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品格的回归:国产影片《我不是药神》诠解

     王峰

    

    在现实主义题材遭遇表达困囿和传播难题的背景下,《我不是药神》却成功打造爆款,引发—片观影热潮。究其原因,在于该片坚持以艺术创新直面商业喜剧的众声喧哗,以类型经验破解现实主义的传播困囿,敢于担当、砥砺前行,实现现实底色和商业表达互融,对中国电影现实主义精神回归具有重要的引领意义。

    现实主义是电影创作生产的重要质素,其关乎中国电影的永续发展,关乎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亦关乎精神文明建设。追溯国产电影产业化以来的发展轨迹,现实主义电影始终关注普通民众,记录着不同时代的社会景观,凸显出对“现实主义品格”的矢志探索,称得上是每一时期的“影像中国”。然而,在大片时代和娱乐狂潮背景下,现实主义电影遭遇着表达困囿和传播难题,不仅难以得到观众认同和市场认可,甚至有不少创作者选择规避现实迎合大众文化。2018年暑期档,《我不是药神》票房一骑绝尘,获得社会各界集体点赞,成为一款现象级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影片亦是现实底色和商业表达互融的成功示范。

    一、以艺术创新直面商业喜剧

    (一)重新回归表演美学的重要地位

    《我不是药神》的表演完成度无疑是现象级的,为了演好片中角色,扮演程勇的徐峥长期在低端居民楼里体验生活;扮演吕受益的王传君,为了演绎出病人的虚弱感连续两天两夜不吃不喝;扮演牧师的杨新鸣年过六旬还苦练英语……这些倾尽全力的表演,最终换来了观众刻骨铭心的记忆。表演美学是衔接艺术与生活的通道,也是体现电影内在品质的重要前提。该片之所以强调表演美学,是因近年来在商业喜剧中以“小鲜肉”和媚俗化为审美标尺的观念大行其道,超高片酬、面瘫演技、过度娱乐化削弱了表演美学的重要地位,破坏了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使观众对电影艺术产生了价值怀疑。那么表演艺术在商业大片上就真的不重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表演美学能够启发观众对电影的思考,培养其对电影创造生产和欣赏的审美自觉,6凡价值上看,其是电影艺术不可或缺的一环。纵观20世纪70-80年代,好莱坞涌现的—系列商业大片,如《教父》《现代启示录》《大白鲨》《超人》等影片所展现的表演美学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以增强,演员以出色的自发行为、想象力和感觉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使影片达到了难以企及的艺术成就和票房成绩。因此,中国商业喜剧创作者必须转变观念,重新加强表演美学的重要地位,以强大的表演艺术魅力叩开每一位观众的情感大门。

    (二)重新定位电影商业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在商业大片勃兴的现代,传播手段、营销策略所承担的使命被不断强化,电影艺术的主体性正在被商业性取代,电影商业和艺术难以共生,这种观念正在电影市场蔓延开来,并一直得不到较好的平衡。商业电影就要少谈艺术性?从本质上看,电影既是集戏剧、文字、音乐、摄影等艺术于一身的综合体,又具有超越其它艺术的表现手段,电影的艺术性表现在叙事方法、剪辑风格、拍摄技巧、摄影风格等方方面面。而商业电影同样离不开电影艺术,在现代审美理念下,商业电影应该体现出其艺术涵义,围绕艺术价值作出甄别和扬弃。《我不是药神》以高超的营销策略将观众吸引至电影院,而与此同时,电影本身的文化艺术属性有增无减,扎实的剧本、动人的故事、独特的音乐……交织在一起,不仅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也成为重新定位电影商业、艺术关系的示范,指引着国产商业喜剧的发展路径。该片的艺术质感来自于对时代的追问、对生活的体认,好莱坞没有,其他商业喜剧也没有,这是电影商业化逻辑中所匮乏的。随着国产电影的产业化、市场化的持续推进,以及电影人对观念更新的清醒认识、对营销手段的广泛应用和技术层面的矢志探索,《我不是药神》所积累的艺术经验,或成为未来中国商业电影创作的基本遵循原则。

    (三)重塑喜剧传达效果

    高成本历来是商业喜剧的救世主,业界甚至流传着低成本电影没有市场的观点,然而,2006年《疯狂的石头》漂亮出击,开辟了低成本商业喜剧的全新发展模式。《疯狂的石头》的出现推翻了“资本万能论”这一非理性思维,电影人应重新审视电影的文化艺术价值,重新塑造喜剧传达效果,从根本上摆脱对大规模资本投入模式的集体依赖。虽然大规模资本投入在宏大叙事和国际化传播上具有显著优势,能够依靠高科技手段带来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却不足以让商业喜剧贴近大众生活,进而调动起观众的经验和记忆,产生观影乐趣。商业喜剧超过大众商业电影的魅力在于其独有的喜剧效果,观众不需投入太多思考,便很容易进入到观影乐趣中。影片《我不是药神》的文学文本具有鲜明的“读者式”倾向,充分关照大众的观看鉴赏能力,其喜剧效果基本以“通俗”形态流露,如程勇通过大把砸钱让酒吧男经理亲自表演了一段钢管舞,张长林卖假药演讲时蹩脚的表情。然而在这些浅白庸俗的片段之后,又有程勇同情心战胜情欲,张长林打电话威胁程勇的情节作对比,剧情也因此波澜起伏。表面上观众简单被动接受着封闭文本的笑料,享受着电影的娱乐快感,同时却开始自觉思考深层次的問题——程勇为什么要再次冒险进口走私药,且无偿提供给白血病患者?随着疑惑的解开影片深刻的现实意义也得以传递。

    二、以类型经验破解现实主义的传播困囿

    (一)真实事件经类型编码优化

    《我不是药神》取材于“陆勇事件”,在瞄准时代症候打造“新中式英雄形象”的同时充分关照白血病患者群体,隐藏着无言的悲悯和浩然正气,被影评人指认为现实主义题材影片。但实际上,现实主义更多体现在影片的创作方式和精神品格上,而非题材层面,题材只能影响而不是决定影片属性。准确的说,《我不是药神》是真实事件经类型编码优化而成的电影,在嵌入类型经验后,获得了对既往社会热点的强反馈力,这种反馈力具有一定的延迟性和灵活性,为创作者适应审查制度和意识形态语境提供了更多空间。此外,真实事件类型编码优化必须经过审慎抉择,无论是主流舆论环境还是现实主义风格的规约,都不允许失真失实的电影文本大行其道,电影创作需要遵循一种基于真实的“暧昧”式框架。在叙事上,该片将“陆勇事件”简化为一个药贩子的成长经历,在情感与法治、牟利与让利、威胁与抗争的多重对立中,男主角从一个社会失败者嬗变成白血病患者的守护神,构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使文本更适合在当下市场中传播。在结构上,影片将人物从“现实”中剥离出来,一方面聚焦人物关系设计和个性塑造,另一方面将现实环境固态化并推向后景,有意识地淡化人与社会矛盾,体现出对复杂现实的善意选择性,从而引发海量的正面社交讨论,带来超越电影本身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