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时期红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因探究

    关键词 长征 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 成因

    作者简介：金璐，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党校。

    中图分类号：D69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4.348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是对红军将士政治信仰、战斗意志的严酷考验。长征途中，红军不仅要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挑战，还时刻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打击之下。加之长征缘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实属被迫转移，并无充分的前期准备和明确的行程规划，其艰险可想而知。然而，纵观《西行漫记》一书，亲历长征的红军将士并未体现出仓促撤退的狼狈，甚至不把长征当回事，而是表现出由衷的快乐 。红军主力在长征途中损耗巨大，幸存的红军将士却处处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一鲜明的反差值得深入探究。一、研究现状

    长征问题是学界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成果极其丰硕，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涵盖了长征历史细节考证、长征重要會议、长征主要战斗、长征时期的各方面政策、长征赢得胜利的内外部因素、长征精神的内涵及当代意义等。然而，在对长征问题的相关研究中，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现象。过多研究者集中于相同或相似问题的探究，虽然有助于研究的深化，却也在问题外延的探索方面有所不足。

    通过对研究现状的梳理，笔者发现学界对长征时期红军将士体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研究常被置于长征精神研究的大框架下，鲜少出现对这一问题的集中研究，对其成因的研究则是少之又少。这就给笔者留下了探索的空间。二、长征时期红军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因

    （一）思想政治教育深化了红军对革命理解

    红军中农民的比重很大。以红一方面军为例，58%来自农民，38%来自农业无产阶级或工业无产阶级，只有4%来自小资产阶级 。在农民占比如此之高的军队里，其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难免受到小农阶级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当时农民的受教育程度低，很难深刻理解党的纲领和主张，因此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

    基于红军来源中，农民占比较大的特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充分注意到了受众的接受水平和理解能力，同时在工作开展的方式方法上，也注意与其兴趣爱好相结合。在政治理论课上，教官摒弃了单方面灌输艰深晦涩的马列理论的传统教学模式，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宣传党的政策、纲领等，如将红军定义为“帮助、保护穷人，为穷人而战”的军队;并且让战士们讲述讨论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从而加深理解。与此同时，军中剧团还会及时地以一些新闻、现阶段出现的问题等为素材，编排成各式各样的文艺形式进行演出。在文娱生活匮乏的年代，这种贴近生活又寓教于乐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大受欢迎，同时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及时开展，让红军将士们对革命的含义、性质和意义等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诸如“赶走日本鬼子”“反对压迫”“帮助穷人”等质朴而明确的目标，使得红军明晰了长征的目的，坚定了战斗意志和信念，克服重重困难，勇往直前。

    （二）赢得群众支持为红军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无论其目的性质还是其作战形式都需要紧密联系群众、切实依靠群众。从性质上来说，红军的目的是帮助穷人赶走压迫、解除剥削，从行事作风上来说，红军非常注重以群众乐于接受的形式做工作。例如红军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帮助农民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在此过程中，不仅严格细致地规范所有士兵的行为、尽量不打扰农民的正常生活，还尽量帮助农民做些力所能及的琐事。此外，红军同样通过群众大会，戏剧、传单、标语等宣传方式进行群众教育工作，唤醒其责任意识，使之意识到红军是为“人民当家作主”而奋斗 。觉醒的群众自然对红军比较支持。相应地，群众的支持也会给红军将士们带来正面的激励。众多与农民有着相同经历的红军战士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是在“为穷人而战斗”，这无疑会更加坚定其战斗意志，同时对革命的未来产生积极的预期。

    从战斗形式上来说，红军以游击战、运动战等灵活机动的作战形式为主。这种情况下，群众的支持可谓是取得胜利的有力支撑。在实际战斗中，支持红军的广大群众为军队通风报信、运输物资、捐赠财务、照顾掩护伤员，甚至在红军帮助下组建的赤卫队等武装力量也在配合着红军作战，为红军的顺利转移赢得了时间 。同时，群众的支持有助于长征途中的红军及时获得兵力补充，这对红军的发展极为重要。

    发动群众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一脉相承。红军将士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获得的对党、对军队、对自我的认知，通过亲身经历的印证得以加强。切身感受到群众的支持，也促使红军战士对革命的未来产生更加积极的预期。群众的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红军的被动局面。红军与群众的军民鱼水情的建立逐步形成了军为民、民拥军的良性循环，长征变得更像一场流动的武装宣传，唤醒了更多人的革命热情。

    （三）集体意识的培养坚定了红军的革命信念

    红军将士组成比较复杂，籍贯分布遍及多个省市，阶级出身、生活经历也不尽相同。然而在红军队伍中，这些差异并没有造成彼此的认同危机，他们实现了对超越原有出身、阶级的更高身份——“革命战士”的情感认同，进而促成了战士们对红军这一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红军队伍中，无论年龄大小、军衔高低，大家都是“同志”、是“战友”，都在“为穷人、为救国而战”。

    集体意识的产生与红军的治军法则是分不开的。红军的相处模式中，处处体现出平等公平、友爱互助的特点。红军严明的军纪适用于全体将士，其中也不乏诸如“军官不得打骂战士”等彰显友爱平等的细致规定。在生活中，红军将领和士兵占有的生活资料并没有太大差异，甚至高级将领也并没有获得过分优于普通士兵的生活待遇 。官兵之间相处比较亲密融洽，高级将领关爱普通战士、将自己的骡马让给伤病员的行为时有发生。在作战时，战斗时常用的口号也并非强迫式的“给我上”，而是号召性的“跟我来”。战功是红军队伍晋升的主要依凭，这种在军队被广泛认同和支持的晋升方式也畅通了官兵间的流动渠道，对遏制官兵二层分化有着重要的作用。

    集体意识的产生使得红军将士有了强烈的归属感，作为个体的人也在集体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个人的行为被置于集体宏伟目标——“革命”的大框架之下，人作为个体的具体行为、目的和微妙的情感体验都被模糊化了。因此才会有亲历长征的年轻战士认为长征“并不算什么”，“和自己的同志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值得恐惧之处。由此而产生的集体行动能够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这也是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动力之一。

    （四）多次军事斗争的胜利增强了红军对革命的信心

    革命乐观主义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理性分析上，合理利用内外部有利因素，积极争取的结果。长征时期，红军将士表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是以细致理性地分析客观事实为依据的。群众基础的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适时实施和显著成效、军事斗争的胜利等都是红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现实依据。

    军事斗争的胜利对于作为军人的红军将士来说有着更为直接、更为深刻的体验，也更能激发普通红军战士的乐观情绪。如在横渡金沙江的战斗中，红军同时面临着自然环境险恶和国民党反动派军事打击严酷的双重不利因素，但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长官的正确指挥和红军战士的英勇战斗下，横渡金沙江取得了重大胜利。战斗胜利后，顺利渡江的红军战士就兴高采烈地嘲笑对岸的追兵“游泳很好玩” 。从战斗本身来看，一场战斗的胜利的确对于战士们来说是莫大的激励和鼓舞，这也是其获得的最直接、最鲜明的对革命形势乐观预期的事实依据。从长征的整体形势来看，横渡金沙江的胜利使得红军第一次赢得了主动，这对取得长征的最终胜利无疑具有重大影响 。长征的最终胜利也是一次次小的军事斗争的胜利量变累积实现质变的结果。因此，多次军事斗争的胜利是红军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重要现实支柱。

    （五）文化生活形塑了红军健康向上的精神面貌

    长征时期军事活动占据红军生活的很大比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红军没有相对安稳的文化生活。红军每占领一个地方，通常驻防一、两个月，在当地建立和巩固苏维埃。在这段时间里，红军的军事活动频率明显下降，而文化生活的比重则有所增加。参加红军的人中，文盲比重较大，为提高红军文化水平，识字是红军士兵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中开展了识字、写字的比赛，优胜者会获得奖励。尽管奖品很廉价，但是红军战士十分看重这种荣誉。同时红军中还流行着识字牌的游戏，帮助文盲在娱乐活动中辨识字形。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红军战士的学习热情，促进了整体红军文化水平的提高。识字率和文字读写能力的提高不仅有助于红军战士理解党的政策纲领，也在潜移默化间改变其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识字为红军战士带来了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也间接促进其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形成。

    此外，红军还有丰富娱乐活动。各种激烈的比赛也受到红军战士们的欢迎。在跳远、跳高、射击、扔手榴弹等比赛活动中，红军战士不仅能够放松身心、疏解压力，还能够提高其军事战斗技能。合唱歌曲也是红军战士的娱乐之一。合唱的歌曲一般曲调欢快，常以革命进步内容为主。歌曲的演唱过程也是革命理念的自我教育过程。这些活动使战士们保持着健康向上的情绪，这是革命乐观主义生根发芽的精神土壤。三、结语

    在艰苦的长征中淬炼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内涵，同时也是长征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及时开展使红军战士们明晰了革命性质和战斗意义，坚定了战斗意志。群众的支持带来的正面激励深化了红军战士对革命意义的了解和对自我的定位。集体意识使全军团结一致，英勇无畏。多次军事斗争的胜利验证了对革命形势的乐观预期。文化生活的合理设置使红军战士形成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这些都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精神基础和现实基础，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产生的重要原因。

    注释：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第207页，第88页，第210页，第149页.

    刘永利.红军长征中的政治工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参考文献：

    [1]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版.

    [2]郭新瑞.长征中的士气激励[J].政工学刊，1996（12）.

    [3]郭慧.红军长征中的宣传致效[J].新闻传播，2006（11）.

    [4]李东方.长征——政治社会化视角的分析[D].浙江：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