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电影的三个外部坐标及版图嬗变
孙佳山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历史帷幕的开启，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同时，中国电影的外延也在这一波澜壮阔、波诡云谲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变化和调整，这种外部空间或外部他者的變迁，不仅直接影响着中国电影版图的疆界，对于中国电影的内涵也同样产生着既是润物细无声，也是蝴蝶效应式的影响。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好莱坞电影、回归前的香港电影，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标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影外部的基本坐标，它们在改革开放已经走过的40年伟大历程中的不同历史阶段，对于中国电影的内涵和外延都产生了复杂的作用和影响。
因此，就作为中国电影的外部坐标的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好莱坞电影、回归前的香港电影，进行重新回望和梳理，对于从整体上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电影，在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以及预判和展望下一历史周期的发展方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警示意义。
一、 从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到FIRST青年电影展
1988年，《红高粱》获第3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是中国电影获得的第一个国际A类电影节的顶级奖项;但其在给中国电影的“第五代”“加官进爵”的同时，也为“第五代”作了“盖棺定论”。因为历史已经残酷地证明，他们的起点也是终点——“第五代”自身的艺术经验和其所依托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不可复制性，不仅没能再维系“第X代”这种虚妄的代际传承，同时也没有在随后的1993年、2000年、2002年，中国电影在制作、发行、放映等领域不断加快的市场化、产业化、院线制改革步伐等不同历史节点，拓展任何具有现实操作性的艺术探索的有效空间。
因此，只有当历史拉开了足够大的距离，从改革开放40年的整体观照出发，我们才可以更进一步地呈现和挖掘在那一历史阶段中国电影的结构性内在分裂。显然，除了硕果仅存的《英雄》等几部影片之外，“第五代”并未在中国电影的市场化、产业化蓝图内，获得稳定的、可持续的票房空间。中国电影市场化、产业化改革之所以在这二十余年里缴纳了高昂的历史学费，付出了令人咋舌的行业代价，就是因为这一本末倒置的悖谬结构在中国电影的市场化、产业化改革的起步阶段就已埋下纠结的历史伏笔。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全方位深入，中国电影外部坐标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时代性的变迁，并直接影响着其内部结构的重新整合，这种尴尬的局面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后终于有所改善。2011年之后在西宁开始成为稳定沿袭和规模的FIRST青年电影展，成为打破了这一结构的引爆点，而且这一引爆点的动力结构正是来自外部空间或外部他者的牵引。由于“提名—入围”等专业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选片范围的广泛拓展，《心迷宫》等高品质代表作的不断涌现，FIRST青年电影展“意外”地成为了汇集海峡两岸众多青年导演、编剧、演员的中国艺术电影创作实践的枢纽。在《八月》斩获2016年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之后，2017年更是有8部曾在当年的FIRST青年电影展进行过展映的影片入围台湾金马奖;而且这种影响和辐射是双向和均等的，来自台湾的《川流之岛》《强尼·凯克》，也正是通过在FIRST青年电影展崭露头角，才在台湾金马奖获得华语电影主流的进一步认可。[1]
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这一风起云涌的大的时代浪潮中，中国电影市场化、产业化改革在20年左右的盲目摸索之后，也在快速地新陈代谢和更新换代，并终于为在其市场化、产业化的初叶曾有着浓墨重彩一笔的艺术电影的创作实践，找到了一个相对符合自身国情和特点的，并能够为整体性的产业结构所接受和吸纳的内部循环机制。
二、“北上”的香港电影，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什么？
早在1974年，许冠杰、许冠文兄弟的港式草根喜剧片《鬼马双星》一炮走红，使得香港电影终于摆脱了粤剧电影和古装武侠片的束缚，进入到了专门为以香港为中心的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新兴中产阶级，制作商业类型片的香港电影“新浪潮”。而且，在那一阶段的香港电影如日中天之际，恰好也正是改革开放大幕开启的时刻，其在内地大众文化的潜在影响之深，对于当时还处于青少年阶段，但今天已经活跃在中国电影舞台的很多内地中青年导演、编剧、演员，都有着烙印般的影响，乃至是那一代人的一部分集体无意识。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由于地缘格局和话语空间的结构性历史变迁，尤其是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等一系列协议、协定的制度性框架，香港电影曾经的表意策略和文化功能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调整。香港电影与中国电影的关系，也发生了时代性的翻转。从那时起，香港电影拉开了大规模的“北上”的序幕。
只是从那之后的10年左右时间，香港电影的“北上”之路并不顺畅。由于内地电影市场在2002年开始实行彻底的院线制改革，内地电影市场的规模、体量开始爆炸式增长，在票房平地惊雷式的迅速跃升至世界第二的同时，中国电影版图也在润物细无声地发生着跨时代的阶跃，内地的电影观众也由传统的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二线城市开始向三四线城市和主流媒介基本不了解的更为辽阔的众多县级市扩散，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香港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原有认知结构。
直到2005年之后的《神话》《宝贝计划》等影片的出现，香港电影才开始稳住阵脚，并逐渐找到适应内地电影市场的共振节奏。经过随后《霍元甲》《投名状》《十月围城》等影片的不断探索，2013年，真刀真枪地处理内地公安题材的《毒战》的出现，标志着香港电影开始真正有机地融入到中国电影的内部结构。一直号称要“北上”赚钱的香港电影，还是通过其最为擅长的港式警匪片类型找到了突破口。尽管还是有一部分香港电影人将《毒战》的成功，归因于是所谓的突破了内地影片的审查限制;但只要对中国电影稍有基本认识，就能充分意识到该片真正的示范意义，即香港电影的成功商业类型元素，在香港回归近20年之后，终于汇入到了中国电影的核心和主流——近2年来的《湄公河行动》《非凡任务》《红海行动》这些新阶段的主旋律影片，在吸收了香港电影的成功商业类型元素之后，反而可以更好地讲述这个年代的中国故事，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因此10亿、20亿、30亿的票房蛋糕自然也就水到渠成。
从目前看，香港电影在已经完成了持续10年左右的阶段性调整之后，依托内地“坐二望一”的巨大市场空间，以港式警匪片、港式武侠片、港式爱情片等为代表的几种成熟的类型影片，开始逐渐摸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路径。
三、 好莱坞电影再度盘整，中国电影如何抓住历史机遇？
就像并不存在一个本质化的好莱坞电影一样，好莱坞电影内部也并非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其也有鲜明的周期性发展的特征，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也并没有始终都在统治着世界电影票房，也存在着阶段性的内部调整和整合。如前文所述，香港电影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叶，曾经获得至少是区域性的广泛影响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就在于，从80年代初期到《侏罗纪公园》《玩具总动员》《泰坦尼克号》背后的数字化革命浪潮，也就是今天被習以为常的好莱坞特效大片时代之前，好莱坞电影在全球范围处于相对弱势，这才使同为商业类型片的香港电影更接大中华区“地气儿 ”的优势得到不断地放大。
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数字化革命浪潮，好莱坞电影再次统治了世界电影票房，并在2009年的《阿凡达》达到了最高潮。这一大致15年左右的时段是如此漫长，因为它们一度都是中国电影关于电影认知的凝固常识。然而，也同样是在2010年前后，内置于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轮转和重塑，美国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也随着美国国力的兴衰而亦步亦趋，在《拆弹部队》等影片之后，好莱坞电影的表现力和影响力出现了全球性的日渐衰退。好莱坞电影进入到新一轮调整周期的标志，正在于以奥斯卡金象奖为代表的，即“高举高打”式的《黑鹰坠落》《拯救大兵瑞恩》等我们曾耳熟能详的风格、套路，开始逐步调整到眼下的无论是《水形物语》《三块广告牌》，还是《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逃出绝命镇》等，从女性题材到同性恋题材以及种族主义题材等一部部反思式、悲情式的，带着浓厚艺术电影气息的影片矩阵。长久以来，好莱坞电影一直与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有着商业与艺术的明显区隔;但近年来，在奥斯卡金象奖中却出现了明确的艺术电影的苗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好莱坞电影正在调整和校正自己的表意区间。
无论是“黄金时代”，还是“新好莱坞”，好莱坞电影都有着扎实的商业类型片积淀，可以为不同年代的电影观众提供合格的文化娱乐消费产品。坚实的商业类型片基础，是好莱坞特效大片能够收割全球票房的真正土壤。对于改革开放走到第40个年头的中国电影而言，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情境：来自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的、40岁以下的、未受过高等教育、收入不高、也并没有稳定工作的新的电影观众，既不是相对精英的迷影文化主体，也不是适用于好莱坞电影框架的新兴中产阶级。或者毋宁说，好莱坞也未曾处理过如此复杂的文化情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好莱坞特效大片，对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浮出历史地表的“小镇青年”，并不具有曾经所预想的摧枯拉朽的杀伤力。面对这样的市场格局，中国电影产业能否抓住好莱坞正在盘整的战略机遇期，在内部实现商业类型规模化的突破，通过对不同题材进行不断类型化的推陈出新，向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县级市的那些还在不断增长的新的电影观众，批量生产具有稳定质量、品质合格的电影文化工业产品——即便是放置于整个世界电影史而言，这都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
结语：40年后再出发，历史深处的挑战
众所周知，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开始，我国就已经明确将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来培育，包括电影在内的我国文化产业的各个门类，都将迎来一个持续性的快速发展窗口期，中国电影的内涵和外延也注定还将被新时代所改写和重构。
在此刻的当下，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风云变幻，可以直接影响中国电影的新的外部坐标正在生成。当下被热炒的中美贸易战，不过是正在重构中的全球版图的一个序曲，随着民族国家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调整各自不同层面上的疆界，中美间的贸易摩擦早晚都会涉及到影视领域。作为公平、开放的自由贸易的坚定践行者，我国会分阶段实现2001年加入WTO时的相关承诺，好莱坞电影也不可能无限期盘整。如果说数以亿计的“小镇青年”，这些中国电影的新观众构成了中国电影内部的新维度的话;那么在未来，当中国电影的新的外部空间或外部他者，清晰地浮现出历史地表后，无论对于中国电影，还是对于整体性的中国文化产业而言，都将是一场恐怕会延续在整个21世纪的历史性挑战。
参考文献：
[1]李行.FIRST青年电影展的11年：回归电影本体[N].中国新闻周刊，2017-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