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县域的又一个风口
车文斌
数字化时代，一切都在数据化、符号化。
当所有的个体，甚至个体上的一个“零部件”，不管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都成了一个数字，我们，甚至世界，就成了一个个简简单单的数字。在数字时代，定位、解码、重构，虚拟的，或真实的，亦幻亦真，都代表一个你，或你的群体，或你所在的空间与时间。
数据化的时空已经舞动，如隆隆车轮，正不可止息地向深处、远处滚去，从欧美到亚非，前瞻者已走在前头，后悟者正急起直追。
这场数据潮，已经在搅动世界政治与经济，从比特币代表的虚拟货币，进而到“区块链”数字经济，数字世界对现实世界已经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是颠覆性的变革，于是，“大数据产业”诞生了。
既然已经被称为产业，甚至被一些发达国家上升为“国家战略”，其重要性可想而知。当贵州省不知不觉地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大数据产业基地，不少地区或不少人还在懵懂之中；当一些县域已抢先一步，建起一个又一个的大数据平台，另一些县域却还在研究学习当中。
大数据的风口已起。随风起舞，与潮共进，县域正当其时。时代在数字中起舞
大数据，即海量数据，常规处理手段已无法对其进行处理，得借助新技术才能对海量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并加以应用。
大数据时代，实质是信息时代的高级形式。欧美及发达国家从1969年后进入信息时代，而中国则比欧美晚了15年。
计算机的出现和逐步的普及，信息的传播、处理以及应用程度等都以几何级数在增长。信息时代中国本已落后于欧美，大数据时代，中国同样属于追赶者。
2018年2月，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中科院院士梅宏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上分析说，“在信息技术起步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参与，所以说我们叫做核心技术、基础技术缺失，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我们国家的信息产业叫做缺芯少魂，没有芯片，中央处理器不是我们的，操作系统我们不能够控制。”
2017年1月，工信部发布《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关于推动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建设指导意见》也正在紧张制订当中。而欧美不少国家，早在中国之前就已将大数据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将产业发展作为大数据发展的核心。2012年3月，美国推出“大数据研究与发展倡议”，2016年5月进一步发布“联邦大数据研究与开发计划”，不断加强在大数据研发和应用方面的布局，2014年，欧盟推出了“数据驱动的经济”战略，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出台了类似政策，因而，中国实施大数据战略，已到了时不我待的关键时期。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已是世界级大公司，大数据产业体系也有了雏形。2015年，全国信息产业收入达到17.1万亿元，同时，大数据产业支撑能力日益增强，大数据标准体系初步形成，开展了大数据技术、交易、开放共享、工业大数据等国家标准的研制工作，部分标准在北京、上海、贵阳开展了试点示范，大数据产业从无到有，已经初具规模，有的甚至走在世界前列。
大数据是信息化时代的一个新生事物，从中产生的新业态将层出不穷，并将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2017年，基于大数据的“区块链”技术异军突起，以比特币为代表的世界“虚拟货币”搅动世界金融，一个被称为“币圈”的金融怪胎，已诞生了上千种“虚拟货币”，造富神话不断上演。2018年2月，福布斯发布了首个数字货币领域富豪榜，Ripple创始人Chris Larsen 以75亿—80亿美元身家排名第一；币安创始人是唯一入选前十的中国人赵长鹏，位列第三，身家估值11亿—20亿美元。赵长鹏的币安网，正是“虚拟货币”的一个网上交易平台，每天的交易手续费收入上亿元。从创建币安平台到大富大贵，赵长鹏仅仅用了6个月时间。
大数据时代，从现实到虚拟，再从虚拟回到现实，一切皆有可能。
可以预见，未来，大数据中还将不断产生类似的造富神话，大数据产业正风生水起，成為一片掘金蓝海。县域在大数据战略中抢跑
在这个大数据的海洋中，中国不会缺位，县域不会缺位。
2017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集体学习，这已是第二次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大数据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集中优势资源突破大数据核心技术，加快构建自主可控的大数据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系统”。
2016年，发改委率先发布《关于组织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重大工程的通知》，随后，环保部、国土资源部、林业局、交通运输部、农业部等多部门均推出了具体行业的大数据发展意见和方案。这年10月，京津冀、珠江三角洲及上海市、重庆市、内蒙古自治区、河南省、沈阳市7个区域开始推进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这是继贵州之后第二批获批建设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省级层面，大数据战略的实施也在提速。2016年1月，贵州省通过了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2018年1月10日，由四川省发改委指导、省大数据发展研究会牵头编制的《四川省大数据发展蓝皮书（2017）》在成都发布，蓝皮书预计，2018年四川省大数据产值规模将突破500亿元，到2020年，大数据产值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同时，四川还将制定《四川省大数据发展促进办法》；2017年，大数据在广东催生出共享经济、智慧交通等多种新业态、新模式，已建设15个省级大数据产业园，入驻大数据企业近600家，在建重大项目78个……
县级层面，虽然春江刚刚水暖，但“先知鸭”已率先抢跑。
成都市郫都区是四川大数据产业的“先知鸭”，其大数据产业始于2015年。郫都区是成都市电子信息产业主体功能区，目前，已聚集起涉电子信息规模以上企业80家、电子信息研发设计企业218家、从业人员1.5万余人，产值约146亿元。聚集电子科大、西南交大、西华大学等12所高校，拥有各类实验室、工程中心、技术中心等科研机构单位249个。2018年1月10日，“郫都云海”项目在郫都区正式签约，联通公司拟投资20亿元建设云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提供10万个数据机柜，年度总收入达100亿元以上。
四川眉山市彭山区加快大數据信息化建设工作，以此提升投资环境，提高政府服务效率、质量和透明度。自2017年7月起，彭山区大数据建设进行统一规划、统一部署、整合推进阶段，并将在2018年下半年启动大数据信息化综合互通整合工程。
贵州省威宁县启动“智慧威宁”建设搭建包含“一库、一云、一图、一窗”完整的智慧城市体系，全面推进‘智慧威宁建设。目前，全县居民健康卡数据清单、社保卡数据清单、农村土地确权大数据采集等有序推进，完成全县6个乡镇第二轮180633条数据信息采集，初步显示出大数据管理的巨大魅力。
距北京225公里的河北省张北县，本是贫困县，可在2018年初，这个贫困县却出现在工信部公布的第八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名单中，成为全国首批大数据产业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针对大数据产业的发展，张北制定了优惠的土地价格、电价支持、资金扶持和税收优惠等政策，规划了1.45万亩的云计算产业基地，一期已开发3105亩，吸引了一批大数据企业的入驻，基地的项目集聚效应、产业品牌效应、区域带动效应日益凸显，基地内阿里巴巴集团张北数据中心总投资180亿元、建设30万台服务器规模。张北的雄心是打造“中国绿色数坝”，建成京津冀地区乃至全国的“两基地、两中心、一枢纽”，即京津冀云存储主基地、国家绿色数据中心示范基地，全国数据灾备中心、河北省主数据中心和全国数据交互重要枢纽，到2020年，相关产业规模可望突破1000亿元。
可见，在大数据的蓝海中，小县也可大作为。这场竞争西部不应落后
网络缩短时空距离，更把世界变成地球村。
大数据是客观存在，是资源，是效率，还是效益。大数据资源的竞争不受时空限制，这给了在空间范围内不占地域优势的偏远落后地区异军突起，甚至弯道超车的极大便利。
曾几何时，偏居西南的贵州省是发展滞后的代名词，可如今，贵州却与最先进的大数据技术紧密相连。从2018年2月28日起，苹果公司将其在中国内地的客户数据钥匙转交“云上贵州”，“云上贵州”将全权代理苹果中国数据中心。业内人士预计，这将为贵州大数据产业，每年贡献10亿美元的收入。
经过3年多的建设，贵州贵安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初具规模。尤其是大数据产业，已在全国成为一个高地，聚集起了中科软、阿里巴巴创新中心、百度创新中心、现代汽车大数据中心等大数据企业，数十个现代化园区内，有92家大数据、互联网、数字经济领域领军企业。
如果说硅谷的芯片还需要飞机来运输的话，那么，大数据只需要一根数据线来快速传输，可以说，大数据是最轻量化的资产，是最不受空间限制的产业。贵州的异军突起，为受地域限制的西部发展转量化产业提供了借鉴。
数字时空下，没有落后的地域，只有落后的思维。2018年2月22日，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在山东省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上的讲话震聋发聩，发人深省，“全国互联网企业百强我省只有2家，排名都在60名以后，滴滴打车、支付宝、微信红包等具有超前引领作用的创新模式，都没原创在山东”“我们与标兵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总量，我省与广东的差距由2008年的5860亿扩大到2017年1.72万亿；与江苏的差距由50亿扩大到1.32万亿”，即使地处沿海，大数据并未垂青山东，“落后了”的山东在警醒，正在新旧动能的转换中奋起直追。
2018年，是政务数据共享年，这一年，按《促进大数据行动纲要》制定的三项任务，政务数据共享的完成时间表正是2018年，2020年向社会开放。正如中科院院士梅宏所言，我国的大数据技术除了存在后发所带来的问题外，还有很多环境建设上的欠缺，共享还不够，而对不少县域而言，政务数据的建设还有很大差距，有的甚至才刚刚起步。
大数据技术及其产业渐成风口，这场竞争早已开始，地域更偏的西部及西部县域，更应抢先一步，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运用大数据提升县域治理现代化水平，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
风起云飞，县域数据云正随潮翻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