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规模范围视角的“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研究
李曦辉+阿列夫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为沿线参与国搭建国际贸易和生产要素流通的平台，可以使各国借助更大规模和范围的市场提振民族经济。“一带一路”倡议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各国出于地缘政治和贸易保护等考虑，使地区间要素的自由化流动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带一路”迫切需要理论先行。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梳理，能够凝练出“一带一路”经济学支撑理论；进而分析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主要力量，提出论述企业是承载生产要素重组的重要经济单位，最终聚焦“一带一路”涉及的规模与范围理论。
关键词：“一带一路”；规模与范围经济；市场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边界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2-0031-08
2013年9月与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一倡议实质上是对经济、政治、文化和平交往融合的一个构想，是对经济全球化提出的一种中国理念。当今的世界是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想并存的时代，是政治与经济、贸易保护与自由、政策干预与市场配置等矛盾之间相互博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游走于两种力量之中，不断向自由化流动的趋势接近。对于承载生产要素重组的经济单位企业来说，同样在企业边界的延长或收缩中接近于理想的“最优边界”。通过对一定比例的生产要素进行重组，企业所产生的规模和范围的经济性渐渐释放出来，无论是从内部产生的报酬递增还是经由规模和范围经济性产生出的交易成本节约，都从不同侧面诠释了“一带一路”倡导的经济自由化理念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
一、现实版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演进及其评价
1.“中心—外围”的现代世界体系论
劳尔·普雷维什首次提出了中心—外围的概念，他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向心的、吸收性和统治性的。它的扩展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发展外围”，同时“外围的内部发展中的矛盾也是非常严重的。这是经济进程与民主进程之间的矛盾”。①劳尔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给出了发展路径，一是外围的资本主义制度性改造（但这种制度性的变化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二是发达国家作为经济“中心”具有保护贸易的倾向，而发展中国家作为“外围”国家，应当从相互间贸易获利。由于劳尔看到的中心—外围体系已成为既定现实，基于这一现实表象基础上的结论难免会引起质疑，显然这两条路径并不充分。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史进行分析，从1450年到1917年，分成了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欧洲世界体系的形成；第二时期是欧洲体系的巩固；第三时期是世界体系的重建；第四时期是世界体系的巩固。第一时期形成了欧洲世界体系，中心国家以荷兰、英国、法国为主，其他欧洲国家被称为半边缘或边缘国家。第二时期是对当时的历史时期做一横向切面来看，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受到中心国家的发展带动，各自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第三时期，欧洲体系向现代世界体系转变，这一过程是中心国家范围的扩展，将很多外部性的国家“合并”至世界体系之中，而这一“合并”过程中，“被合并者”从未主动要求进来。
“中心—外围”这一范式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对世界体系的看法。这一体系的暴力性路径，并未得到广大爱好和平的国家所认同，尤其是与中国模式背道而驰。西方国家在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时，也应当对“中心—外围”这一理论的暴力性误读进行反思。即便是《海权论》的作者马汉也对中国有如下表述，“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抑武力的倾向，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虽然中国的庞大无疑使这个目标不会很快地实现，但变化的和缓对中国未尝不是一种保护”②。
2.现代西方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理论
由欧洲、北美、日本等国家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里斯本小组”，对全球化的概念、基本范畴与发展动力做出了如下界定：“全球化涉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从这些联系中产生了今天的世界体系。全球化由两种不同的现象组成：作用范围（或者横向扩展）与作用强度（或者纵向深化）。这个概念一方面解释了一系列发展进程，这些进程或者席卷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或者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空间内容。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在组成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横向联系、相互依赖关系的强化。”③
经济全球化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甚至一度受到阻挠和破坏，罗伯特·萨缪尔森就曾说过，“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④逆全球化思想更多是从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其中的中心—外围理论的代表性尤为突出，这种世界格局的思想很长时间以来主导了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产生对经济全球化的误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碚学部委员认为：“经济全球化要求商品、资金（资本）、人员等在世界范围内顺畅流动，表现为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移民自由（自然人国际迁移自由）等政策主张及制度安排。而在现实中，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实现的，因而总是存在各种难以突破的障碍和错综复杂的关系。”⑤
3.全球化中国版“一带一路”理论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是建立在“中心—外围”之上的不平等体系，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利益获得是低端化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交往关系。对于外围发展中国家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现有规则下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展贸易，它是市场规模和自由经济化的延伸，为外围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是紧密相连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持互利共赢的非零和博弈原则，不会重蹈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覆辙，而是发扬古代丝绸之路兼容并蓄的精神，同相关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尊重域内国家和地区的自身诉求，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要求，是中国全面开展对外开放和深度参与及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重大经济行为，为参与国家提供了经济贸易和政治沟通的契机，通过一个区域性的贸易平台，使得各国可以在一个多边的市场范围内，进行更加自由的贸易。在中国政府2015年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中，重点提出：“一带一路”的核心观念就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种将外部经济内部化的原则，可以有效克服市场经济负外部性的弊端，把世界经济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高度。
二、市场规模范围对“一带一路”及生产要素重组的影响
1.经济自由化扩大市场规模
古典经济学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倡导经济自由化，但在现实世界发展过程中难免伴随着保护主义，可以说是自由化在同保护主义不断地博弈。“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在于生产要素的自由交流，让市场起到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趋向公众福利最大化。福利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力量、外部性三个条件都不满足时造成的，因此不能达到帕累托均衡。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无需对市场进行干预，看不见的手会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发生作用，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前提假设发起了质疑，认为看不见的手对资源的配置，并不能达到供需间的理想平衡状态，指出国家应该对工业进行干预采取主导措施。继李斯特之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著名的《就業、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重要意义，对古典经济学再次发起了质疑，由于现实中有效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因此需要有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引诱投资来拉动，并且在政府拉动投资的过程中，会产生乘数效应。凯恩斯质疑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虽然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但他对有效需求拉动了就业的思想，实质上是对古典经济学交换倾向决定分工的认同，有效需求实质上就是交换的倾向，而就业则可以说是分工的具象化。
经过近百年的实践，在完全竞争性市场，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而在计划和干预的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则难于趋近帕累托最优。李曦辉（2002）认为：“如果从效率的角度来讲，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要优于计划。然而，作为社会的人，不仅有效率的要求，还有对公平的要求，在这方面，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则要优于市场”，“这是因为，计划配置资源需要依靠行政命令，而命令是由政府发出的，政府又是民选的政府，它会体现所有公民的意志，而不仅是资本所有者的意志，如此，它的资源配置取向则更趋于公平。”⑥
从长远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落后地区的对外开放，为国际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创造条件，强化了地区之间的联系，实现了市场规模与范围的扩大。从现实看，“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包容性，不单是社会制度的包容，也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外交的包容。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集合的视野来看，在这一集合域内由于各国政体、经济体制的多样，在执行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大差异，即便存在干预的措施在进行保护，但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仍是主流，因此这一由众多国家组成的集合域，在不断形成的日益统一的市场中，依然会在两种力量的博弈中趋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2.市场规模促进生产要素流通
市场规模决定了交换和分工的程度，不同国家由于自然禀赋的差异，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会有多样的需求，这些需求就是贸易的倾向，这种倾向引致了分工的供给。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到市场广狭的限制。”⑦
即使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也存在着国家间的经济干预，对某一部门执行扶持或保护政策，无论竞争是否公平，也是一个竞争性贸易。贸易可以通过四个途径带来收益降低成本，分别是：通过自由化打开国外市场，增加国内企业产品的需求量；使企业服务于一个更广泛的市场，进而通过规模经济实现利润；可以获得成本更低的原材料；通过引进国外企业的竞争机制，促进国内的生产效率。可以说贸易自由化与扶持保护两条路径都不是零和博弈，对“一带一路”参与方来说，通过这一多边的贸易平台，既可以扩大市场的范围，还可以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获益。
国家间的贸易要注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国家政策为了维护贸易间的自由性而制定。各国根据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差异这一前提因素，从宏观角度制定国家间的贸易规则。但现实中的经济往来并不是理想化的，实际中的贸易总是会受到保护、关税等壁垒的影响，而且宏观政策制定后，如何能够落地，是否能在实践中起到指导作用，也一直受到多方面的考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属于边缘范畴，面对中心发达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间更应该进行趋向自由化的经济合作。
从这一角度出发，“一带一路”倡议是为扩大市场规模，为交换和分工创造更大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参与国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在通过贸易满足需求的同时，将本国的产品或服务交换出去。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对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来说，提供了需求和供给行为空间。各国经济交往中的需求规模状况，不但延伸了国内供应的范围，而且来自国外的需求还会一同作为有效需求拉动国内新的供给端增长，市场规模的程度反过来会促进国内的分工程度。
3.规模范围释放生产要素经济性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规模与范围》一书中对规模和范围给出了如下定义：“规模经济界定为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范围经济为（联合生产或经销经济）利用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一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⑧首先在生产上，规模经济是指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由于技术和资本的投入增加了生产单位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使各生产单位获得了更多规模经济，即节省了交易成本；而范围经济则是利用相同的原材料或半成品，通过相同的工序生产出不同的产品，同样节省了交易成本。钱德勒对规模经济性的概念，我们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经济性随规模而产生，二是节省了交易成本。
本文在钱德勒的规模概念基础上，加入了限定条件，并补充两个规模经济的特性：生产效率的经济性：生产要素构建的边界性。即规模经济是指在一定比例的生产要素组合下，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具有经济性和边界性的特性。这两个特性体现了企业内部通过节省交易成本，在一定生产要素结构下实现生产效率经济性的同时，还体现了企业对生产要素进行重组，产生的边界变化性。
Panzar和Willig（1975）较早提出范围经济（Economics of Scope）的概念，“是指当一个企业从专攻一种产品转而生产多种产品，即当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扩大的时候，其平均成本下降这样一种经济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形态”⑨。钱德勒把范围经济定义为（联合生产或经销经济）利用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一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国内学者周天勇（2005）通过引入空间时间因素，认为范围经济的概念应当包含厂商范围经济和区域范围经济，主要体现为跨地区生产和多产品生产两种特点。⑩关于范围经济的概念，不同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范围经济概念最早是从生产效率的角度提出、从单位成本降低的角度得出的概念，而歧义和模糊出现在企业边界的问题上，范围经济同规模经济的边界性特点产生模糊，实质上范围经济是生产成本领域的概念，当涉及接近同质化的或在空间的横向问题时，本质区别在于生产要素组合的产权归属。对此，本文提出范围经济概念，是指在一定比例的生产要素组合下，生产或提供不同产品或服务时的单位成本下降，即范围经济性。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概念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条件，即一定生产要素比例之下。这种比例是受企业的经济性和边界性约束的，在这两个特性的约束下，企业内部的生产要素会达到一个均衡点，古典经济学假设自由化市场所配置的资源会达到均衡，称为“帕累托最优”，那么此概念对于企业层面的经济单元则可以成为“最优规模”。当企业在两种特性的作用下，不断对生产要素进行组合，会产生趋向“最优规模”的移动轨迹。二者的区别则是在一定的生产要素比例下，前者在于这些要素组合后产生的规模能够节约交易成本，而表现出经济性；后者则在于这些要素组合后能够生产不同的产品及服务。因此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对规模和范围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强弱为企业进行组合提供了可供支配的资源，企业可根据其流动性所耗费的交易成本来确定企业的边界，经济性可诱致企业边界变化；具备一定组织能力后把生产要素组织起来，会产生出规模经济性即内部报酬递增及伴生内生比较优势；在一定生产要素组合下，会产生范围的经济性。
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市场规模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来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使“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形成一个新的大市场，在这一新的大市场中，企业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在不断动态组合的过程中，通过新的大市场的帕累托均衡趋势，渐渐趋近于企业“局部最优边界”。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倡议下形成的新市场的大小，为企业提供了可以重新组合要素的平台，加大了国家间的公共产品范围经济性和企业自身的规模经济性，使二者相互作用，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间的经济紧密程度，展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
三、规模与范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解释
1.经济性诱致企业边界改变
当生产要素趋于自由化流通之时，现有生产要素组合会受到边际成本递增或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此时企业的边界又会随之改变，这时就需要有企业这一承载体进行要素的重组。在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活动，最主要的单位就是企业，尤其是跨國企业作为在规模和市场范围中的承载体，具有实际的执行性。
罗纳德·科斯在其著名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论述，“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由于这种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企业家依据自身对未来劳务需求的预测，同时也承担着这种预测的风险，通过契约安排，在限定了自身权利范围的同时，购买了劳务。这种决策的条件是，“他可以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因为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通常也能够再回到公开市场”。科斯的理论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在这里，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归纳他的这一定理：第一，承认分工专业化带来了新的分工种类企业家；第二，企业家预测未来劳务的需求情况来组织自身的企业。科斯从分工的专业化角度论述了企业家的职业以及获得这种职业所需要的要素，并且由企业家通过对未来需要的预测来组织分工，提出了企业边界的决定因素即交易成本。“市场运行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企业家不得不在低成本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B11，当组织成本小于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就会产生。
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中，经济人在于不用花费任何交易费用就可以得到好处，那么在经济人假设下，对于追求个人私利加以科层式的约束则是有害的。盖瑞·J.米勒在《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对政府管制的解释在于存在市场失灵。……对私有科层以及政府管制的解释必然也是基于市场失灵。如果没有竞争性市场……则自主且自利的个人可能会趋于低效率的结果。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科层管理就可能增加而不是妨碍效率”B12，市场失灵增加了交易费用，个人的经济性选择会造成社会低效率，因此科层式的企业单位存在的价值在于，能够使个人理性产生高效率的社会结果。奥利弗·威廉姆森提出市场失灵时，企业会通过纵向一体化来替代，这种一体化在败德行为、外部性、追究责任、可变组合方面值得肯定，但也会带来反竞争的效果。这时企业的边界就出现了外推。B13
外部收益可以诱致企业的制度变迁，而“当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允许获取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B14。V.W.拉坦认为技术变迁也会产生诱致性作用，“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以及制度效率的收益引致了对产品需求的变化，……又引致了用于修正新的收入流在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割以及改变个人与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配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B15。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体现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通过引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和加入全球产业链分工这一过程，先是国外企业“走进来”，而后是国内企业“走出去”，逐渐打破了经济交往间的壁垒，形成了中国版的全球化企业竞争格局。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通过区域非零和博弈及共赢发展为企业提供的新国际合作平台，在参与国间的贸易中，企业通过“一带一路”平台互通和交换各自的需求，在一个区域性的产业链中获得各自收益，在贸易过程中，随着互通的加深，企业自身的制度也将会产生诱致性升级变迁。
2.“局部最优边界”的帕累托均衡解释
亚当·斯密提出由于自然禀赋等的不同，不同国家在某一产业的生产能力和成本也不同，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便拥有着绝对的优势，因此一国在专注于自身具有绝对优势的方面，所获得的利益大于投入其他弱势方面的利益，在自由化的贸易前提下，各自具有优势的国家，通过交换各自的绝对优势产品，获取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产品，最终会达到贸易的均衡和利益最大化，被称为“绝对优势”。
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在多个产业中都具备优势，也应当集中投入到比较成本最低的产业中，同其他贸易国家进行对比，进而确定最低比较成本的行业。B16李嘉图对比较优势的内因分析主要是从生产率和外部比较得出，只要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就会达到一个均衡点。贝蒂尔·俄林认为，区域贸易是外国的需求对本国生产要素和商品施加影响，反之亦然。所有影响需求的要素都支配着区域间的贸易。“所有地区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影响相互之间的需求。”B17俄林认为区域贸易会带来生产要素的均等化趋势，各要素会向高收益的地区流动，假如流动的成本很低，那么会在不同要素之间产生均衡趋势。
由于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投入成本的经济性往往成为落后国家的现实困难。杨小凯提出的内生比较利益，是对成本的经济性的一种解释方法。内生比较利益的前提假设条件是：每个决策者是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体，假设有AB两个决策者，分别生产粮食和服装两种产品，学习生产一个产品花费的时间为r，且学习两种产品花费的时间相等，并且两个决策者可用劳动时间为1，假设A只生产粮食，B只生产衣服，则A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为1-r/1=1-r，B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为0/1=0，则A生产粮食的内生比较利益为1-r；A生产服装的劳动生产率为0/1=0，B生产服装的劳动生产率为1-r/1=1-r，则B生产服装的内生比较利益为1-r。B18这里我们对假设条件稍作一步放宽，决策者增加，花费专业学习时间不同，并且可用于支配的劳动时间也不同，为了说明概念，对于内生比较利益范围进一步阐释，即决策者间的比较利益将会更加差异化，不做量化的考量，可以得出内生比较利益的多样即量的不同。这种内生比较优势同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不同，在各种驱动要素中属于比较经济的。
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俄林、杨小凯对贸易优势的不同角度分析，其共同点是，认为在自由贸易及完全市场条件下，会达到一个均衡点，这一均衡点即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在帕累托均衡的导向下，我们进一步分析企业内部结构，分工的细化和复杂程度使一个企业无法通过某单一产业来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生产的最终产品无论是从全球产业链还是国内产业链来看，可以说是对多个产业的整合。而在对多个产业进行重组之时，是对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权衡决策，在企业这一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内部比较利益的衡量。
共建“一带一路”使国际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化，然后促进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企业在按一定比例组织生产要素，产生规模经济性的同时，也产生了内生比较优势，逐渐趋近“局部最优边界”。而从国家角度看体现在各产业相互间的比较优势，在“一带一路”形成的新的大市场过程中，同样会產生内生比较优势。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展，也会趋近于帕累托最优。二者虽然视角不同，但当市场规模和专业性进一步细化时，企业内部对生产要素组合的同时也是在对产业进行新的组合，因此可以说内生比较优势是伴随“一带一路”出现的两种经济现象。
3.规模经济性伴生动力—内部报酬递增
自然资源要素的成本在价值上相对于所有资源要素的总体价值呈现下降趋势，被称为内部报酬递减规律。马歇尔较早提出内部报酬递增规律，他将一种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类，并且认为内部的报酬递增倾向可同投入产出的边际报酬递减倾向恰巧相互抵消。并且这种内部报酬递增是受到外部经济性的助力的，进而提出了内部报酬递增定律：“劳动和资本的增加导致组织的改进，组织的改进增大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他认为分工受到市场规模或者说需求规模的限制，同时市场规模会驱动新的分工细化及规模的产生。在总产量达到均衡时，会产生内部报酬递增。B19马歇尔提出的外部性带来了内部的报酬递增，可以说在微观角度是企业连续发展的一个经济性动力。
单一企业规模化生产会形成企业内各环节的产业化，在企业整合各环节的产业后，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只有在市场规模及需求足够庞大时，才会产生内部报酬递增。一个产业的增长和扩大，可以有诸多种因素，如新技术的应用、组织管理的创新等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或先或后，相比于其他诸多因素，只有报酬递增是最具有动因和经济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属于中心—外围理论中的边缘国家范畴，经济自由交往的诉求不仅迫切，更加重要的是各国自身竞争力的培养。由于和发达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差距巨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弥补。如果按照对称式发展，不但缺乏先发优势，而且投入资源也将承担更高的成本，因此更加迫切地需要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域内国家集合来说，是一次市场规模扩大的历史机遇，在这一新的大市场的形成过程中，例如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充分的驱动力，借助自由化的倡议，扩大域内国家的市场和企业的规模，释放内部报酬递增动力，以相对经济的路径提高生产能力和产业结构，可以说是有利于提高各发展中国家福祉的选择。
4.互联互通—公共产品引致范围经济性
交换的倾向带来了分工的细化，资源禀赋决定了绝对优势，贸易优势一方根据比较优势最大的原则，开展贸易。在上述动因影响下，经济交往的这一过程受到市场规模的影响，在市场起资源配置作用中，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交互作用的过程，市场起到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是理想的方向，看得见的手所做的是要营造向这一方向靠拢的趋势。然后，这一过程带来的是市场规模和规模经济的不断扩大，同时伴随着范围经济性的扩展，各经济单元的依存度不断加强，反过来作用于下一轮的交换和分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动态循环。在这不断的循环过程中，范围经济性通过公共产品的提供，体现出经济自由化的基础性特点，通过节约交易成本和不同网络产业的综合范围经济性，释放出国家间经济往来的活力。
范围经济（联合生产或经销经济）是指利用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一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对于企业内产品生产来说，多理解为一条生产线或生产流程，能够根据同样的原材料产出不同系列的产品。对于经销来说，表现为同样的销售网络销售不同的产品。这样能够带来收益的范围生产及销售可以看作范围经济。从这一概念的实质出发，应用在交通、电力、通信以及互联网，这些产业共同的特征是网络化。交通、电力、通信作为范围经济的基础保障，具有先发特点，互联网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通过线上节约交易成本进一步释放范围经济性。
公共产品理论是指由于私人经济性的特点同公共服务收益性之间的矛盾，会产生公共产品供给性困境。从理性经济人角度出发，对于公共产品的投入会产生障碍。公共产品在消费层面具有排他性和非排他性、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特点。例如：铁路、公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就属于公共产品范畴。由于国际间的资源禀赋等差异，使分工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产生了差异化，而交换的倾向使这种分工进一步细化。这种国际间交换的倾向，受到了公共产品供应的制约。
在推进网络产业的发展中，很多国家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的支持。域内国家成员在对公共产品需求较大的同时，从各自的福利范畴和理性经济角度出发，难以避免“搭便车”的现象产生。由于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不同，域内实力较强的国家会有相对较大的驱动力，会主导加大这种公共产品的供应。而投入较大成本、投资期限较长、收益相对较少，则使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缺少驱动力。从区域范围来说，公共产品对于域内国家的长期使用中，会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区域间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往往覆盖空间更广，风险更高，对于竞争性的资本投资市场来说，很难找到驱动性的收益预期，在投资者缺位的情况下，政府间协商与合作就更加突显其重要性。一个可借鉴的路径是，一些实力较强的国家处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考量，在公共产品中的收益环节占据了较大的额度，因此在公共产品提供中自然会起到引导和带领作用，同时对于软实力的释放也是一个较好的途径。
四、结论与展望
“一带一路”的经济自由化倡议，促使域内国家的生产要素自由流通，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的需求。企业在确定自身边界时首先会在一定的生产要素组合下，综合考虑交易成本，同时还会考虑外部性的诱致性因素，衡量后作出的决策确定了企业边界。在“一带一路”的平台下，使企业消耗的交易成本降低，企业通过“迂回生产”使最终产品包含了多个环节（有些环节自身即为一个产业），不同环节所涉及的交易成本体现了企业边界的变化，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自身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化就是需求，也就意味着企业边界的伸缩弹性巨大，这种差异不单是比较优势的差异，还包括地理优势的差异，具有地理优势的国家间在企业边界的伸缩性会更具备优势，地域間的横向一体化除了会降低交易成本，还会提高跨国企业的正向外部性，一方面是知识技术的外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互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通过相互间的合作，可以在跨国企业的兼并和重组中，在企业边界伸缩的过程中，在更大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性下达到互惠互利。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很多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落后，因此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自由化当中，难免会遇到自身发展动力的瓶颈，而中国所拥有的巨大消费市场，恰恰可以给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的需求，进而带动整个域内国家的经济发展。分工细化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在一定比例的生产要素组合下，产生规模经济性的同时，从企业内部来看会产生内生比较优势，当市场规模和专业性进一步细化时，企业内部对生产要素组合的同时也是在对产业进行新的组合，可以说在贸易优势趋于帕累托均衡的假设下，企业内生比较优势也会趋于一个“局部最优边界”。这种边界的确定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企业集合来说，同样会产生趋于帕累托最优的运动轨迹。
通过内部报酬递增定律，即便是“一带一路”中落后国家，在参与多边贸易的过程中，依然会通过区域国际间的外部性，来提升内部报酬增加的空间。各国在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各自天然禀赋的不同，农业与制造业及其他产业的结构化差异也各有不同。在进行贸易时可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路径也必将呈现非对称发展，例如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综合创新能力，建立市场为导向的各种发展路径的选项中，内部报酬递增可以说是相对最为经济的，通过“一带一路”的贸易契机和平台，使各方均能受益。在参与国中有较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国内生产还是以农业为主，主要表现为农产品出口受制于外部市场需求，又受到农业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由于农业生产随着生产要素的投入，呈现出边际报酬递减，因此发展更加成为第一要务。走出农业的边际报酬递减困境，在非农产品生产领域里，逐步加大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使得报酬有超比例的增加，而且这种组织的改进，趋于减少甚至超过土地要素对农产品产量所产生的阻力。通过报酬递增定律与报酬递减定律的作用不断互相抵消，以使企业的内部经济性能够释放，进而通过较低的成本消耗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
中国周边国家的网络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从“一带一路”的整体角度看，域内国家距离范围经济性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提供了一个范围经济扩大的机遇，能够使沿线国家借助别的国家的比较优势来提高自身的经济性，同时节约成本。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开放包容的，不是封闭的；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通过基础设施和资金支持，加强域内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建设，既有助于国家间的互联互通达到范围经济性，同时有助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页。
②马汉：《海权论》，梅然、萧伟中译，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177页。
③参见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欧洲》2001年第1期。
④罗·塞缪尔逊：《全球化的利弊》，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1月4日。
⑤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
⑥李曦辉：《国有企业与产业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第2页。
⑦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页。
⑧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⑨Panzar John C，Willig Robert D.Economic of scale and economic of scope in multi-output production.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No.33，Bell Laboratories，1975.
⑩周天勇：《重新定义范围经济》，《财经问题研究》2005年第1期。
B11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B12Gary.J.Miller：《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王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B13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B14B15V.W.拉坦：《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载于R. 科斯， A. 阿尔钦， D. 诺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1、339页。
B16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
B17贝蒂尔·俄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王继祖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B18参见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B19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163页。
责任编辑：晓 立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为沿线参与国搭建国际贸易和生产要素流通的平台，可以使各国借助更大规模和范围的市场提振民族经济。“一带一路”倡议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各国出于地缘政治和贸易保护等考虑，使地区间要素的自由化流动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带一路”迫切需要理论先行。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梳理，能够凝练出“一带一路”经济学支撑理论；进而分析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主要力量，提出论述企业是承载生产要素重组的重要经济单位，最终聚焦“一带一路”涉及的规模与范围理论。
关键词：“一带一路”；规模与范围经济；市场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边界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2-0031-08
2013年9月与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一倡议实质上是对经济、政治、文化和平交往融合的一个构想，是对经济全球化提出的一种中国理念。当今的世界是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想并存的时代，是政治与经济、贸易保护与自由、政策干预与市场配置等矛盾之间相互博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游走于两种力量之中，不断向自由化流动的趋势接近。对于承载生产要素重组的经济单位企业来说，同样在企业边界的延长或收缩中接近于理想的“最优边界”。通过对一定比例的生产要素进行重组，企业所产生的规模和范围的经济性渐渐释放出来，无论是从内部产生的报酬递增还是经由规模和范围经济性产生出的交易成本节约，都从不同侧面诠释了“一带一路”倡导的经济自由化理念所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增加。
一、现实版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演进及其评价
1.“中心—外围”的现代世界体系论
劳尔·普雷维什首次提出了中心—外围的概念，他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向心的、吸收性和统治性的。它的扩展是为了利用外围而不是发展外围”，同时“外围的内部发展中的矛盾也是非常严重的。这是经济进程与民主进程之间的矛盾”。①劳尔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给出了发展路径，一是外围的资本主义制度性改造（但这种制度性的变化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二是发达国家作为经济“中心”具有保护贸易的倾向，而发展中国家作为“外围”国家，应当从相互间贸易获利。由于劳尔看到的中心—外围体系已成为既定现实，基于这一现实表象基础上的结论难免会引起质疑，显然这两条路径并不充分。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发展史进行分析，从1450年到1917年，分成了四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欧洲世界体系的形成；第二时期是欧洲体系的巩固；第三时期是世界体系的重建；第四时期是世界体系的巩固。第一时期形成了欧洲世界体系，中心国家以荷兰、英国、法国为主，其他欧洲国家被称为半边缘或边缘国家。第二时期是对当时的历史时期做一横向切面来看，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受到中心国家的发展带动，各自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第三时期，欧洲体系向现代世界体系转变，这一过程是中心国家范围的扩展，将很多外部性的国家“合并”至世界体系之中，而这一“合并”过程中，“被合并者”从未主动要求进来。
“中心—外围”这一范式深刻影响了西方国家对世界体系的看法。这一体系的暴力性路径，并未得到广大爱好和平的国家所认同，尤其是与中国模式背道而驰。西方国家在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时，也应当对“中心—外围”这一理论的暴力性误读进行反思。即便是《海权论》的作者马汉也对中国有如下表述，“虽然中国在过去的年代饱尝厄运，中国人也普遍地有着贬抑武力的倾向，中国依然完好地保存着能让自己有朝一日变得强大的潜质，……虽然中国的庞大无疑使这个目标不会很快地实现，但变化的和缓对中国未尝不是一种保护”②。
2.现代西方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理论
由欧洲、北美、日本等国家的专家学者组成的“里斯本小组”，对全球化的概念、基本范畴与发展动力做出了如下界定：“全球化涉及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多种多样的纵向与横向联系，从这些联系中产生了今天的世界体系。全球化由两种不同的现象组成：作用范围（或者横向扩展）与作用强度（或者纵向深化）。这个概念一方面解释了一系列发展进程，这些进程或者席卷了这个星球的大部分地区，或者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所以这个概念具有一种空间内容。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在组成世界共同体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横向联系、相互依赖关系的强化。”③
经济全球化绝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甚至一度受到阻挠和破坏，罗伯特·萨缪尔森就曾说过，“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和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但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有很大争议的过程”。④逆全球化思想更多是从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其中的中心—外围理论的代表性尤为突出，这种世界格局的思想很长时间以来主导了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想象，产生对经济全球化的误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碚学部委员认为：“经济全球化要求商品、资金（资本）、人员等在世界范围内顺畅流动，表现为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移民自由（自然人国际迁移自由）等政策主张及制度安排。而在现实中，所有的‘自由都是在一定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实现的，因而总是存在各种难以突破的障碍和错综复杂的关系。”⑤
3.全球化中国版“一带一路”理论
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是建立在“中心—外围”之上的不平等体系，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利益获得是低端化的，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交往关系。对于外围发展中国家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现有规则下进行更大规模的扩展贸易，它是市场规模和自由经济化的延伸，为外围国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世界各国的经济往来是紧密相连的，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持互利共赢的非零和博弈原则，不会重蹈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覆辙，而是发扬古代丝绸之路兼容并蓄的精神，同相关国家建立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尊重域内国家和地区的自身诉求，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要求，是中国全面开展对外开放和深度参与及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重大经济行为，为参与国家提供了经济贸易和政治沟通的契机，通过一个区域性的贸易平台，使得各国可以在一个多边的市场范围内，进行更加自由的贸易。在中国政府2015年发布的《愿景与行动》中，重点提出：“一带一路”的核心观念就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这种将外部经济内部化的原则，可以有效克服市场经济负外部性的弊端，把世界经济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的发展高度。
二、市场规模范围对“一带一路”及生产要素重组的影响
1.经济自由化扩大市场规模
古典经济学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倡导经济自由化，但在现实世界发展过程中难免伴随着保护主义，可以说是自由化在同保护主义不断地博弈。“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质在于生产要素的自由交流，让市场起到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从而趋向公众福利最大化。福利经济学认为市场失灵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垄断力量、外部性三个条件都不满足时造成的，因此不能达到帕累托均衡。古典经济学家认为无需对市场进行干预，看不见的手会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发生作用，使之达到市场的均衡。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亚当·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前提假设发起了质疑，认为看不见的手对资源的配置，并不能达到供需间的理想平衡状态，指出国家应该对工业进行干预采取主导措施。继李斯特之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著名的《就業、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重要意义，对古典经济学再次发起了质疑，由于现实中有效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因此需要有看得见的手，政府的引诱投资来拉动，并且在政府拉动投资的过程中，会产生乘数效应。凯恩斯质疑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虽然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但他对有效需求拉动了就业的思想，实质上是对古典经济学交换倾向决定分工的认同，有效需求实质上就是交换的倾向，而就业则可以说是分工的具象化。
经过近百年的实践，在完全竞争性市场，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而在计划和干预的配置资源的过程中，则难于趋近帕累托最优。李曦辉（2002）认为：“如果从效率的角度来讲，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要优于计划。然而，作为社会的人，不仅有效率的要求，还有对公平的要求，在这方面，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则要优于市场”，“这是因为，计划配置资源需要依靠行政命令，而命令是由政府发出的，政府又是民选的政府，它会体现所有公民的意志，而不仅是资本所有者的意志，如此，它的资源配置取向则更趋于公平。”⑥
从长远看，“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进一步促进落后地区的对外开放，为国际间的交往和相互了解创造条件，强化了地区之间的联系，实现了市场规模与范围的扩大。从现实看，“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包容性，不单是社会制度的包容，也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外交的包容。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集合的视野来看，在这一集合域内由于各国政体、经济体制的多样，在执行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大差异，即便存在干预的措施在进行保护，但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仍是主流，因此这一由众多国家组成的集合域，在不断形成的日益统一的市场中，依然会在两种力量的博弈中趋近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2.市场规模促进生产要素流通
市场规模决定了交换和分工的程度，不同国家由于自然禀赋的差异，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会有多样的需求，这些需求就是贸易的倾向，这种倾向引致了分工的供给。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认为：“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到市场广狭的限制。”⑦
即使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也存在着国家间的经济干预，对某一部门执行扶持或保护政策，无论竞争是否公平，也是一个竞争性贸易。贸易可以通过四个途径带来收益降低成本，分别是：通过自由化打开国外市场，增加国内企业产品的需求量；使企业服务于一个更广泛的市场，进而通过规模经济实现利润；可以获得成本更低的原材料；通过引进国外企业的竞争机制，促进国内的生产效率。可以说贸易自由化与扶持保护两条路径都不是零和博弈，对“一带一路”参与方来说，通过这一多边的贸易平台，既可以扩大市场的范围，还可以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获益。
国家间的贸易要注重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国家政策为了维护贸易间的自由性而制定。各国根据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差异这一前提因素，从宏观角度制定国家间的贸易规则。但现实中的经济往来并不是理想化的，实际中的贸易总是会受到保护、关税等壁垒的影响，而且宏观政策制定后，如何能够落地，是否能在实践中起到指导作用，也一直受到多方面的考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属于边缘范畴，面对中心发达国家设置的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间更应该进行趋向自由化的经济合作。
从这一角度出发，“一带一路”倡议是为扩大市场规模，为交换和分工创造更大的平台，在这一平台上参与国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在通过贸易满足需求的同时，将本国的产品或服务交换出去。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对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来说，提供了需求和供给行为空间。各国经济交往中的需求规模状况，不但延伸了国内供应的范围，而且来自国外的需求还会一同作为有效需求拉动国内新的供给端增长，市场规模的程度反过来会促进国内的分工程度。
3.规模范围释放生产要素经济性
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在《规模与范围》一书中对规模和范围给出了如下定义：“规模经济界定为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范围经济为（联合生产或经销经济）利用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一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⑧首先在生产上，规模经济是指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由于技术和资本的投入增加了生产单位的资本和劳动的比率，使各生产单位获得了更多规模经济，即节省了交易成本；而范围经济则是利用相同的原材料或半成品，通过相同的工序生产出不同的产品，同样节省了交易成本。钱德勒对规模经济性的概念，我们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经济性随规模而产生，二是节省了交易成本。
本文在钱德勒的规模概念基础上，加入了限定条件，并补充两个规模经济的特性：生产效率的经济性：生产要素构建的边界性。即规模经济是指在一定比例的生产要素组合下，当生产或经销单一产品的单一经营单位所增加的规模减少了生产或经销的单位成本时而导致的经济，具有经济性和边界性的特性。这两个特性体现了企业内部通过节省交易成本，在一定生产要素结构下实现生产效率经济性的同时，还体现了企业对生产要素进行重组，产生的边界变化性。
Panzar和Willig（1975）较早提出范围经济（Economics of Scope）的概念，“是指当一个企业从专攻一种产品转而生产多种产品，即当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扩大的时候，其平均成本下降这样一种经济现象，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形态”⑨。钱德勒把范围经济定义为（联合生产或经销经济）利用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一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国内学者周天勇（2005）通过引入空间时间因素，认为范围经济的概念应当包含厂商范围经济和区域范围经济，主要体现为跨地区生产和多产品生产两种特点。⑩关于范围经济的概念，不同学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范围经济概念最早是从生产效率的角度提出、从单位成本降低的角度得出的概念，而歧义和模糊出现在企业边界的问题上，范围经济同规模经济的边界性特点产生模糊，实质上范围经济是生产成本领域的概念，当涉及接近同质化的或在空间的横向问题时，本质区别在于生产要素组合的产权归属。对此，本文提出范围经济概念，是指在一定比例的生产要素组合下，生产或提供不同产品或服务时的单位成本下降，即范围经济性。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概念基于一个共同的前提条件，即一定生产要素比例之下。这种比例是受企业的经济性和边界性约束的，在这两个特性的约束下，企业内部的生产要素会达到一个均衡点，古典经济学假设自由化市场所配置的资源会达到均衡，称为“帕累托最优”，那么此概念对于企业层面的经济单元则可以成为“最优规模”。当企业在两种特性的作用下，不断对生产要素进行组合，会产生趋向“最优规模”的移动轨迹。二者的区别则是在一定的生产要素比例下，前者在于这些要素组合后产生的规模能够节约交易成本，而表现出经济性；后者则在于这些要素组合后能够生产不同的产品及服务。因此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对规模和范围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性的强弱为企业进行组合提供了可供支配的资源，企业可根据其流动性所耗费的交易成本来确定企业的边界，经济性可诱致企业边界变化；具备一定组织能力后把生产要素组织起来，会产生出规模经济性即内部报酬递增及伴生内生比较优势；在一定生产要素组合下，会产生范围的经济性。
在“一带一路”的倡议下，通过经济自由化和市场规模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来进一步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使“一带一路”周边国家形成一个新的大市场，在这一新的大市场中，企业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在不断动态组合的过程中，通过新的大市场的帕累托均衡趋势，渐渐趋近于企业“局部最优边界”。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倡议下形成的新市场的大小，为企业提供了可以重新组合要素的平台，加大了国家间的公共产品范围经济性和企业自身的规模经济性，使二者相互作用，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间的经济紧密程度，展现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
三、规模与范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解释
1.经济性诱致企业边界改变
当生产要素趋于自由化流通之时，现有生产要素组合会受到边际成本递增或边际收益递减的影响，此时企业的边界又会随之改变，这时就需要有企业这一承载体进行要素的重组。在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活动，最主要的单位就是企业，尤其是跨國企业作为在规模和市场范围中的承载体，具有实际的执行性。
罗纳德·科斯在其著名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论述，“假定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由于这种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企业家依据自身对未来劳务需求的预测，同时也承担着这种预测的风险，通过契约安排，在限定了自身权利范围的同时，购买了劳务。这种决策的条件是，“他可以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因为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通常也能够再回到公开市场”。科斯的理论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在这里，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归纳他的这一定理：第一，承认分工专业化带来了新的分工种类企业家；第二，企业家预测未来劳务的需求情况来组织自身的企业。科斯从分工的专业化角度论述了企业家的职业以及获得这种职业所需要的要素，并且由企业家通过对未来需要的预测来组织分工，提出了企业边界的决定因素即交易成本。“市场运行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企业家不得不在低成本状态下行使他的职能……”B11，当组织成本小于市场交易费用时，企业就会产生。
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中，经济人在于不用花费任何交易费用就可以得到好处，那么在经济人假设下，对于追求个人私利加以科层式的约束则是有害的。盖瑞·J.米勒在《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对政府管制的解释在于存在市场失灵。……对私有科层以及政府管制的解释必然也是基于市场失灵。如果没有竞争性市场……则自主且自利的个人可能会趋于低效率的结果。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科层管理就可能增加而不是妨碍效率”B12，市场失灵增加了交易费用，个人的经济性选择会造成社会低效率，因此科层式的企业单位存在的价值在于，能够使个人理性产生高效率的社会结果。奥利弗·威廉姆森提出市场失灵时，企业会通过纵向一体化来替代，这种一体化在败德行为、外部性、追究责任、可变组合方面值得肯定，但也会带来反竞争的效果。这时企业的边界就出现了外推。B13
外部收益可以诱致企业的制度变迁，而“当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外部性、规模经济、风险和交易费用所引起的收入的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创新可能允许获取这些潜在收入的增加”B14。V.W.拉坦认为技术变迁也会产生诱致性作用，“由技术变迁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以及制度效率的收益引致了对产品需求的变化，……又引致了用于修正新的收入流在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割以及改变个人与集团之间的收入分配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B15。
“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体现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通过引入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和加入全球产业链分工这一过程，先是国外企业“走进来”，而后是国内企业“走出去”，逐渐打破了经济交往间的壁垒，形成了中国版的全球化企业竞争格局。共建“一带一路”是一个新的经济全球化模式，通过区域非零和博弈及共赢发展为企业提供的新国际合作平台，在参与国间的贸易中，企业通过“一带一路”平台互通和交换各自的需求，在一个区域性的产业链中获得各自收益，在贸易过程中，随着互通的加深，企业自身的制度也将会产生诱致性升级变迁。
2.“局部最优边界”的帕累托均衡解释
亚当·斯密提出由于自然禀赋等的不同，不同国家在某一产业的生产能力和成本也不同，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便拥有着绝对的优势，因此一国在专注于自身具有绝对优势的方面，所获得的利益大于投入其他弱势方面的利益，在自由化的贸易前提下，各自具有优势的国家，通过交换各自的绝对优势产品，获取其他国家的绝对优势产品，最终会达到贸易的均衡和利益最大化，被称为“绝对优势”。
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即使一个国家在多个产业中都具备优势，也应当集中投入到比较成本最低的产业中，同其他贸易国家进行对比，进而确定最低比较成本的行业。B16李嘉图对比较优势的内因分析主要是从生产率和外部比较得出，只要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就会达到一个均衡点。贝蒂尔·俄林认为，区域贸易是外国的需求对本国生产要素和商品施加影响，反之亦然。所有影响需求的要素都支配着区域间的贸易。“所有地区的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影响相互之间的需求。”B17俄林认为区域贸易会带来生产要素的均等化趋势，各要素会向高收益的地区流动，假如流动的成本很低，那么会在不同要素之间产生均衡趋势。
由于生产要素禀赋的不同，投入成本的经济性往往成为落后国家的现实困难。杨小凯提出的内生比较利益，是对成本的经济性的一种解释方法。内生比较利益的前提假设条件是：每个决策者是生产和消费的统一体，假设有AB两个决策者，分别生产粮食和服装两种产品，学习生产一个产品花费的时间为r，且学习两种产品花费的时间相等，并且两个决策者可用劳动时间为1，假设A只生产粮食，B只生产衣服，则A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为1-r/1=1-r，B生产粮食的劳动生产率为0/1=0，则A生产粮食的内生比较利益为1-r；A生产服装的劳动生产率为0/1=0，B生产服装的劳动生产率为1-r/1=1-r，则B生产服装的内生比较利益为1-r。B18这里我们对假设条件稍作一步放宽，决策者增加，花费专业学习时间不同，并且可用于支配的劳动时间也不同，为了说明概念，对于内生比较利益范围进一步阐释，即决策者间的比较利益将会更加差异化，不做量化的考量，可以得出内生比较利益的多样即量的不同。这种内生比较优势同李嘉图的外生比较优势不同，在各种驱动要素中属于比较经济的。
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俄林、杨小凯对贸易优势的不同角度分析，其共同点是，认为在自由贸易及完全市场条件下，会达到一个均衡点，这一均衡点即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在帕累托均衡的导向下，我们进一步分析企业内部结构，分工的细化和复杂程度使一个企业无法通过某单一产业来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生产的最终产品无论是从全球产业链还是国内产业链来看，可以说是对多个产业的整合。而在对多个产业进行重组之时，是对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的权衡决策，在企业这一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内部比较利益的衡量。
共建“一带一路”使国际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化，然后促进市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企业在按一定比例组织生产要素，产生规模经济性的同时，也产生了内生比较优势，逐渐趋近“局部最优边界”。而从国家角度看体现在各产业相互间的比较优势，在“一带一路”形成的新的大市场过程中，同样会產生内生比较优势。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展，也会趋近于帕累托最优。二者虽然视角不同，但当市场规模和专业性进一步细化时，企业内部对生产要素组合的同时也是在对产业进行新的组合，因此可以说内生比较优势是伴随“一带一路”出现的两种经济现象。
3.规模经济性伴生动力—内部报酬递增
自然资源要素的成本在价值上相对于所有资源要素的总体价值呈现下降趋势，被称为内部报酬递减规律。马歇尔较早提出内部报酬递增规律，他将一种产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分为内部和外部两类，并且认为内部的报酬递增倾向可同投入产出的边际报酬递减倾向恰巧相互抵消。并且这种内部报酬递增是受到外部经济性的助力的，进而提出了内部报酬递增定律：“劳动和资本的增加导致组织的改进，组织的改进增大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他认为分工受到市场规模或者说需求规模的限制，同时市场规模会驱动新的分工细化及规模的产生。在总产量达到均衡时，会产生内部报酬递增。B19马歇尔提出的外部性带来了内部的报酬递增，可以说在微观角度是企业连续发展的一个经济性动力。
单一企业规模化生产会形成企业内各环节的产业化，在企业整合各环节的产业后，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只有在市场规模及需求足够庞大时，才会产生内部报酬递增。一个产业的增长和扩大，可以有诸多种因素，如新技术的应用、组织管理的创新等等，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或先或后，相比于其他诸多因素，只有报酬递增是最具有动因和经济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属于中心—外围理论中的边缘国家范畴，经济自由交往的诉求不仅迫切，更加重要的是各国自身竞争力的培养。由于和发达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差距巨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弥补。如果按照对称式发展，不但缺乏先发优势，而且投入资源也将承担更高的成本，因此更加迫切地需要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于发展极其不平衡的域内国家集合来说，是一次市场规模扩大的历史机遇，在这一新的大市场的形成过程中，例如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可以为沿线国家提供充分的驱动力，借助自由化的倡议，扩大域内国家的市场和企业的规模，释放内部报酬递增动力，以相对经济的路径提高生产能力和产业结构，可以说是有利于提高各发展中国家福祉的选择。
4.互联互通—公共产品引致范围经济性
交换的倾向带来了分工的细化，资源禀赋决定了绝对优势，贸易优势一方根据比较优势最大的原则，开展贸易。在上述动因影响下，经济交往的这一过程受到市场规模的影响，在市场起资源配置作用中，是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交互作用的过程，市场起到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是理想的方向，看得见的手所做的是要营造向这一方向靠拢的趋势。然后，这一过程带来的是市场规模和规模经济的不断扩大，同时伴随着范围经济性的扩展，各经济单元的依存度不断加强，反过来作用于下一轮的交换和分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动态循环。在这不断的循环过程中，范围经济性通过公共产品的提供，体现出经济自由化的基础性特点，通过节约交易成本和不同网络产业的综合范围经济性，释放出国家间经济往来的活力。
范围经济（联合生产或经销经济）是指利用单一经营单位内的生产或销售过程来生产或销售多于一种产品而产生的经济。对于企业内产品生产来说，多理解为一条生产线或生产流程，能够根据同样的原材料产出不同系列的产品。对于经销来说，表现为同样的销售网络销售不同的产品。这样能够带来收益的范围生产及销售可以看作范围经济。从这一概念的实质出发，应用在交通、电力、通信以及互联网，这些产业共同的特征是网络化。交通、电力、通信作为范围经济的基础保障，具有先发特点，互联网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通过线上节约交易成本进一步释放范围经济性。
公共产品理论是指由于私人经济性的特点同公共服务收益性之间的矛盾，会产生公共产品供给性困境。从理性经济人角度出发，对于公共产品的投入会产生障碍。公共产品在消费层面具有排他性和非排他性、竞争性和非竞争性特点。例如：铁路、公路、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就属于公共产品范畴。由于国际间的资源禀赋等差异，使分工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产生了差异化，而交换的倾向使这种分工进一步细化。这种国际间交换的倾向，受到了公共产品供应的制约。
在推进网络产业的发展中，很多国家缺乏资金、技术、人才的支持。域内国家成员在对公共产品需求较大的同时，从各自的福利范畴和理性经济角度出发，难以避免“搭便车”的现象产生。由于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程度不同，域内实力较强的国家会有相对较大的驱动力，会主导加大这种公共产品的供应。而投入较大成本、投资期限较长、收益相对较少，则使其他实力较弱的国家缺少驱动力。从区域范围来说，公共产品对于域内国家的长期使用中，会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区域间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往往覆盖空间更广，风险更高，对于竞争性的资本投资市场来说，很难找到驱动性的收益预期，在投资者缺位的情况下，政府间协商与合作就更加突显其重要性。一个可借鉴的路径是，一些实力较强的国家处于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考量，在公共产品中的收益环节占据了较大的额度，因此在公共产品提供中自然会起到引导和带领作用，同时对于软实力的释放也是一个较好的途径。
四、结论与展望
“一带一路”的经济自由化倡议，促使域内国家的生产要素自由流通，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会催生新的需求。企业在确定自身边界时首先会在一定的生产要素组合下，综合考虑交易成本，同时还会考虑外部性的诱致性因素，衡量后作出的决策确定了企业边界。在“一带一路”的平台下，使企业消耗的交易成本降低，企业通过“迂回生产”使最终产品包含了多个环节（有些环节自身即为一个产业），不同环节所涉及的交易成本体现了企业边界的变化，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自身产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差异巨大，这种差异化就是需求，也就意味着企业边界的伸缩弹性巨大，这种差异不单是比较优势的差异，还包括地理优势的差异，具有地理优势的国家间在企业边界的伸缩性会更具备优势，地域間的横向一体化除了会降低交易成本，还会提高跨国企业的正向外部性，一方面是知识技术的外溢，一方面是产业结构的互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通过相互间的合作，可以在跨国企业的兼并和重组中，在企业边界伸缩的过程中，在更大的规模和范围经济性下达到互惠互利。
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很多国家经济发展速度相对落后，因此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自由化当中，难免会遇到自身发展动力的瓶颈，而中国所拥有的巨大消费市场，恰恰可以给沿线国家带来巨大的需求，进而带动整个域内国家的经济发展。分工细化使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在一定比例的生产要素组合下，产生规模经济性的同时，从企业内部来看会产生内生比较优势，当市场规模和专业性进一步细化时，企业内部对生产要素组合的同时也是在对产业进行新的组合，可以说在贸易优势趋于帕累托均衡的假设下，企业内生比较优势也会趋于一个“局部最优边界”。这种边界的确定对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企业集合来说，同样会产生趋于帕累托最优的运动轨迹。
通过内部报酬递增定律，即便是“一带一路”中落后国家，在参与多边贸易的过程中，依然会通过区域国际间的外部性，来提升内部报酬增加的空间。各国在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由于各自天然禀赋的不同，农业与制造业及其他产业的结构化差异也各有不同。在进行贸易时可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路径也必将呈现非对称发展，例如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养综合创新能力，建立市场为导向的各种发展路径的选项中，内部报酬递增可以说是相对最为经济的，通过“一带一路”的贸易契机和平台，使各方均能受益。在参与国中有较落后的不发达国家，国内生产还是以农业为主，主要表现为农产品出口受制于外部市场需求，又受到农业报酬递减规律的影响。由于农业生产随着生产要素的投入，呈现出边际报酬递减，因此发展更加成为第一要务。走出农业的边际报酬递减困境，在非农产品生产领域里，逐步加大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使得报酬有超比例的增加，而且这种组织的改进，趋于减少甚至超过土地要素对农产品产量所产生的阻力。通过报酬递增定律与报酬递减定律的作用不断互相抵消，以使企业的内部经济性能够释放，进而通过较低的成本消耗来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
中国周边国家的网络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从“一带一路”的整体角度看，域内国家距离范围经济性的目标还有较大距离。“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提供了一个范围经济扩大的机遇，能够使沿线国家借助别的国家的比较优势来提高自身的经济性，同时节约成本。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开放包容的，不是封闭的；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通过基础设施和资金支持，加强域内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建设，既有助于国家间的互联互通达到范围经济性，同时有助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页。
②马汉：《海权论》，梅然、萧伟中译，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177页。
③参见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欧洲》2001年第1期。
④罗·塞缪尔逊：《全球化的利弊》，国际先驱论坛报，2000年1月4日。
⑤金碚：《论经济全球化3.0时代——兼论“一带一路”的互通观念》，《中国工业经济》2016年第1期。
⑥李曦辉：《国有企业与产业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2年，第2页。
⑦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6页。
⑧钱德勒：《规模与范围》，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⑨Panzar John C，Willig Robert D.Economic of scale and economic of scope in multi-output production.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No.33，Bell Laboratories，1975.
⑩周天勇：《重新定义范围经济》，《财经问题研究》2005年第1期。
B11罗纳德·科斯：《企业的性质》，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B12Gary.J.Miller：《管理困境科层的政治经济学》，王勇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页。
B13陈郁：《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B14B15V.W.拉坦：《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 载于R. 科斯， A. 阿尔钦， D. 诺斯：《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刘守英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91、339页。
B16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周洁译，华夏出版社，2013年。
B17贝蒂尔·俄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王继祖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B18参见杨小凯：《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B19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163页。
责任编辑：晓 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