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电影《香港大营救》的爱国主义叙事与当代启示
宗肖君 胡凡刚
红色的抗战历史，不仅是激励当代中国人奋勇向上、艰苦奋斗的珍贵遗产，同时也是影视界取之不尽的题材资源。在山河破碎之际，中华民族涌现了一批批仁人志士，他们在祖国的各个角落，以自己的智慧与勇气奏响了一曲曲的生命赞歌。2018年5月4日，影片《香港大营救》在全国上映。该片讲述了被茅盾先生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的一段历史往事——在1941年香港沦陷后，日军展开全面追捕，东江纵队在两百多天中秘密营救了滞留于香港的数百名文化人士。《香港大营救》由曾创作《留守孩童》《一百万》的著名导演刘一君执导，成泰燊、颜丙燕等戏骨主演。作品真实还原了当时的香港区域风貌，采用独具创意的院线双轨发行方式，在以大量细节深刻有力地呈现了乱世的颠沛流离、日军的凶残狡猾、革命者的不畏生死以及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之余，又结合了商业大片的叙事逻辑，以全景式的格局、群像式的演绎聚焦了这段家国往事，给予观众震撼的爱国主义教育，并启发了未来的主旋律电影。
一、 全景式的大格局呈现
抗日题材的作品，往往是嵌入在宏大的战争叙事主题与背景之中，要理解《香港大营救》，首先就要看它所嵌入的叙事背景。1941年底，日軍展开了对美国的珍珠港行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且随即占领了香港并进行一系列驱逐与捕捉活动，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文明的任务由他们承接着，文化不亡，民族就没有真正的灭亡。营救这数百名文化界人士，相当于一次拯救中国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的伟大行动。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真正看懂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往事，了解《香港大营救》这部作品的叙事主题与价值取向。
香港抗日是我国抗日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也曾将视线聚焦在此处，并拍摄了相关作品，《香港大营救》的独特之处就显现在其全景式的大格局呈现方式。以香港为背景的抗日作品有许多，但这些故事大多都将目光放在局部或个体上，没有一个全景式的概览。如电影《游击进行曲》，讲述了在局部战场内游击队长与日寇斗智斗勇的故事;又如同样涉及到文人迁移背景的电影《明月几时有》，更像是借故事而讲述香港的本土史，没有将其与更大的历史空间相联系。这使得作品未免有些小家子气，不能够真正地说明个人与国家间生死与共的亲密关系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香港大营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香港为舞台，但又跳脱了香港这一叙事舞台，呈现出大格局的叙事结构。这一叙事结构，使得它不仅仅围绕着营救这一任务而展开叙事，还能借由营救任务以小见大，充分展现中国人的坚韧不拔与抗战必然胜利的信心。
影片的全景式大格局体现为，它不仅将目光聚焦在这一场营救活动之中，还穿针引线般展示了沦陷中的香港的生活图景。在影片的开场中，旧日纪录片式的荧屏特效将人们带回那段火与血的岁月，有力的构图与快速的剪辑带出了具有巨大信息量的日军肆掠当地的影像，悲凉的背景音与呼喊声展示了敌人的暴行。从农民到教授，从普通士兵到高级将领，从码头到夜总会，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生活图景在开场被裹挟着呼啸而出，这是一场无声的爱国主义教育，又提示了观众这一秘密营救任务之艰巨、决策之伟大。在此基础上，影片运用了商业作品的叙事逻辑，围绕角色设计了激烈的动作戏和漂亮的大场面调度，丰富的细节与火爆的观看感受都令观众改变了对于主旋律电影的传统认知。
当然，限于经费，影片在某些地方未能更为准确地还原当时的生活面貌，在道具上也有些许差错，但刘一君导演已经将人们内心深处最重要的不屈精神完整而传神地体现在了银幕上，满溢于荧幕的是抗战时期大批仁人志士的铮铮铁骨与爱国豪情，是中国人直面淋漓鲜血的勇气与执着。主体基调的高昂搭配真实可感的情感情绪，共同使根植于时代大舞台的演绎变得纯粹。同时，在这一全景式的大格局视域下，群像式的人物传奇演绎更描绘了抗日战争中芸芸众生的心灵转变，微观聚焦的影像处理细腻而不失大气、温情而不失豪迈。
二、 群像式人物的传奇演绎
在《香港大营救》中，作品在遵循商业叙事的基础上，摆脱了过往主旋律作品人物脸谱化与符号化的惯例，没有试图去拔高正面人物，而是赋予其有血有肉的人物背景与富有戏剧冲突感的行为动机，同时也没有刻意地弱化日军的战斗力，使得日军与主角群的角力更为紧张刺激，提升了作品的商业性。在这一基础上，作品实现了人物的真实化与生活化的塑造，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也让爱国情怀更打动人心。除此之外，电影在围绕营救任务叙事的同时，突破了脸谱化与功能化角色的惯例，通过丰富人物背景、强调人物的心灵转变历程，以群像的方式描绘了不同阶级的同一愿景与传奇故事。
影片描绘了以主角为核心的人物群在事件中的一系列转变，得益于历史性题材的优越性与演员的精益演技，角色群在乱世中的内心挣扎与道德升华给观众带来了极大的情感震撼。在影片中，有三个人物的心灵转换强烈地吸引了观众的眼球。其一是主角伟强，作为东江纵队这次营救任务的总指挥，他起初抗击日军的目的，是因为日军的侵略使得他与妻子不得不在战乱中分离，家恨让他开始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的任务，只是为了打击日军。但他后来发觉，唯有国家的兴盛才有小家的平安，他脱离了单纯的仇恨而转向奉献与牺牲。与伟强相同的是香港本地混混潘葆荃，原先是取人钱财、为人消灾，但在行动中受大家感染，面临生死抉择之际，他希望大家相信他同样作为中国人的灵魂。与这二位不同的是，南华报社王雅堂最先投靠了日本人，协助日本人刊登相关信息，但在生命最后一刻，他恍然醒悟，以自己的生命保护了众人成功逃离。除了这三位以外，还有许多其他人物，他们都在这场国难中感悟人生、升华灵魂。尽管影片未能在限定时间中完整地将人物群的故事一一托出，部分内容也略有矫揉造作和跳跃等不合理之处，但影片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里，以全景式的视角，试图尽可能的囊括不同阶级与出身的人物，共同表现他们不变的爱国之心。
电影《香港大营救》在全景式大格局的视域下，采用了群像式的方式，以生活化与真实化的人物塑造手法展示了不分阶级的爱国情怀。在严肃的题材下，对故事情节进行了商业化处理，在寓教于乐的同时，增强了作品的娱乐性，又吸引了观众的目光，增进了人们对爱国主义叙事的兴趣。虽然作品在部分转折处略显凌乱，人物在登场初期的特征不够鲜明，但作品在基调上牢牢把握，在具体细节上适当地进行了夸张与传奇化地处理，且将枪战、谍战等元素融入其中，这一举措不仅无损于这部作品的红色光辉，还更好地展示了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
三、 爱国主义叙事的当代启示
《香港大营救》以商业电影的方式，对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与爱国主义叙事进行了打破传统的颠覆，较为成功地将现代商业逻辑与主旋律电影结合在了一起。通过这一结合，主旋律电影摇身一变，在兼顾商业性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自己作为意识形态引导媒介的作用，使得爱国主义教育更容易进入观众的内心之中。这种改革与变化，是当代主旋律电影面临商业转型的必经之路，不仅《香港大营救》如此，《建党伟业》《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近年来大热的影片同样如此。可以说，这种兼顾商业性的作法是现代主旋律电影的基本潮流与方向，《香港大营救》聚焦局部事件，由点到面，对现今的主旋律电影创作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首先，对于一部主旋律电影而言，其首要任务是意识形态的引导与历史的教育。当今社会的意识形态引导不同于过去，更侧重于由下到上的机制，这意味着主旋律价值观的宣传应贴合人民群众的心理，消除政治与日常之间的隔阂，避免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产生困惑与抵触的情绪。同时，主旋律电影多取材于现实历史，尤其是开始于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可歌可泣的革命运动，这要求主旋律电影应当充分尊重历史，不仅要深入掌握历史人物的行为动机与内心世界，更要深挖历史，诠释民众的革命热情之缘由。
其次，在完成意识形态引导与历史教育的既定任务下，主旋律电影作为面向市场的商业作品，应当学习了解现代商业影片的基本创作规律，不仅在内容上，同时在宣传上，都要考量电影产业的特殊性，使得爱国主义叙事能够真正地进入市场之中，获得观众的认同。这要求制作者仔细观察观众的心理世界与审美情趣，在故事结构上要有紧凑的起承转合，场面能够引发观眾兴趣，人物塑造上要真实可信，不局限于描绘英雄人物或大人物，而是以群像式的方式将每一个以自己微弱的力量参与时代浪潮的小人物表现出来。在人物刻画上，要摆脱脸谱化与符号化的倾向，做到真实客观。同时，在具体的情节上，作品可以适当地采取夸张及传奇化的处理方式，电影并非纪录片，也并非历史教科书，适当的失真与夸大并不会有损其艺术性。制作者不必拘泥于完全地还原，而是应当在尊重基本史实的角度上，对于模糊之处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并结合现代的电脑制作技术，形成故事化的处理，增进可看性与商业性。
电影《香港大营救》基本是按照以上两点进行的相关处理。影片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前提下，从人物刻画、情节构造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夸张化处理。尽管在影片中有部分场景显得过于夸张，但也保留了场面的可看性。所以，《香港大营救》对于主旋律电影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既完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扬，又能满足观众的观影需求，进行了爱国主义教育，传递了正能量。
结语
《香港大营救》作为一部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影片，讲述了东江纵队营救滞留于香港的文化界人士，为中华文明保存文脉的时光往事。时光匆匆，距离东江纵队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已然过了数十年，昔日遭受铁蹄侵蚀的国家，经过数代人筚路蓝缕、艰苦卓绝的奋斗而有了湛然一新的面貌，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鉴古追今，先辈的努力得到了回报，今日的我们有义务将这份责任继续传承下去，这是这部影片的意义之所在，也是影片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
当然，《香港大营救》在某些地方还稍显不足。例如，影片在整体时间分配上，日军的比例稍显突出，而相对的主角群的比例显得不足。这样一来，某些人物的转变缺乏很强的说服力，像是一个生造出来的样板。同时，日语、广普、普通话、广东话等语言的频繁切换多少为观影体验带来不适，不熟悉的语言会引起大脑注意力的转移，这使得观众感觉到出戏，无法很好地沉浸在观影之中。除此之外，某些道具的错误多少也有不够严谨的过失。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我们不应对影片苛责过多，《香港大营救》能够以寓教于乐的叙事方式使得观众了解这段往事，融合了思想性与时代性，兼顾了主流价值观与商业性，以影像化的方式呈现历史，满足了观众的观影需求与审美趣向。这就是影片《香港大营救》的价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