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布莱克《伦敦》中的语篇衔接特征
内容摘要：布莱克的《伦敦》创作于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以伦敦为背景揭露了资本主义繁荣背后黑暗丑恶的社会现象。本文采用语篇衔接理论对《伦敦》一诗的词汇衔接和结构衔接进行分析，展现诗歌独特的叙述性和图像性，挖掘诗人对主题的生动呈现，丰富衔接理论在诗歌文體分析方面的运用。
关键词：布莱克 语篇衔接 《伦敦》
1.引言
《伦敦》出自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所著的《经验之歌》，被认为是其揭露社会丑恶最为淋漓尽致的一首。诗歌以“我”为叙述视角，运用丰富的意象和修辞手法刻画出一个失去自由与灵魂的伦敦，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繁荣背后黑暗丑恶的社会现象，控诉了英国社会的腐败、虚伪与罪恶。本文采用韩礼德和哈桑的衔接理论，并结合王湘云对诗歌文体学的研究，对布莱克的《伦敦》进行语篇衔接层面的分析。
2.语篇衔接理论概述
韩礼德和哈桑认为衔接是一个语义概念，指语篇内语言成分之间的语义联系[1]（P.4）。王湘云结合诗歌文体的特殊性，归纳出四个方面来分析诗歌的衔接特征：音系衔接、词汇衔接、语法衔接和结构衔接。本文主要从词汇衔接和结构衔接两个层面来分析《伦敦》。词汇衔接指单词之间的语义或者形式上的联系，包括重复、同义、反义、上下义和搭配关系。词汇重复指语篇中重复出现语义相同的语言单位。同义关系指词汇间意义相同或相近，反义关系指词汇间意义相反、相对或互补，上下义关系指一个单词的词义包含另一个单词的词义。搭配关系指词与词或词类与词类搭配出现的现象。结构衔接指语篇在整体上的衔接和连贯，平行结构和主位-述位结构是诗歌实现结构衔接的重要方法。平行结构指结构相同或相似、意义密切相关、语气一致的句子或词组成串排列的语言现象[2]（P.205-206）。主位-述位结构是传递话语信息的主要方式，主位是话语的出发点;述位是围绕主位所说的话，往往是话语的核心内容[3]（P.162）。
3.《伦敦》的词汇衔接特征分析
3.1《伦敦》中的词汇重复
布莱克在《伦敦》中运用了大量的词汇重复，如“charterd”，“mark”，“cry”和“every”等词。其中“charterd”出现两次，强调伦敦街道和泰晤士河已经失去自由，为政府所独占;“mark”出现三次，第一次点出作者的目光驻留在过往行人的表情上，后面两次均以“marks of”的形式出现，既衔接前面的语义进行表情的进一步描绘，又形成对仗工整的两组小句，给人以作者缓步走在街头，目光一一略过行人的既视感。“mark”一词的运用给人以强烈的画面感，语篇的行进打破了时间上的连续，体现出了空间上的流动和延展，反映出作者的文字运用本身具有极强的图像性，诗不再是单纯文字符号的叙事，而是文字与图像的结合体，文字具有了向空间延展和生发的潜质[4]（P.39）。“cry”出现三次，营造出伦敦街头从婴儿、孩童到成人到处一片哀号，怨声载道的景象。
“every”在语篇中出现七次，每一次的出现都不断加强了主题，营造了伦敦街头痛苦、凄惨、压抑和黑暗无处不在的氛围。“every”连接的名词“face”，“cry”，“man”，“infant”，“voice”，“ban”和“blackning Church”也形成了语义上的连贯性，作者将视觉和听觉相结合，使读者更能身临其境;而在这一环境中，不论是成人还是婴儿，都陷入了无尽的黑暗和痛苦中;究其原因，上至政府下至教堂，都成为导致这一切悲剧的幕后黑手。从艺术手法上来看，每一个“every”的出现都像一个个小图像，这些小图像往往带有很强的寓意，形成一连串极具感性，富有跃动的画面，使得叙述与图像的表达间产生相互作用，叙述不断向着空间生发、展开[4]（P.39）。
3.2《伦敦》中的同义、反义、上下义及搭配关系
诗中不同词汇间也有着紧密的联系。“cry”，“sigh”和“curse”都包含了声音贬义和消极的一面，形成了语义上的同义关系，将悲伤的语调贯穿全诗，使读者深陷压抑和沉重的氛围。其次，“Man”与“Infant”，“Chimney-sweeper”，“Soldier”，“Harlot”形成上下义关系，使语篇前后照应形成一个整体，体现出作者观察视角的敏锐和广泛。“blackning”和“blood”在颜色层面构成了反义关系，黑色的教堂和鲜红的宫墙形成鲜明的颜色对比，给人以视觉冲击，而黑色与红色的搭配也令人感到压抑和沉重。此处也体现出布莱克通过色彩来展现真实感的创作手法，凸显了诗画特点与诗歌寓意，色彩也成为布莱克诗画思想的一面镜子，一种表达诗歌意象的重要语汇[5]（P.150）。
诗歌结尾处的“Marriage-hearse”形成了反义关系，从而构成了矛盾辞格，婚车为生者所备，灵柩则为死者所有，婚姻给人喜庆之感，葬礼则沉重而悲恸。用婚车修饰灵柩，给人以精神上的冲击，讽刺了英国当局给社会造成的痛苦和人伦悲剧，引发读者的深思和共鸣。搭配关系在诗中也有所展现，例如第八行诗以“I hear：”结尾，这令读者对下文的内容产生了好奇，也很自然地过渡到下一节诗。作者听到了“cry”，“sigh”，“curse”，因此“hear”与这些词的搭配使上下文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4.《伦敦》的结构衔接特征分析
4.1《伦敦》中的平行结构
平行结构主要体现在三处。首先“marks of weakness”和“marks of woe”都采用了“marks of something”的结构，“weakness”和“woe”两个单词押了头韵，含义密切相关，语气上也都流露出悲伤消极之感。其次第二节中出现了大量以“in every something”的结构，形成一连串排比，情感如排山倒海般层层递进，气势宏伟。这样的结构也放缓了诗歌的节奏，使读者更能强烈地感受到诗人那宏观而沉重的悲哀。
在二三两节的过渡处，作者采用了“Somewhere I hear How something”的结构，与之形成平行的是第四节的一二两行诗句，“the mind-forgd manacles”与“thromidnight streets”相呼应，暗示深夜的伦敦街头尽是被镣铐所束缚的心灵，每个人的心灵如漆黑的夜晚，深陷黑暗与恐惧，看不见光明和希望;“Chimney-sweeper”与“youthful Harlot”相呼应，暗示年轻一代的困境，本该玩耍嬉戏、茁壮成长的孩子却只能蜷缩在黑暗的烟囱中没日没夜地清理，美丽纯洁的花季少女却为生计所迫沦为街头的妓女，一个国家最为纯洁和美好的群体都成为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腐败和堕落的牺牲品，“cry”和“curse”尽显他们的无奈之情与无力之感。
4.2《伦敦》中的主位-述位结构
在主位-述位结构层面，《伦敦》中出现了大量主位变异的现象。例如“A mark in every face I meet”中“A mark”代替原主语“I”成为标记性主位。作者突出了“mark”一词，联系上文可感受到观察视角从长街和岸边一下子聚焦到了街上行人的面孔，仿佛镜头从远景瞬间切换到了特写，漫无目的的目光突然变得敏锐而细致;比照下文“a mark”转眼间就成了“marks”，镜头又一下子从特写切换到远景，但此时镜头里只有一张张孱弱而痛苦的脸。可见“mark”在此处作为标记性主位，对视角的灵活切换产生了重要作用，有效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充分激发读者的视觉体验。
第二节则实现了整节的主位变异，此节中原本位于述位的各个成分全部调到了主位，成为标记性主位，而主语则是出现在了最后。布莱克通过主位变异的方式将“我”听到的一切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仿佛这一切并非由作者听到后告诉我们，而是我们直接进入了场景中聆听。语言距离上的最小化促成了与读者之间距离的最小化，加之词汇上的重复和结构上的平行，呐喊、哭泣、恐惧、冰冷的话语和禁令所带来的压抑和绝望之感得到了最大化的呈现。此外“Every blackning Church appalls”一句中“every blachning Church”为标记性主位，在语篇中得到了突出和强调。第四节第一句中“but”充当了复项主位中的语篇成分，体现了上下文的转折关系，强调了下文的内容;“most thro midnight streets”则是充当了复项主位中的概念成分，也称为“主题主位”，将深夜的伦敦放置在前使文本叙事实现了空间和时间上的转换，带领读者进入了更为黑暗和死寂的场景感受更深刻的苦痛。
5.结语
运用语篇衔接理论对《伦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词汇衔接层面布莱克运用了丰富的词汇重复，其他词汇衔接手段也都有所体现;在结构衔接层面运用了平行结构和主位-述位结构，尤其是进行了大量的主位变异。这些衔接特征使得语篇上下文紧密相连，语意连贯，过渡自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此外，布萊克通过这些语篇衔接一方面体现了文字的图像性，突出其诗画合体的特征;另一方面展现了诗歌独特的叙述性，不仅实现了观察视角的灵活切换，并且使得叙述打破时间的连续，实现空间上的延展和生发。通过这种叙述性和图像性，布莱克将伦敦刻画成了一个丧失自由与灵魂，民众怨声载道、苦不堪言的人间地狱，深刻揭露了英国资本主义繁荣背后黑暗而堕落的社会，表达了诗人压抑沉重的悲痛之情。
注 释
[1]Halliday， M.A.K. & Ruqaiya Hasan. Cohesion in English[M].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76.
[2]王湘云.英语诗歌文体学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3]胡壮麟等.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章燕.论布莱克诗画合体艺术及其与西方“诗如画”传统的关系[J].外国文学， 2016（6）：36-45.
[5]应宜文.论威廉·布莱克《天真与经验之歌》与《神曲》的诗画融合[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 148-154.
（作者介绍：周敏，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