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鉴定最怕什么

    甘肃老姜

    历史上，造成档案的损毁，不外乎三个原因：

    一个是战乱。敌方攻下城池，两个地方是非去不可的，一是钱庄粮库，二是官署衙门。钱庄粮库自不必说，官署衙门就是“机关大院”，机关大院最多的东西，除了桌子、椅子、柜子，就是文件、档案。通常情况下，都是一把火，一烧了之。其结果，地方志记载很清楚，比如，甘肃的地方志是这样记载的：“甘肃兵燹之后，文献大半放失”“每发生一次战事，县署档案、私家记载湮没不知凡几”等等。抗日战争时期，兰州作为苏联援华战略物资的运输通道，连续数年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省城部分机关的档案也受到兵燹之灾。

    二是自然损毁。地震、洪荒等突发自然灾害是主要原因。还有一个非主要原因，就是通常说的“没有保管好”。指的是不适宜的温湿度和其他恶劣的保管环境，使得档案缓慢变质，最终消亡。那么，谁能拿出特定的一宗档案，举出从形成到消亡的具体实例呢？比如唐宋时期的档案，假如没有外界因素介入，一直处于“保管”的状态，究竟如何没有保管好，造成至今无存，并无证据直接证明。但姑且算个原因吧。

    第三是人为因素。人为因素，说白了，就是有权力管档案的人和具体保管档案的人，有意、无意地把档案毁了。这种情况的要害是，为了某种需要和某种理由，毁了档案。这时候，专家学者们苦心孤诣、点灯熬油研究的什么档案鉴定的理论、原则、方法，通通都派不上用场，档案躲过了战乱，躲过了天灾，却躲不过人祸。从既往的例子看，人为因素的介入，使得档案损毁，一般又都是在“清理”“鉴定”的名义下进行的。

    本帖就举两个例子，说说人为因素。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100年前的甘肃。史料记载，民国二年（1913年）秋七月，甘肃财政司 “清理藩署旧档”。“藩署”就是清代的布政使衙门，这些“旧档”是甘肃布政使司留下来的，是明代肃王府档案和前清时期的档案，《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甘肃解放前50年大事记》记载，这些档案有“十数屋”之多。当时，明代肃王府的档案能留存下来是侥幸的，崇祯末年李自成的大军攻兰州，兰州城是“开城门迎降”的，因此，肃王府的档案逃过一劫，幸存了下来。甘肃镇原人慕寿祺1928年编竣的《甘宁青史略正编》说得清楚：“兰州自明肃藩建国以至前清，三百余年中，虽屡经大乱，而省城始终未失各衙署卷宗，皆为四五百年之古物。督署所存，尚有肃府旧档，为历史极有价值之成绩，为吾甘最难得之文献。”但是，这批档案却没有逃过财政司长田骏丰之手。田骏丰是甘肃甘谷县人，清光绪年优贡，民初为甘肃参议会议员，主办过《兰州日报》，是个很有文化的人。同时，他还身兼两职，一为财政司长，二为省会警察厅长，是民初甘肃政界的显赫人物。他上任十来个月，开始清理旧档，他主持清理的方法干净利落，他围着档案库转了几圈，架阁上下扫了几眼，脑子一转，决定烧掉。他的理由是：“历朝档案堆积如山，非惟地小不足以回旋，又恐办公务员稍一不慎，致酿回禄之灾。” “回禄”就是火灾，他担心档案燃起火灾，就先用火烧掉，这就是田骏丰“清理旧档”的方法。慕寿祺时任督署秘书长，与田骏丰算是同僚，是亲历亲见者，他当着田骏丰的面，力劝：“宜善为保存，以资参考。”“一旦作为废纸，岂不大可惜耶？骏丰不听，竟付之一炬。”就这样，“四五百年之古物”，被一把火烧个精光。甘肃临洮县人张维也是亲历亲闻者，他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蘭州古今注》中追记：督署旧档“空屋盈塞，累累皆此物，毁之数日，乃尽”。

    田骏丰的毁档，使甘肃档案历史文献遭到重创。甘肃省档案馆现藏晚清档案仅数千卷，卷帙珍稀，史料零星，明代和前清的档案，几乎馆无片纸，空白断绝，全省的明代档案也仅有57件，多为断页残篇。由于历史政区沿革的原因，还波及陕西、宁夏、青海、新疆诸省（区）明清档案的完整性和连续性。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40多年前“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甘肃。1969年12月，“战备疏散”，省革命委员会批转省革委会办公室《关于文件档案清查、整理、保管的意见》。《意见》提出，“档案存得太多，很不利于战备和保密”，为适应战备，档案要“少而精”。全省各地普遍于1970年和1972年进行了清查鉴定工作，清查鉴定的结果是大量档案被销毁。其间，各地档案销毁太多，发现不对，1972年7月12日，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电话通知各地，纠正1969年《关于文件档案清查、整理、保管的意见》的做法。在1981年全省档案工作恢复整顿工作中，这次档案清查鉴定被称为“严重违反档案工作客观规律的做法”。

    这次清查鉴定，其结果，造成有些地方没有上级文件可查考、没有下级文件可凭据、没有本级文件底稿可为证的局面。

    两个例子举完了，回到帖子的题目上：档案鉴定最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