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档案那些事（二）：跨界中的坚守

    任汉中

    本世纪以来，受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的市场化和社会的信息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档案学的跨学科研究和档案工作向社会扩展，使跨界成为档案领域应对社会急剧变化的一种必然趋势，给档案学和档案工作开拓了视野和发展空间，也带来了发展的契机，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在现代科学中，分化与融合也已成为常态，也是档案学理论体系重构的必由之路。跨界应是本世纪档案事业创新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

    档案学作为一个辅助性的学科，由于受到外界的影响比其他学科要大得多，复杂得多，势必会经历更多的磨难。当前，“档案学仍然没有一个英语的国际定义”“档案学的界限仍然模糊不清”，研究者往往要在政治、历史、社会三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常常会陷入顾此失彼的矛盾冲突之中，尚未建立起学科的正式对话平台。正是这种学科不成熟的状况，使得档案学的跨界似乎比传统学科要更容易一些。在当前档案学研究领域，我们不难发现，档案和档案工作不再成为中心话题，甚至淹没在政务信息公开、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经济管理、知识管理、电子文件、大文件观、大数据、云计算、现行文件管理、信息传播、文化市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记忆、软实力等等传统档案学中所没有的新论题之中，跨界幅度之大可谓空前。与之同时，档案学基础理论却少有人提及，似乎急于为档案工作寻求更大的“宿主”。档案學者虽从档案学研究需要出发，却似乎忘记了档案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档案这一特定研究对象无形中被档案学者边缘化了，众多的“基于”类论文也很少基于档案学基本原理和档案工作实践，在档案学领域的高端学术论坛上，档案也不再是主角，或有其名无其实；档案学专业的学位论文通篇不提“档案”，仍可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学位……一骑绝尘的过度跨界趋势，正在违背档案学理论突破的初衷，使档案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宗旨发生了动摇。过度的跨界，不仅使档案学的学术地位和档案工作的职业尊严受到质疑，也使档案学和档案工作的价值和目标变得越来越迷茫。由于学科研究对象的飘移，虽有大量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但缺乏有成效的理论建树，档案学科的基础理论已经呈现“空洞化”现象，给档案学带来的不是深化和丰富，而是生存的危机。对此，我们不得不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我们是继续进行不懈的努力使档案学成为一项独立的学科，还是让它与其历史一样融入到其他的学科之中。

    我们应该认识到，跨界不应失去根本。基于档案事业的发展历史，档案工作的社会职能与档案学的基本原理的跨界研究应是丰富和深化档案工作的内容，以及拓展档案事业的发展方向，而不是走上“去档化”的道路。档案工作是具有悠久历史的社会现象，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一种社会需求，任何模糊和淡化，甚至取代档案在满足这种社会需求方面的特殊功能的悲观情绪，都是没有理由的。正如布伦内克在其著作《档案学——欧洲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历史》的卷首语引用卡萨诺瓦的一句名言：“案卷的保存适合于一个人类生而固有的需要，这种需要虽然为无知者所轻视，但是永远也不能把它压制下去。”因此，出于“为我们的当代的历史建立一个活的记忆”的历史责任，我们应该承担起压在档案人员肩上的“沉重负担”，坚守档案学的学术基因，致力于建筑档案学的理论基础。

    坚守决定于档案学者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档案基础理论实现突破和创新的重要途径。文化自觉意味着对现有档案体制和政策的深刻反省，文化创新也将涉及对现有利益关系的重组，理论的前瞻可能受到路径依赖效应的深刻影响，我们面临的是大量的、前所未有的、结构复杂的现实问题。若要拿出令人满意的理论创新方案，必须不断增加知识存量和优化知识结构，应该保持档案文化自觉，使得档案事业具有自律性、独特性、自觉性的文化属性。从而具有内在的文化基础、关怀依据、文化使命、旨趣、原则以及评价尺度，在当前的社会生态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这将是对我们科学态度和理性精神的严峻考验。

    既然档案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那就应该是一种文化现象，使之成为一种独立的研究现象，是档案学的立身之本，只有坚守，我们才能完整、全面、准确地认识档案的本质属性，使之成为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种能动性的工具，这样我们就有了更加开阔的研究视野，而不至于迷失于其他事物之中，失去档案学特定的研究对象。文化是由普遍性价值所衡量而不断走向完美的东西。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埃思的主报告中就明确地指出：“档案学的问题是阐释自身和文化起源和价值。对档案学的文化概念理解透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档案学的具体实践缺乏统一性的问题。弄清作为行政管理工具的档案学的概念和作为历史研究工具的档案学概念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以澄清关于档案本质属性及其对国家的价值模糊和混乱的认识。”档案文化研究应该是一种宏大的研究视野，是置于跨政治、跨地域、跨民族、跨历史层次之上，以人类社会中档案的整体现象为研究对象，其宽度、广度和深度，都应该是对过去研究的一种超越，在这种状况之下，建立“国际档案学”才有可能。也就是说，档案学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文化基础之上，档案文化研究成为其必不可少的程序。

    当然，坚守也并不意味着固步自封。“档案理论并不是一套永恒不变的固定原则。档案理论家也不是超越多种实践范围固守固定原则的捍卫者。”库克先生曾说，“本世纪的档案思想是在不断发展变化，以便适应文件的性质、文件的形成结构、文件的保管系统和文件利用等方面的剧烈变化，适应社会、文化、法律、技术、哲学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某一时间和地点形成的档案思想是上述诸多外部因素的反映，这些思想经常会随时间推移和地点变化而重新建立、创造和发现，或在同一时间和地点等到重新修正。”这正是我们所应该进行的工作。

    总之，跨界容易坚守难。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以及在内涵和外延上都在发生变化的研究对象，建立起科学的档案学理论架构，将会是考验我们意志和智慧的艰巨工作。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来稿日期：2018-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