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战期间英国和平主义与绥靖政策
张艳婧
【摘 要】绥靖政策，是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推行的外交政策，其出台与当时英国国内浓厚的和平主义气氛密切相关。本文简述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平主义在英国的发展，并试图从心理、政治和军事三方面论述和平主义是如何影响绥靖政策的出台及实施。
【关键词】两战间；英国；和平主义；绥靖政策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1-0091-02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为后人所诟病、同时也是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主要奉行的外交政策——绥靖政策，它的出台除了与当时英国因经济危机造成的国力衰减、传统均势外交的延续以及妄图祸水东引之外，也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国内盛行的和平主义密切相关。
和平主义又称非战主义，它反对一切战争，并认为“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是不合理的，战争不是解决国际纠纷的合法手段”[1]（P.54-56）。
早在1816年，英国最早的和平主义团体——伦敦和平协会——便已诞生并开始了活动[2]（P.112-120），而和平主义真正大范围地在英国风行则是在一战后。战争给英国造成的巨大的经济损失以及“一代最有才华和最具创造力的青年”的死去[3]（P.5-20），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投下沉重的阴影，厌战、反战的情绪在英国乃至欧洲弥漫，也正是这种朴素的心理诉求，使得和平主义再度被召唤，因而诸多和平主义者及一系列和平主义组织得以大量涌现、其支持者也不断增加。如成立于1918年致力于宣传国际仲裁和全面裁军的国际联盟协会在成立短短4年后，便拥有了20万会员，到了1932年更是发展至100万人[4]（P.232）。
进入3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爆发、德意两国法西斯化和国际局势的日趋紧张，群众厌战追求和平的呼声也更加高涨。
1933年，面对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统并解散国会的举动，英国牛津大学俱乐部通过不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决议，而类似的决议也在随后相继出现在曼彻斯特大学、莱斯特大学、爱丁堡大学等20多所大学中。当年秋，工党大会也表示“一旦出现战争或战争威胁即以总罢工相胁迫”，时任工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更是宣称：“我要关闭所有征兵站，遣散陆军，解散空军，我要废除一切可怖的战争设施，并对全世界说‘你尽管瞎干好啦”[5]（P.162）。
在德国违背《凡尔赛和约》大肆扩军的背景下，1935年夏，工党、自由党和国际联盟协会共同组织了一次群众性的和平投票。结果显示，参加投票的1150万人中，仍然有91.3%的投票者选择支持全面裁军[6]（P.265）而非扩军备战。
1938年《慕尼黑协定》签订的消息传到英国，举国欢庆，以至于当时的英王乔治六世都称之为“伟大的一天”，坎特伯雷大主教也称赞张伯伦“在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危机时刻以伟大的气魄成就了一件伟大的事业”[5]（P. 259）。回国后，张伯伦更是收到了群众自发的、凯旋似的欢迎。从机场回到首相官邸的一路上，“自始至终人群拥挤，不分社会等级，人人竭力欢呼，以致声音也嘶哑了。他们不断跳上汽车的脚踏板，敲打车窗，把手塞进车内要求握手”[5]（P.256）。人们的欢呼还表现在报纸上，当时的报刊无一例外地表达出感激之声，《星期日快讯报》更是称“千百万母亲、妻子和情人的感激之情将汇集成一股滚滚洪流，把内维尔·张伯伦先生推向历史的顶巅”[5]（P.256-257）。这一切都再次显示出英国人民对和平的深切希望。
人们对和平的呼声并不随着时局的恶化而消弭，1939年波兰失陷，张伯伦收到的邮件中仍尽是要求停止战争的信件，人们称“你过去制止了战争，现在肯定能在我们都被推下悬崖以前找到办法”；不仅在民间，甚至劳合·乔治在下院恳请他认真地考虑争取和平的各种具体建议[5]（P.266）。
直至1940年法国沦陷，英国国内的舆论势头才得以真正转变，但那时英国已不得不正视已鲸吞大部分欧洲的纳粹德国逼人的攻势、面对自诺曼征服后近一千年来第一次遭受入侵的危险。
作为历史现象的心理或者社会层面，以厌战、恐战、反对一切战争为代表的和平主义，它的高涨为绥靖政策的出台和实施奠定了社会基础。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心理上。和平主义源于群众厌恶战争、追求和平的朴素愿望，而和平运动的蓬勃发展，反过来，也会再度强化社会中放棄军备、拒绝战争、保持和平的意识。进入30年代后期，面对希特勒公然违背《凡尔赛和约》重整军备与东欧一系列国家的相继陷落，不但没有成为警钟，反而召唤起了更大规模的和平运动，甚至提出“我们还必须放弃防卫”[7]（P.150）的口号。这些主张“从精神上和思想上解除了与法西斯侵略势力作斗争的武装，使整个英国都弥漫在不切合实际的和平主义幻想的氛围之中”[8]（P.84-90），并通过民主制度再一次影响到政治决策。
其二，政治上。作为近代世界民主社会的典范，英国国内良好的民主传统及运行模式使得群众的诉求能通过种种方式上升并影响上层决策。而英国国内弥漫的和平主义社会氛围，便首先通过选举影响到了政党主张和首相人选，使得尊奉和平主义信条的政党及其党首更容易获得选民的支持而上台，反之，“那些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党或政治家……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9]（P.163-164）。如1923年大选中，工党正是靠着“国际和平、国内繁荣”的口号战胜了对手[3]（P.5-20）。尊奉和平信条的政党上台组阁后，为了继续得到民众的支持，其政策也都会以和平为主要考量。如温斯顿·丘吉尔任财政大臣时，其裁剪国防预算的政策能得到了普遍赞同，其原因之一便是符合和平运动的要求[10]（P.26）。同时，政府内主战色彩的官员通常也会被调离其职，无法得到重用。如1937年英国驻德大使由主张对德警惕的菲普斯撤换为鼓吹英德合作的汉德森，又如1938年英国外交大臣由反对绥靖的艾登替换为吹捧希特勒的哈利法克斯。整个政坛都被和平主义的气氛所包围，因而绥靖政策的出台实施也就有了足够的国内市场。
其三，军事上。当时英国国内普遍的舆论都认为“裁减武装部队是恢复商业繁荣重建信心以及促成政治和解的基本条件”[11]。因而一战后，英国政府便出台政策限制军费开支和裁减军队以响应国内呼声。在1919年出台的“十年规则”战略的指导下，英国陆军迅速裁员，短时间内就从 1918 年的 350 万减少为1921年的37萬。同时，国防开支也大为减少，从 1919年三军的 6 亿零 4 百万英镑削减到 1922年的1亿1千1百万英镑。到了30年代，裁军的呼声仍不停歇，人们“对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之为‘战争贩子和‘恐怖贩子”[9]（P.163），直至1933年德国退出国联时也未曾改变，仍要求“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军的政策，从而给全世界做出榜样”[9]（P.163）。军人数量和国防开支的锐减，使得各军只能按照自身需要进行发展，因而客观上使得英国三军建设缺乏共同的战略规划，陆军只满足于基本的“帝国防御”需要；皇家海军被迫放弃了“两强标准”，最后甚至连“一强标准”也难以为继；新兴的皇家空军尽管得到较好的发展，但也大大落后于其他强国[11]。同时，裁军的呼声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英国政府的备战举措。随着欧洲局势的恶化，英国政府也曾在1934年7月提出议案，建议在5年内扩充41个中队或大约820架飞机以加强英国皇家空军的实力，但该议案最终仍在下院审议时被否决。作为当时反对党的代表，艾德礼就曾说：“我们否认有扩充空军军备的必要……我们否认皇家空军的扩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个前提，我们也反对空中均势的要求”[9]（P.167）。而外交政策通常都应以该国国家实力作为后盾。两战期间英国薄弱的军备和扩军的“举步维艰”，使得英国在面对法西斯无法在短时间内扭转两方的军事差距、以迅速实施有效抵制，配合着国内的和平呼声，因而在面对法西斯国家步步紧逼的态势时，英国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外交谈判与法西斯国家达成和解、尽可能避免或者推迟战争，而这也使得英国错失了以最小代价制止战争的时机，最终只得再一次迎接世界大战的到来。
综上所述，和平主义主要从以上三方面促成了绥靖的出台和实施。因而我们在探讨20世纪30年代英国绥靖政策时，不能将其“简单地看成是某一个人的错误，它实际上反应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和群众心理”[8]（P.84-90）。尽管我们不能过分指责当时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抱有以绥靖求和平的幻想，毕竟“人们没有这种事后的明见，因此他们抱有这种幻想，既不愚蠢也非耻辱”[5]（P.196）。但我们也应清楚意识到，正是这种千方百计避战求和的心理通过民主制度上升演化为国家政策，才有了英国对纳粹的步步退让，逐渐错失最小代价制止战争的时机，进而最终酿成了大战再次爆发的恶果。
参考文献：
[1]崔瑞连.和平主义与绥靖政策[J].中学历史教学参 考，2008，（5）.
[2]熊伟民.信仰与现实间的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的英国和平主义者[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02，（2）.
[3]徐蓝.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欧美和平运动的发展[J]. 世界历史，2014，（1）.
[4]华尔脱斯.国际联盟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
[5]伊恩·麦克劳德.张伯伦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9.
[6]约翰·惠勒-贝内特.慕尼黑：悲剧的序幕[M].北京： 北京出版社，1978.
[7]A·A·米尔恩.尊重和平：对战争协定的询问[M].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8]熊伟民.30年代英国的和平运动[J].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9）.
[9]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一卷第 一分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10]基思·米德尔马斯.绥靖战略（上册） [M].上海：译 文出版社，1978.
[11]丁英胜.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军事战略与对欧政 策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11.
[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