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生活的物化困境思考
刘雪东
[摘要]卢卡奇认为物化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必然的现象，整个社会从生产领域到政治和文化领域都是“物化”的结果。针对这一现象，卢卡奇把物化的扬弃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觉醒和总体性辩证法思维的重建。当下，研究卢卡奇的物化理论，要立足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审视其物化理论的确定性问题、影响域问题和消解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围绕当代人的物化困境进行“扬弃物化”的再探索。
[关键词]卢卡奇;物化理论;建构逻辑;衍生问题;现实追问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19）04—0059—05
卢卡奇根据《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描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提出了物化理论。卢卡奇从物质生产和政治活动等不同层面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并进一步提出了扬弃物化的诉求。当下，人类社会发展正历经着一次又一次的飞跃进步，社会生活不断丰富和多元，生存环境朝着便利化和人性化发展。而在人的个体性充分发展的同时，人也往往受更加强大的外在力量的控制。卢卡奇提出的“物化意识”在今天凸显着合理性、隐蔽性和不确定性，而人在整个物化过程中处于潜意识状态，物化现象由此被遮蔽起来。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蕴含在物化现象背后的生存困境进一步演变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限制性因素。
一、卢卡奇的物化概念
物化理论是卢卡奇思想的逻辑起点。卢卡奇从商品拜物教的事实出发，揭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背景下的物化现象。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没有明确提出关于“物化”概念的具体内涵，但是他就“物化”概念进行了两个层面的描述。第一个层面，卢卡奇认为“物化”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里，他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商品形式奥秘的描述来阐述物化现象，即“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在此基础上，卢卡奇进一步提出了物化现象中物对人的一种“异己”的控制力量，人创造出的作为对象的东西反过来控制人本身，而人仅仅作为一种附属物。对此，卢卡奇认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2]在卢卡奇看来，物化的本质就是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人的创造物反过来支配和控制人。
二、卢卡奇物化理論的建构逻辑
在物化概念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逻辑思维有一个整体的认知，以便全面准确分析物化现象。如图1所示，在建构逻辑上可以从物化的产生根源、社会表现和扬弃策略进行概括。
图1 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逻辑框架
（一）物化产生根源
某种意义上讲，物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社会化进程产物。卢卡奇认为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造成了人类社会的物化。在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条件下，一方面人类社会演化出一个由物与物的关系建构起来的世界，即“第二自然”。“第二自然”有其自身的驱动力量，既依赖人又不受人所控制。人类能够认识“第二自然”的运行规律，但是却不能改变规律，只能充当一个参与者;另一方面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这给整个商品世界即“第二自然”提供了动力来源，但是这种来源却是以一种物的形式来充当的，人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在这里，卢卡奇在物化根源方面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抽象劳动是商品拜物教现象即物化现象产生的根源。经过抽象劳动的环节，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劳动关系以及基于劳动关系的社会关系就被消解了，人与人的关系就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标准化的流水式生产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机器生产更加普遍化和科学化，而人仅仅成为机器的附属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被阻断和割裂。
（二）物化的社会表现
在卢卡奇看来，物化现象是一个社会普遍的和必然的现象，侵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经济生活方面的物化，还有政治生活方面的物化和文化方面的物化。在物质生产领域，卢卡奇引入韦伯的“合理性”观点，认为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改进就是合理化的过程。物质生产领域的物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过程呈现为流水化的作业，以理性为基础的标准化成为资本家追逐利益目标的手段;二是生产者人格沦为旁观者，人表现出抽象化、数字化、原子化和客体化。在政治生活领域，卢卡奇采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组织的合理化是物化现象的表现之一。他指出了物化导致政治生活领域的单调与形式，认为“这不仅是指下层官僚统治完全机械化的、‘无聊的劳动方式——它非常接近单纯的机器操作，甚至常常在无聊和单调划一方面超过这种机器操作。这一方面是指，在客观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按照正式和合理化的方式处理所有问题，从而越来越厉害地同官僚处理方式具有的‘物的质和物质本质相分离。另一方面这也是指，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3]到这里，卢卡奇并没有止步，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文化领域的物化状况，揭示了整体性思维的丧失和物性化的心灵。“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的敏锐越来越陷入印度传说中的那种‘批判状况，那种‘批判面对关于世界是站在一只象身上的古老想象，提出了‘批判性的问题：象是站在什么上面？而得到关于象是站在乌龟上面的回答后，批判也就停止了。”[4]这里卢卡奇用“大象站在乌龟上”形象地指出了物化思维的片面性。
（三）扬弃物化的策略
卢卡奇主张物化的扬弃取决于总体性的生成，而总体性的核心内涵在于“人作为社会历史进程的自觉的和统一的主体和客体”[5]。在人類发展进程中，只有无产阶级可能形成关于“人作为‘统一的主体和客体的地位”[6]的自觉认知。据此，卢卡奇提出了扬弃物化的三个维度：总体性辩证法思维的恢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和以意识革命为核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卢卡奇基于物化现象导致总体性的丧失，提出了扬弃物化首先要恢复对总体性的认识，把总体性的辩证法作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指导实践的思维模式。“将意识与社会整体联系起来，就能认识人们在特定生活状况中，可能具有的那些思想、感情等等;如果对这种状况以及从中产生的各种利益能够联系到它们对直接行动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予以完全把握，就能认识与客观状况相符的思想和感情等等。”[7]单靠总体性的辩证思维还不够，还需要具体的主体性力量。卢卡奇把克服扬弃物化的任务寄希望于无产阶级，依靠其阶级意识的觉醒，认为无产阶级才是扬弃物化的根本力量。人的意识在这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一扬弃决不是取消它的独立于人的意志，特别是个别人的意志和思想的规律性和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只是人类社会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的自我客体化”[8]。当这种个人意志和社会总体联系起来，就形成了阶级意识，而这种强大的阶级意识力量能够充当一种“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的力量”[9]。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没有止步于此，仍然把落脚点放在了无产阶级革命，提出了以意识革命为核心的新革命观。在卢卡奇看来，无产阶级思维在初始阶段只是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并以“逐步地”或“跳跃式地”转变为改造现实的实践的理论。卢卡奇非常重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实践性，认为“只有变成了实践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具有这种变化事物的功能。任何一种直观的、单纯认识的态度归根结底和它的对象总是处于一种分裂的关系之中，而简单地把在这儿认识了的结构放到任何一种有别于无产阶级行动的态度中的做法只能造成一种新的概念神话学，只能退回到马克思克服了的古典哲学立场上去，这是因为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在它和整个发展过程的关系中是实践的”[10]。
三、卢卡奇物化理论的衍生问题
探究任何一种理论的生命力，都需要特别注重对其价值的分析，以辩证的批判性思维全面审视理论的实践性。在审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方面，根据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发现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格外关注，即其确定性问题、影响域问题和消解性问题。由于历史的局限等原因，这三个问题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论述较为薄弱的地方。
（一）物化理论的确定性问题
物化理论的确定性问题是要分析卢卡奇关于物化理论的论断是否和现实情况相符合，即是否是确定的。卢卡奇分析了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人们生活陷入了一种“物化”状况，从生产领域衍生到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现实世界被商品的“物”的形式联结起来，物化意识根深蒂固，人们缺乏独立的主体性思考。而今天的时代，是一个呼吁社会创新和个性发展的时代。假定社会是一个绝对的物化世界，则人们处于绝对的物化意识状态。由于社会的主体——人沦为了商品的“物”的附属品，这个世界将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通过审视现实生活，我们可以发现现实不简单是人的创造物控制着人本身，而人也在不断创造着新的更高质量的创造物，而其中不乏存在新的创造物否定着旧的创造物。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必须要思考一个问题：物化现象所折射出的物的关系掩盖人的关系这一论断是确定的吗？或者说这种现象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吗？而这就涉及到我们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确定性”的思考，需要我们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确定性问题重新认知，这种认知不是基于卢卡奇生活的时代，而是我们当下正处于的时代。探讨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确定性问题就是要解决现实问题，认知现实生活的本质。
（二）物化理论的影响域问题
物化理论的影响域问题就是关于物化现象的具体表现，在审视了卢卡奇物化理论的“确定性”后，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是这种理论具体所指对象是否全面准确。在物化理论的影响域问题上，卢卡奇从生产领域切入，探讨了商品经济结构背景下的物化现象，还进一步分析了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物化现象。从今天的现实来看，这种分析已不能满足认知和解决问题的需要。在卢卡奇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精细化研究，扩大了卢卡奇物化理论的视域延展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吸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结合韦伯的合理化理论，把卢卡奇物化理论转向了工具理性批判，深入探究物化的深层思想原因;马尔库塞把卢卡奇物化理论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结合起来，提出技术理性理论，并通过对“单向度的人”的分析来全面批判发达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等现状;哈贝马斯从实践的角度，把卢卡奇提出的物化现象落脚于交往行为。上述思想家的物化认知新视野帮助我们更加精细化地和多视角地掌握物化现象这一工业文明的产物，从而全面准确地形成对卢卡奇物化理论的认知。
（三）物化理论的消解性问题
从卢卡奇提出物化理论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就不断探究物化现象的扬弃问题即消解性问题。卢卡奇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和总体性哲学的恢复。然而，从现实来看，当今社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界线呈现模糊，阶级概念淡化，阶层多元化。依靠无产阶级来扬弃物化不再具备充分的主体基础，更难以形成统一的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此外，依靠总体性的恢复来扬弃物化仅仅是哲学上的方法论，不能直接为我们个人提供扬弃物化的具体路径。卢卡奇认为，“只有当哲学通过对问题的完全另外一种提法，通过专注于可认识事物、被认识事物的具体的、物质的总体来突破这种陷入支离破碎的形式主义限制时，才是可能的。”[11]卢卡奇从哲学上提出了扬弃物化的路径，但是，他忽略了哲学本身是一种客体的和抽象的存在，依赖于人的存在而存在，故哲学并不能自觉地进行总体性思考。可见，卢卡奇关于消解物化的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很难落实。因此，如何来扬弃物化、消解物化在今天更显得格外紧迫，亦是作为一个开放的领域有待探索。
四、理性视域下对当代人“扬弃物化”诉求的现实追问
“物化”是当代人生存的困境，“扬弃物化”则是当代人追求美好生活的价值诉求。任何理论的价值都在于其实践性，卢卡奇物化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物化现象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扬弃物化的积极行动。作为单个的社会个体，个人在普遍的物化现象面前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却可以朝着扬弃物化的方向努力，以特定的形式在一定程度选择不带有或较少带有物化色彩地选择生活。
（一）物化现象的存在环境：当今社会是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世界
马克思时代到卢卡奇时代，再到21世纪的世界，人类文明历经了前所未有的进步，生产力突飞猛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现代化是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显在塑造力量，人类文明的进步离不开现代化的推动。卢卡奇提出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物化现象，提出了对“合理化”发展的再思考。物化现象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显著表现，认识现代性问题离不开对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关注。而反思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现代性问题则不能一味的否定现代化，而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全面审视现代化和现代性。物化现象被视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病”，这种“社会病”是根植于现代化的。而现代化的发展则是理性精神社会化的结果，理性从一种个人品质发展为社会品质。在理性精神的驱动下，现代化造就了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世界。由此，卢卡奇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物化现象“褪去”阶级外衣，物化困境成为当代人追求幸福的桎梏，而这背后离不开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和理性精神的社会化扩张。而卢卡奇提出的“扬弃物化”主张同促进物质文明发展之间是否存在悖论？这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卢卡奇物化理论的首要立场，也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性问题。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卢卡奇提出的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衍生成为了全球性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共同的人类生存物化困境。物化困境从阶级问题演变为全球问题和时代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发展，立足时代特征，从更高层次揭示物化现象的现代性本质。
（二）物化现象的合理性环节：合理性是影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理性是西方文化传統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合理性是卢卡奇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那里引用过来解释物化现象的产生，卢卡奇把理性化思维作为分析物化现象的文化因素，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观点表达他关于物化现象的原因探究，认为“韦伯以合理性和理性化为切入点，借助分析理性在现代建构中的作用来解释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化的轨迹。”[12]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和社会生活变迁反映的就是理性化作用于社会生活的过程，因此人类历史就是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理性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积极作用。正如卢卡奇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象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伴随物化现象的理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相比盲目的随意的事物，合理化的事物往往更能取得实际成效，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复旦大学陈其荣教授概括了“合理性”的三个基本内涵，一是指“事物本身的必然性，亦即事物之‘合乎必然性或‘合乎秩序‘合乎规律性”;二是指“理论逻辑上的必然性，即人类对‘合乎必然性或‘合乎规律性的认识和把握”;三是指“具备理的评价原则和评价标准的意思”[13]。从上述观点看，合理性或理性本身是事物发展根本规律的外显形式。由此可见，问题的分歧在于，一种合理性的或代表必然性的东西却导致了“不合理性”或理性“异化”。如此一来，对理性反思和批判就显得再正常不过。然而，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对理性反思和批判不能单向度否定。在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一点往往被我们忽视。正如陈其荣教授提出的理性是服务于科学进步的，即“合理地说明科学进步必定是理性思维的产物，同时理性总是力图证明科学进步的合理性”[14]。而理性则是发挥着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故在物化现象的另一面还隐含着其合理性环节，即合理性是影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离开理性的发展和进步，无异于列宁用来比喻唯心主义的“无实花”[15]。
（三）扬弃物化行为何以可能：理性的发展可以作为扬弃自身的力量
物化现象可以看作是理性“异化”的结果，理性的最初目的是方便人们的生活，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理性却逐渐成为禁锢人主体性的客观存在，对人的发展呈现出异化的阻碍作用。在这一过程中，理性表现出一种“自我否定”。也正是如此，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出现了批判现代性和理性传统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所谓后现代主义是指“与现代主义一样，从本质上讲，后现代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不过，它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它在现代主义的胚胎中成长，并不断地挑战现代主义所崇尚的理性、秩序与主体性。”[16]理性经过社会化的抽象创造了“异化”理性，而这种“异化”理性包含着“非理性”因素。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对提高人的认知能力无疑是有利的，“理性可以帮助人类超出生理结构与感性直观的局限，实现对广袤世界的精确而逻辑的认识。”[17]马克思之所以批判理性，主要还是从理性“异化”的切入，分析人成为理性思维产物的附属物，即“人沦为了理性的奴隶”[18]。而作为理性的最初含义即一种思维方式，在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其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从现实的角度讲，正是人们有了理性思维才提出了反理性传统的观点，也正是人们有了物化现象的理性认识，人们才会做出努力扬弃物化的行为。无论是思想领域从理性到反理性的历史演变，还是现实生活中人们为摆脱物化现象而基于理性思考做出的积极尝试，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个观点，即理性的发展可以作为扬弃自身的力量。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推论：虽然物化现象基于理性的助力在当今社会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但是理性本身所固有的“自我否定力量”并不止步于从理性到“异化”理性即某种意义上的“非理性”。所以，理性在否定“异化”理性从而扬弃物化方面具有一种潜在的可能性。
（四）扬弃物化行为的价值博弈：社会理性和个人理性的平衡
卢卡奇虽然主张恢复总体性的辩证法，但是在认知领域仍然没有摆脱“抽象”方法论的局限。卢卡奇认识到了理性思维对物化现象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明确说明这种作用于物化现象的理性只是从个人理性中抽象出来的社会理性。而个人理性在扬弃物化现象方面的作用往往是受到限制的，但是并不是不可作为的。当代人在个人理性的作用下，可以认识到物化的危害性，从而通过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选择避免物化的生活方式，而这正是个人理性的积极作用所在。理性本身的多元性和同一性决定了理性可以以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形式表现。前文中提到的理性“异化”概念的内涵在于：作为从维护人的利益出发的理性，却反过来限制人的利益。这一现象的背后就是理性的内在博弈，即社会理性和个人理性的博弈。华南师范大学梁伟曾从博弈论的视角分析了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社会理性）之间存在矛盾，两者同源互生却不同向。一方面，“个体的参与与合作是集体的前提，集体要争取个体的参与与合作需要最大化满足个体的偏好”;另一方面，“个体理性就是个体人在给定约束的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偏好，而集体理性追求的基本价值是效率、稳定、公平公正”[19]。而现实的问题在于实现两者的平衡，在平衡中维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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