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抗倭战争与福建武术发展
张银行++郭志禹
摘 要：明代东南海疆抗倭战争对所关涉的区域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福建武术的影响更甚。研究显示：抗倭战争涌现了俞大猷、戚继光等军事家、武术家，其武艺、兵制思想、传世著作直接或间接促进了福建武术的成熟和跨地域、跨文化传扬；基于有效制倭的需要，闽人对当地武艺的“选择性”传习和对其他地方武艺的吸收，丰富了福建武术的内容体系；几乎全民参战的民间御倭自组织使本地尚武风气得以传扬。
关 键 词：体育史；区域武术；抗倭战争；福建；明代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4-0015-07
The Anti-Wo War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Wushu development in Fujian
ZHANG Yin-hang1，GUO Zhi-yu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127，China；
2.School of Wushu，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438，China）
Abstract： The Anti-Wo War breaking out on southeast seashores in the Ming dynasty had profound influence on Wushu development in the involved coastal regions； its influence on Wushu in Fujian therein was even more profound.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followings： in the Anti-Wo War there emerged military experts and Wushu experts such as YU Da-you and QI Ji-guang， their martial arts， thoughts about military systems and works passed on ha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oosted the maturity and transregional and transcultural spreading of Wushu in Fujian； based on the need for effectively restraining Wo， the Fujian peoples “selective” inheritance of local martial arts and absorption of martial arts in other places had enriched the content system of Wushu in Fujian； the civilian Wo resisting self-organizations joined by almost all nationals had promoted local warrior advocating atmosphere.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regional Wushu；Anti-Wo War；Fujian；Ming dynasty
“南倭北虏”是关涉明朝政权稳固的两大威胁，由此，抗倭战争也就成为明朝“国之大事”。明初即有福建倭寇的记载，至嘉靖年间（1521-1566年），福建成为“南倭”战场的最前沿，亦是倭患的最终覆灭之地，持久、惨烈的抗倭战争促进了八闽（福建代称，亦谓“闽”）武术的成熟和发展。关于抗倭战争与武术发展的相关研究前人已涉及，其要者如：各版本《中国武术史》中“明代武术”部分，福建地方武术史（志）及南少林武术的论著，相关研究也是中外武术交流史上溯源头之一[1-3]。总体看，既往研究或基于宏观史实叙述或专于某一微观现象的探究，未能专注于区域历史与文化，本着全面联系的整体视域考察抗倭战争对福建武术发展、福建武术与其它地域武术交流及海外传播的影响。在综合运用相关文献和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围绕研究主题进行符合逻辑的推演和考据，通过时间（明代）和空间（福建）的纵横维度，全面梳理抗倭战争与福建武术发展的关联性，并“知微见著”地立足福建、放眼中国武术的时代发展，为更好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释武术发展积累素材。
1 抗倭群英推動福建武术成熟与跨区域传播
明朝奉行“右文左武”国策[4]1132，而在武勇人才选拔上，明初统治者又规定“文武兼备”的标准。由此，旷日持久的抗倭战争不仅催生了大批儒将，涌现了能武能文的军事家兼武术家如俞大猷、戚继光等。
1）俞大猷的直接推动。
（1）《剑经》是俞大猷基于闽地文武的综合创造。
俞大猷的武艺基础主要来自于闽地。其一，承于家传。俞氏入闽始祖俞敏为追随洪武帝征定天下后，以军功擢泉州卫的百户，明代实行兵籍世袭制，俞大猷亦袭父职，因此，其最初武艺基础（熏陶）不可能绕开家传。其二，剑技得自于泉州人李良钦。俞大猷同李良钦学剑、击剑，对俞氏影响甚深。其三，棍法受教于泉州人刘邦协[5]。良好的闽文化基础，使俞大猷有能力将历经抗倭检验的当地武艺付诸理论，尤其是承自泉中诸师的《易》理，更成为其后论兵释武的思想源泉，如《剑经》开篇即以兵法与拳艺互喻，同时，基于抗倭致胜需要，在习得家传、同乡李良钦和刘邦协之武艺的基础上，又融汇贯通山西、河南、山东的枪棍技艺，最终创造“以易论拳”的技击宝典《剑经》。从语言上看，《剑经》以闽南语写就，成为闽人最易识读的技击理论。
（2）俞大猷“剑”技、拳理与福建武术。
俞大猷剑技在闽地的传播极广，包括：壮丁仆役、闽籍将兵、地方武装和弟子门生。壮丁仆役是最接近俞大猷日常生活的群体，因防倭护院的需要多从俞大猷学剑技，故当其从金门调离时“其丁壮习剑法者给役其家不肯去”[8]。俞大猷所率“俞家军”皆闽籍，闽兵剑技多由俞大猷亲传，如其在被贬汀漳守备期间“日教武士学击剑”[4]5601，又据明人《谭襄敏（纶）轶事》记载，俞大猷曾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精选“少壮力能举二百斤者千余，教以荆楚剑法”。①除正规军外，俞大猷还实行保甲之法寓兵于农以防倭患，《剑经》成为武技教科书，甲长由选拔的士兵充任，每甲长带乡村义士9名，每义士带亲邻10人，由官府供给补贴，以《剑经》为教材，先教技艺，次教营阵[9]170。另据考证，俞大猷曾在漳州训练6 000名农民军[10]，使得漳人群起而习之，从而营造“漳人既习文，尤多习武”的尚武景象。②需要注意的是，因俞大猷被贬职调防及其统帅身份，其剑技在闽兵、地方武装和丁壮仆役中只是部分传习。而长期跟随俞大猷转战抗倭前线的弟子门生则系统传习其剑技，如其子俞咨皋（官拜福建总兵）、弟子邓钟等。伴随闽籍抗倭将领们的推广及大量士兵解甲归田，俞大猷的棍技随之广传八闽。棍成为今天八闽武坛代表性和普及性兵器，当下民间仍称棍为“军棍”。
《剑经》中对刚柔、动静的精辟论述，对福建武术技击理论的影响十分广泛，这一点可从传统“七大拳种”（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武术挖整时福建武术界对本省7个拳种的简称）的拳理得到证明。如五祖拳：“武道不外刚柔二法，刚者先发制人动迅势猛，柔者后发制人引化灵巧。全刚易折，全柔易缠，刚柔相济，操胜在手”。再如永春白鹤拳：“凡遇人接手，后人发，先人至”，作为永春白鹤拳再传的福州鹤拳更以正偏、开合、动静、吞吐、沉浮等对立理论为拳理之本。③又如龙尊拳：“阴阳二字，纯刚纯柔。纯刚则失，纯柔难胜者，刚柔相济，横直相连。”④
（3）俞大猷带动《剑经》的跨区域传播。
俞大猷因抗倭而成名，谪贬而被派到远方戌边，其武艺伴其进入它域武林。其中，尤以与中州少林武术和西北棍术的渊源最为深厚。
嘉靖辛酉年（1561年），俞大猷自西北边关南调抗倭途中，因久慕少林棍法（或因少林僧兵在抗倭战场的神勇表现）而假道少林寺，发现少林棍已“传久而讹”，遂择宗擎、普从二僧随往南征，历三年艺成。至万历丁丑年（1577年），俞大猷于京师再次邂逅宗擎，又授其剑诀禅戒[11]。正是此二僧回传的俞家棍，托起了少林棍术的“中兴”。时至今日，别名为“少林俞家棍”“五虎拦”的俞家棍法依然在少林寺流传[12]。相对于少林武术纷繁复杂的起源说，宗擎、普从回传棍法成为少林武术源头，是能够确考的信史之一[13]。诚然，伴随少林棍法的显扬也间接传扬了福建武术。
与俞家棍回传少林的确切脉络不同，关于《剑经》西传的机缘与路径目前尚不明了，但亦不乏痕迹可勘。甘肃临州的“天启棍”和秦安县高家屲的“壳子棍”是“西棍”杰出代表，不少研究者，尤其是此二棍的“嫡传”，多认为其与《剑经》渊源甚密。从“扁身”“哄诱”等战术，“喜鹊过枝”“铁牛入石”等势名，换手调把的把法等方面，揭示了天启棍与《剑经》的关联性[14]。壳子棍之“右前左后”的行棍姿势、“死把硬手”的技法特点、“撒手棍”的别名与《剑经》颇多相通之处。马明达认为壳子棍属“南棍”系统，“壳”通“磕”，“磕”是死把棍的最主要特色，而俞大猷棍法“千金难买一声响”进而“知拍任君斗”的技击效果亦通过磕棍实现。另有20世纪80年代自甘肃天水整理捐献的《二十八宿硬棍着》部分内容，更“颇与俞氏《剑经》相合”[15]。俞大猷曾数年戍守西北边塞（嘉靖三十七年因“王（汪）直案”，被贬谪守卫大同至嘉靖四十年南归）。期间，与“颇娴剑技”的白云道人（童教师）辩易、论剑，⑤又在“偏头关”与教师林琰研讨（可能是“换艺”）金枪拍位技术。⑥大同、偏头（治于太原）位占西北“九边”⑦两席，边关卫所往往又因战争态势而互调“客兵”，“复调甘州之兵一万五千，兰县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绥；复调庄浪之兵三千，凉州之兵三千，以戍宁夏”。⑧不难推测，大同和太原治下三关（偏头、雁门、宁武）与陕西行都司治下甘肃诸卫所的兵员交流是可能的。甘肃省武术协会副主席周建睿也认为；明代卫所制度所带动的兵民武艺交流“是西棍成型的中坚力量”[16]。由此，不排除与俞大猷交流剑技的诸位，及其所训练的兵将因九边联防需要互调，而将俞氏剑技传入陇右等地的可能。
2）戚继光的间接推动。
戚继光虽非闽人，但其主要声名与功绩却成于闽地[17]。作为与俞大猷齐名的抗倭民族英雄，不仅协同俞大猷最终剿灭福建倭患，并一度主持福建防务。因此，福建武术发展亦与之有着很大关系。如果说俞大猷直接推动福建武术在当地发展，那么戚继光则间接推动了福建武术的海内外传播。
（1）举贤与能、闽人卫闽的兵制思想。
戚继光治军唯贤是用，驻防福建的各路将官均其功勋部下，如北路守备王如龙屯福宁，南路守备耿宗元和千户暴以平屯漳州，坐营把总金科屯泉州，把总陈其可壁连江，坐营把总陈濠、朱钰壁福清[18]。同时，戚继光注重举用闽地能者充任军职，如连江陈第和、福清郭遇卿皆为闽地文人知兵者，又有福建沿海5寨把总傅应嘉（守小埕）、魏宗翰（守烽火门）、罗继祖（守南日）、秦经国（守浯屿）、邓铨（守铜山）亦为闽人。上述将领武艺高强者，如率领族众从戎的浙江义乌人金科、矿徒首领王如龙皆精武艺，福建南安人傅应嘉有臂力、善棍法。同时，鉴于浙兵两班换防间隔仙游被围的疏漏，戚纪光强调训练福建民兵，建议各县额设民兵、汰弱留强、分班训练、按时检阅[19]225。
由此，戚家軍在追剿福建余倭及轮班换防福建期间不断加强海陆武备，骁勇宿将的起用使其多年战场武艺实践及练兵、治兵思想得以在各地守备军、团练、民兵中广为普及，极大拉动了福建地方尚武风气的兴盛及兵民间的武艺交流。
（2）《剑经》搭载《纪效新书》助福建武术传扬。
戚继光与俞大猷自浙至闽始终是抗倭搭档，为二人战争经验与武艺交流提供机缘。戚继光曾于舟山公署向俞大猷学棍，又极其推崇俞大猷的《剑经》：“向见总戎俞公以棍示余，其妙已备载《剑经》……近以此法教长枪，收明效。极妙！极妙！”[20]并在其《纪效新书》中全文转载《剑经》。其后，由于历史原因，《纪效新书》流传甚广，不仅成为当时朝廷指定训练士卒的专书，而且日本、朝鲜引介转译。在日本，相当于明朝万历中后期开启的江户时代的兵法家平山行藏曾翻印过《纪效新书》，另还以《武术早学》《军法兵纪》《兵法奥义书》等不同名目刊行[21]，该书在日本如此普及，应对日本武技有所影响。《五轮书》是日本一部极受尊宠的兵书兼剑术专著，日本剑道的理论基础多溯源于此。《五轮书》成于正保二年（1645年），作者宫本武藏出生于日本天正十二年（1584年）。马明达考订《纪效新书》最早刊印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22]，万历朝（1573-1620）中后期的公元1600年前后正是宫本武藏的青少年时期，从时间上看，宫本武藏有接触《纪效新书》的可能。从内容上看，《五轮书》“火之卷”中有“三先”的论述：“悬之先”，战斗一开始，我方抢先攻击敌人；“待之先”，即敌人抢先攻击时，我方防守中，但须后发先至，抢先击倒对方；“先之先”，即双方同时进攻，我方先行将对方击毙[23]。有日本学者认为，一刀流、直心影流以及高野佐三郎和三桥秀三在各自的《劍道》中都有关于宫本武藏“三先”理论的表述，但其源头并不清楚，或许在宫本武藏的父亲所教的“当理流”中有其原型，抑或是宫本武藏根据自己的体验所总结的经验之谈。⑨但宫本武藏之“三先”与俞大猷的“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后人发先人至”确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追求任何情况下的制人而不制于人。此外，在节奏、技战术等方面，《五轮书》与《剑经》均不乏相通之处，如打乱敌人节奏后乘机进攻——“彼忙我静待，知拍任君斗”；劈、刺为主要技术——以“一打（劈）一揭”为总要，诸势以杀（刺）为终结；习惯将敌人控制于左侧——以大门（左侧）为便捷；人剑合一，剑随步进——“手动足进参互就”“撒手杀去步跟进”等。另外，于嘉靖倭寇我国东南不逞和万历壬辰再掠朝鲜败北之后开启的相对封闭、稳定的江户时代是日本文化总结、繁荣时期，同时，基于日本民族“菊与刀”的矛盾性，特别是视刀剑和荣誉高于一切的武士阶层有“涤清污名”的义理自觉[24]，以宫本武藏为代表的武士阶层转而学习、研究来自于大明的兵书也是符合逻辑的。分析可见，《五轮书》不排除从当时日本普见的各版本《纪效新书》所转载的《剑经》内容中汲取养分。在朝鲜，万历“壬辰倭乱”期间，戚继光《纪效新书》受朝鲜当局推崇，戚继光甚至被尊称为“戚子”，该书全文转载俞大猷《剑经》所配的棍势图，又以《棍棒谱》的别名被全文转录。⑩
由此可见，《剑经》为代表的福建武术梯海东渐最初是以《纪效新书》为载体实现的，从而间接促进福建武术的海内外传扬。
3）其他人物的推动。
（1）闽籍将兵与福建武术。
闽籍将兵对福建武术发展的推动以“俞家军”系统为主，如俞大猷的师傅李良钦、赵本学、刘邦协，其部将、好友、门生如邓城、邓钟、汤克宽、邹应魁、傅应嘉等。此外，更不乏调防江南各有所长的不同区域闽兵，如骁勇善战之“赖兵”、素习藤牌之“福漳兵”、善技击之“永春兵”等[25]。其中，邓钟和许国威尤值得一提。邓钟之父邓城与俞大猷为刎颈之交，俞邓两家棍法相亚于八闽，邓钟更为俞大猷部将、门生。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两广总督萧彦因邓钟“向出俞大猷门下”[26]，而命其辑纂《筹海重编》。邓钟在《筹海重编》[27]转载俞大猷关于练胆与练技艺、练阵法的关系，尤其推崇“俞家棍”，认为“习武艺者先习俞家棍，则钩、刀、枪、钯俱从此出”。《筹海重编》不仅被收入《四库全书》广为后人追研，更被朝鲜转译，“筹海重编曰……取剑经所云一声响处直（值）千金，彼失提防我便赢为进法授之筅教师”。不仅闽人抗倭典籍被转译，“俞家军”更应征亲赴朝鲜抗倭。许国威与俞大猷同乡，乃武进士，曾以钦差统领福营1 160人入朝抗倭，其与朝鲜“御海将军行龙骧卫司正臣”韩峤的技艺问答显示其高超武技，如胆力观、枪势刚柔、持械阴阳、大门小门。○11从问答武技内容看，许国威及其所率闽兵极可能为“俞家军”，其本人不排除是俞大猷的部将或门生。数量众多的闽兵在教练朝鲜军队过程中，带动了福建武术在朝传播。
（2）异域将兵与福建武术。
异域将兵对福建武术发展的促动首推戚继光，其布防福建的浙兵将领如朱钰、王如龙、赵大成、胡守仁等均促进与福建当地武艺的交流。另有，戚氏受俞大猷棍技启发而广教浙兵的长枪技，万历年援朝后又间接传入朝鲜，如浙兵首领骆尚志“拨帐下（张六三等）十人为师，教朝鲜选拔七十余精兵，练习枪、剑、狼筅”。○11《剑经》堪为中国武术史上经典的武术专著之一，因其理明法备及其产生的独特历史成因，广为后世兵家、武术家转载、研修、采借，《剑经》通过自身以及他人的转传而迅速传播。浙江余姚人何良臣[28]10认为，棍法之妙尽于俞大猷《剑经》：“待其旧力略过，新力未发而急乘之是其用棍之秘。”俞大猷传棍少林50年后，安徽徽州人程宗猷学艺少林，著有《少林棍法阐宗》[29]，成为继俞大猷后又一棍术巨擘。虽然《阐宗》通篇未谈俞大猷及其《剑经》，但其中显然吸收了俞大猷棍技的诸多内容，如《剑经》认为，若能棍则可通诸利器之法，《阐宗》为“棍为艺中魁首”；“哄”是具有福建方言特点的技法表达，《剑经》中多处使用虚晃、扰动的技战术，而“哄”在《阐宗》中也多处出现，如披身势之“圈内先须发哄枪”、高搭手势之“搭手单提均是哄手”等；“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后人发，先人至”等《剑经》总歌诀也成为《阐宗》的技击纲领，如“艺中有先人发，后人至，旧力略过，新力未生之法”；又有势名相同或相通者，如左右献花势（“献花势”，棍法名）在《剑经》中，常与“滴水势”相接，主要以打手、劈头等为主。这一势在《剑经》与《少林棍法阐宗》中不仅名同而且技用亦同。明末清初，江苏昆山人吴殳又有枪术专著《手臂录》[30]问世，其后附有少林僧的《梦绿堂枪法》，该枪法有“旧力略过，新力未生”之语。吴殳在论枪时说：“《纪效新书》，枪法不及冲斗，而言棍甚精”，因之取其通于枪者8条备列于后，而这8条完全转自《剑经》。
2 制倭武技丰富福建武术的内容体系
基于倭寇的凶残和一致对外的民族认同心理，有效抗倭武技往往被人们竞相习练并传延至今，福建武术的内容体系因之得以不断丰富，主要表现为福建当地武藝的“选择性”传习和对异域武技的吸纳。
2.1 福建当地武艺的选择性传习
明代及以前流传于福建的武术内容不限于棍、藤牌等，但棍、藤牌等武艺迄今仍被广泛传习，这种传统与抗倭实战需要的军民“选择”密切相关。
1）以棍为尊。
棍术在明代福建十分盛行，“扒杈棍长一丈二尺，精者能入枪破刀。惟东海边城与闽中俞大猷之棍，相为表里，法有不传之秘”[28]100。李良钦的剑技师承尚不明确，部将邓城、傅应嘉的棍法与俞大猷亦非同一师承，而且他们的棍技各有精绝，可见当时福建棍术流派较多。但基于棍的制倭效果，尤其是俞大猷的影响力，其棍技最受福建武林尊崇，堪比“教父”：“吾温陵（今泉州）棍法手扑妙绝天下，盖俞督护集古今棍法大成。身与士卒相角抵，余所接善棍者皆言大父亲承督护所指教。”[31]当然，俞大猷棍技在福建武林有如此礼遇，还不乏与少林武术的结缘、弟子门生对其棍技的传扬等。当前几乎福建各拳种流派均尚棍，甚至某些老拳师一辈子只练棍的事实，亦可印证抗倭战争对福建尚棍传统的影响。
2）藤牌、丈二等。
制倭兵器，棍之外首推藤牌。福建藤牌技艺素闻名于世，“以藤为牌，近出福建……在南方田塍泥雨中，颇称极便”，藤牌兵屡为俞大猷招募与举荐，不仅成为俞家军的主力，且为彼时军事家关注。因其制倭之效，藤牌技艺被普遍学习，在其后诸如郑氏抗清驱荷、清军对俄作战的战场上，依然作为一支地域奇兵被征调。今天，藤牌武艺成为闽台地区普遍流传的代表性地方武艺之一。除棍、藤牌之外，亦有闽台武林独有的“兵器”——丈二（长及屋顶的大杆）。据当地拳师介绍，因为倭寇自海上来，人们既可用丈二将敌船撑开阻止其登陆从而赢得捕杀时机，又可用丈二远距离挑藤牌，或将草垫垫于脚下防滑以利于稳固自身平衡与倭寇搏杀。当下，丈二多作为闽台宋江阵、狮阵、武馆的压轴武艺，常由功力较高者演练。
此外，亦有俞大猷融通“剑技”的诸种福建地方武艺，如“用棍如读《四书》，钩、刀、枪、钯如各习一经”等。
2.2 异域武技的吸纳
1）狼筅、钩镰、阵战之法与闽台“尚阵”习俗。
一说狼筅为取材浙南茅竹，斩去竹尾竹枝并缚铁钩的一种奇特抗倭兵器[32]，为浙兵利器；一说狼筅取材黄竹，去小枝留大枝，削尖枝末并经火熨、水淬处理，使其形如鹰爪，为狼兵所擅长。○12无论是狼兵之狼筅抑或浙兵之狼筅，其制倭效果均为闽将所亲历。首先，以双刀技艺威震倭胆的田州瓦氏夫人所率领的狼兵曾隶属于俞大猷帐下，“田州瓦氏兵先至……经以瓦氏兵隶总兵官俞大猷”[4]2165，显然，俞大猷不可能忽视狼兵的集体阵战形式和主要兵器狼筅。其次，著名抗倭将领、福建连江人陈第在向戚继光献“土板之计”剿除当地顽倭时，亲见戚家军鸳鸯阵及狼筅的巨大威力，并深为叹服[33]。但比较而言，狼兵因其“流弊”（如难节制等）而只在东南抗倭前线短暂停留，而浙兵则长期剿倭防倭于福建，“鸳鸯阵”之狼筅当更为闽人所熟识。需要注意的是，闽将不仅关注狼筅，而且演而习之，并保存浙之狼筅精髓。俞大猷门生邓钟有一次见军营中狼筅兵操练，屡为枪兵所制，便教狼筅教头进攻方法，最终狼筅胜出，有老兵曰：“处州筅原如此，后人失其传耳。”[27]现在，狼筅为福建“七大拳种”之一“虎尊拳”的主要器械套路，且在永泰、连江、福州、宁德、莆田、福清、仙游等当年抗倭前线地区普遍流传。○13应该说，浙兵救闽于倭祸中的“恩示效应”和驻防福建的实际交流，以及俞大猷、陈第等闽将的关注（俞大猷更从习狼兵之法）共同促进了狼筅在福建武林的流传。
另一制倭利器当推湖广土兵的钩镰，其技“近能制之者，唯湖广土兵钩、镰、枪、弩”[34]738，善于融通创新的俞大猷显然极赏识狼兵之法。事实上，俞大猷以其“身经而目击”现身说法，肯定了中原以南各省地方兵及其武艺，如“金处台惯用狼筅、竹枪诸器，漳泉惯用藤牌镖枪诸器，新会、东莞惯用长牌砍刀诸器，安远、龙南惯用大旗长枪诸器，土官兵惯用钩刀镖牌药弩木矛诸器”。○14以至于其在招募的土著兵员推广狼兵和土兵作战技艺，“于本处募民中，择其最骁勇者，各照狼兵、土兵之法，编为队伍，结为营阵，象其衣甲，演其武艺，习其劲捷”[34]729。此间，这种阵战之法及钩镰技艺便在福建兵民中流传下来。如今福建许多代表性拳种，如五祖拳、连城拳、赵太祖长拳都有钩镰可以为证。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形如浙兵“鸳鸯阵”、狼兵“束伍阵战”之法的宋江阵、狮阵在闽台广泛流传，专以武术表演和阵法操练为主要内容的宋江阵成为闽台异于它域武术文化的独特存在形式[35]。闽台武阵集体协同作战的“阵战”形式，以及钩镰和类似狼筅开道的“头旗”和压轴“丈二”等兵器武艺的融合，显然与抗倭不无关系。
2）倭刀技艺在闽台的踪迹。
倭夷长刀技艺最令明军忌惮，因此被彼时抗倭将领广泛重视。学界每论及明代中日刀技交流，或云戚继光“辛酉年阵上得之”的倭夷原本刀谱，或引程宗猷尽得浙江刘云峰倭刀“壶奥”著谱流传后世的《单刀法选》，而罔顾倭刀在闽台地区的流传。据程宗猷对倭刀的描述：刀则长五尺，刀背厚刀口薄，背弧形弯曲，自下渐渐薄开去，两旁脊线高起，其使用方法为两手执刀左右跳跃[36]。与程氏描述相对照，闽台地区均有倭刀痕迹可寻：如福建境内各拳种、阵头中普见的“官刀”，其形制与倭刀基本一致，唯刀身略短而柄稍长，演练时亦为双手握持。○15另有台湾台中大甲地区忠义堂武馆的特色兵器“水月刀”，又名“斩寇刀”，其型制亦为背厚刃薄、背弧形弯曲[37]。无论从其刀制形状、双手持执的使用方法，抑或所赋予之“斩寇”意涵而言，均不难发现两者的关联性。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藏有明代倭寇骚扰泉州所使用的刀具，观之外形明显为倭刀形制。
3 明代福建抗倭形成地方尚武风气
3.1 福建尚武风气浓烈
1）闽兵归田。
抗倭对福建尚武风气的拉动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参与官府抗倭，参军入伍；二是民間结社演武自保。洪武年间，朱元璋即命江夏侯周德兴抽福建福、兴、漳、泉四府三丁之一，为沿海戍兵。俞大猷麾下几乎皆为闽地武艺高强者，不仅自身所率皆闽兵，亦向同僚多方举荐闽地兵员，“论两浙军事问题，要向永春、德化、安溪、同安、诏安招募精壮五百名”。“藤牌手出在福建、漳州府龙溪县，若责其本府县官用心选募，约得三千人……可以御北狄、征海寇”[34]896。广泛招募与举荐闽地子弟兵的观念与主张，为福建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本地军事武艺人才。除战场作战的闽地将兵，亦包括戚继光率领的浙兵等异地兵员换防、驻防福建期间的兵民武艺交流，以及地方士绅耆老与官府合作，通过保甲等形式而选练的乡兵等地方武装。战时，这些兵员成为抗倭正面战场的主力军，而待倭患肃清则回归乡里，这些身负武艺、数量众多的兵员成为地方武术的传播者。
2）民众自卫。
虽有如“俞家军”等善战正规军的存在，但福建偏寓东南且海岸线曲折绵长，倭寇又游劫不定，以及能战官军数量有限和调遣迟滞，使得民间自组织抗倭往往成为最及时有效的手段。一时间，福建民间或以族群为纽带，或以堡寨为单位各自组织习武自保。林偕春《兵防总论》载：“自平和小坡倡勇于前，漳浦周坡奋勇于后，寡可击众，贼不敢近。埔尾、洋下诸堡，遂鸠族人习技击，教一为十，教十为百。”甚至形成整个县城守望相助、互为犄角的抗倭局面，如《长泰县志》即载：“长泰人民，兢其自卫。善化里高安乡，团练千余人自守……孺童少妇，皆运石击贼”，相邻地区遭掠亦“每由高安乡兵赴援，战无不胜。寇望高安赤帜，至于不战而遁。”○16明代在福建沿海实行卫所防御制度，而在民间则以堡寨为营垒，今天上杭、漳州地区闻名世界的土楼奇观的形成，部分即缘于抗倭需要。闽中自宋末以来战乱与兵燹不断，至明季倭寇残暴、为祸甚烈，“民众纷纷自卫，兢筑碉堡，习技击，练乡兵。所以从壬子到癸亥，长期抗倭，对八闽人民，无异于实施严格的军事训练。尚武成为风气”[19]230。
福建沿海基层民间这种普遍自发的自卫组织，对福建整体武风的促进显而易见，但因各地倭患程度轻重不同，使得各地武风发展不均衡。
3.2 福建区域武风发展，与倭寇主要劫掠地高度相关
嘉靖年间是福建倭患最为泛滥的时期，经过统计可以发现，福州、福宁、泉州、漳州、连江、宁德等地区是嘉靖年间倭患最为深重的地区，而今天福建境内的厦门（明时其地域隶属于“泉州府”，清初始称“厦门”）、福州、泉州、漳州、连江、宁德、晋江等地区恰恰是福建尚武风气最为浓厚的地区。依据历史地理及约定俗成将福建格划为5个片区，并综合《福建武术拳械录》（包括1985年版、2011年版）、各地市方志及武术相关出版物，有研究者对上述片区的武术拳种进行了整理，大致分布为：闽中地区34个，占总数（85个）的40%；闽南24个，占28.2%；闽西4个，占4.7%；闽东10个，占11.8%；闽北13个，占15.3%[38]。由此可见，目前福建拳种几乎皆集中于闽中南地区，而明代倭寇主要劫掠的泉州、漳州、晋江、福州、厦门均在闽中南地区，两者的关联性由此可见一斑。
明代抗倭战争不仅成为福建武术发展催化剂，而且成为拉动各区域武术文化互动的“动力”，由此提示研究者应重视战争在各区域武术文化形成与交流中的作用，以及武术核心区域与关联区域武术互动研究。
注释：
①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六《倭寇之勘定》，转引自马明达.说剑丛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217。
② [清]李维钰本、吴聊薰补纂.《漳州府志》卷四十八《右山川》（光绪三年刻本，第6页）。
③ 福建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福建武术拳械录，未刊内部资料，1985：75-136。
④ 《龙尊拳谱》（张寿民，郑凌胜献谱），见八闽武坛[J]. 福建省武术协会，1983（3）：2。
⑤ [明]俞大猷：《正气堂余集》卷之二《送童教师序》（清道光刻本，第十五页，a面）。
⑥ [明]俞大猷：《正气堂余集》卷之四《剑经并序》（清道光刻本，第二十二页，b面）。
⑦ “九边”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偏头、固原。参见：赵宝俊.少林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00-102。
⑧ [明]倪岳《论西北备边事宜疏》.参见：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五卷）[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295。
⑨ 2017年1月4日，通过日本早稻田大学刘畅博士对埼玉大学名誉教授、原日本武道协会理事大保木老师进行了访谈，据反馈内容整理。
⑩ 韩峤. 《武艺图谱通志》卷四《棍棒谱》，第23-30页。
○11 韩峤. 《武艺图谱通志》卷首《技艺质疑》，第1-7页。
○12 [清]李绂：《穆堂类稿·别稿》卷21《练兵记文告附》参见：王双怀.明清“狼兵”新探[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23（3）：21-30。
○13 福建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福建武术拳械录（内部资料），1985：1。
○14 俞大猷：《正气堂续集》卷之七《为伏陈战守要务以备采择疏》，（清道光刻本，第7页，b面）。
○15 笔者于2010年2月到福建泉州、漳州等处实地调研所见所闻，其中尤以泉州晋江安海下山后狮阵的官刀形制最为特殊。
○16 张懋建重修，赖翰隅，纂. 《长泰县志》卷九《忠烈传》（民二十年重刊，第三十五页）。
参考文献：
[1] 藤家礼之助. 日中交流两千年[M]. 张俊彦，卞立强，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152.
[2] 宋濂. 元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6.
[3] 朱九德. 倭变事略[M]. 上海：上海书店，1982：122.
[4]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5] 泉州少林古谱注译[M]. 郑连来，藏谱，郑昆明，注译.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100.
[6] 李良根. 剑经注解[M]. 南昌：江西科学出版社，2002.
[7] 张银行. 《剑经》研究[J]. 体育科学，2014，34（12）：18-29.
[8] 焦竑辑. 焦太史编辑国朝献征录七第107卷[G]//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13-244.
[9] 俞大猷. 正气堂全集[M]. 廖渊泉，张吉昌，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
[10] 泉州市武术协会. 泉州南少林武术文存[M]. 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30.
[11] 无谷，刘志学. 少林寺资料集[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102.
[12] 唐豪. 少林拳术秘诀考[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79.
[13] 程大力. 少林武术通考[M]. 郑州：少林书局，2006：115.
[14] 方汝楫，侯尚达. 天启棍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1993：3.
[15] 蔡智忠. 壳子棍法研究[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3.
[16] 刘鹏. 西棍之研究[D]. 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4：39.
[17] 范中义. 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没杀过一个日本人吗？[J]. 军事历史，2015（1）：49-52.
[18] 戚祚国. 戚少保年谱耆编[M]. 李克，郝教苏，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138.
[19] 朱维干. 福建史稿（下册）[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
[20] 戚继光. 纪效新书[M]. 曹文明，吕颖慧，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1：212.
[21] 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 中国武术史[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7：276.
[22] 戚继光. 纪效新书[M]. 马明达，校.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前言.
[23] 袁镇澜，郑旭旭，石文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宫本武藏的《五轮书》看中国武术发展[J]. 中国体育科技，2009，45（1）：121-125.
[24] 露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M]. 魏大海，郑礼琼，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14-128.
[25] 夏燮. 明通鉴[M]. 沈仲九，校. 北京：中华书局，1959：4.
[26] 萧彦. 制府疏草（卷下）[M]. 许彦卿，纂.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26.
[27] 邓钟. 筹海重編[M]. 济南：齐鲁书社，1996：163-248.
[28] 何良臣. 阵记[M]. 陈秉才，校.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
[29] 程宗猷. 少林棍法阐宗[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74-119.
[30] 吴殳. 手臂录[J]. 许禹生，校. 体育月刊，1935，3（8）：9-10.
[31] 黄景昉. 国史唯疑[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2] 佚名. 戚继光创制的武器——筤筅[J]. 中华武术，1992（5）：37.
[33] 金云铭. 陈第年谱[M]. 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72：20.
[34] 郑若曾. 筹海图编[M]. 李致忠，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7.
[35] 张银行，郭志禹，杜舒书. 闽、台地区“宋江阵”的比较研究：以福建闽南与台湾南部地区为例[J]. 体育科学，2014，34（7）：41-48.
[36] 马力. 中国古典武学秘籍录（上册）[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37] 郭应哲. 一个被遗忘的武术原乡——大甲[M]. 台中：县立港区艺术中心，2002：64.
[38] 郭志禹. 中国地域武术文化现代阐释及其发展趋势研究[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