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陈海玉 万小玥 杨久达 赵冉
摘? 要：口述档案是我国档案全宗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口述档案成为档案学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其中历经了起步、发展、繁荣三个时期，包括论文、论著、编著等成果对口述档案的概念、特点、价值、功能、开发利用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研究探讨。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着力分析了其中研究存在的不足，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趋势和方向。
关键词：口述档案;口述档案综述;档案信息化
Abstract： Oral fil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archives. Since the 1980s， the oral archives have become the focus and hotspot of archival research. Ove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the concept， characteristics， value， and value of the oral archiv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three stages： start，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cluding papers， works， Func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cont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study. Based on the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research， and discusses the future research trends and direction.
Keywords： Oral Archives; Oral Archive review; Archive informationization
按照檔案定义的标准，口述档案是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由事件当事人或事件亲闻者口述的，以标准方法采集的各种文字、声像形式的历史记录。口述档案是我国档案全宗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传统档案的完善拓展、构建鲜活多样的社会历史记忆有着重要作用。其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探讨，成果颇丰。厘清三十年来口述档案的研究概况与趋势，有利于准确把握口述档案研究热点与进展、不足与局限，为今后研究工作的深入提供借鉴。1 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的基本历程
我国口述档案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30余年，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起步期（1984-1993）。口述记录方式自古有之，以此产生的口述历史、口述资料、口头传说等成为人们保存记忆、传承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直到上世纪40年代，随着口述史料的价值和地位逐步被史学界重新审视和重视，以口述历史为核心的口述材料渐入档案界学者视野并为之关注。口述档案这一概念最早见于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术语词典》，此后在1988年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塞内加尔的萨利乌·姆贝伊对口述档案的内涵提出了认识，即“口述史的查访结果和口头传说的汇集组成了口述档案”，为人们认识口述档案的来源和形式奠定了基础。我国学者最早以“口述档案”为题进行研究的学术论文是吕明军的《口述档案及其兴起》，该文认为口述档案兴起的原因是“档案文件数量的剧增与内容价值相对下降的矛盾”，这一矛盾使得各国各级档案机构在维护档案全宗的完整性方面面临挑战，导致“档案全宗出现漏洞，档案的内部联系出现断层”。同时，由于现实的主客观原因，文字档案所记录的历史记忆在真实性、完整性、鲜活性方面仍然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此口述材料作为“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以“补救者”的角色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该文还认为人文学科在口头传说收集、整理、研究中取得的成果以及电子技术的普及，推动了社会对口述材料的需求，也成为档案机构推进口述档案工作的动因，并使实践工作的落实成为可能。笔者认为该文对口述档案的起因分析对后续口述档案的研究方向和传统档案工作都有较大的启发和影响。这一时期的代表论文还有傅华的《国外口述档案工作概述》和莫易的《非洲塞内加尔的口述档案》，两篇论文介绍了国外口述档案在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方面的经验，凸显了我国口述档案的发展初期具有继承传统和借鉴国外经验相结合的特点。
第二时期为发展期（1994-2003）。第一时期的起步研究所发表的学术论文不过几篇，数量有限却开启了我国口述档案研究之门。在此基础上，第二时期学者对口述档案的研究逐步铺展开来，无论是研究论文数量、研究人数还是研究视野维度都有了很大提升。档案界学者面对“口述档案”这一新事物，与长期传统文字档案形成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口述档案开展了身份认同、特征认识、角色定位、尝试接纳的工作，这一时期走过的“质疑-探讨-定位-实践”之路，为此后我国口述档案理论纵深研究和实践工作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如王立维《“口述档案”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王茂跃《关于口述档案概念的困惑》《口述档案是档案吗》《口述档案概念异议——从一份口述记录说起》、宛志亮《“口述档案”若干问题辨析》、李扬新《“口述档案”争议的实质及启示》等，都体现了这一时期档案界对“口述材料-口述档案”的审视、困惑和质疑。一些学者也积极地对口述档案的价值、特质、功能进行了分析探讨，实现口述档案与传统文字档案特质的“匹配”和对长期既定档案工作拓展的思考。如吴品才《口述档案的启示》、黄项飞《口述档案：一个亟待拓展的领域》、洪慧娟《建立口述档案 拓展档案工作新领域》、张玉荣《不容忽视的口述档案和口述档案工作》、于晓静《口述档案、电子文件及新的档案观》、王治能《口述档案：档案工作的新领域——我们的做法和体会》、魏颖辉《口述档案再现真实的历史》等。这一时期一些学者除了希望通过对国外口述档案经验更多地了解认识，以期为我国口述档案研究和工作提供思路和借鉴外，如杨祥银《美国总统图书馆的口述历史收藏》、刘维荣《美国总统图书馆收藏的口述档案》、贾翰文《新加坡的口述档案》，还积极开展口述档案的本土化移植与资源挖掘，如王治能《论收集无文字少数民族口述档案》、杨小红《张学良口述档案研究》、李群《张学良的口述档案》等。此外，无论是档案馆还是民间学者已开始了口述档案构建、开发的有益尝试，如吴月丽《我为郭安娜夫人建立“口述档案”》、刘亚青《独辟蹊径 探索新路——徐州市档案馆建立口述档案》、王俭秋《口述档案开发之我见》。
第三时期为繁荣期（2004至今）。這一时期我国口述档案获得了长足进步和全面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21世纪以来，我国口述史学取得了重大进展，对我国口述档案的发展影响很大，两个领域的互动合作也日趋密切。相关口述史研究机构的成立、大量口述史论著的问世，加之大众传媒对口述史进行的公众传播，都推进了口述史的规范化和学科建设的进程，而口述史学的经验成果无疑使口述档案研究者深受启发，也成为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口述史料的方法指南。如王景高的《口述历史与口述档案》、马晓云的《从国外口述史的发展看建立外交口述档案的重要性》等。二是一大批文化项目和工程的启动实施带动了口述档案发展的步伐。如“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项目、“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口传）和非物质遗产工程”“中国与世界记忆项目”以及各地相关机构开展的口头文化遗产普查、抢救、整理等工作，激发了档案工作者开展口述档案工作的热情：他们不仅仅把官方文件材料作为馆藏的唯一来源，还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保存于乡野民间、群体个人之中的历史记忆，在实际工作中努力“打破官方记录垄断的档案资源结构，构建多元化的馆藏内容与多元化的社会记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档案工作者对自身角色、价值定位的反思与转变，认为“档案工作者不仅是历史真相的守卫者，而且是历史的主动建构者”，无论在历史记忆构建中还是资源的利用服务上，档案工作者都应该深入社会和田野，主动与民众沟通对话，多渠道收集各类档案资源，以满足社会对档案的多元化需求。如黄项飞《口述档案：构筑民族的立体记忆》、王红《大众文化记忆：口述档案》等。三是档案学者和机构的努力奋起和大胆实践。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视野开阔，深入而可行，热点集中在口述档案的规范化管理、数字化建设和人性化服务等问题。如吕豪杰《口述档案收集抢救规范化流程研究》、王海宏《从交互记忆系统视角看族群口述档案管理》、王玉龙《口述档案的著作权保护：基于英美口述史法律伦理指南的分析》、张恺《口述档案信息质量评价研究》、石剑文《高校口述档案的数字化建设》等论文，都是这一时期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代表。这一时期档案机构更加关照社会各个方面的需求，在口述档案方案制定、原则方法规范，口述档案收集、整理、开发利用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也基本实现了在口述档案工作中从旁观者-参与者-主人翁的角色转型。如湖南启动的口述档案记忆工程、云南省档案馆的少数民族口述档案保护工作、杭州市档案馆开展的口述历史音像资料库（口述档案）建设的工作等，都说明了这一点。2 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局限
2.1 基础理论研究
2.1.1 口述档案来源。学界对口述档案的来源认识存在分歧。表现在：一是口述档案的来源范围不清。《档案术语词典》（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指出口述档案是“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这一表述偏重于口述史的范畴。1988年召开的第十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塞内加尔的萨利乌·姆贝伊提出口述档案是“口述史的查访结果和口头传说的汇集”，同时还包括演讲、讲座录音、辩论、会议录音、广播电视等等。该表述认为口述档案不仅是口述史和口头传统调查的结果，还包括开发记录声音的材料，泛化了其来源。刘耿生在《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中提出“口述档案主要指在出现文字之前，人们把言传耳闻留下的传说、故事、逸闻等，后人的追忆，以及当事者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历史，从以大脑为载体形成的记忆转录成文字材料的一种档案”的观点，则把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忆资料视为口述档案的来源，更具合理性。二是口述档案与口述史料、口述资料、音像资料混淆。最早出现 “口述档案”（Archives? orals）的《档案术语词典》，其中译本的对应词条为“口述历史”，可见这一思想渊源对我国的口述档案影响颇深。王茂跃在《关于口述档案概念的困惑》中提出了质疑，认为将“口述历史作为口述档案来看待并进而论述口述档案是一种偷换概念的做法”。如唐蔚《丰满历史：论口述史与口述历史档案》一文提到的“口述档案是指档案工作者在获得历史史料之后，进行史料筛选、整理、归档后所成的档案”就是一例。因此，口述档案概念来源是值得推敲的。
2.1.2 口述档案概念。口述档案的概念众说纷纭，从提出至今尚无权威标准的解释。多年来对口述档案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口述档案到底是不是档案”的问题上。持质疑态度的学者认为：“口述档案”受地域因素、个人因素、物质因素、时间因素、社会因素的影响，是“事后收集材料编写出来的”“并不具备或很少具有档案的原始性”，因此“档案和‘口述档案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事物”。[1]一些学者进一步指出，“口述档案就是口述资料”，因为“区分档案与资料”除了“识别它是否原始记录”还要“从它们产生的目的上，判别它是否在当时历史活动中直接产生的”。[2]有学者还从概念的相对应性、排他性、客观需要性和是否具有同类事物的共有属性方面，分析指出“‘口述档案不具有档案的本质属性，不具有法律的凭证作用，而只是辅助档案利用的重要参考资料”。[3]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提出了相应的观点。吴品才在《口述档案的启示》中指出“口述档案既然是人们有意识地形成的，这本身就说明了口述档案存在的合理性”“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档案与通过事后口述形成的口述档案是一样的，都是历史的记忆”。在口述档案争议最大的“明确性和真实性”方面，学者们也提出“总的来说，它由当事人和熟悉情况、了解内幕的人讲述，基本内容应该肯定，是可信的”，[4]而且口述档案和文字档案“其合法有效问题并无实质性差异，所不同的只是两者的表现形式和形成过程”。[5]因此，“口述档案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也是科学的。但是口述档案具有与传统档案所不同的个性”“它在档案家族的地位仍是从属性的，不能过于‘泛滥”。[6]总之，无论持怎样的观点，30余年来我国口述档案研究和实践一直在探索和总结符合我国实际和特色的道路，而不是故步自封和简单的“拿来主义”。
2.1.3 口述档案价值作用。档案价值是档案学中的重要理论问题，是了解档案和档案管理活动的前提。口述档案也不例外。在口述档案价值的重要性认识上，张威《浅谈档案馆口述档案的价值及征集途径》提出“口述档案的出现，涵盖了文献资料所不能涵盖的角度，能够形象、生动地再现历史事件、充满感情地表露内心的想法与感受”“可以提供许多真实、生动的材料，了解文字档案背后更为鲜活的东西”。而价值形态表现上，口述档案具有“凭证价值和参考价值”“只是从证据力度而言略逊于文字、实物价值”。此外还具有“现实价值和长远价值”，其“现实性主要体现在历史上”和“公众的知情权上”。[7]对口述档案作用的认识，多年来主要集中在几点：（1）填补历史空白，弥补历史断层。（2）挽救文化遗产。（3）再现历史。（4）改善馆藏结构[8]。（5）构建社会记忆等。
2.2 实践应用研究
近年来，学界着力于口述档案应用理论的研究，以响应我国发展迅速的实践工作。在收集问题上，王俊斌、郭杰《浅谈口述档案的收集》认为，“选择口述档案主题要考虑特殊性和可操作性”“受访对象要具有普遍性”，收集中要“列出有针对性的访问提纲”，并对“口述资料进行必要的注解和整理”。而吕豪杰、王英玮《口述档案收集抢救规范化流程研究》則更具体地“以模块为单位分阶段地构建出了口述档案收集抢救的宏观和微观流程”。口述档案的采访、摄制、录音、剪辑等方面，尹敬媛的《口述档案同期录音的特点及方法研究》就进行了专门研究，提供了可行的操作方案。如何进行科学的编研，黄峰《口述档案编研原则与方法》提出“采取人证、物证、书证、理证”的方法来鉴别和考证口述档案的真实性和错漏之处，要对“重复、矛盾处进行梳理”“缺失的重要内容进行补充”“一次编研和深层次加工在编辑中应体现出不同”，并使用通俗化的语言和多种表现形式以“保持其原貌”。
2.3 国外经验研究
我国口述档案思想及概念来源于国外，也一直深受影响。傅华《国外口述档案工作概述》分析了口述档案在世界各国兴起的原因：一是20世纪以来……许多国家要求恢复和重建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二是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使许多民族遗产濒于失传;三是现存的文件只局限于一个政府或权利核心阶层的工作或局限于国家的重要职能……许多社会史资料没有记录下来;四是很多重要事件没有留下完整记录等。这引发了人们思考口述档案的存在价值和存在形式问题。郝放辉、何磊的《国外口述档案经验对我国口述档案发展的启示》，通过介绍国外口述档案发展的成熟经验，并结合我国口述档案发展现状，试图探索出一条能够提升我国口述档案发展的新思路。作为国际上口述档案工作成果较突出的新加坡，一些学者也积极进行引介。如张惠萍《新加坡口述档案及对中国的启示》总结了新加坡在收集口述档案中的成功经验：建立口述历史中心、规范的收集程序、完善的配套组织和覆盖社会各个领域的口述主题等。3 我国口述档案研究的趋势探讨
3.1 口述档案史研究
口述档案史的研究为口述档案理论研究提供依据和支撑。它以历史时期为序，以口述档案史料为依据，记述了口述档案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以及它与历史、文化、宗教、民俗、生产、生活等相互作用的关系，最终认识其客观规律和发展趋势。口述档案史的研究，不仅要着力于国内口述档案史研究，将我国口述档案及其工作各个零碎的历史事实，以鲜活的手段描述出来，呈现其历史过程及特点规律，还要开展国外口述档案史研究，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口述档案发展的成因、相互联系及特点规律，以借鉴经验，汲取教训，促进我国口述档案工作的发展。
3.2 口述档案法律问题研究
3.2.1 口述档案的著作权等法律问题。口述文献工作是受制于制度规范的法律活动。在国外，图书馆界很早就认识到口述文献涉及复杂的著作权法律问题，开展了长期的研究与实践，[9]著作权问题也是档案界在口述档案研究和服务利用中绕不开的重要课题。国外保管利用口述档案史料的机构在口述档案工作中普遍重视著作权保护。如美国口述历史学会早在1968 年就制定了《口述文献工作原则与标准》，1979年制定了《口述文献评价准则》，该准则还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于1989 年和2000 年进行了两次修订，这些标准规范成为该国口述档案文献机制构建的主要依据。相对而言，我国档案界对口述档案的著作权、知识产权等法律问题研究十分不足，也缺乏相应的原则标准作为执行的依据。随着口述档案工作的不断深化，有关口述档案的著作权、使用权、所有权、隐私权等利益问题不断增多，相关的法律问题研究与实践将成为热点。
3.2.2 口述档案的凭证性等法律地位问题。有关口述档案的法律地位问题，其实质就是明确口述档案是否具有法律证据和凭证价值。档案由于来源于事实，一直作为司法诉讼案件和历史事实的原始证据发挥作用，而口述档案作为视听资料证据近年来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规范口述档案的收集程序，提高鉴定水平，完善价值评估体系，从管理上最大限度地保证口述档案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确保口述档案的合法、凭证效力，充分发挥口述档案的凭证作用，是口述档案工作需要夯实的方面。
3.3 口述档案信息化研究
现代信息技术的创新推广为口述档案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但口述档案数字化工作还处于边缘化状态，数字化存储、网络化互接、资源化共享、智能化服务都是口述档案工作尚需拓展研究的领域。笔者认为建立专门化协调机构，努力推进口述档案体系各个环节的建设和健全，完善数字化建设中法律等规章制度，研究探讨社会各界口述档案数字资源的共建共享机制等问题，都是今后学界需要关注的方面。
3.4 口述档案专题研究
正如王明珂在《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一文中谈到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客观史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10]可见构建一个多维立体的历史记忆，不仅需要经纬相织，还需要点面结合，一段真实客观的历史不仅是固化的文献史料，还包括那些鲜活的、保存在大多数个人中的、富含情感的记忆。口述档案除了在族群文化、族群记忆构筑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社会组织文化和记忆的保存、构筑中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因此，以专题（主题）作为一种研究模式，开展包括少数民族口述档案、名人口述档案、民间口述档案、组织口述档案、革命历史口述档案等的专题研究，[11]是口述档案深入研究的一个可行思路。
3.5 口述档案与相关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
口述档案内容涉及面广、管理应用技术繁多、价值作用多面，这些特性决定了口述档案在独立发展之初就与相关学科，如历史学、档案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密切联系，应该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合作，既要嫁接利用这些学科已有的经验，也要实现自身成果与其他学科发展的互惠。如口述档案收集中的访谈，需要借鉴新闻学的采访技巧，受访对象的选择确定要掌握社会学、民族性、人类学的有关理论、文化、政策及其规范的社会调研和田野调查法，口述信息数据的采集、存储、转移、利用等工作也需要熟练运用必要的技术手段，口述档案工作积累的信息资源共享与社会化服务利用问题等等。口述档案工作的理念、程序、技术、方法都离不开跨学科的沟通碰撞，夯实这一内容的研究，无疑对口述档案工作的发展大有裨益。参考文献：
[1]王立维.“口述档案”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J].兰台世界.1998（07）：10-11.
[2]王茂跃.关于口述档案概念的困惑[J].山西档案，1998（06）：15.
[3]张仕君，昌晶，邓继军.“口述档案”概念质疑[J].档案学研究，2009（01）：12.
[4]吕明军.口述档案及其兴起[J].档案.1986（06）：8.
[5]李财富，张顺涛.口述档案及其历史研究[J].档案，1998（02）：19.
[6]李扬新.“口述档案”争议的实质及启示[J].档案，2000（03）：9.
[7]刘旭光.试论口述档案的价值[J].档案学通讯2007（04）：89.
[8]薛鹤婵.论口述档案在司法活动中的证据价值[J].兰台世界，2010（02）：5-6.
[9]郑松辉，陈俊华.图书馆口述历史工作的伦理问题初探[J].四川图书馆学报，2009（04）：67-72.
[10]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05）：139.
[11]陈子丹.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研究[M].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