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70年：幼教行业的守望与发展
本刊编辑部 张若筠 邵姝姮 高玲
走過70年，我们有值得礼赞的自豪：
从1949到2019，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脚步，我们从“幼有不育”到“幼有所育”再到追求“幼有善育”，从“二元”到“并举”再到追求规范、普惠和优质，从“成人中心”“教材为本”到追求“幼儿为本”“追随儿童”，从“分科教学”到“主题整合”再到追求游戏和生活中的“自主探究”，从“拍脑袋”到“脉冲式的行政指令”再到追求成体系的法规式治理，从家园分离到家长配合再到追求家园联盟式合作，从模仿到引进吸收再到“回归陈鹤琴”追求本土化存中国自信的幼教……
走过70年，我们有值得守望的思考：
追求有中国自信的幼数，我们需要有中国语境的学前教育学的创造;幼教惠及蓝天下的每个孩子，我们需要有持续的教育资源的保障;创造优质的幼教，“幼儿为本”不能仅仅是一句口号;想让孩子越来越自主，教师需要越来越自主，幼儿园需要越来越自主，幼教需要走进现代化，走上法治化轨道;幼教是静待花开的事业，市场、名利、行政，应该尽量减少打扰。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设想一下，再过70年，我们回望。
今天，我们该创造怎样的幼教？
——浙江师范大学幼师学院步社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学前教育的政策演进、事业发展和内在逻辑
尹国强
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前教育政策演进、事业发展，厘清其变迁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我国学前教育的历史背景，对深入考察当前学前教育发展与改革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学前教育的政策演进
教育政策是行动指南，对教育发展具有引领作用。政策表达方式主要有法律、法规、条例、意见、规章、决定、通知、指示等。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关涉学前教育的政策文本可以发现，随着对学前教育价值认识的深化，国家出台的各项学前教育政策在经历一些曲折发展进程后，逐步形成较为健全、完善、立体、系统的政策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学前教育政策演进历程大体可划分为搭建基本框架时期（1949-1956年）、曲折摸索时期（1957-1976年）、恢复与加强时期（1977-1995年）、变革与调整时期（1996-2009年）、政府主导与重点发展时期（2010年至今）五个基本阶段。
1.搭建基本框架时期（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教育上大刀阔斧地改革，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短短几年快速构建出学前教育基本框架。
这一阶段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普及幼儿教育和解放妇女劳动力，主要表现为调动各方力量大力开办幼儿园（班），提供更多学前教育机会。核心政策文件包括：《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1951年）、《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1952年）、《教育部、卫生部、内务部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1956年）等。政策文本从基本定位、主要任务、发展方针及举办主体等方面对学前教育作了规定。
2.曲折摸索时期（1957-1976年）
自中共八大一次、二次会议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之后，幼儿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群众一道，为了使幼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大办幼儿园，学前教育发展速度和规模失控跃进。经过几年短暂调整与恢复后，又卷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政策扭曲，事业横遭摧残。学前教育在痛苦中曲折摸索，积累教训。
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文革”前，学前教育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快速增加学位以满足教育为生产服务的功能，政策表现出对上一阶段的继承性、发展性和激进性。核心政策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 958年）、《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1958年）、《中央文教小组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1961年）、《教育部党组关于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的报告》（1962年）等。政策文本在发展方针与目标、师资质量上有所探索和进步。但是，“文革”对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发展路线进行了全面否定。整个学前教育事业被视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典型，遭到空前浩劫。
3.恢复与加强时期（1977-1995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邓小平提出“三个面向”“科教兴国”等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得以拨乱反正、调整与恢复。
这一时期学前教育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快速恢复被毁坏殆尽的制度体系，并依据现实状况加大力度重点促进学前教育发展。主要政策表现为顶层设计、多管齐下助推学前教育量的发展与质的提升。核心政策文件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1982年）、《关于明确幼儿教育事业领导管理职责分工的请示》（1987年）、《幼儿园管理条例》（1989年）、《幼儿园工作规程（试行）》（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年）等。政策文本从基本定位、办园投入与管理体制、发展目标与办园形式、质量保障与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对学前教育发展作了明确规定，恢复并加强了政策保障，开启学前教育发展新局面。
4.变革与调整时期（1996-2009年）
1996年，我国进入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社会处于加大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力度的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时期，社会猛烈的变革带来了学前教育政策的波动，影响了其稳定性。学前教育经历了一个变革与调整的时期。
这一时期学前教育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探索学前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合理路径，主要政策表现是在具体明确的发展目标要求下对学前教育社会化改革的探索及调整。核心政策文件包括：《关于企业办幼儿园的若干意见》（1995年）、《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1996年）、<全国幼儿教育事业“九五”发展目标实施意见》（1997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01年）、《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2003年）、《关于规范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培养工作的通知》（2005年）等。政策文本从发展路径、具体目标、管理体制分工、质量保障与师资水平提升等方面对学前教育发展作了明确规定，相比以前，政策针对性更强，内容更加明确，要求更加具体。
5.政府主导与重点发展时期（2010年至今）
2010年以来，我国大力建设和谐社会、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崭新历史时期，学前教育作为我国建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和满足民生重大需求的重点领域，成为我国政府当前和未来教育改革的重要藿力点之一。学前教育走向了政府主导与重点发展的新时期。
这一时期，学前教育政策的核心目标是树立政府重点发展学前教育的主导地位和主要责任，构建以普惠性学前教育为主体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政策表现是高位架构、重点倾斜，从硬件、软件两方面共同促进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核心政策文件包括：《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2010年）、《关于实施幼儿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的通知》（2011年）、《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2年）、《学前教育督导评估暂行办法》（2012年）、《教育督导条例》（2012年）、《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2012年）、《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2013年）、《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2015年）、《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2015年）、《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决定》（2015年）、《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2017年）、《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办法》（2017年）、《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2018年）、《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2018年）、《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2019年）、《关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2019年）等。政策文本从发展定位、发展目标、管理体制、改革路径、质量保障及师资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对学前教育作了规定。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学前教育的事业发展
学前教育政策变革直接影响着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政策演进的不同时期也带来事业发展的不同局面。前文所述学前教育政策演进的五个不同历史时期，对应学前教育事业也经历了初步发展（1949-1956年）、大起大落（1957-1976年）、稳步提高（1977-1995年）、“V”型转折（1997-2009年）、全面提升（2010年至今）五个不同发展阶段，展现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学前教育不同阶段的事业发展趋势。
1.初步发展（1949-1956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教育改革搭建了基本政策框架，发展思路符合经济社会条件和实际，便于调动各方力量，灵活举办。这一时期学前教育获得了初步发展。
从在园幼儿数、园所数、教职工及教养员数来看，这一阶段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稳步提升。1950年，我国幼儿园在园幼儿仅有14万人，园所1799所，教职工0.22万人，其中教养员为0.17万人;而到了1956年，我国幼儿园在园幼儿达108.1万人，是1950年的近8倍，幼儿园园所达18534所，是1950年的10倍有余。幼儿园教职工和教养员数量也有大幅增长，奠定了新中国学前教育的基础。
2.大起大落（1957-1976年）
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段时间，我国学前教育在痛苦中曲折摸索，事业受到重创，呈现大起大落局面。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学前教育盲目跃进，速度和规模失控跃进。1957年，我国共有幼儿园16420所，到1958年则猛增至695297所，一年时间增长了40多倍。幼儿园数量热情高涨地冒进，却由于没有足够物质和经费支持，导致幼儿园普遍设施简陋，教师水平低下，基本处于“看堆放羊”状态。1961年，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邓小平提出，科学教育水平并不决定于数量而主要是质量。教育部也提出，幼儿园的发展，宁可慢些、少些，但要好些;条件不成熟的幼儿园要调整，收缩。学前教育也根据各地经济、师资等条件，采取筛选、撤销、充实等手段，调整和巩固提高，恢复正常发展秩序。1961年，全国幼儿园数降至60307所，与1960年相比共减少了744598所，降到了前一年的十三分之一;1962年，又降至17564所，是1960年的四十五分之一，其中减少的大部分为农村举办的各种集体类型幼儿园。学前教育几年畸形发展的局面得到一定的控制，趋于正常和稳定，并在1964年和1965年开始了稳步回升与发展。
3.稳步提高（1977-1995年）
改革开放初期，学前教育发展方针、办园体制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的明确极大地促进了学前教育恢复与发展。经过一揽子政策顶层设计学前教育之后，学前教育呈现稳步提高的趋势。
这一时期的学前教育事业稳步提升，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园所数趋于稳定，保持在十几万所左右浮动;二是幼儿园在园幼儿数稳步增加，从1978年787.70万人逐步增长到1995年2711 .23万人，没有大起大落的剧烈变化;三是幼儿園的教职工和专任教师数量稳步增长，幼儿园教职工数从1978年的46.89万人增长到1995年的116.03万人，专任教师数从1978年的27.75万人增长到1995年的87.51万人。
4.“V”型转折（1997-2009年）
这一时期的学前教育改革处于变革与调整中，一方面国家提高了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强化了对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统筹规划与管理，另一方面在发展路径上经历了探索与调整的过程，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回落、下降到平稳、提升的“V”型转折。
从1997年到2002年，学前教育探索社会化，办园体制和格局发生重要变化。因一些地方政府对政策出现了诸多误读，将社会化片面地理解为市场化、私营化，借此弱化甚至推卸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的职责，“关、停、并、转、卖”幼儿园，学前教育受到极大冲击。学前教育机构数量急剧缩减，幼儿入园率急剧下降。幼儿园园所数从1997年的182485所降至2000年的175836所，再降至2002年的111752所，降幅在6年之内接近四成;在园幼儿数从1997年的2518.96万人降至2003年的2003.91万人，降幅达五分之一。幼儿园教职工数及专任教师数也随之急剧下降。
针对学前教育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国家调整学前教育发展路径，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明确各级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的职责。学前教育事业连续6年下滑局面在2003年之后得以逐步扭转并逐年增高，走出了一条变革与调整之路。至2009年，我国幼儿园在园幼儿数约为2657.81万人，幼儿园园所数138209所，教职工数157.08万人，专任教师数98.59万人，分别比2003年增长了32.63%、18.75%、61.41%和60.86%.
5.全面提升（2010年至今）
这一时期，由于明确了政府主导重点发展学前教育的主要职责，厘清了各级政府及政府间各部门的责任分工，并把学前教育置于国家宏观战略背景下，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高位设计和规划，学前教育事业焕发生机，进入了全面提升的新时代。
2010年之后，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呈现稳步提升的趋势。—是幼儿园在园幼儿数逐年提高，从2010年的2976.67万人，上升到2018年4656.42万人，增长了56.43%;二是幼儿园园所数逐年增加，从2010年的150420所，上升到2018年的266677所，增长了77.2g%;三是幼儿园教职工数和专任教师数量也逐年提高，从2010年的184.93万人和114.42万人，上升到2018年的453.15万人和258.14万人，分别增长了145.04%和125.61%。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学前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前教育在曲折中发展，在嬗变中建构，政策演进和事业发展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样态，其内在逻辑反映在基本定位、发展取向、主体责任、倾斜位序、核心追求等几个方面。历史变迁清晰地折射出70年来学前教育发展的基本路向。
1.基本定位：从不明确、不清晰到高度重视、扶持战略
对学前教育地位和价值的认识是政府发展学前教育理念的体现，也是制定学前教育发展思路与各项政策举措的前提和基础，直接影响着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情况。对学前教育的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不明确、不清晰到高度重视、战略扶持的历程。
《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以新中国颁布的第一个学制的法令形式规定了幼儿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了学前教育一个初步的制度“名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给予了学前教育法定地位。学前教育开始走上有计划、有系统发展的新阶段。不过，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学前教育变革与调整中，学前教育公益性被严重削弱，基本定位也陷入偏差。直到2003年之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纳入国家及各省（市、自治区）重要议事日程，公益性再次被强调。2010年后，我国政府不断深化对学前教育性质、地位的认识。“国十条”明确提出，“学前教育是终身学习的开端，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并“把大力发展学前教育作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突破口和重大的民生工程”。另外，“国十条”还特别用三个“关系”，即“办好学前教育，关系亿万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干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对学前教育予以定位。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提出实现“幼有所育”。“中九条”将学前教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指出“办好学前教育、实现幼有所育，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党和政府为老百姓办实事的重大民生工程，关系亿万儿童健康成长，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党和国家事业未来”。
政府对包括学前教育的性质、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化，大力倡导发展学前教育，这是近年来学前教育事业大发展的坚实基础。学前教育的公益性逐步成为各级政府、相关行政部门以及社会大众对学前教育的共识。
2.发展取向：从国家本位为主到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并重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革给学前教育赋予了政党的意志和国家的色彩，随着学前教育福利性的弱化和教育性的加强，学前教育满足社会需要与个体发展需要的任务侧重发生位移，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的双重价值观念均获得重视，两者并行不悖。
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的工具色彩较浓。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亟需集中全社会的力量搞建设，学前教育可以使广大婦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当中。改革开放以来的学前教育依然具有较强的国家本位倾向。从1979年托幼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好好的保育儿童”，到1987年“幼儿工作对提高我国人口素质有重要意义”，政策制定者倾向于从国家本位的意义上来看待儿童，更多提及的是儿童发展对国家的意义。
2010年后，儿童对自身、对家庭、对于国家的全面价值才从政策层面得以全面彰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晓东曾说：“现代儿童教育的基本立场是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的。儿童教育以儿童为本，这是走出目前儿童教育和基础教育改革的瓶颈状态之现实需要，也是落实‘以人为本国策的重要举措之一。”“国十条”强调要坚持科学保教，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指出要遵循幼儿身心发展规律，面向全体幼儿，关注个体差异，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保教结合，寓教于乐，促进幼儿健康成长。政策制定者重视儿童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立性。《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颁布更是全面引领家长与社会科学育儿，营造一种儿童利益优先、儿童权利保护的社会氛围。学前教育也逐步彰显出国家本位和儿童本位相互融合的发展取向。
3.主体责任：政府在办园、投入和管理上职责的“U”型转换与回归
学前教育作为“短板”，其发展的每一步都深深嵌入社会改革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不断转轨为市场经济体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政府的职能职权变化也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学前教育的办园、投入与管理也在这70年里发生着主导、放权、上收、再主导的转换，基本呈现—个“U”型路线。
办园主体责任的变迁主要是由依靠群众、发动集体逐步发展到政府主导、公办普惠为主。1952年2月，教育部第一任幼教处长张逸园明确指出“依靠群众大力开展幼儿园（托儿所）”。《教育部、卫生部、内务部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明确在城市提倡由工矿、企业、机关、团体、群众举办，在农村提倡由农业社举办。改革开放之后，学前教育重回公办和民办“两条腿走路”方针，基层政府、集体和群众依然是办园主体。90年代推动的学前教育社会化运动，本意和初衷是“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园模式和内部管理机制，逐步推进幼儿教育社会化”。并强调了“实现幼儿教育社会化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由于市场经济下经济资本天然的“嫌贫爱富”秉性以及政府并没有发挥好兜底的责任，学前教育一时倒退。2003年之后，政府把学前教育纳入工作议程，开启了学前教育由政府主导、公办兜底的征程。尤其是2010年之后，政府持续发力，学前教育普及率逐步提高，基本确立起以普惠性公办园为主体、多种形式并举的发展路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及其教育部门的权力是集中的，地方政府根据中央指示开展学前教育发展在内的各项工作。1985年，公共教育权力开始了结构性的变迁进程，基础教育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省以下各级政府中学前教育管理权力层级逐级下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学前教育责任主要在鄉镇一级政府，地方差异直接导致我国各地学前教育办园条件和教育质量的巨大差异。随着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中首次提出“以县为主”，2017年“国务院领导、省市统筹、以县为主”体制的正式确定，我国学前教育管理与投入的政府责任开始上收，由乡镇一级政府上收到县一级政府，有利于学前教育在县域内获得统筹发展。2019年，《关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厘清了省、市、县、乡镇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责任。财政投入与管理主体的变迁，折射出国家在学前教育投入方面一直在寻找动态的平衡点，将事权责任与财力拥有量进行合理匹配，以保障学前教育拥有较为理想的制度环境。
4.倾斜位序：从城乡分离、城市为主到城乡统筹、农村为重
城乡二元结构的巨大差异，使学前教育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路径。政策上显示出明显的城市偏向。1951年，改革学制明确提出：“幼儿园应在有条件的城市中首先设立，然后逐步推广。”显而易见，国家财力有限不能包揽全部教育投入，在效率工具理性引导下，教育投入切块安排。这种态势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也没有调整。1979年，《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及连续几个文件都有为城市学前教育服务的色彩，农村学前教育基本处于自生自灭或“人民教育人民办”的自组织状态。
农村学前教育被重视有两个时段。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中期，1983年，国家颁发了新中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农村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关于发展农村幼儿教育的几点意见》，农村学前教育纳入政府议事日程，事业平稳提升。不过在90年代学前教育变革与调整过程中，城乡差异再次拉大。2010年后，我国政府把“促进公平”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强调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农村学前教育迎来第二个重点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着眼促进国民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和教育事业协调发展，基于差别化原则，认定“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从而做出了重大战略决策调整。政府发挥调控作用，通过资源再分配来支持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发展，将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置于国家扶贫战略，政府主导重点扶持，极大地实现着“公平和正义不是平均，而是根据资源占有的不同有差别化地处理，占有的资源越少，处境越不利，越需政策倾斜以补偿和扶持”的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理想。
5.核心追求：从扩大规模的外延式增长到注重质量的内涵式发展
学前教育发展不仅是量的积累，更关涉质的飞跃。学前教育发展长期以扩大规模、增加学位为主，相关评价亦主要以投入金额、园数、入园率、师幼比等量化指标为参照。随着学前教育普及率的提高，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成为社会的新要求。马克思说：“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外延式增长表现为数量积累、规模扩大与空间扩展，内涵式发展从本质上强调促进事物质量提升、结构优化、效益提高与可持续发展。但两者不是对立的，是共存的，两者有机融合是事物健康发展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以来，学前教育在经过70年的发展与调整后，学前学位在数量上有巨大增幅，幼儿入园逐步予以保证。在学前教育毛入园率即将达到85%，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即将达到80%的基础上，政策也越来越关注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
质量是学前教育发展的生命线。新中国成立初期，园所数量少、保教质量低是当时的突出问题，“要大力发展托幼事业，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保教队伍”“重视从各方面创造条件”。这是初级的质量观，强调基本条件。1996年，《幼儿园工作规程》从入园和编班、卫生保健、教育、园舍设备、工作人员、经费、管理等全方位进行了规定，学前教育质量依然带有很强的“通过检查”的目标性。2001年，《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关注到全面的教育评价。2010年，“国十条”之后提出“建立幼儿园保教质量评估监管体系”。2018年，“中九条”强调“全面改善办园条件、注重保教结合、完善学前教育教研体系、健全质量评估监测体系”。学前教育质量逐步呈现出体系化、全面化、内涵化的特点。
教育大业，教师为本。幼儿教师的大力培养与培训是保障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途经。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认识到提升学前教师质量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要求各地区在积极创办幼儿师范学校或幼师班的同时，加强对幼儿师范学校的教学管理。2005年发布的《关于规范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培养工作的通知》，逐步将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培养纳入高等教育层次，积极支持普通本科院校举办学前教育专业，标志着我国幼儿园教师培养体系从以中专层次为主逐步过渡到以大专及以上层次为主，从源头上提高了我国幼儿园教师队伍的专业素养。2010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呈现出培养与培训并进、两手都抓的景象。“中九条”对国家学前教育师资培养提出了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具体指标要求。在国家统筹有力规划之下，学前教育内涵式发展正在提速升级。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所举政策文本内容来自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1949-1975）（ 1976-1990） （1991-1997） （1998-2002）（ 2003-2008）.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官方网站.为幼儿教育的发展服务——专访原南京市教育局幼教处处长严善本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国幼教行业也走过了70年的发展之路。为了深入了解幼儿教育的发展与变迁，本期“热点论谈”栏目专门采访了原南京市教育局幼教处处长严善本。耄耋之年的她为幼儿教育倾力奉献60余载。那么，这一路走来，她在幼儿教育的发展之路上见证了哪些“风景”，又谱写出了哪些“乐章”昵？
一、我国“幼儿教育”行业的发展
《幼教365》：作为这一行业的资深前辈，您如何看待我国“幼儿教育”行业的发展呢？
严善本：这几十年来，随着幼教行业的发展，我感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其实，我们在幼儿园工作时的很多教育目标，现在基本上实现了，当前的一些教育理念和方法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当初的设想。
我是从南京公办幼儿园（南京市太平巷幼儿园）逐渐走上管理岗位的，“举贤不避亲”，我认为南京的幼儿教育真的发展得很好。当初，国家有很多幼儿教育试验点都落到了南京的幼儿园。对此，我们很荣幸，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也甘之如饴，矢志不渝地积极探索与实践。其实，无论是我们老一辈的幼教人，还是现在年轻代的幼教人，南京的幼教同仁们真的很努力，也很优秀。正是一代又一代幼教同仁的共同努力，才有了现今幼儿教育的发展与进步。
今年，我成为了一名“80后”——80岁老人。虽然早已退休，但我还是选择了“退而不休”，希望能够为“祖国的花朵”，为幼儿教育的“百花齐放、万紫干红”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二、与幼儿教育结缘
《幼教365》：回想当初，您因何选择了幼儿教育这一行业呢？
严善本：1956年，我中学毕业，我的班主任老师对我说：“你的兴趣很广泛，将来还是当老师吧。当了老师之后，你的学生就是你的兴趣。你广泛的兴趣爱好，你的学生能帮你完成。”班主任老师的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指引并激励我成为一名教师。当时，陈鹳琴先生倡导创办的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师范学校是一所中国式幼儿教育师资培养基地，深受政府及社会各方的重视，无论是硬件设施等物质条件，还是师资教学等软件条件，都很吸引我。能够考取这样一所学校，全方面系统地学习幼儿教育，我倍感欣喜和自豪。
三、幼儿教师仅仅是有文凭的高级保姆吗
《幼教365》：当您初涉幼儿教育领域之际，是如何理解“幼儿教师”这一职业的？又是如何逐渐成为一名专业的幼儿教师的呢？
严善本：当时，我们同学之间也会讨论一些问题，例如：“幼儿教师仅仅是有文凭的高级保姆吗？”在50年代，国家不惜出资出力培养我们，为我们创造了优质的学习环境，说明十分重视幼儿教育。不同于仅仅照料孩子饮食起居的保姆，我们是具备幼儿教育专业知识的、有文化的教养员，我们是要保教并重的教育者。所以，我们对自己的专业要怀有一颗“敬畏之心”，对未来的职业道路也应抱有乐观的期待。
我在学生时代有幸得到了众多好老师的引领与教导。毕业后，我留在南京，被分配到南京市白下区（现已合并至南京市秦淮区）教育局工作，担任幼教辅导员。当时，幼教科的林科长意识到：年轻学子尚缺少基层的实践经验，一味地“纸上谈兵”恐难以服众，更何谈肩负起幼儿教育管理的重担呢？于是，我被派往南京市太平巷幼儿园工作，走向基层，真正成为一名幼儿教师。
四、忆往昔：幼教道路上的“风景”与感悟
《幼教365》：您初入幼儿园时，是否能够学以致用，迅速适应幼儿园的工作？
严善本：起初，在南京市太平巷幼儿园执教的我也遇到了和许多新手教师一样的困难——我时刻铭记着“爱孩子”的理念，却并不知道“如何爱孩子”，面对哭闹或淘气的孩子，我空有一腔热血却束手无策。于是，当时的王园长让我去彭老师的班上见习3天。我见彭老师既对孩子亲切教导，又对他们严格要求，给幼儿树立良好常规，于是，孩子们不吵不闹，生活自理能力也很强。由此，我悟出一个道理：爱孩子需要有技术和本领作为支撑，不仅要爱孩子，更要知道如何爱孩子。
《幼教365》：后来您是如何从一线幼儿教师逐渐走上管理岗位的呢？
严善本：我很幸运，遇到了事业上的“伯乐”——园长十分注重培养年轻幼教人，举荐我担任幼儿园的工会主席。就这样，我开始不遗余力地为幼儿园服务。1977年，我回到南京市白下区担任幼教干部，主要任务是“上传下达”，及时将一些教育政策和精神传达给幼儿园，再将幼儿园园长和老师的一些意见反馈给领导。在我看来，我并不是一名区教育局的“管理者”，而是为幼儿园出谋出力的“服务者”。就这样，我与众多园长和老师成为朋友，他们都热情亲切地唤我“本本”，积极支持我的工作。
1978年，我被借调到南京市教育局。当时，教育部门、工会和妇联共同开展了对各个幼儿园的调查工作。我们通过实地考察发现，部分企业和工厂自主设立的幼儿园环境设施简陋，教师素质较低。在广大幼教同仁和“关心下一代”协会等各方的呼吁和倡导下，政府愈发重视幼儿教育，幼教的“春天”终于来临了。不久，南京市教育局成立了幼教科（后改为幼教处），我被调往南京市教育局幼教科工作。南京市政府特别成立了“托幼领导小组”，综合了工会、妇联、体委、财政局和人事局等各个单位的人力资源，由副市长担任组长，领导我们的工作。我担任副组长，负责各项工作的具体执行。就这样，在众多兄弟单位的帮助下，南京市教育局幼教科很快就发展壮大了。
《幼教365》：随着之后幼儿教育理念与方法的改进.南京的幼儿教育在当时有哪些变化呢7
严善本：我们将全市幼儿园都纳入业务管理范畴，团结幼教科里的全部人员，合理分工协作，将责任划分到每个人。我们不同于此前“坐井观天”般的宏观管理，而是不辞辛劳地实地走访全市各个幼儿园，观察入微，给予其方方面面的优化建议与指导。当时，有很多部队幼儿园或国家企事业单位幼儿园在行政管理上隶属于部队或企事业单位。“术业有专攻”，部队领导或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并不了解教育行业，对幼儿园的工作难免力所不及，而我们教育管理部门有责任与其共同协商，助其重视并努力改善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条件。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南京市很多幼儿园的场地扩大了，建起了既安全又寬敞明亮的新园舍，还添置了各种适宜幼儿的玩教具。我们收获了孩子们的欢笑，也收获了园长和老师们的幸福，所有的辛勤付出都是值得的。
教育大计，关键在于人，尤其是奋斗在幼教一线的广大园长和教师。我们不仅要为幼儿园“添砖加瓦”，还要提升幼儿教育的质量。为此，我们在全市各区开展幼师培训，提升园长和幼儿教师的职业素养。南京市教育局幼教处与教研室联合为广大幼儿园成立了南京市各科教研组，分别开展幼儿音乐、美术、体育、数学和语言等学科的教育教研活动，有力地强化幼儿教育的“软实力”。经过这番努力，南京市幼儿教育质量有所提升。后来，我在广东省江门市参加国际会议时，以“‘五路大军同前进”为题，介绍了南京市以公办幼儿园为主体的同时，也在促进民办幼儿园、部队幼儿园、院校附属幼儿园和企事业单位幼儿园共同发展，“集结”这“五路大军”同前进的事例。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国际幼教同仁的广泛好评。
90年代初期，走在大街小巷，无论成人还是孩子，都唱起了流行歌曲。但是，我认为在幼儿园里应该唱响适宜孩子心理发展的儿童歌曲。于是，我们在全市开展“娃娃爱唱卡拉OK”活动。此后，儿童歌曲得以推广和传播。后来，我意识到：幼儿教育不仅是幼儿园的教育，而且是家长和幼儿园的共同责任。于是，我们开启了“家园共育”工作。我创办了《幼儿教育报》并担任主编。在专业编辑团队的帮助下，我们以报纸为信息平台，向广大家长展示幼儿教育的精彩历程与丰盛成果，例如：各幼儿园的精彩活动、家长的育儿心得和孩子的童言稚语等。渐渐地，家长愈发理解并积极参与幼儿教育。
上级领导重视幼儿教育，众多幼儿园园长和老师努力上进，广大家长也理解、支持幼儿教育工作……这使我在欣慰的同时也深切体悟到自己的职业价值与使命。所以，我在退休之后，选择拾遗补缺，继续发挥余热。我转换了“阵地”，积极探索幼儿教育的新兴力量——民办幼儿园。
《幼教365》：在您退休后接触民办幼儿园的过程中，又碰撞出了哪些思维的“火花”呢？
严善本：我退休的时候，民办幼儿园逐渐走向市场化，愈发缺乏监管。我认为，南京的幼儿教育不能“瘸腿”，一定要“两条腿走路”——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都要发展。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拾遗补缺，退而不休。当时，有一所民办幼教集团邀请我担任顾问。于是，我就满怀着好奇心去上海观摩该集团旗下的幼儿园。我惊喜地发现，他们在使用一种“故事卡片”，教师在活动前抽取一张卡片，然后按照上面的内容开展活动，这减轻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减轻幼儿教师的“笔头”工作，使其将更多精力投放到与幼儿的互动中。我希望幼儿教师的工作更加踏实且“接地气”，落实于教育行动，切实促进幼儿的成长，而不是落实在纸上，成为一篇篇束之高阁的文稿。
此外，在90年代，民办幼儿园就开展了“睡前故事”和“庆生会”等活动，这些新鲜事物吸引着我深入了解它，学习一些“他山之石”——欧美幼儿教育理念。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时刻保持着“去糟取精”的审慎态度，结合我国幼儿教育的发展需求，灵活变通地学以致用。当然，我也看到了一些弊端——部分民办幼儿园过度追逐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那时，我尽力改善民办幼儿园的教学质量，并帮助一些新手教师学会如何爱孩子。但是，我一己之力毕竟有限。于是，我与“南京教育家协会”的相关领导积极沟通，成立了“学前教育研究中心”，并担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就这样，我和一些幼教同仁将众多民办幼儿园组织起来，推动他们彼此交流和学习。
近年来，政府对民办幼儿园愈发重视了，我也就可以安心地“退休”了。这几十年来，我看到了很多美丽的“风景”，也历经了许多“风雨”。其实，只要我们保有诚信、友善、包容和理解，不论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五、展未来：愿幼教工作更加务实
《幼教365》：目前而言，您对幼儿教育行业的发展还有哪些期许呢？
严善本：教师每天与天真可爱的孩子们真切互动，一定要使之感受到教师对他们的喜爱之情，这是最基本的责任心。在此基础上，幼儿教师不妨发扬自己的长处。我希望幼儿教师在工作上更加务实，适當减轻一些“笔头”任务，将更多精力投放到孩子身上，注重教育中的实际操作与师幼互动，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活动。当前，我们幼儿教育领域的人才缺口很大，很多民办幼儿园只能依靠入职培训或入职后的园内培养来保障师资力量。希望将来幼儿教师和保育员的准入标准和培训体系更加完善。当然，类似的问题可能需要幼儿教育相关管理部门充分调查、了解各个幼儿园的实际情况，以此制定相关政策。我也期望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今后更加重视幼儿教育，更好地推动幼儿教育发展。扎根幼教六十载——专访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原园长陈国强
1950年，我国幼儿园数1799所，在园幼儿数14万人。2018年，幼儿园数增加到26.7万所，增长了147倍，在园幼儿数增长到4656万人，增长了331倍。学前教育毛入园率从0.4%提高到81.7%。这些数字体现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快速扩张，实现了伟大的跨越式发展。值此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原园长陈国强老师，作为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经历者、实践者，陈国强老师跟我们讲述了70年来她限中的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改变。
一、从“零”开始的幼教行业
《幼教365》：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幼教行业从业者.是什么契机让您走入了这个行业？
陈国强：1957年的时候，我刚刚高中毕业，当时也不清楚自己以后要从事哪个行业。很偶然的机会，一位就读于南京师范学校的家人给我寄了一些有关幼教的资料，让我了解一下。当时的我并不懂得什么是幼教，看了他的资料后，我忽然觉得当幼儿教师还是挺有意思的，不仅能跟孩子们在一起，也能发挥我的文艺特长，再加上我父亲也是一位老师，我对教师行业有着一种天生的向往之情。于是，我报考了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师范学校，在学校进行了三年的幼教专业知识学习，毕业后进入了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师范学校幼儿园（现南京市实验幼儿园）任教。自此，我便再也没有与幼教行业分开过。
《幼教365》：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百废待兴.很多人对幼教行业更是陌生的.您可以跟我们讲讲当时幼教行业的情况吗？
陈国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行业确实是底子薄、基础弱，幼教行业更是要从零做起。不过，当时国家已经开始重视幼教了，全国都在“学苏联”——幼教行业广泛学习前苏联学前教育模式，包括教学材料、房屋设计等。南京市实验幼儿园刚开始创办的时候虽然只有四个班，但从小小班（3周岁）到大班（7周岁）都是配备齐全的，满足了3-7周岁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需要。到了1962年前后，社会物质条件很差。幼儿园每—位领导和老师都认为不能对不起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本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克服了各种困难，紧抓教育质量，开展分科教学研究。老师们对各个学科都有所掌握，后来还是根据各自特长进行了分科，以更好地满足儿童的需求。教师还积极地自编教材，为了让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美观，还精心布置了幼儿园环境，从设计到材料，每一样物品都是师生自己动手做的，让每个角落都不留白。此外，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南师大）的各位教授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科研支持，他们带着理论来到幼儿园，和一线教师一起研究，为我们答疑解惑。
《幼教365》：在那个年代，幼儿园里有哪些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国强：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很多。那时候，我们幼儿园人数比较少，从小朋友到家长再到老师，大家互相之间几乎都认识。老师都住在幼儿园，虽然有的老师已经结婚了，但因为条件困难没有住房，还是选择住在幼儿园。大家吃过晚饭后会围坐在一起开会学习，年轻老师偶尔还要帮有孩子的老师照看孩子。幼儿园仿佛是一个大家庭，特别温馨。
当时，虽然我们的物质条件比较匮乏，但还是尽可能地带幼儿开展活动，并且形成了“活动的开展要以儿童为主导”的意识。我们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为了帮幼儿塑造强健的体魄，幼儿园会组织徒步活动;为了让幼儿亲近自然，了解農村，幼儿园组织农村野营活动;带幼儿走进军营，了解解放军;等等。老师在活动开展前进行了很多研究，希望幼儿能通过活动有所收获。例如，开展野营活动之前，由老师为活动选址。在出发前，老师会和孩子沟通：“春天到了，我们要去农村野营了，你有什么想法吗？有没有什么困难？”提出问题后，孩子们都叽叽喳喳地讨论着，有的孩子说：“老师，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妈妈，我去农村了想妈妈怎么办？”老师还没回答呢，其他孩子便给出主意：“你可以带上妈妈的手绢，想她的时候就闻一闻啊。”孩子们还提出了许多干奇百怪的问题，有的孩子觉得农村很脏，小心翼翼地问老师：“老师，万一我踩到脏水、‘屎居居怎么办？”其他孩子回答说：“你可以在路边把鞋子蹭干净呀。”这个过程充分锻炼了幼儿思考问题的能力，让活动变得更加有声有色。
二、幼教行业和祖国同发展
《幼教365》：1979年，教育部颁布了《城市幼儿园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的颁布对幼教行业产生了哪些影响？对您又有哪些影响？
陈国强：随着国家的发展，幼儿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为了能更好地开展幼教事业，国家颁布了这样一部《条例》，不仅明确了幼儿园的工作任务和工作职责，还谈到了幼儿园的教育教学问题。自此，我最大的感受是：大家更加重视幼教行业，幼儿园也得到了更多领导专家的支持，幼儿园课程在深入研究之后变得更加成熟。
对我个人来说，影响更为深远。在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后，1982-1984年，我有幸被领导派遣到南师大进修，接受了很多新的幼儿教育理念和思想，丰富了自己的理论知识。
《幼教365》：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里，我们的祖国经历了风风雨雨，各行各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您觉得在这几十年里，幼教行业产生了哪些日新月异的变化？
陈国强：幼儿教育行业确实发生了很多的改变。首先是人数上的变化，以我们实验幼儿园为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只开设了四个班，后来随着入园人数持续增长，目前已经有十五个班级，已有幼儿五百余人。教师配备方面也有了巨大的变化。最初，我们每个班只有两名教师，他们不仅要负责教学，还要负责保育工作，而现在幼儿园的每个班都是“两教一保”。
学前教育从注重为家长服务为主发展为“科学保教”的新要求，这是幼教行业第二个变化。改革开放时期，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文件：1988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等部门关于加强幼儿教育的通知》;1996年，颁布《幼儿园工作规程》;2001年，发布《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12年，教育部颁布了《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从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大领域提出目标要求及教育建议。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充分展现了国家对幼教政策方面的支持和进步。
学前教育从照搬模仿到自主探索创新，“坚持扎根大地办教育”，这是我眼里的第三个变化。幼儿园课程有了巨大的转变，经历了从简单模仿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逐渐描绘出创新多元的新画面。课程实践模式不断涌现，课程理念不断孕育更新，如，南京太平巷幼儿园的田野课程，南京鼓楼幼儿园的单元课程，南京实验幼儿园的综合模式课程等。不但表现出幼儿园教育改革开放的多元化，还展现了学前教育的生机与活力。
第四个变化是：学前教育已从单纯地“为家长服务”发展为提倡家园其育，再到发展为提倡“综合性全方位教育”。时代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教育需要不断创新。学前教育已经不单单是家庭和幼儿园的工作，更是国之大计，牵动着全社会的每一根“神经”。
三、满怀期待，相信未来
《幼教365》：您在幼教岗位上奋斗了几十年，经历过太多风风雨雨。作为前辈.您想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幼儿教师说点什么呢？
陈国强：我一辈子都奋斗在幼教行业，一干就是几十年。如今的我即便退休了，也还是愿意去幼儿园看看，只要和孩子们在一起，永远都是快乐的;和青年教师在一起，永远都是充满活力的。根深才能叶茂，学前教育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基础保障，是教育强国的基础支撑。我们应该对中国学前教育满怀期待，每个幼教工作者都应该时刻坚守教育初心，坚定教育自信，不断借鉴先进的教育成果，不断探索和总结学前教育的发展经验，真正为幼教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我想送给年轻一代的幼教工作者两个字——相信。相信我们从事的行业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快乐，相信幼教行业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