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山本和义的宋诗研究
邱美琼 邱青青
摘要：山本和义是日本宋诗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诗文献整理、宋诗的分期、宋诗的特色以及苏轼个案研究等方面。尤其是后二者，颇有一得之见。在宋诗特色方面，山本和义认为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理性化、题材日常化以及自然的描写方式上；在苏轼个案研究方面，山本和义主要着力于苏轼诗中的人生体悟、苏轼及其周边文人的社交唱和诗等。山本和义的研究，善于将所要探究的问题纳入到当时的史学与诗学背景之下，深稽博考，细致分析，阐发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引领了日本学界的宋诗研究，也为我国的古典诗学研究提供了参照与借鉴。
关键词：日本；山本和义；宋诗研究；研究特色
中图分类号：I313.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3-0122-07
山本和义（山本和義），1936年（昭和11年）3月生，1958年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中国语学文学专业硕士课程修业期满，师从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小川环樹）两先生。1972年任教于南山大学文学部，现为该校名誉校长，日本中国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唐宋诗歌尤其是苏轼诗研究。
山本和义在宋诗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先后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他在1960年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了首篇有关宋诗研究的论文《苏轼诗论稿（蘇軾詩論稿）》。任职于南山大学之后，山本和义对宋诗砥志研思，孜孜不辍，又陆续写作了10余篇以苏轼诗文为主、偶涉其周边文人诗的研究论文，大部分已收录于《诗人与造物——苏轼论考（詩人と造物——蘇軾論考）》之中。
整体来看，山本和义的宋诗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宋诗文献整理、宋诗的分期、宋诗的特色以及苏轼个案的研究等方面，很好地引领了日本学界的宋诗研究。
一、宋诗文献整理
古代文学研究的实现，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但是，古籍文本在传抄的过程中，难免出现脱衍、散佚、讹误等问题，这有碍于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故而，国内外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对文献整理颇为重视。日本学者亦深谙其道，他们不单收藏着为数不少的中国古籍文献，在文献整理方面也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传统，非常重视诗文的文献整理与训解译注。
山本和义在宋诗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有：与小川环树选译《苏东坡集（蘇東坡集）》，收录于15卷的《中国文明选（中國文明選）》；译注《苏轼（蘇軾）》，收录于23卷的《中国诗文选（中國詩文選）》；与小川环树选译《苏东坡诗选（蘇東坡詩選）》，收录于《岩波文库（岩波文庫）》；与小川环树译注《苏东坡诗集（蘇東坡詩集）》（1～4）；与大野修作（大野は）、中原健二译注《宋代诗词（宋代诗詞）》，收录于《中国古典鉴赏（鑑賞中国の古典）》等。
小川环树先生对苏轼颇为敬慕，山本和义作为其高足，也主要从事苏轼研究。二人合舟共济，在苏轼文献整理方面成绩斐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诗集》（1～4）的译注。苏轼作为北宋文坛的一代盟主，诗歌造诣堪谓千古独步。他的诗歌在镰仓、室町时代传入日本后，一直被日本学者重视，有不少翻译注释的文本。除了各种选译本之外，还曾刊行了全译本，如岩垂宪德（岩垂憲徳）、释清潭（釋清潭）、久保天随（久保天隨）译注的《国译苏东坡诗集（国訳蘇東坡詩集）》。此书对清代冯应榴所著的《苏文忠公诗合注》进行了训读。《苏文忠公诗合注》一书共50卷，附录5卷，苏轼历代旧注大皆汇于此，并且作者还对旧注作了考订与补正，是苏轼诗歌阅读与研究不可多得的文献材料。岩垂宪德、释清潭、久保天随三人对其训读，着实是有功于学界之举。之后，小川环树与山本和义译注的《苏东坡诗集》（1～4）遵循冯应榴辑注的《苏文忠公诗合注》编排顺序，逐次对苏轼诗文作了译注，还依据历代主要苏诗版本以及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孔凡礼校注的《苏轼诗集》进行校勘，并参考笑云清三（笑雲清三）编著的《四河入海》等日本古注来校订与译注。所憾的是，《苏东坡诗集》（1～4）因小川环树先生逝世而刊行中断。内山精也不忍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湮没于后世，将剩余部分由山本和义补订后，刊载于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的会刊《橄榄》。
二、宋诗分期研究
关于宋诗的分期，中日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上来说，我国对宋诗时期的划分，约莫有以下几种：一是四分法。宋末元初的戴表元在《洪潜甫诗集序》中言：“始时，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宣城梅圣俞出，一变而为冲淡；豫章黄鲁直出，又一变而为雄厚；永嘉叶正则倡四灵之目，一变而为清圆。”[1]近代的陈衍则作了更为明细的划分，他以唐诗分期作为参照，将宋诗也划分为四个时期。后世所傳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四分法，大抵借鉴于此。二是六分法。此类分法最早见于方回《送罗寿可诗序》，序言中将宋诗的流变划分为六个阶段：宋初继晚唐遗风，诗有三体；欧、苏、梅诗学杜甫、韩愈，晚唐于是退舍；苏、王、黄、陈各以其技擅场，自成一家之宗派；陈与义为南渡之巨擘；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诗才超群拔萃；嘉定而降，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各竖一帜[2]。清代全祖望《宋诗纪事序》也将宋诗分为六个阶段：宋诗之始，西昆体最盛；庆历以降，欧、梅、苏诸公出，诗风为之一变；苏、王、黄各具炉捶，诗风又一变；建炎以来，萧、杨、陆、范匠心独具，各领风骚；永嘉四灵崛势而起，诗风又一变；逮至宋亡，悲苦之音顺势而发，诗风又一变也[3]。三是按照体派的流变来划分时期。张白山《宋诗散论》提出，宋诗可分为七个阶段：西昆体，革新派与苏、梅、欧、王，苏轼与苏门六君子，江西诗派，江西派的新发展与陈、杨、范、陆，永嘉四灵和江湖派，爱国诗派[4]。
山本和义对宋诗的分期亦有其独到之见。他在《宋代的诗》一文中，依照历史时代划分，大致将宋诗分为南宋与北宋，并进一步分别对二者作了三个时期的划分，即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中期、南宋后期。
山本和义在解说宋诗分期之时，皆以各个时段的社会背景为切入点，在概括其流变的阶段性态势的同时，也择取了典型诗人为例，以明其说。山本和义认为，北宋前期近六十年，王朝初建，时下未能为新王朝文化的生发提供“土壤”，“前朝遗风大行其道”，三体以唐人诗风为规摹对象，且难以冲破藩篱，以致“还看不出宋诗的风格”[5]294。北宋中期，是“开辟新的时代文化（近世的文化）的时期，也是宋代诗风确立的时期”[5]295。欧、苏、梅为其时诗坛的中流砥柱，三人诗文皆感时事而作，富有思想性，开启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新诗风。北宋后期，“是北宋诗坛最繁盛的时期，优秀诗人辈出。宋代诗风最鲜明的体现就在这个时期”[5]296。王、苏、黄、陈等人，皆凭借其卓荦之才自成一格，促就了诗坛异彩纷呈的景象。南宋前期“被后人评为‘文学史的峡谷，是小诗人时代”[5]297。江西诗派学人远祧杜甫，近习黄诗，一时声名大噪，后世受其诗风影响者多有其人。南宋中期“是南宋诗坛最兴盛的时期”[5]297，范、杨、陆、尤诸位名家，皆独辟一家之诗风，开创了宋诗发展的新格局。南宋后期“是民间小诗人的时代，宋代理性的诗风退潮”[5]298。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的诗歌皆以澄怀抒性为主，风格简明浅显，推动了“宋调”的进一步演变。以上山本和义对宋调流变的把握，足可见其对影响诗歌发展的内外因素的考量。当然，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宋代社会风潮、诗歌风貌以及诗派承衍的熟稔于心。
在日本宋诗研究史上，吉川幸次郎也曾对宋诗分期发表过自己的真知灼见。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说（宋诗概説）》将宋诗按时间划分为六个阶段：北宋初过渡期、北宋中期、北宋后期、北宋末南宋初的过渡期、南宋中期、南宋末期[6]。吉川幸次郎认为，时代的嬗变与诗风的形成并非步调一致，所以，宋初定鼎也就不意味着新诗风的必然衍生。北宋初之际，诗坛只是处于既熏沐前贤遗风，又力图祖述有自的“过渡”时期，特点昭著的一代诗风尚未“孕育”而出。北宋末至南宋初期间，也是属于前人风格难以为继，新的诗风标向又还未确立的“过渡”阶段。因此，吉川幸次郎将“过渡期”也作为一个时段划分出来，力求更为明细地显示诗风嬗变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出，山本和义与吉川幸次郎的宋诗分期大体类似。只是吉川幸次郎将北宋初与南宋初的“过渡”性直接以字样标示出来，而山本和义并未如此。但山本和义也注意到了，宋初诗歌与后世所言的“宋诗”的形成需要一个“过渡”的阶段。他在逐次阐说宋代诗歌发展态势时，便明确指出，宋代初期，宋诗风格还看不出。厥后至宋代中期，真正的“宋代诗风”才得以确立。由此可见，山本和义对宋诗过渡时期风格的嬗变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除此之外，山本和义的分期论述，往往将时代文化背景与诗风流变综合考虑，从中亦可窥见其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重视。
三、宋诗特色研究
宋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凭借其独有的特点和艺术魅力，在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与唐诗相抗衡，实属不易。纵然其成就不如唐诗那般斐然可观，但能“以筋骨思理见胜”独创一家之格，其风采足可炳耀文史，其风格特色也颇资津逮，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时移世易，随着宋诗“冷遇”境况的改善，世人对宋诗的审美心态也逐渐有了新的转变，在宋诗特色方面研精覃思者，不乏其人。如王水照的《宋代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教训》，该文深稽博考地论述了宋诗散文化、议论化、以才学为诗的创作特点。张白山的《宋诗散论》对宋诗的以文为诗、爱国主义和诗中有画三个特点作了论说。周少泉的《略论宋诗的成就及其特点》，明确提出宋诗具有现实性、哲理性、奇趣性、通俗性、入画性的特点。匡扶的《宋诗的评价及其特色浅谈》，对宋诗的现实性、爱国主义及其散文化、多议论、通俗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孙兰廷的《论宋诗之特色》，主要从现实性、哲理性、幽默性、诗情画意、以文字为师、以议论为主这几个方面探讨了宋诗的特色。文章之多不一而足。
山本和义对宋诗特色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宋代的诗》一文中明确指出，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理性化、题材日常化以及自然的描写方式这三个方面，并逐次展开了论述。
其一，理性化。关于理性化，山本和义开明宗义地提出“理性是宋诗最显著的特色”。他注意到“宋人喜欢将本来适合用散文來表达的理论性的思索写成诗”[5]289，这与南宋末严羽所谓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看法一致，不过二人言辞中蕴藏的情感态度有霄壤之殊。另外，山本和义还留意到，虽然宋人作诗倾向于以高度理性的思维对其加以辨析，但并未弃却抒情言志的诗学传统，诗歌情感表露不忌避，抒情诗、写景诗的佳作也为数不少，只是与唐诗的表现形式殊然有别。“唐诗是释放人生各种机会中高扬的情感的场所，与之相对，宋诗没有很露骨地表现这种感情，甚至就连感情本身也成为思索的对象，存在着试图平静化、努力致密地展开论理的倾向。”[5]289而上述倾向为何会构成诗坛主流，山本和义也作出了自己的推测，即学问渊博的士大夫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士大夫是宋代文学的主要引领者，他们善于以理性的方式阐发议论、消弭愤懑、淡化情感，也偏好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原本适于散文文体的理性思索。如此一来，便“促使宋代哲学和史学取得显著发展的精神风土，诞生了这种诗，可以说堪称散文精神的理性也波及了诗的世界” [5]290。这也就引出了山本和义所要论证的另外一个问题，即“这种诗的散文化现象，是否使宋代诗的世界出现了扭曲呢”[5]290？山本和义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在其诗世界的另一端，作为纯粹抒情诗的词成为了有一定扩展的存在，诗世界在扩大的同时，更加丰饶化了。将表露抒情的、感伤的场所让给词，诗，特别是古诗可以看作是进一步的散文化了。诸如恋爱感情等几乎都是以词的形式来描写，宋诗则很少写这些，即是其佐证”[5]290。所以，宋人作诗以优游不迫的理性心态节制情感，但并不意味着诗歌是缺乏情感的诉诸，它是时人对我国传统的诗学旨归作了理性的反思与反拨之后的状态。
其二，题材日常化。对于宋诗题材日常化特色形成的缘由，山本和义首先作了根源性的探讨，即创作主体心态意绪的调适。“进入宋代，诗人们的作诗活动变得日常化，就好像记日记、写信一般，被当作日常生活极其平常的事情，再也不是需要端起架子大张旗鼓地做事情了。”[5]291山本和义认为，宋人将作诗视为稀松平常之事，其对诗作题材的择取亦随之日常化。昔日难以勾动心弦的琐碎意象，在宋代诗人那里都足以澄怀遣兴，更能引发其创作的灵感。与之相类似的观点，我国学者缪钺先生的《论宋诗》中也曾论及，其谓：“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和答子瞻》、《省中烹茶怀子瞻用前韵》、《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复次韵戏答》，共五首，皆用‘书‘珠‘如‘湖四字为韵。）”[7]可见，关于宋诗题材的日常化这一特色的认识，中日两国学者不谋而合。当然，题材的日常化也关涉到另外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诗人的诗学功底坚实与否。山本和义对此也有所阐说：“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诗，稍不注意就会流于平板化，很难使读者的心绪高扬，这是它的一个缺憾。因为作为题材的日常生活缺乏起伏，生活者的心态大体上是平静的。要想使这种题材的诗能够诱发读者诗的感动，诗人必须具备凝视对象的锐利的眼光和纤细敏锐的感觉。”[5]291因此，在山本和义看来，宋诗中的上乘佳篇，皆是具备这般卓绝能力的诗人而作。
其三，自然的描写方式。山本和义以为，宋人诗作题材的挖掘，更多的是将关注的目光投放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微物之上，对自然的描写并不十分热衷，但其描写方式却能匠心独具，形成了以往诗中没有的特色。至于特色体现在何处，山本和义将其分为了两个层面进行论述：一是伴有博物学见解的描写自然的方式，二是拟人化的描写自然的方式。在伴有博物学见解的描写自然的方式方面，山本和义采取了举例论证的说理方法。文中托始于唐人与宋人的写花习尚之别，进而引出“中国的博物学知识自古是以本草学的形式蓄积而来，然而这种学问的性格是彻底地关注药效等有用性的侧面，与近代的博物学有很大的隔阂，也就是说，如果某物欠缺有用性的话，就不会被当作研究对象”[5]292，但宋人并非如此的说法，再举苏轼《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中的诗句为例，对其加以印证，增强了论述的力量。而在宋诗拟人化的描写自然的方式方面，山本和义则从先秦古籍《山海经》着手，鞭辟入里地探究出阻碍唐及先唐人将自然拟人化的症结所在，“古人认为，自然物在看不见的根底处，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与由这种不能了解的理支配的世界相连，它们与人类是存在距离的”[5]292。以此为反面，山本和义继而阐述了宋诗中自然拟人化的根由，“宋人认为他们与自然共有一个理”，“自然变成了一种亲切的存在，即成为了可能拟人化的存在”[5]293。这里，山本和义是将写作特色作为了折射世人自然观的媒介。延而伸之，抑或可用以观照历史图景中人类自然观的演变轨迹。
山本和义对宋诗特色的研究，即便是分析大家公认的特色，论述亦能不落前人窠臼，不拾他人耳食。从立论到阐释有理有据，又循序渐进，将研究的笔触深入到宋代的学术环境、时人的创作心态、审美意趣以及对自然界的感知等各个层面，所持观点皆能令人耳目一新，使受众获益匪浅。
四、宋诗个案研究：苏轼
苏轼诗于镰仓（鎌倉）、室町时期传入日本，此时日本本土正兴起以五山诗僧为代表的汉文学活动，称为“五山文学”。五山诗僧对苏轼诗中蕴含的禅学意味格外青睐，便开始着手为其作注，像五山僧人瑞溪周凤（瑞渓周鳳）的《脞说（脞と）》、太岳周崇（太嶽周崇）的《翰苑遗芳（翰苑遺芳）》、桃源瑞仙的《蕉雨馀滴》、万里集九（萬裏集九）的《天下白》等，皆是苏轼诗歌的注释本，而笑云清三编撰的《四河入海》，更是苏轼诗注的集大成之作。随着苏轼诗歌在日本传播范围的扩大，学者们对其研究的热衷之情亦与日俱增，特别是20世纪以来，研究成果相继推出。
山本和义是20世纪以来日本宋诗研究的第二代学者，在他的宋诗研究论文成果中，苏轼诗研究占据了绝大部分。诸如《苏轼诗论稿（蘇轼詩論稿）》《苏轼岭外诗考（蘇軾嶺外詩を考える）》《苏轼〈望湖楼醉书〉诗考（蘇軾〈望湖楼酔書〉の詩を考える）》《诗人与造物——苏轼论考（詩人と造物——蘇軾論考）》《诗人的长啸（詩人の長嘯）》《造物的各异形态（造物の異なる形）》《〈南行集〉及其周邊——苏诗记（〈南行集〉とその周辺──蘇詩剳記）》《〈南行集〉中的苏轼诗（〈南行集〉には蘇軾詩が）》《苏轼的诗与人名（蘇軾の詩と人名）》《洋川园池诗考（洋川園池詩を考える）》《苏轼诗中所表现的人生观（蘇軾の詩には、人生観が）》《苏东坡的“诗”——“理”与诗情 （蘇東坡の「詩」——「理」詩情と）》等，都是山本和义对苏轼诗歌进行析毫剖釐之后的产物。山本和义的研究主要着力于苏轼诗中的人生体悟、苏轼及其周边文人的社交唱和诗等方面。
（一）关于苏轼诗中人生与生命体悟的探究
诗歌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抒情文体，它是创作者真实生命体验的写照。而对于这种生命体验的认知，我国古人素来以“情志”二字概括，它成为创作者生命体验最恰切的诠释。诗人藉由诗歌形式折射自身的生命体验，也因“情志”托载其中，才方显诗歌生命的张力。因此，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审美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既是与诗人“情志”的共鸣，也是对作者生命体验的一种认知。但因阅读主体文学素养和审美角度的不同，这种认知也因人而异。正如面对道博、思深、才高、语新的苏诗诗歌，山本和义在品读之后，对其人生与生命体悟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之见。
苏轼的诗歌内容，基于他对社会历史人生皆有盎然的兴趣和深切的体悟，其诗中一直叩问的主题便是人生与生命的本原、存在性状、存在品质及价值等，而山本和义的论说正是立足于此。
山本和义的《苏轼诗论稿》一文分为三部分，各个部分围绕着苏轼诗中数次出现的诗句，展开苏轼人生体悟的探究。山本和义认为，“青山久与船低昂”“吾生如寄耳”与“遇境即安畅”这三句，分别体现了苏轼看待事物的方法、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委顺的思想”。对于第一部分的问题，山本和义主要透过苏诗的表现手法来深究其待物的态度。他认为，依照惯常诗歌创作思维来说，人作为万物之灵，当居于世间关系的主体地位，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以人为中心来呈现各类的姿态。因此，在以往诗歌当中，诗人俱是以固定的视点来看待事物的，描摹于诗人笔端的万事万物只为凸显静止的诗人服务。但苏轼却一反既往，他以复数的视点去观看，故而，纳入其诗中的万物被赋予了瞬息万变的灵动性，能随诗人的视点变化而自由变换姿态。山本和义对苏轼人生体悟最具见解性的论述当数第二部分。文中抓住苏轼诗中数次出现的“吾生如寄耳”诗句，展开对苏轼诗中人生体悟的探究。他说：人生短促，犹如暂时寄寓世间的思想，古已有之，因此，乍见之下，这类语句给人以悲观之感。但在苏轼这里，“吾生如寄耳”并非通向厌世，而是导向了相反的主张：在短暂的一生里，人应该去追求幸福，不，应该说幸福是无处不在的。唯其如此，他才会说“人生如寄何不乐”。山本和义认为苏轼的“吾生如寄耳”与一般的悲叹人生短暂不同，苏轼是积极地承受人生的诸多不如意，并力图扬弃人生的悲哀，他把一切顺逆之境相对化，乐观地接受并认同上天给予的任何境遇。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推导出了苏轼“委顺的思想”。苏轼一生以儒、佛、道思想涵养心性，进退宠辱皆能自如。山本和义指出，苏轼将人生看作是千变万化的东西，不为人生中的灾难和幸福而烦恼。正是基于这种想法，苏轼超越了世俗的一切执着，不困于哀乐之事，不畏于顺逆之境，常怀“人生如寄耳”的心态，达到了“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的高境。而且，苏轼无论处于何种新情势之中，皆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其潜在的价值，此类处世态度堪称“委顺的思想”。
山本和义除了揭示苏轼对人生的深刻体悟与见解之外，还对苏诗所言的“造物”作了一番讨论。“造物”，古人以为天造万物，因此称天为“造物”，也引申指人的命运。苏轼诗歌中“造物”二字出现次数达32处之多，山本和义的恩师小川环树先生曾留意到这一现象，他在《苏东坡其人其诗》中着眼于苏诗中频繁出现的“造物”一词，进而窥探苏轼的人生体悟。他对苏轼将“造物”称为“小儿”颇感兴趣，认为这是因为苏轼“把人的命运、境遇，看成是某种超自然的存在所玩耍的游戏。那个创造并支配万物的超自然的存在，如同小儿一样天真烂漫，人类不过是这个造物主小儿游戏的产物，而且一直被其玩弄于手中。唯其如此，我们不能说人生在世无聊乏味了，因为人生又可以像小儿那样自由玩耍了”[8]。山本和义对此观点心折首肯，并在老师小川环树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苏诗的“造物”作深入的探讨，以探索苏轼诗作的人生体验与自然观。
山本和义在《诗人与造物——苏轼论考》一文中，着重分析了“造物”与诗、诗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没有语言能力的“造物”将自己的“无尽藏”馈赠给诗人，诗人以造物赠予的自然物象作为原始的素材，用“诗眼”审视、用诗学语言加以“镕化”，赋予它们“碧水、清风、明月、翠竹”等具有诗意的雅称，最终创造出诗的国度，完成造物所期待的美。不过，造物的馈赠并非是“无偿”的，山本和义认为，造物者本性吝啬，为了迫使诗人创作出更加纯粹的诗，为了完美，有意使诗人穷困，换而言之，诗人“愈穷则愈工”，是造物者不顾诗人意愿而强加的结果。由此可窥知，没有语言能力的造物对诗形成了美的强烈渴盼。
与之相关联的对“造物”进行研讨的论文还有《造物的各异形态》一文。此文主要论述了出现在苏诗中的“造物”的各类形态。依山本和义之见，造物的诸相及其特征大抵呈现为以下几种样式：（1）命运的主宰者。人们被迫对其顺从，“但它的运作又并非是基于不可动摇的秩序即理的必然演绎，而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拟人格的存在”[5]64。（2）“无心”者。人格性淡薄，世人难以揣测其心意，造物与诗人亦是相离甚远。（3）“无物”者。此时造物非是具有人格的存在，而是化身为无意识的“理”。（4）“小儿”。随意摆弄江山风月与人的命运，或者更接近诗人，与诗人一同嬉戏。如上所述，造物是集多种形态于一身的复杂存在，难以一言以蔽之。因此，山本和义概括道：“在一个诗人的世界中，造物如此多样的存在形式，意味着在他的世界中，没有既定的牢不可破的构造，即没有不可动摇的秩序。对于这个诗人来讲，世界还没有完全地脱离混沌的状态，因此他的诗中，造物才可能以各种面貌出现，而读者也能够从造物的各种样态中探索出诗人在这种混沌中顽强生活的痕迹来。”[5]76换而言之，诗人唯有不以一成不易的角度去观摩还不具备美的秩序的造物者，并以其各类形相去建构一个诗的世界，才有可能完成美的创造。
山本和义的著述，在理解和把握苏轼诗歌意涵的同时，能够对其钩隐抉微，深入挖掘其诗歌当中潜藏的人生体悟以及对造物的别样看法，将苏轼的处世姿态与自然观逐一揭示出来，既丰富了苏轼的诗歌研究，还为读者展现了一个诗意栖居又高蹈境外的苏轼形象。
（二）关于苏轼及其周边文人社交唱和诗的探讨
在苏轼的创作生涯中，诗歌唱和的活动始终贯穿于内，并出现了几大高峰时期。苏轼的唱和诗基数庞大，现存的古今体诗总计有2 387首，而其中的唱和诗竟达1 000余首。唱和诗是苏轼情思意绪的载体，是其诗学特征的外在显现，也是文坛崇扬贬抑态势的表征之一，应该来说，它具有不可抹杀的存在价值。然昔日之诗论者，囿于正统的诗观习见，对其苛责不已。南宋末诗论家严羽曾斥责道：“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9]严羽此评中的“本朝诸贤”当然包括宋代次韵唱和诗风中的主体人物苏轼、黄庭坚等人。金代王若虚则对苏轼指名道姓地说：“次韵实作者之大病也。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专以此相尚。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多矣。使苏公而无此，其去古人何远哉？”[10]他们二人皆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对宋诗“次韵”与“斗工”的否定态度。在他们的文学观里，“言志”“缘情”才是诗歌正确的美学取向，而“次韵”“斗工”的审美追求，则使诗歌沦为了社交遣兴的工具。事实上，若能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学界域内对其周思衡虑，不再将传统诗学强调的社会功用作为衡量诗歌的唯一标尺，那么，唱和诗作为一种表现生命的文学形式对苏轼个体的人生意义就可突显而出了。
山本和义对苏轼《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的解析正是如此。他打破了传统诗论的陈规旧习，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苏轼个体的诗歌艺术之上，试图探寻苏轼唱和诗对诗世界的拓展与丰富所作的努力。
山本和义的《洋川园池诗考》，择取了文同、鲜于侁、苏辙、苏轼四人共同题咏或唱和的湖桥诗、冰池诗、待月台诗和霜筠亭诗为轴心，逐一进行构会甄释。山本和義探究发现，鲜于侁、苏辙、苏轼“三者虽然都是和诗，却不是和韵诗或者具有特殊形式的次韵诗”[5]153，他们与力争形式上整齐划一，以增强文学认同感的唱和诗迥然有异，“在洋川园池的唱和时，形式上整齐的美不是诗人们追求的目标，诗人们尤其是苏轼，重视的是与生活情形相关的诗歌内容。另外，与白居易之间经常‘次韵相酬的元稹，开辟的那种多少包含游戏性的次韵做法，不是苏轼等人这次所期望的”[5]154。另外，山本和义还将鲜于侁、苏辙、苏轼三人同题的唱和诗作了内部比较，认为“苏轼在唱和时的态度，不同于鲜于侁、苏辙循规蹈矩地补充、加强文同原诗所构建的诗世界的方法，他激情澎湃甚至有点贪婪地要构建起与原诗不同的新的诗世界来”，“苏轼不是追求统一带来齐整美的诗人，而是努力使其作为诗人的个性茁壮成长，从而创造出丰富的诗世界，可以说他是与南朝宫廷诗人们隔阂最大的一位诗人。从这个意义上，他是开辟了中国近世文艺复兴的诗人”[5]164-165。山本和义对苏轼此类唱和组诗的评价如斯，其推崇之意尽显无遗。
在我国也有两篇关于苏轼《洋川园池诗》研究的论文，即陈长义的《俯仰不随人，健笔开新境——读苏轼〈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和孙启祥的《苏轼〈洋州园池三十首〉的艺术特点及影响》。前者在鉴赏苏轼唱和诗之后，总结了苏轼的创作经验：一是具有独立与超越的意识，自辟蹊径，二是从不同角度摄取景物，恣意挥毫[11]。后者则不吝笔墨地阐述了苏轼该组诗布局缜密、比拟精当、用典博洽、风格清新、意境深邃的艺术特点，以及其深远的社会影响[12]。
以上三者的论文都是以苏轼的《洋川园池诗》为研讨对象，立论的角度大相径庭。山本和义偏向于考察苏轼别具一格的诗学经营，陈长义注重归纳苏轼独出机杼的作诗技法，孙启祥侧重于思索苏轼独具匠心的创作特征。三人之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从各个层面探求了苏轼《洋川园池诗》熠熠生辉的魅力所在。
从山本和义刊行的苏轼诗歌译注，以及收编在《诗人与造物——苏轼论考》的学术论文来看，他的宋诗研究往往能以整体的史学与诗学眼光看待问题，旁征博引，也重视相关诗文与其论点的联系性，使其论述显得理据兼备。而且，山本和义就问题所提的观点每每新颖独到，笔墨纵横其间，多有高屋建瓴之论，足见其深厚的文化修养，也为我国学者反观自身的研究观念与研究路径提供了参照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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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Yamamoto Kazuyoshi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cholars in Japan on Song poetry. His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literature arrangement， dividing stages，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poetry， and the case study of Su Shi. He shows particular insight on the latter two.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poetry， Yamamoto Kazuyoshi believes that Song poetry is different from Tang poetry in terms of rationalization， daily themes and natural description； on the study of the case of Su Shi， Yamamoto Kazuyoshi mainly focuses on life attitudes from the poetry of Su Shi， poetry of Su Shi and his companion men of letters. The research of Yamamoto Kazuyoshi is good at deep examination， detailed analysis and unique thinking from the history and poetics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which leads the study of Song poetry in Japanese academia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Keywords：Japan； Yamamoto Kazuyoshi； study of Song poetry； characteristics
（編辑：李春英）
摘要：山本和义是日本宋诗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诗文献整理、宋诗的分期、宋诗的特色以及苏轼个案研究等方面。尤其是后二者，颇有一得之见。在宋诗特色方面，山本和义认为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理性化、题材日常化以及自然的描写方式上；在苏轼个案研究方面，山本和义主要着力于苏轼诗中的人生体悟、苏轼及其周边文人的社交唱和诗等。山本和义的研究，善于将所要探究的问题纳入到当时的史学与诗学背景之下，深稽博考，细致分析，阐发自己独特的思考和见解，引领了日本学界的宋诗研究，也为我国的古典诗学研究提供了参照与借鉴。
关键词：日本；山本和义；宋诗研究；研究特色
中图分类号：I313.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3-0122-07
山本和义（山本和義），1936年（昭和11年）3月生，1958年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中国语学文学专业硕士课程修业期满，师从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小川环樹）两先生。1972年任教于南山大学文学部，现为该校名誉校长，日本中国学会会员，主要从事唐宋诗歌尤其是苏轼诗研究。
山本和义在宋诗研究方面成果颇丰，先后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他在1960年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了首篇有关宋诗研究的论文《苏轼诗论稿（蘇軾詩論稿）》。任职于南山大学之后，山本和义对宋诗砥志研思，孜孜不辍，又陆续写作了10余篇以苏轼诗文为主、偶涉其周边文人诗的研究论文，大部分已收录于《诗人与造物——苏轼论考（詩人と造物——蘇軾論考）》之中。
整体来看，山本和义的宋诗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宋诗文献整理、宋诗的分期、宋诗的特色以及苏轼个案的研究等方面，很好地引领了日本学界的宋诗研究。
一、宋诗文献整理
古代文学研究的实现，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但是，古籍文本在传抄的过程中，难免出现脱衍、散佚、讹误等问题，这有碍于古代文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故而，国内外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对文献整理颇为重视。日本学者亦深谙其道，他们不单收藏着为数不少的中国古籍文献，在文献整理方面也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传统，非常重视诗文的文献整理与训解译注。
山本和义在宋诗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有：与小川环树选译《苏东坡集（蘇東坡集）》，收录于15卷的《中国文明选（中國文明選）》；译注《苏轼（蘇軾）》，收录于23卷的《中国诗文选（中國詩文選）》；与小川环树选译《苏东坡诗选（蘇東坡詩選）》，收录于《岩波文库（岩波文庫）》；与小川环树译注《苏东坡诗集（蘇東坡詩集）》（1～4）；与大野修作（大野は）、中原健二译注《宋代诗词（宋代诗詞）》，收录于《中国古典鉴赏（鑑賞中国の古典）》等。
小川环树先生对苏轼颇为敬慕，山本和义作为其高足，也主要从事苏轼研究。二人合舟共济，在苏轼文献整理方面成绩斐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诗集》（1～4）的译注。苏轼作为北宋文坛的一代盟主，诗歌造诣堪谓千古独步。他的诗歌在镰仓、室町时代传入日本后，一直被日本学者重视，有不少翻译注释的文本。除了各种选译本之外，还曾刊行了全译本，如岩垂宪德（岩垂憲徳）、释清潭（釋清潭）、久保天随（久保天隨）译注的《国译苏东坡诗集（国訳蘇東坡詩集）》。此书对清代冯应榴所著的《苏文忠公诗合注》进行了训读。《苏文忠公诗合注》一书共50卷，附录5卷，苏轼历代旧注大皆汇于此，并且作者还对旧注作了考订与补正，是苏轼诗歌阅读与研究不可多得的文献材料。岩垂宪德、释清潭、久保天随三人对其训读，着实是有功于学界之举。之后，小川环树与山本和义译注的《苏东坡诗集》（1～4）遵循冯应榴辑注的《苏文忠公诗合注》编排顺序，逐次对苏轼诗文作了译注，还依据历代主要苏诗版本以及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孔凡礼校注的《苏轼诗集》进行校勘，并参考笑云清三（笑雲清三）编著的《四河入海》等日本古注来校订与译注。所憾的是，《苏东坡诗集》（1～4）因小川环树先生逝世而刊行中断。内山精也不忍先生的呕心沥血之作湮没于后世，将剩余部分由山本和义补订后，刊载于日本宋代诗文研究会的会刊《橄榄》。
二、宋诗分期研究
关于宋诗的分期，中日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上来说，我国对宋诗时期的划分，约莫有以下几种：一是四分法。宋末元初的戴表元在《洪潜甫诗集序》中言：“始时，汴梁诸公言诗绝无唐风；宣城梅圣俞出，一变而为冲淡；豫章黄鲁直出，又一变而为雄厚；永嘉叶正则倡四灵之目，一变而为清圆。”[1]近代的陈衍则作了更为明细的划分，他以唐诗分期作为参照，将宋诗也划分为四个时期。后世所傳北宋前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四分法，大抵借鉴于此。二是六分法。此类分法最早见于方回《送罗寿可诗序》，序言中将宋诗的流变划分为六个阶段：宋初继晚唐遗风，诗有三体；欧、苏、梅诗学杜甫、韩愈，晚唐于是退舍；苏、王、黄、陈各以其技擅场，自成一家之宗派；陈与义为南渡之巨擘；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诗才超群拔萃；嘉定而降，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各竖一帜[2]。清代全祖望《宋诗纪事序》也将宋诗分为六个阶段：宋诗之始，西昆体最盛；庆历以降，欧、梅、苏诸公出，诗风为之一变；苏、王、黄各具炉捶，诗风又一变；建炎以来，萧、杨、陆、范匠心独具，各领风骚；永嘉四灵崛势而起，诗风又一变；逮至宋亡，悲苦之音顺势而发，诗风又一变也[3]。三是按照体派的流变来划分时期。张白山《宋诗散论》提出，宋诗可分为七个阶段：西昆体，革新派与苏、梅、欧、王，苏轼与苏门六君子，江西诗派，江西派的新发展与陈、杨、范、陆，永嘉四灵和江湖派，爱国诗派[4]。
山本和义对宋诗的分期亦有其独到之见。他在《宋代的诗》一文中，依照历史时代划分，大致将宋诗分为南宋与北宋，并进一步分别对二者作了三个时期的划分，即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北宋后期、南宋前期、南宋中期、南宋后期。
山本和义在解说宋诗分期之时，皆以各个时段的社会背景为切入点，在概括其流变的阶段性态势的同时，也择取了典型诗人为例，以明其说。山本和义认为，北宋前期近六十年，王朝初建，时下未能为新王朝文化的生发提供“土壤”，“前朝遗风大行其道”，三体以唐人诗风为规摹对象，且难以冲破藩篱，以致“还看不出宋诗的风格”[5]294。北宋中期，是“开辟新的时代文化（近世的文化）的时期，也是宋代诗风确立的时期”[5]295。欧、苏、梅为其时诗坛的中流砥柱，三人诗文皆感时事而作，富有思想性，开启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新诗风。北宋后期，“是北宋诗坛最繁盛的时期，优秀诗人辈出。宋代诗风最鲜明的体现就在这个时期”[5]296。王、苏、黄、陈等人，皆凭借其卓荦之才自成一格，促就了诗坛异彩纷呈的景象。南宋前期“被后人评为‘文学史的峡谷，是小诗人时代”[5]297。江西诗派学人远祧杜甫，近习黄诗，一时声名大噪，后世受其诗风影响者多有其人。南宋中期“是南宋诗坛最兴盛的时期”[5]297，范、杨、陆、尤诸位名家，皆独辟一家之诗风，开创了宋诗发展的新格局。南宋后期“是民间小诗人的时代，宋代理性的诗风退潮”[5]298。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的诗歌皆以澄怀抒性为主，风格简明浅显，推动了“宋调”的进一步演变。以上山本和义对宋调流变的把握，足可见其对影响诗歌发展的内外因素的考量。当然，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宋代社会风潮、诗歌风貌以及诗派承衍的熟稔于心。
在日本宋诗研究史上，吉川幸次郎也曾对宋诗分期发表过自己的真知灼见。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说（宋诗概説）》将宋诗按时间划分为六个阶段：北宋初过渡期、北宋中期、北宋后期、北宋末南宋初的过渡期、南宋中期、南宋末期[6]。吉川幸次郎认为，时代的嬗变与诗风的形成并非步调一致，所以，宋初定鼎也就不意味着新诗风的必然衍生。北宋初之际，诗坛只是处于既熏沐前贤遗风，又力图祖述有自的“过渡”时期，特点昭著的一代诗风尚未“孕育”而出。北宋末至南宋初期间，也是属于前人风格难以为继，新的诗风标向又还未确立的“过渡”阶段。因此，吉川幸次郎将“过渡期”也作为一个时段划分出来，力求更为明细地显示诗风嬗变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出，山本和义与吉川幸次郎的宋诗分期大体类似。只是吉川幸次郎将北宋初与南宋初的“过渡”性直接以字样标示出来，而山本和义并未如此。但山本和义也注意到了，宋初诗歌与后世所言的“宋诗”的形成需要一个“过渡”的阶段。他在逐次阐说宋代诗歌发展态势时，便明确指出，宋代初期，宋诗风格还看不出。厥后至宋代中期，真正的“宋代诗风”才得以确立。由此可见，山本和义对宋诗过渡时期风格的嬗变也给予了充分关注。除此之外，山本和义的分期论述，往往将时代文化背景与诗风流变综合考虑，从中亦可窥见其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重视。
三、宋诗特色研究
宋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凭借其独有的特点和艺术魅力，在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与唐诗相抗衡，实属不易。纵然其成就不如唐诗那般斐然可观，但能“以筋骨思理见胜”独创一家之格，其风采足可炳耀文史，其风格特色也颇资津逮，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时移世易，随着宋诗“冷遇”境况的改善，世人对宋诗的审美心态也逐渐有了新的转变，在宋诗特色方面研精覃思者，不乏其人。如王水照的《宋代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教训》，该文深稽博考地论述了宋诗散文化、议论化、以才学为诗的创作特点。张白山的《宋诗散论》对宋诗的以文为诗、爱国主义和诗中有画三个特点作了论说。周少泉的《略论宋诗的成就及其特点》，明确提出宋诗具有现实性、哲理性、奇趣性、通俗性、入画性的特点。匡扶的《宋诗的评价及其特色浅谈》，对宋诗的现实性、爱国主义及其散文化、多议论、通俗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孙兰廷的《论宋诗之特色》，主要从现实性、哲理性、幽默性、诗情画意、以文字为师、以议论为主这几个方面探讨了宋诗的特色。文章之多不一而足。
山本和义对宋诗特色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宋代的诗》一文中明确指出，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特色主要体现在理性化、题材日常化以及自然的描写方式这三个方面，并逐次展开了论述。
其一，理性化。关于理性化，山本和义开明宗义地提出“理性是宋诗最显著的特色”。他注意到“宋人喜欢将本来适合用散文來表达的理论性的思索写成诗”[5]289，这与南宋末严羽所谓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看法一致，不过二人言辞中蕴藏的情感态度有霄壤之殊。另外，山本和义还留意到，虽然宋人作诗倾向于以高度理性的思维对其加以辨析，但并未弃却抒情言志的诗学传统，诗歌情感表露不忌避，抒情诗、写景诗的佳作也为数不少，只是与唐诗的表现形式殊然有别。“唐诗是释放人生各种机会中高扬的情感的场所，与之相对，宋诗没有很露骨地表现这种感情，甚至就连感情本身也成为思索的对象，存在着试图平静化、努力致密地展开论理的倾向。”[5]289而上述倾向为何会构成诗坛主流，山本和义也作出了自己的推测，即学问渊博的士大夫在其中起了主导作用。士大夫是宋代文学的主要引领者，他们善于以理性的方式阐发议论、消弭愤懑、淡化情感，也偏好以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原本适于散文文体的理性思索。如此一来，便“促使宋代哲学和史学取得显著发展的精神风土，诞生了这种诗，可以说堪称散文精神的理性也波及了诗的世界” [5]290。这也就引出了山本和义所要论证的另外一个问题，即“这种诗的散文化现象，是否使宋代诗的世界出现了扭曲呢”[5]290？山本和义对此持否定态度，“因为在其诗世界的另一端，作为纯粹抒情诗的词成为了有一定扩展的存在，诗世界在扩大的同时，更加丰饶化了。将表露抒情的、感伤的场所让给词，诗，特别是古诗可以看作是进一步的散文化了。诸如恋爱感情等几乎都是以词的形式来描写，宋诗则很少写这些，即是其佐证”[5]290。所以，宋人作诗以优游不迫的理性心态节制情感，但并不意味着诗歌是缺乏情感的诉诸，它是时人对我国传统的诗学旨归作了理性的反思与反拨之后的状态。
其二，题材日常化。对于宋诗题材日常化特色形成的缘由，山本和义首先作了根源性的探讨，即创作主体心态意绪的调适。“进入宋代，诗人们的作诗活动变得日常化，就好像记日记、写信一般，被当作日常生活极其平常的事情，再也不是需要端起架子大张旗鼓地做事情了。”[5]291山本和义认为，宋人将作诗视为稀松平常之事，其对诗作题材的择取亦随之日常化。昔日难以勾动心弦的琐碎意象，在宋代诗人那里都足以澄怀遣兴，更能引发其创作的灵感。与之相类似的观点，我国学者缪钺先生的《论宋诗》中也曾论及，其谓：“凡唐人以为不能入诗或不宜入诗之材料，宋人皆写入诗中，且往往喜于琐事微物逞其才技。如苏黄多咏墨、咏纸、咏砚、咏画扇、咏饮食之诗，而一咏茶小诗，可以和韵四五次。（黄庭坚《双井茶送子瞻》、《和答子瞻》、《省中烹茶怀子瞻用前韵》、《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复次韵戏答》，共五首，皆用‘书‘珠‘如‘湖四字为韵。）”[7]可见，关于宋诗题材的日常化这一特色的认识，中日两国学者不谋而合。当然，题材的日常化也关涉到另外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就是诗人的诗学功底坚实与否。山本和义对此也有所阐说：“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诗，稍不注意就会流于平板化，很难使读者的心绪高扬，这是它的一个缺憾。因为作为题材的日常生活缺乏起伏，生活者的心态大体上是平静的。要想使这种题材的诗能够诱发读者诗的感动，诗人必须具备凝视对象的锐利的眼光和纤细敏锐的感觉。”[5]291因此，在山本和义看来，宋诗中的上乘佳篇，皆是具备这般卓绝能力的诗人而作。
其三，自然的描写方式。山本和义以为，宋人诗作题材的挖掘，更多的是将关注的目光投放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微物之上，对自然的描写并不十分热衷，但其描写方式却能匠心独具，形成了以往诗中没有的特色。至于特色体现在何处，山本和义将其分为了两个层面进行论述：一是伴有博物学见解的描写自然的方式，二是拟人化的描写自然的方式。在伴有博物学见解的描写自然的方式方面，山本和义采取了举例论证的说理方法。文中托始于唐人与宋人的写花习尚之别，进而引出“中国的博物学知识自古是以本草学的形式蓄积而来，然而这种学问的性格是彻底地关注药效等有用性的侧面，与近代的博物学有很大的隔阂，也就是说，如果某物欠缺有用性的话，就不会被当作研究对象”[5]292，但宋人并非如此的说法，再举苏轼《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中的诗句为例，对其加以印证，增强了论述的力量。而在宋诗拟人化的描写自然的方式方面，山本和义则从先秦古籍《山海经》着手，鞭辟入里地探究出阻碍唐及先唐人将自然拟人化的症结所在，“古人认为，自然物在看不见的根底处，相当大的程度上也与由这种不能了解的理支配的世界相连，它们与人类是存在距离的”[5]292。以此为反面，山本和义继而阐述了宋诗中自然拟人化的根由，“宋人认为他们与自然共有一个理”，“自然变成了一种亲切的存在，即成为了可能拟人化的存在”[5]293。这里，山本和义是将写作特色作为了折射世人自然观的媒介。延而伸之，抑或可用以观照历史图景中人类自然观的演变轨迹。
山本和义对宋诗特色的研究，即便是分析大家公认的特色，论述亦能不落前人窠臼，不拾他人耳食。从立论到阐释有理有据，又循序渐进，将研究的笔触深入到宋代的学术环境、时人的创作心态、审美意趣以及对自然界的感知等各个层面，所持观点皆能令人耳目一新，使受众获益匪浅。
四、宋诗个案研究：苏轼
苏轼诗于镰仓（鎌倉）、室町时期传入日本，此时日本本土正兴起以五山诗僧为代表的汉文学活动，称为“五山文学”。五山诗僧对苏轼诗中蕴含的禅学意味格外青睐，便开始着手为其作注，像五山僧人瑞溪周凤（瑞渓周鳳）的《脞说（脞と）》、太岳周崇（太嶽周崇）的《翰苑遗芳（翰苑遺芳）》、桃源瑞仙的《蕉雨馀滴》、万里集九（萬裏集九）的《天下白》等，皆是苏轼诗歌的注释本，而笑云清三编撰的《四河入海》，更是苏轼诗注的集大成之作。随着苏轼诗歌在日本传播范围的扩大，学者们对其研究的热衷之情亦与日俱增，特别是20世纪以来，研究成果相继推出。
山本和义是20世纪以来日本宋诗研究的第二代学者，在他的宋诗研究论文成果中，苏轼诗研究占据了绝大部分。诸如《苏轼诗论稿（蘇轼詩論稿）》《苏轼岭外诗考（蘇軾嶺外詩を考える）》《苏轼〈望湖楼醉书〉诗考（蘇軾〈望湖楼酔書〉の詩を考える）》《诗人与造物——苏轼论考（詩人と造物——蘇軾論考）》《诗人的长啸（詩人の長嘯）》《造物的各异形态（造物の異なる形）》《〈南行集〉及其周邊——苏诗记（〈南行集〉とその周辺──蘇詩剳記）》《〈南行集〉中的苏轼诗（〈南行集〉には蘇軾詩が）》《苏轼的诗与人名（蘇軾の詩と人名）》《洋川园池诗考（洋川園池詩を考える）》《苏轼诗中所表现的人生观（蘇軾の詩には、人生観が）》《苏东坡的“诗”——“理”与诗情 （蘇東坡の「詩」——「理」詩情と）》等，都是山本和义对苏轼诗歌进行析毫剖釐之后的产物。山本和义的研究主要着力于苏轼诗中的人生体悟、苏轼及其周边文人的社交唱和诗等方面。
（一）关于苏轼诗中人生与生命体悟的探究
诗歌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抒情文体，它是创作者真实生命体验的写照。而对于这种生命体验的认知，我国古人素来以“情志”二字概括，它成为创作者生命体验最恰切的诠释。诗人藉由诗歌形式折射自身的生命体验，也因“情志”托载其中，才方显诗歌生命的张力。因此，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审美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既是与诗人“情志”的共鸣，也是对作者生命体验的一种认知。但因阅读主体文学素养和审美角度的不同，这种认知也因人而异。正如面对道博、思深、才高、语新的苏诗诗歌，山本和义在品读之后，对其人生与生命体悟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之见。
苏轼的诗歌内容，基于他对社会历史人生皆有盎然的兴趣和深切的体悟，其诗中一直叩问的主题便是人生与生命的本原、存在性状、存在品质及价值等，而山本和义的论说正是立足于此。
山本和义的《苏轼诗论稿》一文分为三部分，各个部分围绕着苏轼诗中数次出现的诗句，展开苏轼人生体悟的探究。山本和义认为，“青山久与船低昂”“吾生如寄耳”与“遇境即安畅”这三句，分别体现了苏轼看待事物的方法、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委顺的思想”。对于第一部分的问题，山本和义主要透过苏诗的表现手法来深究其待物的态度。他认为，依照惯常诗歌创作思维来说，人作为万物之灵，当居于世间关系的主体地位，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以人为中心来呈现各类的姿态。因此，在以往诗歌当中，诗人俱是以固定的视点来看待事物的，描摹于诗人笔端的万事万物只为凸显静止的诗人服务。但苏轼却一反既往，他以复数的视点去观看，故而，纳入其诗中的万物被赋予了瞬息万变的灵动性，能随诗人的视点变化而自由变换姿态。山本和义对苏轼人生体悟最具见解性的论述当数第二部分。文中抓住苏轼诗中数次出现的“吾生如寄耳”诗句，展开对苏轼诗中人生体悟的探究。他说：人生短促，犹如暂时寄寓世间的思想，古已有之，因此，乍见之下，这类语句给人以悲观之感。但在苏轼这里，“吾生如寄耳”并非通向厌世，而是导向了相反的主张：在短暂的一生里，人应该去追求幸福，不，应该说幸福是无处不在的。唯其如此，他才会说“人生如寄何不乐”。山本和义认为苏轼的“吾生如寄耳”与一般的悲叹人生短暂不同，苏轼是积极地承受人生的诸多不如意，并力图扬弃人生的悲哀，他把一切顺逆之境相对化，乐观地接受并认同上天给予的任何境遇。这也就自然而然地推导出了苏轼“委顺的思想”。苏轼一生以儒、佛、道思想涵养心性，进退宠辱皆能自如。山本和义指出，苏轼将人生看作是千变万化的东西，不为人生中的灾难和幸福而烦恼。正是基于这种想法，苏轼超越了世俗的一切执着，不困于哀乐之事，不畏于顺逆之境，常怀“人生如寄耳”的心态，达到了“吾心淡无累，遇境即安畅”的高境。而且，苏轼无论处于何种新情势之中，皆能最大限度地挖掘其潜在的价值，此类处世态度堪称“委顺的思想”。
山本和义除了揭示苏轼对人生的深刻体悟与见解之外，还对苏诗所言的“造物”作了一番讨论。“造物”，古人以为天造万物，因此称天为“造物”，也引申指人的命运。苏轼诗歌中“造物”二字出现次数达32处之多，山本和义的恩师小川环树先生曾留意到这一现象，他在《苏东坡其人其诗》中着眼于苏诗中频繁出现的“造物”一词，进而窥探苏轼的人生体悟。他对苏轼将“造物”称为“小儿”颇感兴趣，认为这是因为苏轼“把人的命运、境遇，看成是某种超自然的存在所玩耍的游戏。那个创造并支配万物的超自然的存在，如同小儿一样天真烂漫，人类不过是这个造物主小儿游戏的产物，而且一直被其玩弄于手中。唯其如此，我们不能说人生在世无聊乏味了，因为人生又可以像小儿那样自由玩耍了”[8]。山本和义对此观点心折首肯，并在老师小川环树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苏诗的“造物”作深入的探讨，以探索苏轼诗作的人生体验与自然观。
山本和义在《诗人与造物——苏轼论考》一文中，着重分析了“造物”与诗、诗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没有语言能力的“造物”将自己的“无尽藏”馈赠给诗人，诗人以造物赠予的自然物象作为原始的素材，用“诗眼”审视、用诗学语言加以“镕化”，赋予它们“碧水、清风、明月、翠竹”等具有诗意的雅称，最终创造出诗的国度，完成造物所期待的美。不过，造物的馈赠并非是“无偿”的，山本和义认为，造物者本性吝啬，为了迫使诗人创作出更加纯粹的诗，为了完美，有意使诗人穷困，换而言之，诗人“愈穷则愈工”，是造物者不顾诗人意愿而强加的结果。由此可窥知，没有语言能力的造物对诗形成了美的强烈渴盼。
与之相关联的对“造物”进行研讨的论文还有《造物的各异形态》一文。此文主要论述了出现在苏诗中的“造物”的各类形态。依山本和义之见，造物的诸相及其特征大抵呈现为以下几种样式：（1）命运的主宰者。人们被迫对其顺从，“但它的运作又并非是基于不可动摇的秩序即理的必然演绎，而是具有自由意志的拟人格的存在”[5]64。（2）“无心”者。人格性淡薄，世人难以揣测其心意，造物与诗人亦是相离甚远。（3）“无物”者。此时造物非是具有人格的存在，而是化身为无意识的“理”。（4）“小儿”。随意摆弄江山风月与人的命运，或者更接近诗人，与诗人一同嬉戏。如上所述，造物是集多种形态于一身的复杂存在，难以一言以蔽之。因此，山本和义概括道：“在一个诗人的世界中，造物如此多样的存在形式，意味着在他的世界中，没有既定的牢不可破的构造，即没有不可动摇的秩序。对于这个诗人来讲，世界还没有完全地脱离混沌的状态，因此他的诗中，造物才可能以各种面貌出现，而读者也能够从造物的各种样态中探索出诗人在这种混沌中顽强生活的痕迹来。”[5]76换而言之，诗人唯有不以一成不易的角度去观摩还不具备美的秩序的造物者，并以其各类形相去建构一个诗的世界，才有可能完成美的创造。
山本和义的著述，在理解和把握苏轼诗歌意涵的同时，能够对其钩隐抉微，深入挖掘其诗歌当中潜藏的人生体悟以及对造物的别样看法，将苏轼的处世姿态与自然观逐一揭示出来，既丰富了苏轼的诗歌研究，还为读者展现了一个诗意栖居又高蹈境外的苏轼形象。
（二）关于苏轼及其周边文人社交唱和诗的探讨
在苏轼的创作生涯中，诗歌唱和的活动始终贯穿于内，并出现了几大高峰时期。苏轼的唱和诗基数庞大，现存的古今体诗总计有2 387首，而其中的唱和诗竟达1 000余首。唱和诗是苏轼情思意绪的载体，是其诗学特征的外在显现，也是文坛崇扬贬抑态势的表征之一，应该来说，它具有不可抹杀的存在价值。然昔日之诗论者，囿于正统的诗观习见，对其苛责不已。南宋末诗论家严羽曾斥责道：“和韵最害人诗，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9]严羽此评中的“本朝诸贤”当然包括宋代次韵唱和诗风中的主体人物苏轼、黄庭坚等人。金代王若虚则对苏轼指名道姓地说：“次韵实作者之大病也。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而又专以此相尚。才识如东坡，亦不免波荡而从之。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虽穷极技巧，倾动一时，而害于天全多矣。使苏公而无此，其去古人何远哉？”[10]他们二人皆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对宋诗“次韵”与“斗工”的否定态度。在他们的文学观里，“言志”“缘情”才是诗歌正确的美学取向，而“次韵”“斗工”的审美追求，则使诗歌沦为了社交遣兴的工具。事实上，若能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学界域内对其周思衡虑，不再将传统诗学强调的社会功用作为衡量诗歌的唯一标尺，那么，唱和诗作为一种表现生命的文学形式对苏轼个体的人生意义就可突显而出了。
山本和义对苏轼《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的解析正是如此。他打破了传统诗论的陈规旧习，将研究的目光聚焦于苏轼个体的诗歌艺术之上，试图探寻苏轼唱和诗对诗世界的拓展与丰富所作的努力。
山本和义的《洋川园池诗考》，择取了文同、鲜于侁、苏辙、苏轼四人共同题咏或唱和的湖桥诗、冰池诗、待月台诗和霜筠亭诗为轴心，逐一进行构会甄释。山本和義探究发现，鲜于侁、苏辙、苏轼“三者虽然都是和诗，却不是和韵诗或者具有特殊形式的次韵诗”[5]153，他们与力争形式上整齐划一，以增强文学认同感的唱和诗迥然有异，“在洋川园池的唱和时，形式上整齐的美不是诗人们追求的目标，诗人们尤其是苏轼，重视的是与生活情形相关的诗歌内容。另外，与白居易之间经常‘次韵相酬的元稹，开辟的那种多少包含游戏性的次韵做法，不是苏轼等人这次所期望的”[5]154。另外，山本和义还将鲜于侁、苏辙、苏轼三人同题的唱和诗作了内部比较，认为“苏轼在唱和时的态度，不同于鲜于侁、苏辙循规蹈矩地补充、加强文同原诗所构建的诗世界的方法，他激情澎湃甚至有点贪婪地要构建起与原诗不同的新的诗世界来”，“苏轼不是追求统一带来齐整美的诗人，而是努力使其作为诗人的个性茁壮成长，从而创造出丰富的诗世界，可以说他是与南朝宫廷诗人们隔阂最大的一位诗人。从这个意义上，他是开辟了中国近世文艺复兴的诗人”[5]164-165。山本和义对苏轼此类唱和组诗的评价如斯，其推崇之意尽显无遗。
在我国也有两篇关于苏轼《洋川园池诗》研究的论文，即陈长义的《俯仰不随人，健笔开新境——读苏轼〈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和孙启祥的《苏轼〈洋州园池三十首〉的艺术特点及影响》。前者在鉴赏苏轼唱和诗之后，总结了苏轼的创作经验：一是具有独立与超越的意识，自辟蹊径，二是从不同角度摄取景物，恣意挥毫[11]。后者则不吝笔墨地阐述了苏轼该组诗布局缜密、比拟精当、用典博洽、风格清新、意境深邃的艺术特点，以及其深远的社会影响[12]。
以上三者的论文都是以苏轼的《洋川园池诗》为研讨对象，立论的角度大相径庭。山本和义偏向于考察苏轼别具一格的诗学经营，陈长义注重归纳苏轼独出机杼的作诗技法，孙启祥侧重于思索苏轼独具匠心的创作特征。三人之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从各个层面探求了苏轼《洋川园池诗》熠熠生辉的魅力所在。
从山本和义刊行的苏轼诗歌译注，以及收编在《诗人与造物——苏轼论考》的学术论文来看，他的宋诗研究往往能以整体的史学与诗学眼光看待问题，旁征博引，也重视相关诗文与其论点的联系性，使其论述显得理据兼备。而且，山本和义就问题所提的观点每每新颖独到，笔墨纵横其间，多有高屋建瓴之论，足见其深厚的文化修养，也为我国学者反观自身的研究观念与研究路径提供了参照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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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长义.俯仰不随人，健笔开新境——读苏轼《和文与可洋川园池三十首》[J].名作欣赏，1993（5）：97.
[12]孙启祥.苏轼《洋州园池三十首》的艺术特点及影响[J].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29-31.
Abstract：Yamamoto Kazuyoshi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scholars in Japan on Song poetry. His research is mainly focused on the literature arrangement， dividing stages，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poetry， and the case study of Su Shi. He shows particular insight on the latter two.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poetry， Yamamoto Kazuyoshi believes that Song poetry is different from Tang poetry in terms of rationalization， daily themes and natural description； on the study of the case of Su Shi， Yamamoto Kazuyoshi mainly focuses on life attitudes from the poetry of Su Shi， poetry of Su Shi and his companion men of letters. The research of Yamamoto Kazuyoshi is good at deep examination， detailed analysis and unique thinking from the history and poetics background at that time， which leads the study of Song poetry in Japanese academia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ics.
Keywords：Japan； Yamamoto Kazuyoshi； study of Song poetry； characteristics
（編辑：李春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