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作家访华游记中的中国印象
内容摘要：日本近代作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访华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以游记等形式向日本民众介绍了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文化地理等，对当时中国的现实做了细致描写。同时，心理上的优越感及殖民主义的思维，也使得他们产生了蔑视中国的情绪。这些偏见改变了近代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也对当时的日本政府政策的制定带来一定影响。通过对这些游记进行文本分析、考察，有助于了解当时日本知识分子、日本国民及日本政府的中国认识。
关键词：日本作家 访华游记 中国认识
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开始效仿西方，打开国门，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掀起了日本人赴国外考察旅行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日本各阶层人士怀着各种目的在中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其中，像德富苏峰、内藤湖南、夏目漱石、松村梢风、芥川龙之介等日本近代文人纷纷赴华访问，他们以新闻报道、游记等不同形式记述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感受。
由于作家的特殊地位和游记这种文体的纪实性特征，这些游记作品“不失为了解中国国情之有益之物”[1]，在当时日本政府和国民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影响甚至改变他们的中国认识。通过对这些作家所写的中国游记进行考察、分析，不仅可以了解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所抱有的中国认识，而且有助于了解当时日本政府及国民的中国认识。
一.值得肯定的热爱中国之情
甲午战争之前，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灿烂文化、强盛的国家，一直是日本的学习对象，他们吸取中华的灿烂文明，并希冀超越。这一点在像德富苏峰、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等曾接受过中国古典经籍教育的日本文化人中尤为明显。他们在游记中对中国的风物人情、名胜古迹等做了较为详致的描述，以此为话题创作出来的作品，呈现出别有的趣味，显示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赞叹与憧憬。
夏目漱石在中国东北旅行期间，找到了富于中国古典意象的风景，甚至觉得当地的秋日阳光比日本的更加绚丽夺目，夜空也闪耀着日本所不能看到的星星;他感受到了“沃野千里”的广阔，目睹了与日本完全不同风格的“中国风景”。芥川龙之介虽然一再提醒自己不能流下“旅愁之泪” [2]131、不能醉心于“风景之美”，而事实上，他细腻的内心却总是在旅愁和触景生情的愉悦之间游走。西湖边“两三个中学生正在高唱排日、爱国的歌曲”情景让他“对西湖有些反感”，觉得“并不像早先想象的那样美”。[2]89但仅仅一瞬间，又沉浸于江南的历史、风物之中。在天平山白云寺看到亭子壁上的排日标语，但转而就开始“观赏亭子栏杆外雨气中低垂的、苍翠欲滴的枫树嫩叶”。[2]118
即便民族利益情结很深的日本作家在访华期间也对中国表现出发自肺腑的热爱之情。德富苏峰在访华期间，走访了明十三陵、孔庙、紫禁城等历史古迹，从中寻找在中国典籍中所读到的美丽而神秘的东方古国形象。在游历岳麓山、西湖、长江等名山大川时，他不仅引经据典，甚至自己创作诗词，抒发赞叹与艳羡之情。
在每个访华作家的游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名胜古迹、自然风光的艳羡之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深刻渗透，古老的中国文化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二.偏见主宰下的中国国民形象
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认识出现了巨大变化，由长久以来的仰视中国转为极度轻视中国，转而对西方文明倍加推崇。特别是在亲自踏上这片仰慕已久的土地时，破败落后的中国让他们感到震惊，强烈的优越感便油然而生。在沉醉于中国自然风光、名胜古迹的同时，也开始用质疑、蔑视甚至排斥的眼光来审视中国。
（一）“肮脏”的普通中国国民形象
旅华日本作家深刻地见證了当时积弱积贫的中国形象。宇野哲人见到“夹白河而建之民屋，均是极其矮陋之泥屋……满目荒凉，难怪先时将塘沽之民屋误为猪圈。”[1]3在天津看到的“下等劳动者——苦力之肮脏是事实。”[1]4作家们最先接触到的马车夫、黄包车夫等“苦力”，几乎成了中国普通民众的代表形象。
夏目漱石对中国的苦力表现出嫌恶之情：“单个人显得很脏，两个人凑在一起仍然难看，如此多的人挤在一起更加不堪入目。”[3]159“肮脏、相貌怪丑”的黄包车夫、“冒失”的马车夫、“贪得无厌、厚脸皮”的卖花老太婆等构成了芥川龙之介对上海的最初印象。[2]10作家们初到中国的第一印象大抵如此，在之后访华行程的记述中，这样的描写更是数不胜数。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游记》中描写了随地便溺的上海人、身披破旧报纸的乞丐、熟练擤鼻涕的演员等丑陋的中国国民。夏目漱石则记下了用鞭子用力抽打骨瘦如柴的马的车夫、莽撞地将老人轧伤的马车夫、围观受伤老人的看客等“肮脏的国民”。[3]240麻木、肮脏、奸诈等是他们刻画中国人时的常用词。
他们还描绘了中国人的许多负面形象：中国人吸食鸦片、赌博成性，中国人虚伪、粗鄙、缺少时间观念等。他们以充满蔑视、富于夸张的手法描写了时下中国的民物人情，在他们的笔下，中国人性情自私奸诈，是一群肮脏污秽、野蛮的族群。这些作家访华的时间多集中在清末民初，政权更迭，还未建立起完整的社会体系，不同作家笔下出现的内容近似的描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中国底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如实记录，为我们了解当时中国底层民众的实际生活提供了佐证。但是，文字中也透露出他们在审视中国时，心理上所产生的民族偏见及作为文明开化国家的国民的民族优越感。
（二）自私自利、软弱的国民性格，缺少国家观念
这些访华作家以一种俯视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他们塑造出来的中国国民形象都是自私自利、软弱的，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
德富苏峰在游记中多次表露出鄙视中国国民的情绪。在他看来，“利”就是中国人生活、思想的根本。“中国所有的问题用一个‘利字就可以解释了”，中国人“没有正邪的标准，只有利害的打算。无论判断什么事情总是考虑有没有损失”。[4]473并且分析说自私自利又造成了国民“软弱”的性格，却根本无视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的中国民众置道德于不顾、为了生存从而铤而走险这一事实正是由于帝国列强多年的殖民侵略导致的。
中国人缺乏国家的观念，有的只不过是家族观念。这是当时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德富苏峰认为，中国人信奉利己性的个人主义，厌恶一切政治性的干涉，对政府和官员缺乏信任，中国的所谓爱国者只不过是族人对族长的忠诚，而不是发自国家观念上的行为。小林爱雄认为“中国人的国家观念淡薄，完全是个人主义。[5]97”中国人“无论国家是否要灭亡，无论事态将如何发展，现在只是生活在梦幻中。”他发现看门人竟然用天坛上的瓦来卖钱，他评论说：“中国人极端个人主义的务实倾向，从这些看门人身上也能体现出来。”[5]96
德富苏峰和小林爱雄的这种观点颇具代表性。在当时日本的殖民主义思想宣传下，日本国民普遍认为中国是落后愚昧的国家。当时的中国积弱积贫，人民生活极其困苦，而当时中国腐败的统治阶层不仅没有对自己的国民表现出关爱，反而继续横征暴敛、像强盗一样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这就是民众为了生存而表现出的私欲、缺少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根源。
（三）亂象纷呈的中国时局
这些作家在访华行程中，注意到中国的社会已经开始逐步发生变化，为了更深入了解当时的中国时局，他们会见了许多政治人物，对中国的政治走向给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德富苏峰观察到清政府完全废除了科举制、开始铺设铁路。西方杂货类商品正越来越多出现在商店里;中国官员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模仿西方。张百熙、汪康年等人则向苏峰阐述了施行立宪政体的必要性，并且苏峰认为这一系列政策“绝不是在空谈，而是会付诸于行动”[4]402。但是他通过观察，认为由清政府和老式官僚自上而下推动的立宪运动不会成功，清朝也不可能再维持现状。
就连对当时的中国时局并不十分关注的芥川龙之介，在华旅行期间也会见了章炳麟、郑孝胥、李人杰等政治人物，并且说“像我这样的人，在江南一带周游期间，谈论政治的热情居然都没有衰退。”[2]39这些作家对中国时局的关心是以日本作为参照，站在日本民族的利益之上的。他们认为引导和开化中国是日本的天职，解救中国的重担在日本国民的身上。小林爱雄呼吁日本人向中国发展，“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同胞，赶快研究中国，赶快来中国，赶快在中国开发事业。”[5]98。这些言论非常露骨地表现出要侵略中国的野心，极大地蛊惑日本民众积极参与侵略中国的活动，对日本政府侵略中国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结语
这些作家大多是在二十世纪初期到访中国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烽烟四起、民不聊生的混乱时期，到处都呈现出一幅凋敝破败的景象。一些有识之士受到当时西方民主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为追求民主积极呼吁奔走，部分人的衣食住行等也开始效仿西方。这些作家们在游记中以文学家的视角，向日本国民介绍了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地理等，对当时中国国民的悲惨生活以及中国社会的悲惨现实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如实描写，具有一定的客观性。
但是，由于昭和时期日本国内右翼思想的急剧膨胀，由舆论煽动起来的国家主义情绪弥漫到全日本。受到这些思想冲击的日本作家们大多是从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以殖民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这也使得他们在游记中对近代中国和中国国民进行了一系列的丑化和夸张，从而塑造出了落后愚昧肮脏的中国国民形象，从而激起日本国民的优越感，客观上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舆论战的急先锋。
参考文献
[1]宇野哲人著，张学锋译.中国文明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11月.
[2]芥川龙之介著，陈生保 张青平译.中国游记[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1月.
[3]夏目漱石著，王成译.满韩漫游[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4月.
[4]德富苏峰著，刘红译.七十八日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5月.
[5]小林爱雄著，李炜译.中国印象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4月.
（作者介绍：连永平，河北经贸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日本近现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