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日用陶器对艺术陶瓷的影响
李燕娟
摘 要：石湾艺术陶瓷是土生土长的工艺美术，以形象传神、造型古朴、胎体浑厚、釉色斑斓、质感强烈等特点而著称。石湾艺术陶瓷的产生和发展与石湾日用陶器息息相关，这是因为：一、艺术陶瓷中的器皿类起源于日用陶器；二、日用陶器的生产为艺术陶瓷的制作提供了技术支持；三、贯穿日用陶瓷生产的“按需生产”思想是石湾艺术陶瓷丰富多彩的原因；四、大量石湾日用陶陶瓷的销售带动了石湾艺术陶器的宣传和推广；五、以生产日用陶瓷为经济支柱的石湾曾经是一个异常繁荣富裕的地区，为艺术陶瓷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现今石湾日用陶瓷已息微，但石湾艺术陶瓷却一支独秀，延续南国陶都的千年辉煌。
关键词：石湾；艺术陶瓷 ；日用陶；起源；技术 ；推广； 辉煌
1 引言
石湾艺术陶瓷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形式多样，品类分为人物、动物、山公、器皿和瓦脊，尤其是人物，塑造了大量喜闻乐见的形象，人们亲切地称为“石湾公仔”。石湾艺术陶瓷，题材上选取广泛，造型和釉色方面集石湾陶瓷之大成，是在石湾日用陶瓷基础上诞生出来的陶瓷品类，它伴随着日用陶器的繁荣而产生和发展。
2 艺术陶瓷中的器皿类起源于日用陶器
在追溯石湾艺术陶瓷的源流时，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到河宕遗址的印纹陶或者澜石出土的陪葬物，但这不是石湾艺术陶瓷的真正源流。正如陶器的出现，是世界各地不需要互相学习而自发产生的。印纹陶和汉墓葬在全国范围内许多地方都有出现，在石湾及周边地区出土的陶器并未显露出后来石湾窑艺术陶瓷的明显特征，只能说石湾地区开始有人做陶，隐含了制陶的基因。石湾艺术陶瓷真正起源于明代，这得到众多文化学者的认同。在艺术陶的五大种类中，较早出现的是艺术器皿。明代苏可松的《翠毛釉贯耳瓶》（图1）是现今保存较好的有作者姓名，年代确切的作品。根据记载，明代陈粤彩、杨升、扬名都是擅于制作器皿的名家，虽然没有见到他们的存世品，但“陈粤彩经常使用酱黄釉、绿釉等制作器物，作品较为细致整齐”，“杨名传世器多仿古铜器，精制黑釉，常用黑白两种釉色，简洁朴素”，“杨升作品多仿汉代铜器式样，擅长粉蓝色釉”[1]。这些明代的陶艺名家做的已不是一般的日用陶器，而是在造形和施釉方面都有一定追求的工艺美术品，因作品广受欢迎和珍惜才会使作者留名后世。从清代大量生产的日用器皿，有不少看到艺术陶器的影子，如白釉行（古石湾陶业行会之一）的饭豉（是一种用于从厨房的大铁锅里盛饭到饭厅的容器），上面有浮雕龙、鸡等图案装饰，还覆盖了漂亮的黄釉或绿釉（图2）；花盆行（古石湾陶业行会之一）的药酒壶（高约80～90 cm），以龙头作壶嘴，梅花或竹装饰壶耳（图3）；挂在墙上的挂壁，装饰以动植物的造型，中空又可盛水养植物（图4）。总之，石湾生产的陶瓷制品中既实用又美观的比比皆是。石湾日用陶瓷的产生始于唐宋，明清达到鼎盛。随着销售的畅旺、见识的增加，将日用陶器做得更精美，提高其附加值，是石湾制陶者和商家很容易想到的，日用陶器的造型也从简单到复杂，釉色从单调到丰富，从而促使石湾艺术陶瓷的产生和成熟。
3 日用陶器的生产为艺术陶瓷制作提供了技术的支持
艺术陶要以“貌”取人，用泥很讲究，对泥的粗细、烧成颜色的要求很高，石湾陶工因为练制大量的日用陶用泥，掌握了炉火纯青的练泥技术。石湾本土没有丰富的陶土资源，清代嘉庆年间有《藩宪严禁挖沙印砖碑示》，阐明了因为当地岗沙开采过度造成系列问题而需立碑禁止；清代道光年修编的《南海县志》中有大雾岗脚丰宁寺的《拟公禁石湾挖沙印砖说》，提到“陶用土坯，其土皆从贩运而来，岂沙不可贩运而至”，沙和泥料不能挖掘，只能从外地购入。从不同地方采购回来的沙、泥料不同，陶工就要根据产品需求按不同的配方练制泥料，这无疑练就了石湾陶工练泥的高超本领。在釉色方面，石湾白釉行是石湾釉料的开拓者，白釉行主要生产枕头、筷子筒、孟、茶盘等日用陶器，起初产品大部分内上白釉外上绿釉，后来研制出来的产品，釉色非常丰富，“据父老相传，行内之釉色是石湾传统釉色之始祖，最为丰富多彩，可视为石湾窑釉色之代表”[2]，釉色是一种很强的装饰形式，对艺术陶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于锻烧方面，宋代石湾窑开始使用龙窑，在明代进行改革，此后，又经过历次改进，石湾龙窑的修筑和锻烧技术也达到出神入化的程度。石湾做艺术陶瓷的人很多没有自己的龙窑，一般与他人搭烧。高峰期石湾拥有107座龙窑，所以要找到好的火位（在龙窑内装放的位置）来烧制较为珍贵的艺术陶瓷很容易。一个产区因为大量规模化的生产而形成成熟泥釉火工艺，对艺术陶的产生和发展相当有利。
4 贯穿日用陶器生产的“按需生产”思想是石湾艺术陶瓷丰富多彩的原因
石湾以民窑为主，一直以市场引导生产，市场需求什么，石湾的陶工就会生产什么。有头脑灵活的陶瓷商人、睿智的设计人员、成熟的生产工艺，只要有客户提出来，甚至没有提出来，商人也能敏锐地嗅到市场的气息，设计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所以石湾的日用器最多时达到1000多种，品种涉及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除在两广地区销售外，还大量出口到东南亚，甚至美国。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思想也影响到艺术器皿的发展。最早出现的石湾艺术人像是一些仙佛等神像，珠江三角洲这一带对鬼神的崇拜很流行，除了大量建庙宇拜祭外，几乎家家都有安神位进行供奉，对人偶的需求量很大，石湾在明代就有人偶的生产，早期做的神像很简陋，面部和衣服上无细致的刻划，只将大概的形象做出来后全身上釉，虽看似简陋，但它是一个好的开端，也是后来扬名海内外的“石湾公仔”的源头。当然，人物后来的发展，又与瓦脊制作有很大的关系。瓦脊是安装在屋顶上的建筑装饰，一般是以神话或粤剧为题材，上面的人物非常多，一条瓦脊代表一台戏，这种建筑陶瓷的制作对技术水平要求很高，人物、动物、花卉、亭台楼阁，都随心所欲表达出来。瓦脊也是按需生产的典型，全部瓦脊都采取定制的形式，客人确定要故事情节或寓意，制作者将整个场景制造出来，因为瓦脊安装在屋顶上，泥像的面部不上釉，衣服行当却要清晰伶俐表现出来，这其中会用到贴塑、捺塑、捏塑等多种技法。这些既锻炼了石湾陶塑艺人的技艺，又给了他们灵感，使后来的案头陶塑作品变得如此生动、传神，所以说做瓦脊是一个加速器。笔者也曾思考过，许多窑区是以器皿为主，装饰也只是几种常用的形式，或刻花，或划花，或绘画，而石湾艺术陶瓷除了很多不同的人物造型外，还有动物、花卉、自然景物的塑像，考虑到它的起源以及与瓦脊的关联，就不难理解石湾艺术陶瓷发展成今天这样子的原因。
山公（图5）是用微塑的手法将自然界中的人和景物塑造出来。最早的山公是放在假山或盆景上起装饰点缀的作用，后来发展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山、水、树、人、动物、花、亭台楼阁都集中在一个小盆中，引起观者无穷的遐想。山工是由“按需生产”引发的艺术奇葩，反映了岭南人头脑灵活的生产理念。
5 石湾日用陶器广阔的市场带动石湾艺术陶瓷的宣传和推广
石湾日用陶器面向两类的市场：一是国内市场；二是海外市场。
两广地区物产丰富、交通方便、人口众多，江河沿岸许多繁华的城镇都是石湾陶器的消费市场。石湾的陶产品大量销往广东西部、北部及广西一带。在清代前期与佛山贸易来往最多的是广西南部各县，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石湾丰宁寺重修，捐款的客商达418家，其中确知外地乡贯的客商有200余家，他们分别来自安徽、广西和省内的惠州、开平、韶州、阳江、电白等多个县[3]，佛山与各地客商联系很广泛。在广西南宁、梧州、贵港、防城港、桂林、百色、贺州等地都有发现石湾清代的瓦脊[4]。
石湾日用陶瓷的出口主要是通过广州和江门。广州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唐宋时期中国陶瓷开始大量向外输出，广州与江苏扬州、福建泉州成为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古代石湾窑的陶瓷产品顺着东平河和汾江河运往广州，由广州出发，出珠江口向西或南沿海岸线航行至海南岛，再沿海南岛东岸南下过西沙群岛北部海面到越南中部的占城，由此南下；也有往东南方向经菲律宾群岛南下加里曼丹与苏拉威西海岸，抵达东爪哇。石湾陶瓷的另一出口路线是经江门、海南岛销往东南亚各地。石湾有水道直通江门，石湾陶瓷由佛山用小船启运至江门，以至河边形成专站堆放石湾陶瓷的集市，被人们称为“石湾街”。石湾陶瓷由江门装上大船后，顺西江南下出崖门进入南海，再沿海岸线航行到海南岛的琼山港，再远航至东南亚[5]。
石湾陶瓷出口量很大。光绪《南海乡土志》载，石湾窑“每年出口值银一百余万元，行销西、北江，钦廉一带及外销各埠”。光绪年间抄本《南海乡土志.矿物制造》载：“缸瓦窑，石湾为盛，……后是贸易过百万，为工业一大宗。”“缸瓦，由石湾运省，……每年出口值银一百余万元”。所以从《南海乡土志》中可见，石湾陶的出口量巨大。由于陶器是“济贫之物”，价廉物美，所以石湾窑出口的陶器数量最多。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载：“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这是对石湾陶器销售市场的高度概括。
随着大量日用陶器的外销，石湾的艺术陶器也销往海外，“石湾的建筑园林陶瓷产品除出口东南亚之外，还销往东亚地区。《高丽史》中曾提到高丽向中国的南商购琉璃瓦、后来他们自行燔烧，“品色愈于南商所卖者”。这里‘南商泛指广东的商人，因为在中国南方生产外销琉璃瓦的窑场只有石湾一处 ，从文中可知道石湾的园林陶瓷销往海外，园林陶瓷中就包括了石湾艺术陶瓷中的一大类——石湾陶塑瓦脊。在最近石湾陶瓷博物馆举办的《屋脊上的秘密》瓦脊展上，根据相关资料制作出的石湾瓦脊处销地图，就标示瓦脊不但销往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和东亚国家，甚至还飘洋过海远销到澳大利亚。石湾窑日用陶器在唐宋时期已形成规模生产，产品销量很大，“宋代以后，岭南和全国一样，陶瓷生产得到大发展，因此有更多的产品输往海外，同于陶器是‘济贫之物，价廉物美，所以石湾窑出口的陶器数量最多” 。瓦脊的生产始于清代，瓦脊的远销得益于日用陶器在海外销售的宣传及搭建的航线。
6 以生产日用陶器为生的石湾是一个异常繁荣发达的地区，对艺术陶瓷的需求不断增加是艺术陶发展的土壤
清中后期和民初，与石湾一度成为可以与佛山匹敌的富裕城镇有关，石湾艺术陶瓷发展得较好。康熙年间，石湾已是“商贾丛集”之地。嘉庆年间，石湾发展成南海县屈指可数的大镇，史称：“（南海县）大镇为省城、佛山、石湾”，“南海繁富不尽在民，而在省会、佛山、石湾三镇” 。当时的石湾非常繁荣和富庶。艺术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艺术的发展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6]。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石湾艺术陶不但在本地越来越受欢迎，石也逐渐得到普遍的认同，人们对石湾艺术陶瓷的购买力不断在增加，在石湾流传的“潘玉书巧戏豪强”和“陈恭受倒头做尿埕”说的都是清末著名艺人潘玉书为地主富豪塑像，因作品的价钱问题潘玉书与他们斗智斗勇的故事。这也充分说明了清末富有人家对石湾艺术陶塑感兴趣，不但购买并且定做石湾艺术陶瓷。
大商家也投资艺术陶瓷的生产。上世纪著名的调釉师傅吴灶生先生，他的祖父吴帮泽是黑釉行（古石湾陶业行会之一）的大老板，还开设米铺、药铺等，其父亲吴聪伟在家族的资助下开设了“吴奇玉”店，专营陶塑瓦脊。此外，同期或早期有“文如璧”店（图6）、“均玉”店、“宝玉”店，都是专门生产瓦脊和园林花盆的店号。众多人才和大量资本的投入，是石湾艺术陶瓷发展的优越条件，这些都离不开以大量生产和销售日用陶瓷所产生的资金积累。
7 结语
清末时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不稳定，民族经济受冲击，石湾日用陶生产受影响，生产日渐衰落，但艺术陶瓷却得到长足的发展，名家纷纷涌现，黄炳、陈渭岩、潘玉书、温颂龄、霍津等，他们奠定了后世石湾艺术陶瓷的基础，直到现在，仍是陶艺从业者的学习对象。新中国成立后，日用陶瓷得到了恢复，还经历了一段短暂时期的辉煌，但是随着塑料等材料的大量使用，日用陶瓷因不适应时代的需求退出历史舞台。而艺术陶瓷经历日本侵华时期的短暂停顿，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扶持帮助下，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石湾艺术陶瓷作为日用陶器产区衰落后以顽强生命力生存并发展起来的艺术之花，发展到今天益发显得珍贵。现石湾艺术陶瓷已成为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政府及各界的关注和爱护。
石湾艺术陶瓷形象传神、造型古朴、胎体浑厚、釉色斑斓、质感强烈。它利用陶塑艺术的特殊“语言”来表达生活，是岭南民俗风情的一本百科全书，其丰富的意蕴和灵活多变的表现形式，正表现出岭南文化的绚丽多姿。有人形容传统文化是一条河流，石湾艺术陶塑正是发源于日用陶器基础上一股清流，它汇聚了日用陶器的精华，记录了社会生活的民间百态，融入了陶艺家的喜怒哀乐，紧跟时代，是石湾传统陶文化的延续，它将承载石湾这个千年陶都的光荣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1]张维持：《广东石湾陶器》第119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年第一次版
[2]佛山市博物馆：《佛山文物志》油印本
[3]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12月第1版.
[4]王海娜：《清中晚期岭南地区建筑陶塑屋脊研究》，文物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
[5]申家仁：《岭南陶瓷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6]贾涛：《艺术常识》，上海科学献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