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档案学本质特征的思考
摘 要：刘家真、廖茹在《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6期上发表《档案学的本质特征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提出了“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与人类记忆的长期保存”才是能够体现档案学本质特征的学科研究对象。作者认为，档案学研究对象的终极抽象和概括是不可能脱离具体研究对象的，信息化时代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档案学作为独立的专业所依托的学科也未发生改变。由于学科的本质特征属于学科研究对象内涵的内容，因而只要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档案学的本质特征依然是“档案现象及其运动规律”或“文件现象及其运动规律”。
关键词：档案学；本质特征；研究对象
Abstract： Liu Jiazhen and Liao Ru presented in the 6th issue of 2010 of Archives Science Study“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Science，”the archival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human memory are the subjects that can reflect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rchival science.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ultimate abstraction and generalization of study objects of archival scienc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specific study objects.The study objects of archival sci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have not changed fundamentally and as a subject，based on independent major， archival science has not changed.A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 belong to the content of the study objects of subject， therefore， as long as the study objects of archival science have not changed fundamentally，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rchival science is still “archival the phenomenon of archival and its movement rule”or“the phenomenon of records and its movement rule”.
Keywords： Archival scienc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Study objects
正確理解和把握档案学的本质特征，对于更好地发挥档案学在社会实践中的功能和作用，实现其基本价值，认清其学科地位，并对档案学专业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档案学界对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一直有所探讨，但真正直面其本质特征的研究，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只有刘家真、廖茹曾经发表过《档案学的本质特征与可持续发展》一文（《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6期）[1]，但也未见学术界有什么回应。笔者因为近年研究档案学的元理论问题，自然要思考档案学的本质特征，因而再次认真研读该文，发现存在许多可商榷之处。
1 若干概念的阐释
要真正把握档案学学科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对若干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1.1 学科。学科原指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但随着学科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学科认识的深化，许多学者认为学科是一个处在不断演进发展的概念，其内涵是随着学科自身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展的，因而它具有多种含义和多种形态。除了具有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的知识形态外，还可以具有科学研究活动和教学活动等活动形态和教研室、院、系、所等学术组织的组织形态，甚至还可指教学科目、科学领域科目、学业科目等。[2]
考察现有学科实际存在的状态以及考虑研究问题的方便，笔者认同以下观点，即按照领域的不同，学科基本可以分为“科学研究中的学科”（“科学中的学科”）和“教育中的学科”，两者在呈现形态、追求目标、基本内容、表现形式上等都有区别，但也紧密相联。[3]
1.2 学科特点、特征与研究对象、本质特征。特征与特点从严格意义上说是有区别的。据《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释义，特点是“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特征则是“可以作为人或事物特点的征象、标志等”。而据国家标准GB/T15237.1-2000《术语工作——词汇——第1部分：理论与应用》规定，特征是一个客体或一组客体特性的抽象结果，特征是用来描述概念的，而本质特征则是理解概念不可缺少的特征，区别特征即是一个概念同其他相关概念相区别的本质特征。
学科研究对象与本质特征也是有区别的。“研究对象是指人们行动或思考时作为目标的事物和认识的客体，学科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定义亦称‘界说，是揭示概念内涵与外延的逻辑方法。研究内容是指研究对象的内部实质和外部联系。科学名称是反映和概括研究对象的，一般就是研究对象的名称。本质特征属于研究对象内涵的内容。”[4]
1.3 档案学的特点或特征。关于档案学的特点、特征或性质，相关研究成果不少，但在名词的使用上一般并不作严格的区分，甚至混用。如档案学具有综合性科学的特征、档案学具备交叉科学的性质与特点、档案学是一门综合或交叉学科等[5]。教材是最能体现编写时较为成熟的最新学术成果的，如《档案学概论》认为档案学的学科特点主要有综合性和社会性、实践性和理论性、技术性和实用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四个方面。[6]
事实上，档案学作为“科学中的学科”，凡是学科所具有的诸如理论性、实用性、服务性、指导性等档案学必然都会具备，且当今学科发展的综合性、交叉性、渗透性等趋势也必然会在档案学发展中有所体现。因此，关于档案学学科的特点（或特征）的上述说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它们都不能成为档案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質特征。学科的本质特征不同于学科的一般特点或特征。
2 档案学的本质特征
档案学的本质特征是档案学作为一门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特别是相近学科）的、能反映其根本特性的最基本的特征，它是档案学学科本质的根本表现，也是档案学区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区别特征。
刘家真、廖茹《档案学的本质特征与可持续发展》一文（以下简称刘文）认为“档案学的本质特征应是档案学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独有的特征，是档案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与标志”，这个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刘文认为：“档案学的本体概念——‘档案，其定义是随着档案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深化在不断地变化的，它难以代表档案学的本质特征。”“档案工作是一个行业的日常管理与业务工作，作为一个行业的日常管理与业务工作，它是不可能囊括与其相关的一个学科的所有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围的，何况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对其所有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围的高度概括，以凸现该学科的本质。”因此，“无论是将档案作为档案学研究对象，还是将档案工作或档案规律作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对档案学科学价值的狭义理解，都没能揭示档案学的本质特征与明确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档案学的研究对象若不准确定位，档案学的发展方向就会相当茫然，特别是在学科高度融合的今天，档案学就可能失去自我”。并从信息资源管理的角度通过与图书馆学、情报科学的比较提出“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与人类记忆的长期保存”才是能够体现档案学本质特征的学科研究对象。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提出一些自己的认识，以期深化档案学本质特征问题的研究。由于学科的本质特征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本质特征属于研究对象内涵的内容，因而下面从档案学研究对象认定的角度来进行讨论。
2.1 档案学研究对象的终极抽象和概括是不可能脱离具体研究对象的。如果因为“档案”的定义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而难以代表档案学的本质特征，那么作为文化学的本体概念“文化”更是众说纷纭至今尚无定论，是不是也要质疑“文化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化”[7]了。事物本身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事物的定义也会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而发生变化，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档案工作的确不可能囊括档案学的所有研究内容与研究范围，但它的确又是档案学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一直都是纳入档案学研究范围之内的，因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需要服务社会的，档案学当然是需要服务档案工作的。可见，刘文将本就联系紧密的档案和档案工作割裂开来进行论述，然后断言对于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没有进行高度的概括，缺乏理性的抽象。其实，作为目前的主流观点，“档案学不仅要研究档案和档案工作，而且要研究档案学自身的有关问题，还要研究其他相关方面、相关领域中的问题。所以，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应界定得更抽象更简洁一些，即：档案现象及其本质与规律”。[8]这不就是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高度抽象与概括。当然，对于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认定，学界一直是有所争论的。笔者曾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进行过系统的考察研究，认为在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内，研究对象的认定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所考察问题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并不存在一个一劳永逸的、静止不变的定论。对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的。笔者在分析研究现有各种有关档案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后，提出将整合后的档案学研究对象表述为“文件现象及其运动规律”。[9]
2.2 信息化时代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刘文认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档案、档案工作或档案规律，而是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与人类记忆的长久保存。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不是也不应该是图书馆了。图书是一种重要的信息资源，也是人类记忆的一种重要载体，图书馆也是保存记忆的场所，如此档案学与图书馆学的区别是不是只体现在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方面。“化”作为后缀，“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10]在中国知网中搜索一下“档案化管理”的论文有很多，如“电子文件的档案化管理”“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口述史料的档案化管理”“微博信息的档案化管理”“网页信息的档案化管理”“社交媒体文件的档案化管理”“期刊稿件的档案化管理”“图书馆保存本的档案化管理”等等。显然，“档案化”只不过是使传统认识中不被看作是“档案”的事物通过“档案化”使其转变成具有“档案”的性质或状态，并采用档案管理的方法和手段纳入档案的家族之中。“档案化”真正的含义就是“确保并且能够证明文件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和长期有效性（可读性、可理解性等），使文件有可能用作证据和作为档案保存”。[11]当然，此处的“文件”是广义的文件概念。可见，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也不过是将传统认识中不是档案的信息资源（但有可能具有档案性质）通过“档案化”纳入档案之中并进行档案性质的管理。因而，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可能脱离“档案现象”的，否则也不成其为档案学了。当然，随着文书学和档案学的整合趋势日益明显，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有可能要扩大至（广义的）文件现象。
不仅文书学和档案学处在整合过程中，而且随着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之间也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正是为了确保学科的独立性，才促使刘文从信息化时代三学科之间的关系去界定各自的研究对象，认为：“从对信息的整理与服务的角度看，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学是紧密相关的学科，在知识组织与信息服务的层面上，这三个学科的研究正在扩大与趋同。”“档案学区别于其相关学科的，能够体现出其本质特征的学科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与人类记忆的长期保存。”
笔者认为，学科研究内容的交集，在当今学科特别是相关学科之间日趋融合的背景下，是一种十分正常的现象。但研究内容的这种交集，并不等于研究对象的等同。因此，不可将不同学科研究内容的交集当成是不同学科之间研究对象的交集，否则这些学科都将丧失学科的独立性，而成为某一上位学科的下位分支学科。刘文显然将“信息”“知识”等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三学科研究内容的交集等同于研究对象的交集。[12]
作为独立的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许多学者认为它们是同宗学科。这体现在有关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如《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在“管理学”门类下设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在“管理学”门类下设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专业（包括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資源管理三个专业），但其实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GB/T 13745-2009）中，一级学科的“管理学”是放在“工程与技术学科”门类中，而同样作为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却归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中，正如标准中指出的：“本标准的分类对象是学科，不同于专业和行业。”尽管对档案学、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学科归属关系有不同的认识，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达成共识的，即三学科是联系十分紧密的相关学科，它们无论在学科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还是在学科自身发展的历史及时代发展的要求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共同性。
从信息工作的角度看，图书、情报、档案工作在工作的对象、过程、目标以及技术方法手段等在实践中确有许多共同之处，许多工作问题可以相互合作研究，成果也可以相互借鉴利用。国内外早已开展的图书、情报、档案的一体化管理的尝试和实践，成效也较明显。可见，这种管理工作实践上较高的相关度为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一体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从信息科学的角度看，档案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具有一定的共同理论基础，即有关信息的搜集、存储、加工处理、传递和利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可以相互借鉴互为作用的。因而，在“大信息观”的视野内，它们无疑是“同族学科”——信息科学。不过，它们在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上会有所不同。如：“图书馆学注重建立文献信息系统，强调信息的全面性、广阔性，并以此为手段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情报学的重点在于信息的增值，强调信息的深层次、新颖性和专指性；档案学重视原始信息的利用，强调档案信息的原始性。”[13]“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检索的信息组织，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基于信息组织的信息开发，档案学的研究对象是面向信息利用的信息保存，三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14]本来作为三学科在信息领域研究内容的差异性揭示，上述观点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他们都把这些差异当作是三学科研究对象上的区别，这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不同学科研究内容的交集并不等于学科研究对象的等同。研究内容由研究对象派生出来，它可以用本学科的理论作基础，也可以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作基础，甚至兼而有之，因此各学科的研究内容可以有交叉，但研究对象绝对不能交叉，否则就会丧失学科的独立性。[15]可见，三学科只是共同使用了信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各自的图书、情报、档案的信息问题，从而造成了三学科研究内容的交集。类似的，三学科也可共同使用系统科学、控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各自的信息系统问题。信息科学、系统科学与控制科学，作为提供方法论意义的横断科学，本就能够普遍适用于其他各门学科。
从学科自身的发展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来看，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有着共同的发展基础。古代图档不分，这种同根同源的历史传统使得图书馆学和档案学具有天然的紧密联系。我国的档案学形成于图书馆学之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曾经受到图书馆学的深刻影响。情报学则是从图书馆学中分离独立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借鉴了图书馆学、档案学的有关理论和方法。三学科的这种历史上的直接相关性，才使得许多学者认为它们同宗同源，联系紧密。当今信息社会环境下，信息技术革命对传统的图书、情报、档案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共同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如数字信息的价值鉴定与选择、保存，网络环境中数字信息的管理、利用方式、安全问题等。这既拓展了三学科的研究领域，又促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吸收、融合，从而“加速推动图情档案在新技术环境中谋求信息大学科下的资源整合”，[16]即在信息资源管理科学内实现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一体化发展。但是“由于各自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又形成了各自相互独立的理论知识体系。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如果片面地强调三者之间的联系，抹杀它们之间的特殊性，甚至认为可以通过发展其中的某一门学科就可以代替另外两门学科的发展，那么，就会断送这些学科的生命”。[17]
科学的研究对象按其探讨的范围或表述的方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明确科学研究对象的外延为核心，强调研究对象概念外延的周延性，为学科划定一个研究范围。二是以科学研究对象的内涵为核心，强调研究对象概念内涵的准确性，概念的内涵就是研究对象。[18]这实际上就是事物的两种定义方式——外延定义和内涵定义[19]。由于“档案学”一般都采用内涵定义的方式，这必然涉及档案学的上位概念和区别特征。档案学的上位概念是什么学科，这实际上是一个档案学的学科归属问题。笔者认为，档案学根本不存在归属某一学科的问题（除非档案学不是一门独立学科）。对于独立学科而言，只能研究它的学科群体的归属问题，不能研究它的学科归属问题。[20]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与邻近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等信息科学相比，其区别特征无疑就是反映其本质特征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档案现象及运动规律。这不仅不会如刘文所说是“对档案学科学价值的狭义理解”，会造成档案学发展方向的“茫然”甚至“失去自我”，恰恰相反，是对档案学科学价值的正确认知，在学科高度融合的今天能明了档案学的发展方向，并始终保持独立的自我，即档案学是一门研究档案现象及其运动规律的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名称是要反映和概括研究对象的，一般就是研究对象的名称。如果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如刘文所说应脱离了档案、档案工作、档案规律等档案现象，那档案学还是档案学吗？因为逻辑起点是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一，是学科研究对象中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如果档案学的研究对象确如刘文所说是“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与人类记忆的长久保存”，那么档案学的逻辑起点将是“信息资源”，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档案学学科理论体系将完全不同于现有的档案学理论知识体系。
2.3 从专业教育层面看，尽管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但作为独立的档案学专业依然存在，其依托的学科也依然是档案学，并未发生改变。刘文从档案学专业的角度来讨论档案学的研究对象问题，认为“以档案工作或档案规律确定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带有强烈的行业色彩，容易将档案学研究领域锁定到档案行业内部，将其逼向狭隘的管道。行业色彩浓重的学科，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使得研究视野较为褊狭，容易孤立看待事物与研究对象”。笔者对此感到十分费解。学科和专业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专业一般指高校或中等专业学校依据社会分工需要划分的学业门类，学科原指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的分类。尽管学科和专业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专业需要依托一定的学科知识体系，脱离了学科知识体系，专业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一个学科可以根据需要组成若干专业，不同学科之间也可设置跨学科专业，同一学科甚至可在不同专业领域应用，或者说某一专业可能被要求多种学科的综合。但学科和专业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学科追求的是知识的发现和创新，专业追求的是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学科与专业并存，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专业是学科承担人才培养职能的基地，学科是专业发展的基础。可见，档案学的学科发展问题和档案学的专业建设问题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长期以来，档案学专业被混同于作为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下二级学科的“档案学”，从而才出现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过于专门化、知识面不宽，档案学学科研究方向较为狭窄、整体效率低下等问题。目前许多高校已经开始强化大学科和学科群意识，采取精减、合并专业的措施，使培养的专业人才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因而，从专业教育层面看，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
早在1985年国家教委和国家档案局在《关于發展和改革档案学教育的几点意见》中就指出，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研究中面临着档案与图书、情报工作一体化和档案与文件管理一体化的前景，要求档案学教育一般不要过细地划分专业。同时也有学者指出图书、情报、档案人才的培养将经历“全才型——专才型——通才型”三个阶段，培养通才，就必须打通图书、情报、档案横向联系的通道，实行“一体化”教学。[21]现在看来，这是极有见地的。但当时由于图书、情报、档案专业人才还很欠缺，所以仍处于专才型阶段。当社会步入信息时代，为了满足社会对一专多能的综合性信息人才的需求，“原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教育的单一培养模式，已无法适应信息资源管理活动及信息化事业发展的大趋势。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下，愈显复合型信息资源管理人才培养的必要性”。[22]由于长期以来学界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学科性质和归属问题一直有所争论，从而导致专业目录和学科目录始终处在变动之中，如1998年高校本科专业设置中删除了情报学专业，现在使用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下设有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三个专业，且不论这种专业体系设置是否合理，带来的问题是复合型信息资源管理人才的培养是通过直接设置信息资源管理专业还是在原有的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中进行改造来完成。我国目前对这两种情况都有实践探索。不过，从国外的情况看，在本世纪初，美国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机构为了应对新的信息环境给传统的图书情报学教育带来的挑战，发起了“信息学院运动”（Information Schools Movement），以整合所有与“信息”相关的学科教育，目前其联盟成员已遍及美洲、亚洲、欧洲。与国内高校大多单独开设图书馆学不同，国外的iSchools联盟成员很少单独开设“Library Science”专业，而是开设“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或者“Information Science”专业，且iSchools联盟成员高校的图书情报学教育与档案学教育整合的趋势也在不断加强。[23]因此，借鉴国外的专业教育实践和经验，笔者更倾向于进行信息资源管理类大类招生，在修完公共必修课程、大类专业基础课程的基础上再按学生志愿进行分专业方向的教育，以达到培养信息资源管理复合型人才的目标。当然，具体如何实践可根据各高校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专业一体化建设的趋势是明显的。
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认同韦冬余有关学科可以分为“科学研究中的学科”和“教育中的学科”（尽管“教育中的学科”更多是指中小学的教学基本单位如语文学科、数学学科等）的观点，那么问题能够看得更清楚。作为科学研究中的“档案学”和作为专业教育中的“档案学”是有差异的，除了两者追求的目标功能不同，作为专业教育中的“档案学”它更重视档案学专门人才必备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以社会对档案学专业人才的需求为导向，以档案学学科主要知识为基础，辅以相关学科知识）以及专业定位及培养目标、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研究与使用、教材、实验设计与开设等，这是作为科学研究中的“档案学”无法替代的。
3 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刘文提出的“信息资源的档案化管理与人类记忆的长期保存”才是能够体现档案学本质特征的学科研究对象的观点，无论在立论的角度、依据还是论证的逻辑推理上都存在问题。信息时代的确能拓宽档案学学科研究的范围领域，深化有关的研究内容，即从信息资源管理的角度去研究档案管理的问题，但绝不会导致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改变，因而也不可能出现档案学本质特征的质变。档案学的本质特征就是“档案现象及其运动规律”或“文件现象及其运动规律”。
参考文献：
[1]笔者以“本质特征”为主题并含“档案学”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精确检索，共得到6条结果，其中真正相关的同题论文有3篇，即刘家真、廖茹的《档案学的本质特征与可持续发展》（《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6期）和李晓光的《档案学的本质特征与可持续发展》（“决策论坛——管理决策模式应用与分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16-08-20）、李杨的《档案学的本质特征与可持续发展》（“决策论坛——管理决策模式应用与分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2016-08-20），但后者都是抄袭于刘家真、廖茹的论文。
[2]参见万力维《学科：原指、延指、隐指》（《现代大学教育》2005年第2期），孙绵涛、朱晓黎《关于学科本质的再认识》（《教育研究》2007年第12期）及谭月娥《“学科”演进的理性审视》（《中国高教研究》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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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见任遵圣《试论档案学的科学性质》（《档案与建设》1988年第1期），肖文建、张兰芳《关于档案学性质的一点认识》（陈兆祦主编《中国档案管理精览》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91-93页） ，冯子直《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档案学研究》1991年第1期）。只有谭琤培在《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兰台世界》2000年第6-7期）中，避免了以往将学科性质与学科特点混为一谈的现象，认为要把档案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分解为学科特点和学科归属两个问题，并认为档案学具有综合性、实践性、技术性、开放性的学科特点。只有谭琤培在《对档案学学科性质研究的新见解》（《兰台世界》2000年第6-7期）中，避免了以往将学科性质與学科特点混为一谈的现象，认为要把档案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分解为学科特点和学科归属两个问题，并认为档案学具有综合性、实践性、技术性、开放性的学科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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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15237.1-2000《术语工作——词汇——第1部分：理论与应用》认为，内涵定义是用上位概念和区别特征描述概念内涵的定义，外延定义就是列举根据同一准则划分出的全部下位概念来描述一个概念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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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来稿日期：2018-1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