里约奥运后，张林栋[12]指出：“对于中国体育发展而言，这届里约奥运会其实为中国体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分析、思考和研究的重要标本。”这句话是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体育发展大格局的转轨是从里约之后开始的，很多迹象表明北京奥运会后是中国体育发展大格局转轨的历史起点。其实，这个转轨的时间还可以提前，如1995年后出台的《体育法》《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体育产业发展纲要》等，表明了国家对大众体育的重视和体育改革的决心。卢元镇[13]指出，2001年申奥成功后，体育改革就此搁浅，依赖政府、远离市场以及花样繁多的运动会使体育部门无暇思考体育改革，保金牌甚至成为拒绝改革的借口。当运动会上的金牌数量上升为体育系统GDP时，全民健身只能沦为运动会的陪衬品和“同行者”。
2）转轨迹象管窥。
（1）政府层面转轨的两个关键点。
由于能够说明中国体育发展重心向大众体育倾斜的国家体育总局及地方省市的政策、措施、要求等文件众多、俯拾皆是，所以这里对有关政府层面的转轨迹象，主要以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国务院级别的政策文件为主来加以描述。
关键点一：2008年9月29日，在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表彰大会上，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明确指出，要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标志着中国体育发展已站上新的起点。接着，出台了200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全民健身条例》（国务院令第560号）。2010年，我国已经完成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1995—2010）》规定的目标任务。为进一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根据《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国务院又出台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国发[2011]5号），规定：“县级以上体育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不定期对《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和《全民健身实施计划》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指导，并在2014年对实施成效进行全面评估，将评估报告报本级人民政府。”国家体育总局从2014年起启动了《计划》实施效果的评估工作，通过评估各级政府提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的水平，总结《计划》中所提出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结果表明：《计划》实施效果明显，覆盖城乡，比较健全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已初步形成。此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印发《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5]11号），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了《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最近，国务院又发布了2016—2020年的《全民健身计划》（国发[2016]37号）。
关键点二：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发布，首次提出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全民健身工作的高度重视。46号文件出台后，有关部门联合或单独出台的配套文件15份，当时正在制订的配套文件8份，涉及到的政府机构有发改委、文化部、财政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体育总局等[14]。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建设“健康中国”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特别提出要“发展体育事业，推广全民健身，增强人民体质”的18字方针。所谓“‘国家战略是综合一国之力而行之方略，是建设和运用国家各方面的实力和人力，为实现国家总目标而制定的总体性战略”[15]。
通过对以上两个关键点的阐述，不难看出中国体育发展的大格局正在由以金牌为标志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向以全民健康为标志的大众体育转轨。
（2）学术界的思考。
北京奥运之后，许多学者认为北京奥运会应该是中国体育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并围绕这一观点产生了一些议题：如“金牌大国不等于体育大国”；“北京奥运会是举国体制的绝唱”；“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北京奥运会将是中国体育发展战略转移的历史转折点”；“关于体育本原的思考”；“中国竞技体育要为衰落作准备”；“论北京奥运会后中国竞技体育的价值取向和策略取向”；“从北京到伦敦”：“举国体制如何向前走”；“中国竞技体育金牌期待的社会心理走向”等。当然，体育学术界对举国体制的诟病，对中国体育发展大格局的思考，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基本没有间断，只不过北京奥运会后表现得更为强烈。
（3）民众的社会心理。
社会心理的重要社会职能之一，就是其预告作用。社会心理能够客观地、比较准确地反映出社会生活变化的基本倾向和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16]。北京奥运会后，金牌吸引民众眼球的边际效应正在下降，民众的社会心理也开始由对体育的金牌诉求向参与体育、欣赏体育和享受体育方面转变。伦敦奥运如此，里约奥运也是如此。具体表现在此不做赘述，可从许多新闻报道和学术文章中求证。
2.4 里约之后中国体育发展的基本走向
尽管中国体育发展的转折点不是从里约之后开始的，但里约奥运确实是思考和研究中国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标本”。里约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提示我们尽快从“伦敦奥运是我国境外奥运中获得金牌最多一次”的自我陶醉中解脱出来，清醒认识竞技体育内部运转存在的问题。比如，金牌大户项目体操忽视规则变化、盲目自信的问题；国羽内部管理混乱的问题；有些项目选手失利的问题，特别是2020东京奥运会许多项目都将面临着运动员新老交替、人才断档问题等。第二，将起到自北京奥运会后开始的中国体育发展大格局转轨的加速器作用。目前我国GDP总量世界第2位，世界人均GDP排名从1986年的第127位，上升至2011年的第89位、2015年的第76位7 990美元（IMF世界经济展望2016年4月版），具备了强化体育发展的经济实力。展望未来，全民健身将成为健康中国的有力支撑，将成为小康社会的国家名片，中国体育将在国家战略引领下，实现以全民健身为根本、以竞技体育为标志、以学校体育为基础的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期间，中国足球的崛起不但会显示出竞技体育的标志性成绩，还将在增强人民体质、激励人们顽强奋斗精神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里约奥运结束了，它给未来中国体育的发展留下了想象的空间。民众对里约奥运会的关注和对自身健康的关注，与“健康中国”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高度契合，凝聚了政府的国家意志和民众意志。中国对体育发展政策的调整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标志着中国正在由竞技体育一个方向上的高水平走向包括大众体育在内的两个方向上的高水平，即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天必定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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