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老病诗及其心态探析
内容摘要：白居易诗中有一类老病主题，不仅有多首诗写到了所罹患的眼疾和风疾，还不余遗力地描述对衰老的态度，从叹老、喜老、嘲老的心态转变反映了他对衰病和生死的超越。此外，白居易知足保和的心态与其选择的人生道路和信奉的佛道思想密不可分。
关键词：白居易 老病诗 知足保和
白居易享年75岁，在有唐一代的诗人里称得上高寿，一生深受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影响。青中年时期，他践行的是儒家“兼济天下”的政治理想，在诗坛上掀起新乐府运动，创作“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p6891的讽喻诗，以期能矫正时弊，体现了积极的入世思想。而晚年遵守儒家“独善其身”的行为准则，又受佛道思想的影响，创作体现其安适保和的心境。得享高寿又热衷于养生，白居易诗中有一类有很重要的主题，即对老病的描述。
白诗中有多篇都提到了衰老和疾病。《感时》一诗：“朝见日上天，暮见日入地。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勿言身未老，冉冉行将至。白发虽未生，朱颜已先悴。”[2]p452从生理角度说，三十四岁正是男子筋强骨健，身体健壮的年龄。《黄帝内经素问》：“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3]p23然而白居易居然有老之将至的忧虑，容颜也逐渐衰悴。这一年刚好是永贞元年、贞元二十年（805），唐德宗去世，顺宗即位，启用韦执谊、王叔文等人实行变革，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八月，唐宪宗即位，韦执谊、王叔文、刘禹锡、柳宗元等人被贬，永贞变革失败。那么，白居易在三十四岁这年有衰老行将而至的忧虑应与当时的政治相关，或许此时的白居易真切地感受到了政治的变化无常，故有此感。
真正感受到衰病的影响是在元和九年春，白居易43岁，到了“五八”的年纪，他首先罹患的是眼疾，现存诗歌中约有4首写到了眼疾，分别是《眼暗》、《得钱舍人书问眼疾》、《病眼花》、《眼病二首》等。“早年勤倦看书苦，晚岁悲伤出泪多”[2]p1117，白居易因早年勤奋苦读和悲伤多泪而损害了视力，以致“眼损不知都自取……夜昏乍似灯将灭，朝暗长疑镜未磨。”[2]p1117虽然白居易积极诊治，但疗效并不好。“春来眼暗少心情，点尽黄连尚未平。唯得君书胜得药，开缄未读眼先明。”[2]p1126因读书思虑导致的眼疾应该疏肝补血，但白居易错用清热的黄连，所以眼疾未愈，不过他收到朋友问候的书信很开，还未开封就感觉眼睛好转了。事实上，白居易的眼病是逐渐加重的，从眼暗发展到了眼花：“大窠罗绮看才辨，小字文书见便愁。”此时白居易也不过40余岁。
68岁时，白居易患风疾，作《病中诗十五首》：“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朽株难免蠹，空穴易来风。肘痹宜生柳，头旋剧转蓬”[2]p2628“风疾侵凌临老头，血凝筋滞不调柔”“吾今已年七十一，眼昏须白头风眩。”[2]p2629头晕目眩、关节疼痛麻痹，从后续诗作看，白居易并未寻求医生诊治，而采用顺其自然的心理疗法，“今幸乐天今始病，不知合要苦治无。目昏思寝即安眠，足软妨行便坐禅。身作医王心是药，不劳和扁到门前。”[2]p2631困时便睡，不善于行时便坐禅，以乐观的态度对待疾病，不过白居易这种乐观的心态和顺其自然的生活态度也是有个逐渐接受的过程的，从白居易多首叹老、喜老，甚至自解、自嘲诗中可以看出。
白居易对衰老和疾病的态度从最开始的叹老，经过喜老，最后转变为自解、自嘲。在《叹老三首》中，白居易详细地描述了身体的衰老：“晨兴照青镜，形影两寂寞。少年辞我去，白发随梳落。万化成于渐，渐衰看不觉。但恐镜中颜，今朝老于昨。”[2]p784对镜自照，白发随着梳子掉落，担忧着自己的容颜一日日变老。可以说，这是常人面对衰老的惯常态度，白居易也不例外。他写到：“吾闻善医者，今古稱扁鹊。万病皆可治，唯无治老药。”即便神医扁鹊也只能救治疾病，面对衰老也束手无策。这是多么令人悲哀的事情，时光流逝，惊物长成，身体衰老，白居易发出了“壮岁不欢娱，长年当悔悟”的肺腑之言。在另一首《渐老》诗中也写到了发白梳落、朱颜辞镜的形状。衰老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既然老已来临，那也只能去接受。《任老》一诗则体现了白居易对衰老的妥协：“面黑眼昏头雪白，老应无可更增加。”[2]p2160此时他的心境已经从最初的忧虑，转向了接受。作《览镜喜老》诗时白居易已64岁了，须发皆白，他给亲朋开解道：“生若不足恋，老亦何足悲。生若苟可恋，老即生多时。不老即须夭，不夭即须衰。晚衰胜早夭，此理决不疑。”[2]p2309如果不恋生，面对衰老就不比有悲哀之心，如恋生，老去恰恰是多生，想要不老就须夭折，而不夭折的结果必定是衰老，极富哲理性。人生七十古来稀，“倘得及此限，何羡荣启期。当喜不当叹，更倾酒一卮。”若能到七十之限，又何必羡慕春秋时的隐士荣启期，应当欣喜，更该饮酒庆祝。自此，白居易完成了对衰老的超越，甚至以自嘲的口吻来应表述：“昨因风发甘长往，今遇阳和又小康。还似远行装束了，迟回且住亦何妨。”[2]p2653昨日因风发甘愿死亡，近日天气阳和身体又好转了，暂住于世又何妨呢！
既然超越了衰老，生死也就成无足轻重了，“死生无可无不可，达哉达哉白乐天”，白居易以达观的态度对待生死，反复在诗作中表达达观知足的心态。白居易70岁作《逸老》诗：“去何有顾恋，住亦无忧恼。生死尚复然，其余安足道。”[2]p2725“人生七十稀，我年幸过之。……百事尽除去，尚余酒与诗。兴来吟一篇，吟罢酒一卮。……于中我自乐，此外吾不知。”[2]p2736这时，他已经完全参破了生死，去无顾恋，暂住人世亦无烦恼，真正达到了超然的境界。
解决了生死问题，晚年的白居易更是享受当前的生活，会昌五年（845），白居易74岁，与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老与洛阳集会，各赋七言六韵诗一章以纪之（《胡、吉、郑、刘、卢、张等六贤皆多年寿，余亦次焉，偶于东都敝居履道坊合，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且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各赋七言六韵诗一章以纪之，或传诸好事者》）。南宋人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九收录老寿类诗，共选录8首诗作，唐代白居易1首，宋人7首中陆游4首。卷首曰：“香山九老之会洛阳耆英继之，此盛事也。”[3]p181“与会者胡杲年八十九、吉旼年八十六、郑据年八十四、刘贡年八十二、卢贞年八十二、张浑年七十四。元注以上七人合五百七十岁，会昌五年三月二十日于白家履道宅同宴，宴罢赋诗时秘书监狄兼谟、河南尹卢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虽名七老，实则九老也。”[3]p182九老会影响深远，继之者良多，宋代诗人也积极举行耆老会，故方回尝羡慕近世诗人，如曾几、陆游、刘克庄等，皆作老寿诗。
老寿和老病本是事物的对立面，能像白居易晚年生活安适保和的作家并不多，更多的是对由老带来的衰、病的描述。可以说，老、衰、病既是诗人对身体状况的敏锐感知和生命状态的诗意呈现，也蕴含着诗人对仕途和人生的深刻体悟。
白居易之所以能以达观的心态看待老病，与他一贯以来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和信奉的佛道思想密不可分。
诚然，青中年时期的白居易是一位积极进取的儒者，但受仕宦生涯的影响，特别是元和十年（815）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一职，心中始终都存着隐逸的想法。大和三年（829），白居易作《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閑。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2]p1765这一年，白居易罢刑部侍郎，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远离了政治和权利的中心，中隐的选择也恰恰反映出他此时的生命状态：非忙非闲，又不劳心力，无饥寒之忧，为后世诗人提供了身在仕心在隐的法门。归洛的十七年，正是白居易心向隐逸的十七年。白居易将其诗作分为四类：讽喻、感伤、闲适、杂律，其中闲适诗以描绘日常生活、知足保和的心态为主要内容，在《与元九书》一文中说：“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1]p6891实际上白居易创作的闲适诗远超100首，在洛阳的十七年是其闲适诗创作的高峰期。
此外，白居易还深受佛道思想的影响，不仅和禅师相交，如在洛期间与如大师、自远禅师、宗实上人、清闲上人等相交（《赠僧五首》），在他的诗作中也经常会出现与佛道相关的内容，如“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坛经说佛心”[2]p1836、“静念道经深闭目，闲迎禅客小低头”[2]p2153等。精读佛道经典，体悟禅理道义，白居易在坐禅悟道中超越了名利荣华、老病死生，最终达到“炼成不二性，消尽千万缘”的人生境界。他作《知足吟》、反复在诗歌中表明知足的人生态度，“忘荣知足委天和，亦应得尽生生理”[2]p2281、“如我知足心，人中百无一”[2]p2344、“我心既知足，我身自安止”，正如《唐宋诗醇》所言：“‘识分知足四字，是乐天一生得力处，真实受用在此。”[4]P355
总之，白居易的老病诗既是其日常生活、身体状态的表达，又是生命状态与知足保和思想的反映。透过老病诗，能够看到白居易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衰老、疾病、生死的最直观感受。
参考文献
[1]董诰.全唐文[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龙伯坚，龙士朝编著.黄帝内经集解[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4]方回.瀛奎律髓[M].卷九.四库全书本.
[5]唐宋诗醇[M].乾隆钦定，御选，御评;冉苒，校点.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
基金：陕西中医药大学校级项目2017RW06唐诗中的疾病与养生研究
（作者介绍：孙培，陕西中医药大学人文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