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的思想交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徐小美++孙国强
摘要：思想解放是思想路线形成的前提条件。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先进分子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进行的新文化与旧文化、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持续数年的争论打破了这种思想禁锢，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前提与基础。
关键词：五四前后 ；思想交锋 ；思想路线；思想基础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10-0011-03
思想路线又称认识路线，是人们认识事物所遵循的方向、途径、原则和方法。一个政党的思想路线，是指这个政党确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支配自己行动的认识路线。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是以冲破封建专制思想的羁绊、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辨别与选择为前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与发展的。五四运动前后思想领域开展的关于新文化与旧文化、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障碍，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与思维范式。
一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为了替袁世凯复辟造势，以康有为为首的昔日维新派充当了思想领域复辟的急先锋。他们成立“孔教会”，定孔教为国教，宣称孔教是中国的“国魂”，提出“国魂”不保，中国必亡。欲不亡中国，“必自至诚至敬，尊孔子为教主始也”。面对复辟逆流，进步知识分子们逐渐认识到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源不仅在政治领域，更在于思想领域，思想解放是政治解放的前提。因此，一场深刻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民主解放、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在全国思想领域展开了。
孔孟之道在中国的社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针对康有为等提出的定孔教为国教，宣称孔教为“国魂”的行径。陈独秀深刻分析了孔教是君主专制和帝制复辟的祸根和思想基础，“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指出康有为将孔教定为国教的实质是替袁世凯复辟帝制做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也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根源之所在。李大钊指出，将孔教载入宪法，是“专制复活之先声也”。[1]在整个世界已经走向民主与共和的今天，以封建专制思想为核心的孔孟思想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 “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归于消灭”。“使孔子而生于今日，或且倡民权自由之大义，亦未可知。而无如其人已为残骸枯骨，其学说之精神，已不适于今日之时代精神何也！”对于“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求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1]孔孟思想是适应封建社会的社会需要而产生，并成为支撑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核心理论。但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定程度上冲击着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此同时，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观念传入中国，造成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崩溃粉碎”，“君权”、“父权”、“夫权”的“崩溃粉碎”，孔孟思想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已经成为过时的、陈旧的理论。只有适合中国国情的、“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2]新思想、新理论才是具有生命力的理论，才能拯救中国。
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提。封建伦理中的三纲五常、社会组织中的宗法家族制度与作为政治制度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紧密相联的。几千年来，正是以日渐成熟的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道德观念作为思想基础，以组织严密、体系完整的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为社会基础，才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政治统治制度。 “儒家以孝悌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本，贯澈始终而不可动摇”，“其流毒诚不减于洪水猛兽矣。”[3]因此，要想从根本上摧毁封建专制制度必须首先摧毁以三纲五常和封建宗法家族制度为核心的孔家学说。不解除儒家伦理道德对人们的精神奴役，宗法社会的思想根基就不可能遭到致命打击，封建专制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摧毁，人们不可能真正获得思想上的解放，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可能真正确立起来。正如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所说“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4]因此，要想真正实现思想解放，唯有以民主和科学思想取代封建专制思想，彻底打破旧思想、旧教条的禁锢，为接受新思潮扫清道路。
这场资产阶级新文化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激烈斗争，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破除了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得以广泛地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使人们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解放，并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也为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二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特别是五四运动后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残酷社会现实让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救国之路行不通。走“俄国人的路”，这一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并进一步广泛传播。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明显的分化。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民主派等都相继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形成了政治观点上的分岐。胡适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为名，企图以改良主义抵制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的问题应该是尽量解决一些具体的实际问题，而不是讨论一些无用的主义。于是，一场以革命还是改良为核心的争论在思想领域内展开了。
胡适的观点主要有两个：一是以反对空谈为名来抵制马克思主义宣传，批评研究马克思主义是只说不做的空谈，对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毫无意义；批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一些不愿对中国的现实需要作深入研究、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懒汉。他认为“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如何有用呢？”[5]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说什么“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5]提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5]攻击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是畏难求易，只是懒”。二是打着“多研究些问题”的旗号，宣传社会改良主义，反对社会革命论。他认为在中国只能通过解决一个一个的实际问题才能解决中国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5]同时，胡适还认为社会革命不适用于中国，因为阶级斗争会“演成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会造成阶级之间的仇视心理，不如研究具体问题，一点一滴地改良社会。
针对胡适的以反对空谈为名，抵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论点，马克思主义先驱们指出了其观点的片面性，阐明了“研究主义”对于“解决问题”的意义。李大钊指出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主义。“因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实行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必定先要鼓吹这问题的意义，以及理论上的根据”，通过理论上、主义上的宣传“引起一般人的反省”，使“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 [6]以引起多数人思想上的共鸣，实现多数人思想上的觉悟，让多数人团结起来、共同解决这社会问题。没有主义的宣传就不会有多数人的觉醒，也就不会有问题的根本解决。因此，“主义的研究和鼓吹，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最切实的第一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 [6]李大钊强调主义的理想与实用两面，主义指导问题。蓝志先指出胡适的错误在于“太注重了实际的问题，把主义学理那一面的效果抺杀了一大半，也有些因噎废食的毛病”。 [7]
马克思主义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指导着社会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绝不是胡适所说的骗人的抽象的名词，它是能够和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问题。一个社会主义者必须研究怎样把他的理想应用于他所处的实际环境，作实际的运动；这样做的结果，那个主义就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出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6]“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6]因此，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们认为应该既要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国人认同、接受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深入了解中国国情，发挥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同时，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各种伪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们认为只有大力宣传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科学理论真正地为广大群众所理解与掌握，才能舍弃伪社会主义。“今日社会主义的名辞，很在社会上流行，就有福安派的社会主义，跟着发现。”因此，“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免得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来混我们骗大家”。[6]
针对胡适提出主张社会改良，反对社会革命的观点，李大钊明确提出社会改良不可能使社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要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必须展开彻底的社会变革。李大钊把“阶级竞争”看作是改造中国经济制度的根本方法。他说“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把我们解放出来，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赖那权威的恩典，把我们头上的铁锁解开，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从那黑暗的牢狱中，打出一道光明来”。[6]李大钊以俄国革命为例，说明点滴改良不可能使社会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就以俄国而论，罗曼诺夫家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以前，一切问题丝毫不能解决，今则全部解决了”。要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必须展开阶级斗争，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因为“就是阶级竞争学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6]
“问题”与“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场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论战。这场争论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人们初步划清了真假社会主义，主要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界限， 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得到升华。在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实现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确定了“走俄国人的路”的共同结论。这就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提供了思想雏形。
三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先驱们鲜明的旗帜。然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相继发表文章指出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争论在思想领域展开了。
梁启超、张东荪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穷，必须用资本主义才能发展实业。“盖中国民不聊生，急有待于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8]他们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中国还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与资格，因为没有真正的劳动阶级。“缺少真正之劳动者”，“较原始人烃之状态所差未必甚大”，因此，中国“没有谈论什么主义的资格，没有采取什么主义的余地，因为中国处处都不够”。[9]“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10]所以，对社会主义只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
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发展实业。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们认真研究了中国国情，摒弃了以往把救国希望寄托于发展资本主义的做法。根据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提出必须发展实业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但中国发展实业之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早已是“万国的商场，是各资本国经济竞争的焦点，是万国大战争的战场”。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和各资本国为经济战争，恐怕要糟到极点了”。[11]“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不可”。[13]以“社会主义于发展实业，实在有利无害。换言之，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还不如用社会主义为宜。”[12]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为时代潮流，中国若要发展资本主义，实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13]
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够格的。中国不是没有劳动阶级，而是中国劳动阶级所受的剥削与压迫是世界各民族中所罕见的。李达指出中国“是国际资本阶级和中国劳动阶级的对峙。中国是劳动过剩，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只不过没有组织罢了”。[11]中国虽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但“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13]“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悲惨，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11]受剥削与压迫越深，其革命性也越强烈，因此，“革命之爆发仍是必然的趋势”。由于“中国劳动者没有组织，没有阶级的觉悟，不能作阶级的争斗来抵抗资本家”，因此，通过理论宣传促使无产阶级觉悟，将无产阶级组织起来就成为中国先进分子们首先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了。这场争论使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与接受，也使中国先进分子们不仅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提供了思想前提，而且也为从中国国情出发寻找救国救民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前后持续数年的思想交锋打破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思想垄断，使中国先进分子们摆脱了思想枷锁，尝试着从中国国情出发来寻求拯救中国的革命道路，而不是盲从。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既扫清了障碍也创造了思想条件；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之争使更多人认清了只有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社会革命是“最根本的解决”的方法，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宣传的重要性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思想交锋，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们认识到在中国不仅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且革命的中坚力量与主力军已经成长起来。这一系列的思想交锋使中国先进分子丢掉愚昧与迷信，崇尚科学与民主，实现了思想大解放；从不分析中国国情，盲目学习欧美日本到全面、客观地分析中国国情，特别是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把救国的目光定格于中国国情，实现了思维方式的转变。总之，持续数年的思想交锋为中国先进分子们从中国国情出发建立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思想前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开启了思想先导与思维范式。
参考文献：
[1]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M].甲寅.
[2]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独秀文存，卷一.
[3]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J].新青年， （2），第6号.
[4]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J].青年杂志，（6）.
[5]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J].每周评论，第 31号.
[6]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J].每周评论，第35号.
[7]蓝志先.问题与主义[J].每周评论.
[8]张东荪.答高战四书[J].新青年，第八卷，第4号.
[9]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教一训[J].新青年，第 八卷，第4号.
[10]梁启超.复张东荪论社会主义运动[J].改造，第三卷.
[11]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J].新青年，第九 卷，第1号.
[12]李大钊.社会主义下之实业[J].曙光，第二卷.
[13]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J].李 大钊选集.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