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力的美学标准与工业价值

    在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无意间把题目写成了“想象力的美学价值和工业标准”。根据精神分析的方法，这个误写显然表露出了我的潜意识。于是我不得不尝试着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然后发现，这可能不是我个人的潜意识。一般情况下， “美学价值”和“工业标准”是公认存在的，前者更是美学的基础之一，即承认美作为人类的感知和思维对象，有着不同于实用、功利的价值;而美学则试图为这种价值的判断确立某种标准。随着20世纪哲学美学的颠覆性进展，美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相继放弃了对统一、终极存在的执念，更多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承认，美只是各式各样的话语，因而只能在对话、博弈、反思中求得妥协和共识。只是在与艺术相关的社会活动和文化消费等领域里，我们才能看到各种对价值进行评估的标准，如电影、戏剧、演唱会等的票价、美术品的拍卖等等。也就是说，美学的价值在今天很多时候已经由于商业和市场前所未有的强势介入而被重新定义，进而明码标价。

    这个表述满怀伤感和悲情，以至于，尽管我想表达的核心观点是要为想象力确立标准，或至少要用确立标准的思维去衡量和评估想象力的价值，但在潜意识里，我仍然在捍卫美学的独立价值，即美的价值不可能用冰冷的工业标准来判断。将美学与工业二元对立很可能是知识分子的某种集体无意识，之所以如此又并非因为具备本雅明一般的智慧，而仅是丧失对美和艺术的话语权后引发的不安与焦虑。就我个人而言，发现自己以知识分子自居，这样的潜意识也令我很是不安。

    从精英知识分子力场上讲，为人类生存处境的终极自由理想来想，批判权力和资本是非常必要的，此所以《1984》和《美丽新世界》被奉为启示录般的文本。但凡是立场和命题的应用都脱离不开具体而复杂的语境。例如，站在中国电影产业和文化的角度，一味猛批权力和资本，而不反思创作和创作者的不足，则往往成为不负责任的推脱。请设想，电影创作者既不能与权力平等共舞，又不能引导资本为人文效力，要么“一朝选在君王侧”，要么“老大嫁作商人妇”，无论如何都透着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权力无处不在，否则人类社会无从运转;资本逐利而居，并不必然需要电影。唯有电影的创作者，作为个体离开电影行业，则与电影无关;作为全体退出电影，则电影不复存在。因此，电影创作者的优劣成败，才最应该为电影的興衰荣辱负终极责任。

    这个自我批评也是我即将陈述观点的前提。

    我的观点是：中国电影行业和文化发展到今天，想象力不足成为电影创新的一大障碍。为改变这一局面，需要为电影创作中的想象力建立美学标准，进而评估如果要投入工业开发阶段，其具备多少价值。

    想象力这样一种心理建构的过程，首先来自于现实。“现实与想象，这看似背道而驰的两极，却是优秀文艺作品必须兼备的可贵品质。平庸的作品往往是不够现实，也不够有想象力，从而无法碰撞出强大艺术张力。而优秀作品，其创作者在对现实的敏锐发现和真实触摸中，被激发出强烈的表达欲，并且相信他的所感所思应当并且能够感动他人，与此同时，他又能调动非凡想象力，组织独特艺术语言使得他的思想情志得以凸显。而事实上，同样的，现实的土壤无论多么丰饶，也必须借助想象力才能够生长万物、建构伸向天空的文明殿堂。中国观众需要在大银幕上看到现实，但不是机械地、没有情感投入地使用现实，更不是片面地、过于主观地曲解现实。同样的，中国观众欢迎电影的想象力，但这种想象也不应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更不是莫名其妙的无病呻吟。[1]2017年下半年有两部电影，《嘉年华》和《暴雪将至》，都是在国际电影节上提名并获奖的作品。但仔细打量，它们一个共有的问题是以所谓书写现实的姿态对现实加以高度个人化的处理。北京大学陈宇教授发现了这类影片在国际和国内上角逐奖项的奥妙，认为这种电影之外的故事比影片本身还要精彩。[2]《暴雪将至》的故事发生在湖南，但是里面的主人公和周边人物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普通话，于是看起来非常写实的、大量被使用的长镜头，与真实美学的原理完全背道而驰，既没有真实，也完全不现实，更遑论超现实？这样的想象力实在没有多少含金量可言。

    想象力的第二种来源是艺术史上的经典性文本。这些文本体现出结构的特性，而且至今在广泛的文艺、特别是大众文化领域里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其中尤其以电影电视的情形为突出。如果我们单纯地相信进化论，那么，今天中国的影视创作者都应该身处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而且应该比西方同行更深重。因为不但类型片，甚至文艺片的情致、艺术片的先锋深邃，都近乎已经被前人开掘得题无剩义。然而，让我们很尴尬，现实情况是目前太多影视作者几乎完全没有受到经典文本的影响，恰恰相反，对经典一知半解乃至任意曲解、偷梁换柱、指鹿为马，倒是随处可见。随便举个例子，眼下的古装剧，咬文嚼字做有文化状，识者看来实则文法不通，名实不符。另一类典型的例子普遍出现在国产儿童动漫产品中，只要对国外动漫和西方儿童文艺略知一二，都会惊恐地发现，国产动漫的造型、人物剧情、背景设定等等，都眼熟得可怕，同时也混乱得骇人。我们的孩子们或许不能马上意识到这些，于是他们未来将不得不重新区分这堆视听碎片分别属于哪一个文化符号系统，然后质疑中国的影视创作者们为什么只会炮制这样的怪胎——这比山寨还糟糕。创作者的语言和意象错乱实际上表明，他们没有经由必要的学习和训练来获得创作的基本能力之一，即不犯下文化常识性的错误。

    还是在文艺片和艺术片这两个概念含混、界限不明的范畴里，为数不少的国内电影创作者倒是表露出了对电影经典的熟悉和偏好——他们有意无意地在自己的作品里使用着现成的桥段。这很吊诡，因为，不同于类型片都是带着相似的镣铐跳不同的舞蹈，文艺片和艺术片最忌讳的事情就是雷同。更不用说水土不服、西学之体中学难以为用。“向某某致敬”的说辞并不足以遮蔽能力不足、学习而不甚解的尴尬。此外，还有一种现象也足以证明这种学习的极端片面，那就是在今天的影视创作里几乎看不到对中国电影史经典的借鉴，这意味着，中国电影的美学积淀并未得到足够的认知和继承。

    上述有关想象力的两个来源决定，想象力是有美学标准的。如果创作者们还同意艺术水准有高下之分的话，他们就应该去思考，我的美学观点、趣味是什么？它们是不是足够好到可以支撑一部作品、一件产品？美学标准是和艺术规律、叙事模式、作品体系（包括电影史）相关联而存在和显现的，它有相对稳定的标准或标准体系。在想象力物化为作品和产品后，它的美学呈现应该可以衡量、比较，甚至可以量化。在未来，通过大数据的思维和逻辑，人们将可以对文艺作品和产品的美学形态、作者的审美趣味、受众的接受度等等加以计算和分析。这是早晚的事情。今天的计算机已经可以一本正经地写诗，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按照某种美学标准来完成一件相对简单的作品。由于美学最终极的形态是理性表达的逻辑，可能人工智能在建立美学标准时反倒要比它去创作更加简易。

    一旦我们认为想象力有美学标准，它也就具备了工业应用的可能性，拥有了真实不虚的价值，这种价值进入工业的考量标准应该可以去估算、核算。所以，用逆推、倒逼的思维，用工业化的模式去推动创新，刺激创意，规范想象力，应该是我们现在需要开展的工作之一。这项工作，与其等产业圈出手，不如创作界、学术圈提早鞭策。

    目前中国电影行业，想象力不足、不好的原因可以大致分作内外两个方面。

    就外部而言，首先是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从想象力进入电影工业思维的角度看却仍然很有必要。长期以来，“中国制造”的弊端，也是最为人诟病的软肋之一，便是山寨严重，中国电影行业也不能免俗。2016年，迪士尼公司诉讼国产动画片《汽车人总动员》抄袭其《赛车总动员》一案可为典型。假如知识产权保护在《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出台之后仍然不能成为业内共识和红线，奢谈想象力将毫无意义，因为作者的想象力就像没有孙悟空保护的唐僧，随时会被人觊觎。其次是解决价值评估的问题。想象力经过创作物化为具体可感知的形态，如剧本、梗概、人物小传、故事板、策划方案等等，然后接受行业评估，被认可的成果得以进入电影工业流程。在这个关节点上，价值评估应该成为更加科学、精密、合理的程序。如前所述，评估体系至少应包括该成果与现实的关联程度、与电影史文艺史的互文本关系，也必须包括该成果在整个项目的价值将以何种方式计量及转换为价格。显然，目前国内电影行业在这一点上既不够重视，也缺乏标准，更准确地说，正是由于不重视，才没有去思考标准的问题。尽管有的剧本作者收入丰厚，但从整个行业的情况看，并没有将想象力作为抽象的重要存在、认真对待。

    就內部而言，首先还是解决原创的问题。假设知识产权保护得到严格执行，假设电影行业有了评估想象力和创作的标准体系，那么现在的创作者是否能够源源不断地输出优质的作品呢？他们的想象力是否足以支撑电影行业运转并发展5年乃至10年的需求呢？——这意味着他们要一直保持对观众审美的引领，并不断带给他们惊喜。客观来看，情况并不乐观。平心而论，中国电影创作的环境其实已经相当自由，限制想象力的绝不是外部环境，更多时候恐怕还是想象力的匮乏。2017年广电总局电影局主办的第三届中国电影论坛上，我们发现很多知名的编剧都转型成为导演，同时很多导演也身兼编剧一职，纯作编剧的代表人数偏少，也偏弱。这是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应当引起重视。也是在这次论坛上，我们综合各方面信息，强烈地感觉到中国电影当前的繁荣并不是必然可以持续的，有领导提出一个严肃的设想：如果有一天中国电影的观众突然流失了怎么办？这个危险是不是存在？不久前我遇到一位二线城市电影公司的人，他说他所在的城市里面有十几家影城，竞争非常激烈。我们要想象一下中国电影未来是什么样子，如果电影像今天的纸媒一样，会遇到它的终极杀手，这位杀手是什么样子的？是游戏呢？还是VR或AR呢？电影最不可替代的存在基础、立身之本是什么？这样思考当然是超出电影创作的思维之外，但如果一个电影创作者对电影存在处境没有这样的危机意识，没有跳出来看、来想的能力，那么他在未来面前是不合格的。

    因此，第二个内部问题就是解决电影教育的问题。近20年来，国内电影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迅猛，目前开设影视学科方向的高校不下百余所，放诸世界范围来看也令人瞩目。但如此蓬勃开展的电影教育却和业界普遍感觉到的人才匮乏形成对比，现有的电影教育、人才培养方式和行业需求、社会期待之间的矛盾不容忽视。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本文在此只想强调一点，高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一定要为中国文化的未来稳住阵脚，不忘初心，不负使命。一方面，要保持象牙塔的纯洁性，将资本和权力的不良影响拒之门外;另一方面，要走出象牙塔去贴近现实、贴近时代、贴近生活。前者给想象力真正自由的翅膀，后者给想象力坚实饱满的力量。一种理想的电影教育，必然包含着理想主义的伦理诉求。

    我个人深感，如果要谈清楚想象力的美学标准和工业价值，就一定要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洁癖，否则主客易位，最终要么回到美学的虚无，要么沦落为资本或权力的工具。艺术必须从美学和哲学中获得自身存在的力量，并以此为基础，赢得与资本和权力博弈的资格。

    参考文献：

    [1]左衡.不够现实，仍缺想象[N].人民日报，2018-01-02（14）.

    [2]陈宇.《嘉年华》：当逻辑遇见大时代[N].中国电影报，2017-12-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