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书院的道德教育与高校道德教育的现实借鉴
[摘要]传统书院道德教育基本理念是德育为本、修身为要，心忧天下、忠勇报国。其道德教育基本方法是提倡自修、格物致知，居敬立基、尊师重礼，务实求是、身体力行，规定戒则、敦促修身。这些对今天高校道德教育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关键词]传统书院；道德教育；高校道德教育；借鉴
学校教育首先要培养有德之人，这是教育根本目的。但多年来的应试教育使得中小学校实际上成了考试培训班，一切围绕高考指挥棒运转，孩子只要学习好一切都好，道德教育被抛在脑后，许多孩子有知识没文化，暴戾、偏执、自我，以致在高校还出现马加爵、复旦研究生投毒案这样的极端事件。高等学校亟需补上道德教育这一短板。在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中，道德教育被置于首位，并形成了一整套道德教育基本理念和方法。今天高校道德教育应该借鉴书院道德教育智慧，以进一步提高道德教育能力和水平。
一、传统书院道德教育基本理念和方法
（一）基本理念
第一，德育为本，修身为要
书院教育首在培养明礼有德的君子。理学大师朱熹创办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并制定了白鹿洞书院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来成为南宋书院统一的学规，也是元、明、清各朝书院学规的范本，不仅影响中国各类学校，而且在朝鲜、日本及东南亚很有影响。《白鹿洞书院揭示》首先提出“五教之目”，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朱熹看来，做学问、做学生首在做人，“五伦”是做人的基本道理，因此放在学规第一部分。为了进一步指导学生成为有德之人，朱熹提出了“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修身之要”就是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也就是说要诚信，言行一致，尊重他人，控制自己的欲望，压制自己的怒气，不断改正错误，最终达到“至善”境界。“处事之要”是“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也就是说求学、科举、做官的目的不是为了谋取一己之私利，而是为了实现道义，实现社会正义。“接物之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些教诲至今仍是金玉良言。
另一个著名的书院学规，乾隆年间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则进一步提出了行为要求，其规定：“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项；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早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这一学规只有18条108字，前六条讲如何为人，后六条讲如何为学。在前六条中，学规把中华民族尊敬老人、尊重师长、节省尚俭、互助友爱等传统美德融和、凝结于一体，贯穿于日常生活学习之中，使学子在日常举手投足间不自觉的提升了个人品德素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提升了人的道德素质、美化人的行为。同时对讦短毁长、损友肥私、游手好闲等不良品性进行了鞭笞，劝导学子力诫这些“恶行”，这同样是修身养德的重要举措，德化不仅要养善，更要除恶务尽。可见，书院第一要务是学子道德培养。
第二，心忧天下，忠勇报国
书院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封闭之所，相反，书院从其初建到发展壮大过程中，一直都秉承扭转学术风气、关心天下时政的传统。南宋朱子一派学子，议论政治关注时政盛极一时。明末江苏的东林书院是“关注社会”的突出代表，创始人顾宪成在东林书院丽泽堂所题的楹联为人们所熟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书院之所以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不仅因为其学术主张切中时弊，更重要的它把学术活动同关注时政密切结合在一起。
关注社会，关注时政不仅要关系国家大事，更要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管理中各种具体事务。明天启年间浙江瀛山书院制订的学规有“通务”一节，要求学子对当时诸多时政都有留心学习：“时务所急，如宗室日衍，卫所日耗，征榷日烦；边政所关，如边圉之要害，蛮獠之错处，沿海之倭奴；漕运所经，如海运胶河；水田太仓所资，如盐法、开纳；田赋所稽，如黄册实征；兵食所需，如屯田牧马，民兵招募；土著风俗所系，如禁侈靡、抑末作、驱游食；闾阎所重，如行乡约，编保甲。诸若此类，虽未能一旦周知，须考之往古，参之时制，稽之奏议，访之先达，辨之师友，酌之胸臆。”[1]当时明朝的具体政务如卫所、漕运、抗倭、田赋等都要求学子认真学习，以便将来更好为社会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书院关心时政的教育理念不只是心忧天下，使学子成为社会有用之才，更提倡忠勇报国，这在动荡时期表现更为突出。南宋理学家张栻上书孝宗皇帝积极要求抗金，并在其主持岳麓书院时将这一思想贯彻到书院教育中。明末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与郭金台、王夫之等聚结而成爱国主义群体，坚持抗清斗争。革命志士陈天华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和求实书院，深受心忧天下忠勇报国理念的影响，在留学日本期间，先后撰写《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以血泪之声，深刻揭露俄日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廷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影响甚大。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为抗议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迫害，决心以死来激励国人“共讲爱国”。书院名师和学子凭借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将自己的力量投入到保家卫国行动中去的行为都是心忧天下忠勇报国这一教育理念的最佳体现。
（二）基本方法
为实现书院教育理念，与之相关，书院形成了独具特色教育方法，主要体现在一些几个方面：
第一，提倡自修，格物致知
书院教育非常重视发挥学子积极性，提倡学子自修自省，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钻研的能力。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朱熹就大量涉及读书方法的指导，以他的读书法六条为代表。书院教学还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朱熹说：“读书需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通过这样的深入探讨，使学生更加深刻理解经典的意义，不自觉地在经典中涵养道德素养。在横城义塾的学规《义塾纲纪》中有关于讲学和修学的规定：“每日昧爽闻鼓而起，升堂会揖毕，长、谕就诸生中签三人以隔日所读书，其对本各随所见详解说大义一遍。其通否则正之。诸生各执经以听，有疑问者，有见者说。”[2]就是说书院的老师会以抽查的方式来检查学子的读书情况，每次均抽查三名学生来讲解其对所读内容的理解，其他学生则在旁听后提出自己的疑问或者陈述自己的观点。格物致知是自修自省的重要方法，有的学规中直接规定要求学子格物致知。明天启年间订立的《瀛山书院学规》中有：“格致者，圣经八条之先务，古今理学之关键也。……内外兼该，格致之义真至微至妙者也。学者格一物即致一知，日积月累，豁然贯通，按之心，有全体证之。世有大用，方是物格，方是知至。”[3]因为格物致知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故中国文化特别重视格物致知，自修和格致自然成为书院教育基本方法。
第二，居敬立基，尊师重礼
居敬立基和注重礼仪是修身重要基础。“敬”的含义非常广泛，包括钦、恭、战兢、乾惕、笃敬、笃恭等内容，是做事的根本，一个人要成为社会有用之人，首先要懂得“敬”立身“敬”。另外，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必须要明礼。书院对礼的教育非常重视，如在《凝秀书院条约》中的“习礼仪”这一规则中认为“礼所以治身心，肃容止，别嫌疑，辨严威。自邦国朝庙，以至家庭乡党交游之间，非礼则无以行。古者八岁入小学，即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十五入大学，制度典章讲求娴熟，不以斯须去诸身。”[4]由于“礼”在中国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于是，“居敬立基、注重仪礼”深受各书院重视，遂成为书院教育另一重要方法。
书院在实现居敬立基，注重仪礼教育时，一般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祭祀。祭祀是书院头等大事，不只祭孔子，也祭孟子、曾子、颜子等其他先贤，有的书院祭祀对象还包括当地的乡贤。二是注意个人仪表。书院非常重视学子个人仪表，要求学子“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清代乾隆七年鹅湖书院订《壬戌示诸生十要》，明确“学以仪度为要”，指出一个人的仪态可以展示出内在的精神品质。要求学子“凡一行步必安详厚重，不至跳跃奔趋；侍立必端庄静定，不至跛倚颠倒；衣履必洁清整齐，不至龌龊邋遢；瞻视必静正安闲，不至摇头弄尾。”[5]三是要求学子尊重师友。清乾隆时台湾省文石书院订有《文石书院学约》，其第五条曰“尊师友”，其中“传道解惑，莫过于师；劝善规过，必资于友。是师友者，乃人生德业之所藉以成就者也。” “得一良友，为我排释，为我解纷，委曲周旋，维持调护，俾得相好如初，其有益于人者，更为不浅。”[6]这就明确了尊师重友的重要性，要交益友、诤友、挚友，戒交损友。
第三，务实求是，身体力行
书院中授课讲学的大师常常会鼓励学生不仅要读万卷书更要走万里路，走出课堂外出进行游历以接近社会、拓展视野、广博见闻，由此形成了书院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方法——务实求是，身体力行。教育不能自我限制在书本和课堂之内，而是接近大自然和进入社会广泛进行书本之外的学习。朱熹说：“博学，谓天地万物之理，修已治人之分，皆所当学”；“大而天地阴阳，细而昆虫草木，皆得理会”。朱熹经常带领学生游历城乡，考察民情，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走出书院将知识与实践相结合，正是这种寓教于乐的社会实践活动，“博学之”而后“慎思之” ，使学子能够亲身感受并对所遇之事进行思考而形成个人独到的见解，成为了书院教育的一大特色。
书院教育特别重“实学”，要求学子在经史子集之外，要留下兵刑、钱谷、农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务。书院务实求是精神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子，名臣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深受影响，他们一生成就卓著，与此有重大关系。
第四，规定戒则，敦促修身
为敦促学子修身体仁，使学子成为君子，许多书院规定了禁止性行为规则，要求学子遵守。例如清乾隆六年江西鹅湖书院规定了《辛酉戒诸生八则》，包括戒因循、戒嗜利、戒妒忌、戒钻营、戒欺妄、戒赌博、戒好讼、戒肆谈八种情况。[7]戒因循就是要防止从俗浮沉、随波逐流、徇情纵欲；戒嗜利就是要防止见利忘义、贪求苟得，要以义为利；戒妒忌就是要防止闻人善则妒之，闻人才则忌之，外借忠厚、内含刻薄；戒钻营就是要防止依附权贵、为势利所驱使、丧失节操、辱没良知；戒欺妄就是要讲求忠信，真真实实，杜绝诳人欺人，捕风捉影；戒赌博就是坚决杜绝赌博贱行，放僻邪侈，市侩习气，以正人心厚风俗、坚守礼义；戒好讼就是要制暴怒，平心养气、责己恕人；戒肆谈就是要杜绝口舌是非、评人长短、佞口胡言，攻人隐私、造谣生事。以上八则是为龟鉴，要学子谨慎遵循。
二、当今高校道德教育对书院教育的借鉴
第一，以道德生活化实现德育为本修身为要
所谓道德生活化，是将道德基本要求转化为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和基本生活方式。当道德成为生活方式，道德行为成为理所当然，道德教育也就在每天日常生活中不动声色地得到实现。道德生活化是传统中国道德建设大智慧，当然也是学校道德教育一大法宝。那么，在高校教育中如何实现道德生活化呢？
其一，重视学生“立志”培养。人的一生成就如何，往往与其志向紧密相关，志向高远之人往往能有所作为，而毫无志向或志向短浅之人则往往碌碌无为。顾宪成制定《东林会约》中提出君子以立志为要，稽山书院也有“立真志”会约，提出：“志者，人之命根。天下未有志不立而能成者。”[8]我们现在的许多家长从小就花大价钱让孩子学习外语、学乐器、学奥数等，就是没有教给立志，考大学几乎成了孩子唯一志向。当孩子如愿以偿地进入大学之后，似乎人生的理想和价值已经实现，由此许多孩子失去了生活和奋斗的目标，于是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之中，终日无所事事地混日子。高等学校道德教育首先应当培养学生立志，立定方向，进而勤勉为学。
其二，从日常行为举止出发，培养学生道德品行。书院道德教育注重坐姿、走路、言语、行礼等日常行为培养，今天高校道德教育中应在学生日常行为中规范学生行为规范，包括禁止性行为规范。其实在近代教育中，不乏这样范例。著名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张伯苓先生在学校门口置一面镜子，镜上箴言是：“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每个学生到这儿都有照一照，从容貌到内心进行净化。这样做法应当得到推广。
其三，重视礼仪作用。修习礼仪在遵纪守法、自我约束、孝顺父母、尊重师长、友爱同学等方面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高校道德教育应当从礼仪开始，培养高校学生的优雅气质和良好风度，从而更好地提升大学生的道德责任感。通过礼仪的养成，使学生拥有高尚情操，懂得尊重他人，待人谦谨，使人在这个充斥着各种思想和欲望的现实世界中人得以净化心灵、宁静致远，以良好的精神面貌来实现个人价值，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
其四，加强人文精神培养。今天高校由于文理分科等因素影响，博士不“博”，学生人文素质不尽人意，知识学习功利化、阅读片面化、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了解。而老一辈科学家杨振宁、李四光、竺可桢、华罗庚、丁肇中等，个个都可以做到谈古论今，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深厚的人文素养。今天高校教育特别要注重人文素质培养，开设人文素质课程，鼓励阅读人文经典，开展各类人文教育讲座，开展知识竞赛和书法比赛等，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改革陈旧的教育方法，各个学科要提倡自觉渗透人文精神、人文思想和人文知识，把人文精神贯穿在专业基础和专业课教学过程中。
第二，爱国主义教育应体现“心忧天下，忠勇报国”思想意识
今天的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社会思想观念日益活跃。大学生追求价值多样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显得不知所措。一些大学生逐渐西化，他们喜欢吃麦当劳、肯德基，爱看好莱坞大片，热衷于过情人节、圣诞节和万圣节等洋节，对中华文化大加鞭笞，久而久之，可能就会在西化和风细雨中心向往之，对自己所的固有文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负面态度。如果我们的后代成了“香蕉人”，中华民族也就不存在了。高校道德教育必须突出爱国主义情怀，应经常进行国情教育和形势教育讲座，使学生能够充分了解我国的文化、历史和民族传统，将“心忧天下，忠勇报国”的思想注入爱国主义教育中，从而培养他们树立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责任感。
第三，以 “求实”“明辨”为手段培养“求真务实”的大学生道德精神
务实求是、身体力行、提倡自修、格物致知是书院教育的基本方法，教育不能自我限制在书本和课堂之内，而要进入社会进行社会实践，进行广泛学习，特别要学习“实学”以经世致用，并且提倡讨论式、启发式教学方法，提倡学子自修自省，培养学生独立学习和钻研的能力。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当今高校“求真务实”培养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鼓励学生提出问题，以循循善诱，因材施教。二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朱熹主张走出书斋，认为实践比治学更重要。今天更应当鼓励学生到实践中学，改变教学与社会需要脱节的现象。三是破除过分“专业化”工具理性指导思想，注重通识教育，注重通才培养。唯有如此，才能培养求真务实的道德精神。
注释：
[1] [3][4][5][6] [7][8] 邓洪波. 中国书院学规[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0：43.41.151.147.103. 139-142.34.
[2]顾宏义.南宋横城义塾及其《义塾纲纪》考论[A].卞孝萱，徐雁平编.书院与文化传承[C].北京：中华书局，2009：79.■
[作者简介]窦竹君，女，石家庄铁道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