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刘康炜 钟振明
摘要：笔者通过回顾国际关系心理学发展历史，总结出了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六种研究方法，并对国际关系心理学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三点思考。
关键词：国际关系心理学;政治心理学史;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 ? ? ?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1-0001-02
1国际关系心理学发展简史
有关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阶段，脱胎于政治心理学发展研究，国外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威廉·J·麦奎尔把政治心理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1]。温迪·M·拉恩等人基本认同上述划分，但略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上述的理论划分和方法的连续性被低估了[2]。因此，大体上而言，西方政治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三阶段：20世纪40～50年代的“人格和文化”时期，60～70年代的“态度和选举时期”，80年代之后的“政治认识时期”，而且直到现在仍然是政治认识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政治情感的研究逐渐兴盛[3]。
国内学者对于政治心理学的发展研究的关注较少。张平认为，国外政治心理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20～50年代，第二阶段从50～60年代，第三阶段从70年代至今。在第一阶段时期，各学科纷纷独立，科学技术和方法取得的进步以及西方社会中政治动乱的加剧、科学理论发展和现实需求背景的融合驱使一些学者对政治心理学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到了第二阶段，政治心理学重点探讨了权威主义个性和政治态度的问题以及个性心理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在第三阶段，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则标志着政治心理学的发展进入了成熟时期，在这其中有三大标志性事件：一是出版了一些阐述政治心理学历史与现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文献专著，这些专业文献的出版推动了政治心理学的科学化、系统化发展;二是部分高校政治学系实施了政治心理学硕士、博士培养计划;三是1978年美国成立了国际政治心理学学会，同时分别在1979年和1981年，创办了《政治心理学》和《微观政治学》两种社刊，这两种期刊对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传播、推动和推动起到了重要作用[4]。然而上述两种划分都存在两个明显共同的缺陷：一是上述分期并未涉及政治心理学之前。倘若我们要梳理政治心理学的发展阶段，就必须对政治心理学未形成之前的发展状况有所交代;二是未能详细说明每个学者所属时期的界定。一方面依据他们生活的年代，另一方面依据其著作和文章，特别是代表作产生的年代，成为我们界定人物所属年代最主要的依据。基于此，笔者认为由季乃礼所提出的政治心理学发展四阶段论[5]，更能清晰地体现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发展进程。
第一阶段为政治心理学的萌芽时期（公元前4世纪至19世纪前半叶）和逐步独立时期（公元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十年）。萌芽时期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等为代表对政治心理学有所贡献的思想家们。政治心理学逐步独立时期形成了两大心理学派：本能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分别为本能学派和群体心理学创始人的勒庞与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
第二阶段为政治心理学的形成时期（20世纪20～
40年代）。这一时期受一战和二战的影响，学者们继续推进了对领导心理与群体心理的研究，主要议题是政治心理极化研究。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为拉斯韦尔和赖希，作为政治心理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的研究结合精神分析等方法对领导的心理进行了分析;赖希则更为关注集团政治与法西斯主义间的关系。
第三阶段为政治心理学的确立时期（20世纪50～
70年代）。这一时期政治心理学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其一，法西斯心理的研究。二战的硝烟尽管已经散尽，但二战对人们的心理影响仍在，人们还是担心法西斯还会卷土重来。其二，选举政治的研究。一些著作对选民的投票心理进行了研究，马尔库塞等人对西方的民主制度进行了批判。其三，政治社会化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等群众政治运动的勃发，促使许多学者对政治社会化进行研究，探讨了人类不同年龄阶段政治心理的特征及哪些渠道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等。其四，对未来社会的展望。现有的诸多问题，许多学者运用心理的标准对未来社会进行了展望。如马尔库塞等人提出的人道社会主义社会、莱恩提出的新人文主义观。
第四阶段为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这一阶段，政治心理学的各个领域均有学者涉猎，尤其在政治认知和情绪方面。尽管这一时期的学者变得更加实际，他们关注现实政治的各个方面，但选举仍然是他们关注的核心，对选民心理的研究和对领导心理的分析仍然是关注的重点，因此政治认知研究占据了当今政治心理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2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心理学一般指心理学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或对外政策研究中的应用，这门学科的研究路径比较宽泛，包括许多不同的流派，现目前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6]。现有的国际政治心理学领域内虽然众多学者研究的领域与议题也不尽一致，但按照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分类，国际政治心理学可划分为三大主流流派，它们分别是以领导人非理性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使用心理分析、主题统觉测验、平行时间表和内容分析研究方法的心理分析流派，主要代表学者为弗洛伊德、亚历山大·乔治和波斯特;以领导人个人为研究对象，使用个性分析、内容分析和远距离评估法作为研究方法、以赫尔曼、巴伯和文特为主要代表学者的个性流派;以领导人/精英和决策团体（小集团思维）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案例分析、内容分析和情景动词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杰维斯、乔治和沃克为主要代表性人物的认知流派[7]。
国际关系心理学学者运用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对国际政治议题进行一种比较微观的研究，这些议题包括国际安全问题、领导人与外交决策（决策心理学）、冲突解决与危机管理、恐怖主义等，其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六种：（1）室内试驗和模拟可以对研究的变量进行卓越的控制以支持因果论证。在所有的讨论方法中，实验的结果在可能的因果推论方面有最强的信心，这是因为实验方法允许在受控环境下对变量进行系统的操控。（2）自我报告的调查问卷通常实在实验室研究的背景下，根据实验对象的能力和意愿，就特定的态度、信仰、价值或相关的想法与研究者分享内在和外在的进程。（3）抽样调查研究大批被试的意见和行为。这类工作嵌入在全国代表性调查研究的实验形式中采取多种方法，这类研究构成了政治心理学前沿方法研究的未来趋势，并为探索和解释提供了丰富的新课题和证据。（4）内容分析旨在以话语或书面形式考察一个人的言论，以便更好地理解或解释人的个性。这里的假设是这样的理解可能有助于解释研究对象过去的行为。（5）决策者的观察员评级可以使用特殊或标准化的形式来获取受试者对特定公众人物的言辞或行为的印象。（6）案例研究通常涉及档案工作，研究人员通过查阅历史文件、演讲等来考察或分析特定的任务、事件或进程。当重点围绕某一特定任务的生活进行心理阐释时，结果往往会以心理传记的形式出现[8]。
以罗伯特·杰维斯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学者，通过借鉴认知心理学的重要概念和理论成果，将之整合进国际关系理论中，以知觉与错误知觉这两个重要心理学概念，结合国际政治中的典型案例对国际政治中决策的形成机制作出了分析，展示了来自政治心理学的主要理论成果。《国际政治中的直觉与错误知觉》一书较为详尽地阐释了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理论成果，提出来自于错误知觉对行为体决策的影响是导致国际冲突爆发的重要因素。罗伯特·杰维斯从微观层次上，以国家间所经常产生的错误知觉为解释回答了为什么双方都是维持现状国家，且都有维持和平现状的客观需要却最终走向了战争冲突的深渊。杰维斯认为，决策者在对国际环境和其他国家认知中极易产生四种错误知觉：（1）统一性思维;（2）高估自己作为影响者和影响对象的重要性;（3）愿望思维;（4）认知失调。同时回答了这些错误知觉引发冲突与战争的具体生成机制：认知相符现象、思维定势和历史包袱，并最终对如何减少错误知觉提供了一些建议，如加强对彼此的认识与预测、重视“唱反调的人”的作用等[9]。
3国际关系心理学的展望
3.1研究方法上的借鉴创新
国际关系心理学研究方法应丰富多彩，对各种研究方法都应当秉持包容性的态度。通常而言，定性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界历史上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然而近年来，国际关系学界虽然一直注重对定量研究的探讨，但囿于国际关系研究的某些现实情况，定量研究仍面临着许多现实挑战。
或许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借鉴，元分析是心理学领域较为前沿流行的研究方法之一，所谓元分析方法是通过对现有众多实证文献再次统计分析的方式，根据统计指标利用相应的统计公式，对相应变量间逻辑关系做出研判。因此，我们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可以利用元分析研究方法，通过一种别样的”大数据“分析的方式，根据获得的统计显著性等来分析两个变量间真实的相关关系，从而增强国际关系研究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在定性和定量研究有机结合的基础上更好地探讨政治心理问题，科学地描述、解释、预测甚至控制个体和群体的政治行为。
3.2心理学科学性与国际关系规范性的“间距”
某一命题或专业之所以可以被认为是“科学”，来源于其所提出的问题或观点的可证伪性，换句话说，来自可被重复性检验。政治心理学的发展来自对于心理学实验结果和理论概念的借鉴，对这些实验结果或理论概念的借鉴是作为建构理论大厦的基石，但倘若基石自身就有问题，那我们很难不去质疑理论是否坚固。
有学者通过重复实验的方式评估了心理学研究的可重复性，作者选取了100个2008年在高等心理学期刊上的心理学研究进行了可重复性检验，结果是大部分实验证据不如原实验充分[10]。同时，我们发现由于现实状况的原因，国际关系理论无法做到像自然科学一样进行证伪。我们所能做的大部分工作似乎只是通过案例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即用典型的历史事件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不完全归纳的论证方法不能有效证明论点具有普遍适用的性质。研究人员对于当事人当时心理状态的认识也主要来源于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自己主观的猜想，这与决策者复杂的决策心理是有一定距离的。此外作者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一些心理学上的原理和试验所得的结论能够套用到国际关系事实中去，是否存在着一些限定性条件。事实上，决策本身所具有的秘密性质导致国际关系研究经常只能进行个案研究而很难以提出公式化的理论模型。
参考文献
[1]William J.McGuire The Poly-Psy Relationship：Three Phases of a long affair[J].Explorations in Political Psychology，1993：9.
[2]John L.Sullivan，Wendy M.Rahn，Thomas J.Rudolph. The Contours of Political Psychology：Situating Research on Politic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J].Think About Psychology，2002：24+40.
[3]魏万磊.情感与认同——政治心理学的孪生子[J].江西科技師范大学学院报，2012（06）：9-14.
[4]张平.国外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心理科学，2004（06）：1467-1469.
[5]季乃礼.西方政治心理学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7-8.
[6]本刊特约记者.中国国际政治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进展与问题——尹继武教授访谈[J].国际政治研究，2017，38（06）：137-155.
[7]张清敏.国际政治心理学流派评析[J].国际政治科学，2008（03）：71-101.
[8][美]罗丝·麦克德莫特.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心理学（第1版）[M].李明月，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9][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M].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10]Maria Konnikova. Estimating the reproducibility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J].Science，2015，349（8）：943-953.
（责编：周安琪）
作者简介：刘康炜（1995—），男，四川成都人，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
指导老师：钟振明（1975—），男，江西赣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联盟理论、联盟战略、国际安全与防务事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