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力量：社会变革的助推器
熊声波 吴琼
[摘要]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由社会生产状况所决定的思想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其各自的思想在历史中都促进了文明的生长与发展。在现代中国，由于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中国的革命、改革与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经济总量上超越了大部分西方国家，这显示了人民至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至上性。
[关键词]思想;历史;发展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0）01—0058—07
[作者简介]熊声波，男，云南大学滇池学院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部讲师，研究方向：西方历史哲学;吴琼，女，云南大学滇池学院马克思主义教学研究部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边疆地区民族发展问题。
作为客观产物的思想，在物换星移的历史长河中，亦在推陈出新的发展。判断思想新旧不是看其时间先后，而要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能概括最新时代的特征，是否能抓住时代的本质。世间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思想或真理，思想不是抽象的，它是具体的，历史的。思想不是形而上学的对象，任何试图以某一抽象的思想去解释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因此，无论是古代时期柏拉图的“理念”，还是亚里士多德的“灵魂”;无论是近代康德的“自在之物”，还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无论是中国哲学中的“心”还是“理”，这些哲学家们不过是在努力证明最高存在物的“存在”，但它未证明该存在已超越了历史。所以，僵化的、固步自封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并不能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反，真正的思想是具体的，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变革时代都伴随着“新思想”的出现，“新思想”的出现又引领着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前行。
一、西方与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新”思想
希腊与中国作为古老文明发源的两个国家，都曾产生过先进的思想理念，对后世影响巨大，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在地理大发现后，受希腊文明影响的欧洲，率先变革旧思想，发明了一系列的现代文明制度，对世界和人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旧中国由于封建思想的保守性，错过在技术上的革命，导致近代中国与欧洲国家相比，处于被动落后的局面。
（一）欧洲思想之变
马克思说过，历史是合人的目的，由低向高发展的过程。自人类诞生起，就朝着高级文明进化。欧洲古代文明约从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了当时的欧罗巴文明，这一阶段人类产生出语言、文字，能够利用自然条件种植作物、蓄养家畜、制作武器，出现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形成了各种社会关系。政治上，形成了以城邦代替部落的希腊文明，在此之上分化出相对立的阶级，人类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
古希腊的学者提出了许多先进的思想，对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希腊时期，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对世界纷繁复杂的多变现象认识还不充分，对世界，特别是自然界充满着好奇与不解。当人们的思想聚焦在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时，一个革新的哲学思想诞生：即如何在多变中寻找不变、在复杂中寻找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如苏格拉底的“是什么”，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这些概念对人类后来思维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此也影响了人类后世文明的发展。
在这一思想的发展下，人们开始研究不变的存在，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基督教的产生。基督教义认为，上帝不仅是不变的存在，更是引起万物产生及发展的最初原因。关于上帝决定一切的思想，在欧洲存在了上千年，它深深地影响了欧洲的发展，至今宗教仍然是欧洲文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西方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认为，在公元后第四和第五世纪时，“那时历史的观念由于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的影响而经过重新塑造。”[1]但宗教思想毕竟只是人的信仰，根本上来说与人的理性和科学是矛盾的，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思想终将被更先进的思想所取代。首先举起“反对将人交给上帝判决”大旗的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强调了人的思想的批判，对基督教的许多教义都提出了疑问，确立了人作为自我尺度的批判思想。基督教的许多教义确实存在着反人类的情况，例如教皇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行使着与上帝相同的权利，人们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教权，信仰教权即信仰上帝，信仰上帝就要听命于教皇，服从教权。这种教义在基督教内部发生了分裂，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欧洲的宗教改革，基督教由此分裂成了天主教与新教。新教的教义比天主教教义要温和得多，人们无需做太多的事情，無需听命于教皇，无需服从教权，无需赎罪，无需向教会纳税，只需凭对上帝的信仰，即使不通过教会亦能接近上帝。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宗教改革，无不代表着一个时代思想的更新，同时也标志着社会的进步。
真正使欧洲确立为现代文明发源地的原因并不只是人们学会了在瞬息万变的现象中寻找不变的本原，文艺复兴只是人们解放思想的导火索，在这之后，人们开始寻找自身理性得以发挥作用的方法。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与亚洲和非洲连接起来，此时的世界历史思想开始形成，人们的交往也在全球进行，特别是经济与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分析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在文艺复兴之后，另一解放思想的运动是启蒙运动，如果说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人对外思想越来越开放，那启蒙运动则是欧洲对内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的目的在于反抗封建思想和宗教愚昧，这一思想推动了欧洲第一次科技革命，用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农业，使欧洲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得到了巨大发展，领先世界其他国家。有三个因素记录了人类思想的质变，更奠定了欧洲作为人类现代文明发源地的基础：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这三个因素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来源，为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天世界各国的文明无不以此为根基。
（二）中国思想发展之嬗变
与欧洲相比，中国思想的发展变化没有那么激烈，这主要源于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从公元前221年至1911年，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时期，儒家思想是这一社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稳定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人们相对稳定的思想，家国情怀一直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这就决定了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伦理道德始终处于主流思想，但朝代的更替也说明了人们思想的变化。从中国历史来看，当统治者致力于解放思想、励精图治时，当时的社会状况表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例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永宣盛世、康乾盛世。而当统治者思想僵化，甚至禁锢人们思想时，社会必定大乱，直至引起朝代的更替，直到出现新的统治者，他们思想只有足够开明、先进，才能使乱世稳定。思想的相對稳定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社会的稳定，但这种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却无法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稳定的小农经济使当时的中国长久处于天朝上国的迷局中，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当时的统治者才看清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虽然统治者也做过一些补救措施，例如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制度的维新变法，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的辛亥革命皆以失败而告终，不得不说这些失败皆因思想解放不够彻底。与当时的中国社会传统思想相比，这些运动、变法、革命都能代表当时先进的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于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来讲，局部的修补仍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思想解放。
对比欧洲与中国历史的变化，我们会发现，欧洲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而导致战争的原因则在于利益的争夺。从波希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马其顿战争到近代的世界大战，欧洲乃至西方国家无时不处于战争状态，且战争的目的一般都为利益的争夺，这种战争和利益争夺思维逐渐在欧洲的“血液”中凝固下来，甚至影响至今。反观中国，虽然中国也经常处于战争时期，但由于相对稳定的儒家思想的原因，中国一直是统一多于分裂、和平多于战争的状态，这也是中国文明没有中断，能一直延续至今的原因。为了在恶劣的战争状态下生存，欧洲不得不通过战争来建立新的文明。所以，当欧洲国家为了发展资本而在全世界大力掠夺和殖民的时候，中国却一直还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当欧洲对世界地理进行探索的时候，中国还处于世界中心的自我陶醉的幻想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在近代历史上，欧洲成为了世界文明的奠基者，而中国却沦为了被动挨打的状态。然而，中国真正摆脱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使今天的中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原因，在于历史上的三次思想大解放。
二、当代中国的新思想
（一）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思想
无产阶级革命新思想是在近代“中国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中诞生的。1840年之后，列强在战争和利益争夺思维下，对中国进行疯狂侵略。另外，封建地主也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下对本国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内忧外患的情况，使中国有识之士不得不探寻一条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争取民主解放的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人们所认识到的人类最高的社会形态仍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好的政治制度仍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所以，辛亥革命代表了当时最高的阶级革命，因为它以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但事实是，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并没有完成辛亥革命本该完成的任务，对外既没有完成民族独立，对内也没有实现民主解放。它结束了封建王朝的时代，却遗留下了大量的封建势力;它建立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但却受制于帝国主义的干预。代表最高阶级斗争的辛亥革命失败了，但它却在中国人的心里埋下了另一种思想和另一条道路的选择。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要么单纯地推翻旧思想，要么单纯地接受新思想。如果不能实事求是的改革或革命，始终无法确立正确思想。新文化运动就是文化领域内的革命，它承认近代西方的确在科学与民主方面领先中国，所以，将中国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的同时还必须装备先进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就是既以推翻旧的封建思想，又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先进思想运动。受新文化运动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爆发及最终胜利，让中国人看到了无产阶级运动在中国的可能性。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改良已无法将中国从内忧外患中解救出来，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才能救中国，这也是辛亥革命后的唯一一条道路和唯一可选择的思想。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至此，中国开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外求民族独立，内求民主解放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于1945年和1949年分别完成了两项历史任务。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于有新的指导思想，一个被欧洲人敌视，被中国人继承的正确反映社会发展的思想——马克思主义。
中国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为指导，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革命和改革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就是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而诞生的，它从学理上、实践上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科学的指引。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关系，这一矛盾运动通过阶级斗争体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3]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不适应于积贫积弱的中国，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并没有经过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正常的资产阶级革命轨道，而城市小资产阶级又因为帝国主义的干预和本国封建与官僚的挤压，成了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更别提发展了。当然，中国更不可能退回到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所以，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铲除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无产阶级生产关系。具体做法则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在于壮大无产阶级革命力量，消灭封建地主的生产关系;武装夺取政权在于掌握生产主动权，因为只有掌控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
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无产阶级成为了国家的主人，确立了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然而，由于错误的指导思想，致使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走了许多弯路。为此，我们需要纠正错误思想，重新确立正确的指导思想。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1985年，邓小平审时度势，对国际形势做出正确判断，提出当前时代主题乃是和平与发展。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4]时代主题是对世界局势的宏观把握，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需要指导革命的思想，但在和平与发展的年代，阶级革命的矛盾降低为次要矛盾，我们需要的是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曾经走过一些弯路，这是由于错误思想导致的，這些错误思想体现在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没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改革开放就是要从这两方面把错误思想纠正过来。
无论是在我国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事求是的精神始终贯穿我党的实践工作当中。中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皆在于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分析，国共对峙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抗日战争时期“与敌人进行持久战”，无不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而“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则体现为对实事求是精神的背离。对实事求是的背离并没有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得到重新确立。1977年2月7日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了“两个凡是”的社论，遭到邓小平的坚决反对，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5]“两个凡是”极大的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也禁锢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在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谈到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因此，“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都坚持从实际出发。”[6]随后在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社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7]至此，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内重新确立起来。
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下，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也需要进行重新判定。在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我国社会主义实际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述：“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8]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我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这个最大的实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被归纳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要任务。在需要与生产之间，生产是我国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只有生产力水平提高了，人民在物质、文化上的需求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必须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国力，为此，中国必须进行改革开放。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到201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经了40多个年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7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82.7万亿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6万元，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地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今天的中国谈改革开放，对内不仅仅是发展经济，还要建设民主政治、构建和谐社会、弘扬优秀文化和建设美丽中国。对外不仅仅是引进来，更要走出去;不仅让中国离不开世界，更让世界离不开中国;不仅是规则的遵从者，更是规则的制定者。“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9]40多年的伟大成就说明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正确。在40多年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内涵也得到了丰富，它与“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起，推进着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
（三）新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增长到80多万亿，“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另外，在全面深化改革、民主法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会议上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我们将用新思想、新思维指导工作。“新”并不意味着时间的在先，不能为新而新。“新”是指符合人类历史前进方向，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新思想就如同新事物，是对以往思想的扬弃，也就是说，既保留了我国以往的优秀思想，又具有体现时代特征的新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新的全球价值观，包括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早在2011年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就提出过“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其中说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命运休戚与共，国际社会应增强共同安全意识，既要维护本国安全，又要尊重别国安全关切。”[10]十八大报告首提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指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11]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介绍给全世界，并得到极大的认可。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讲话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我们需要做出以下努力。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我们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我们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我们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12]两年后，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习近平总书记说道：“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13]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符合时代特征，更反映了全世界人民的愿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从理论上对之进行了科学的建构，更在实践中论证该理念的科学性、可行性。
1.“一带一路”建设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科学信息技术大变革的今天，世界正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一方面，人民的生活越来越便捷，交流越来越频繁，整体上看，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流;另一方面，由科技带来的不安因素影响着人类的发展，发展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网络成为不法分子的逍遥之地，武器的破坏力威胁着和平、民主和平等的实现。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变化，世界各国联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讲，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既体现了一个大国该有的担当，又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践行。截至2019年7月底，中国政府已与136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195份政府间合作协议，推动了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铁路、港口、航空、能源的发展，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由2013年的25%提升到2018年的27.4%，2013年至2018年，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64691.9亿美元。“一带一路”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它顺应各国人民的心声，是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2.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纽带。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族群，有共同生存的基础;作为社会的成员，有互相依存的需要。所以，人类是一个平等、包容、互信、互利的整体，是一个区别于其他种类的“命运共同体”。根据地域、国家、语言、肤色等其他外在因素，文明被划分成了许多种类。正是因为文明的多种多样，世界才更加丰富多彩。因此，“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14]承认差异是为了求同存异，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才为解决矛盾，寻求统一提供了依据。只有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才能避免因文明冲突而引起的战争，人类社会才会不断进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15]
三、现代中国对西方国家思想上的超越
在现代，中国之所以发展迅速，不仅使人民富起来，更使国家强起来，原因在于我们有先进的、正确的思想做指导。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对民主本质的理解已有自己的认知。
民主一词来源于希腊词demos，意为人民。民主政治是指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共同管理国家的一种政治制度。柏拉图就曾在《理想国》中分析了民主政治的本意及特征。在他看来，民主政治本是一种善的政治制度，但在这种政治制度下，一切人都平等地享有绝对自由，导致无政府状态。所以，柏拉图认为：“不顾一切过分追求自由的结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16]因此，民主本身是个好词，体现人民的意愿，但如果像“绝对自由”一样，不加以限制，则会物极必反。这正是西方在民主上所犯的错误。
现如今，“民主”成为西方国家的统治工具，不仅以此麻痹本国人民，更干预他国政治。政治的产生是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但在西方，政治却是为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一切都以政治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以美国为例，美国肆意挥舞“民主”这根政治大棒，要强横地介入他国的经济和政治。美国通过选举制度选出自己的领导人，但这样选出来的领导人就真的是民主的吗？奥巴马是民主党，代表了民主党的利益，特朗普是共和党，代表的则是共和党的利益。如此带来的结果就是将一党之利至于国家之上，也就是至于人民之上。而且，如果以相当接近的票数来决定谁成为执政党，并不一定就完全表达了民意。所以，美国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用竞选制、内阁制、两党制、三权分立这些看似民主的程序辅助成一个民主的假象，其本质更类似于专制。因为，无论哪个执政党执政，都只是该执政党的民主。对外，美国更以“民主”作为武器，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正义的国家，干预别国内政。又或者以“民主”的名义，煽动别国人民制造“颜色革命”，以达到其政治上的目的。
反观我国，中国将democracy翻译成民主，顾名思义，乃是取人民当家做主之意。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以建设一个民主国家为目标，就是要使中国独立和富强，就是要让人民成为真正的主人。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多党合作协商制度。在这些政治制度下表达的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是在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党始终守着自己的初心，无时不表达着人民至上的思想，群众路线就是我党的工作生命线。因此，为了捍卫人民民主，还必须对敌人进行专政。所有与人民为敌的，不管在政治上有多大权利，都要接受人民的制裁;所有试图破坏中国特色民主的外部势力，都要进行抵抗。我们党能够从最初的53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9000多万名党员，能够以一个弱小的国家抵御住外国列强的侵略，能够在三年时间内将新民主主义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实现中国从贫穷落后到今天的富起来和强起来，能够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敢于规划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人民的支持。如果失去民心，中国的独立与发展不会如此的顺利。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这是我们中国最大的特色。
第二，中国在发展上更加开放、包容。在论及中国与西方的差别时，许多人都会有一种中国比较保守，外国比较开放的思想，理由大致如下：就中国来讲，中国文明源远流长，封建制度解体较晚，现代中国受基本伦理道德和基本宗法制度影响较深，因此，中国是一个保守的国家。而之所以认为西方国家更开放，乃是因为西方国家建立了现代文明制度，其特征就在于将生产关系由一国扩大至全球。所以就民族性格和生产方式上看，认为西方比中国在思想上更开放、更包容。然而，正像第一点所论述的，表面上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只有真正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才是真正的民主。相同的道理，開放和包容的精神不能只停留在民族性格上，这是外在的表现，而只有以人民利益而进行的开放与包容才是真正的开放包容精神。
中国文明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是一直延续至今的文明，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所述：“中国，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一种文明。”[17]我国学者张维为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把‘民族国家与‘文明国家融为一体的‘文明型国家，是一个把‘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长处结合起来的国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巨大整合能力。”[18]由此可见，今天的中国既向过去开放，又向世界开放，包容过去传统，又欢迎现代文明。
正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文明型国家，所以在建设时也更开放、包容。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就在于开放、包容的精神。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首开先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检验改革的成败。“摸着石头过河”，“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等论断宣告中国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尽早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国扬弃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优秀成果。例如，利用资本主义市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鼓励和发展私营经济;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念。随着邓小平南方视察发表的一系列讲话，中国的改革开放也逐步迈入正轨，并大踏步前进。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关阶段，中国对内改革会越来越全面，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新时代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中国。政治上始终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经济上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为目标，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国家经济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思想上秉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高度认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对外交流中，本着“互信、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持续加强国际交流、扩大对外开放，逐渐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在亚欧非的大陆上架起了一座座友谊合作之桥。新时代的中国不仅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也把为全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摒弃了阵营和对抗，彰显了大国的担当和情怀。
总之，西方思想过度注重理性分析，在任何领域都以理性这把标尺进行衡量。中国也注重理性分析，只是由于长期形成的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在理性的基础上更赋予了人文关怀，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合理的融合起来，这是现代文明和古代文明的融合。西方标榜的自由和民主不过是过时的思想，已失去民主与自由本身该有的意义，沦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只有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并反映人民意愿的民主、自由、开放、包容才能赢得历史进步和民族发展。正如吕思勉先生对中西文明的分析和预测的那样：“他们（西方）的文化，是挟着武力而来的;而且辅之以经济之力。我民族遂大受其压迫。土地日蹙，生计日窘，不但无从发展，几乎要做人家发展的牺牲了。然而这只是一时的现象。须知一种文化的转变，是必须要经过相当的时间的……我国民族，现在正当变化以求适应于新环境的时候。一旦大功造成，其能大有造于世界，是可以预决的。到这时代，我民族的发展，就更其不可限量了。我国民族，是向不以侵略压迫为事的。我国而能有所贡献于世界，一定是世界的福音。”[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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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伟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