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飞不入百姓家
李苑晴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台北人》是一部由14篇小说构成的短篇小说集。在《永远的尹雪艳》飘然而至奠定小说集基调之前，书扉上刘禹锡的一首《乌衣巷》，可谓是点明14篇各自独立的短篇小说当中的关联。“旧时王谢堂前燕”，小说集《台北人》中的极大多数都不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台北人”，他们来自大陆的各个省份，属于社会的不同的阶层，却同样被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推着随迁至台北。小说集《台北人》选取的时间点集中在随迁后20年左右，“堂前燕”已成“旧时燕”，又不约而同地因为“旧时”使得“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一个虚妄的愿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台北人》后13篇道尽了物非人非又无力抗拒的无可奈何。唯独《永远的尹雪艳》能够“总也不老”。尹雪艳的境遇与结局似乎是14篇小说的主人公当中最风光安逸的。台北的尹公馆从不输于上海霞飞路的排场，门前车马络绎不绝，屋内故识新知满座。尹雪艳着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踏着她那风一样的步子，轻盈盈地来回巡视着，像个通身银白的女祭司。”（《永远的尹雪艳》）第一个登场的尹雪艳，被认为是上海百乐门永恒的象征，身上自有其他“台北人”已逝去也正怀念的辉煌与灿烂。尹公馆处处弥漫着旧上海奢华的气息，招致的回忆、依恋与向往却没有一份是她的。左右逢源又不为旧情所困，感情的缺失一方面让尹雪艳高高在上不染尘俗，另一方面突出尹雪艳本身便是一个标杆，一则谶言，预示着接下来登场的诸位行至末路的悲剧结局。
无可奈何。在作者白先勇的“历史意识”与“命运意识”的影响下，《台北人》的悲剧总有着“宿命论”的色彩。欧阳子认为，整部《台北人》讲的都是时间——过去和现在。就个体本身而言，过去与现在是青春的必然流逝。当个体重合，方能窥见所谓命运与时代的部分轨迹。从这个角度出发，《台北人》着墨的不仅是时间，还是过去和现在的相似甚至是重合之处。重合可以只是一瞬间，迷乱了亲历者的眼与心。金兆丽那一克拉半的火油大钻戒是舞娘朱凤与其腹中之子一年半载的救命稻草，也是给二十年前的自己以及与月如那份纠葛的祭奠。在下嫁年迈富商前主动与一个腼腆的男子共舞，在“一二三——”“一二三——”的拍子里重温旧梦，小说可以在此时落幕，可金兆丽的躯体与精神却无法一同留在梦里。（《金大班的最后一晚》）重合也可以很漫长，前人的命运像是后者的预言，由着旁观者印证着一环接着一环的缝合，无一例外的触目惊心。王贵生、洪处长、许壮图的遭遇被看作是尹雪艳八字带重煞的一次又一次应验（《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分上和下，在师娘眼中呈现出朱青的变化，也暗示着“童子鸡”小顾有着和郭轸相同的结局。“总司令”为了圆和五宝的梦救下了娟娟，可娟娟最终还是在命运的摧残下走向了极端与疯癫。（《孤恋花》）
以上所提及的篇目，皆以女性作为主人公。白先勇曾说：“中国女人是挖不完的宝藏。”在“宿命论”面前，女性似乎诠释主题更优对象。不同于《梁父吟》中朴公的英雄迟暮，《冬夜》中余嵚磊的壮志难酬，甚至不同于《花桥荣记》的卢先生和《那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里的王雄那般曾拥有或多或少的选择。《台北人》中的女性所遇到的能改变命运的机会与力量微乎极微。在外部势力的裹挟下，她们有过挣扎与反抗。只是钱夫人从南京带来的墨绿杭绸已有点发乌，近乎长到脚面的旗袍也有点不合时宜，最终还是被不够醇厚的花雕酒混着旧时记忆哑了喉咙。（《游园惊梦》）“总司令”东拼西凑押上五宝留下的翡翠镯子才盘下的五华街小公寓终究做不成娟娟的避风港安乐窝。（《孤恋花》）曾经引以为傲的青春不再，曾经坚不可摧的靠山崩塌，在女性身上，飘泊感与无力感被放大。那对于《台北人》而言，曾经骄傲的坚信的又是什么，它们还好吗？
行至末路。14个小說里，有的人走向疯癫，走到生命的尽头;有的人归于现实，忙于生计，落于平凡。可小说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们从未将镜头定格在人物的结局当中。通常以一句话或是一段词收束全文戛然而止，或是寄托作者对人物的怀念或哀思。《国葬》中的最后一声“敬礼——”落在了过去，存在于秦义方人生中的高光时刻，风华正茂，当时得令。“青春欉谁人爱，变成落叶相似栽——”林三郎唱起与小说同名的那首《孤恋花》，唱给“没法子”的薄命花娟娟和五宝，也唱给独自记得她们的“总司令”。《游园惊梦》最后的“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新的高楼大厦。”似是在暗示钱夫人落后于时代，又有几分似是作者的心声。白先勇曾提到，“我觉得再不快写，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那种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了”。出于这种时间意识，在《台北人》中不少小说结尾滞后于人物结局，结尾的画面感强，却不特写不聚焦，且通常是一个远景甚至是空景。台北《冬夜》的冷雨绵绵不绝下个不停，《岁除》时分总会有烟花爆竹划破夜空迎接新的一年。这是自然和历史的物理时间力量，年年岁岁景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而在人的心理时间当中，有些记忆还未被抹去，台北《花桥荣记》的老板娘拿走卢先生的照片，留住有关漓江边华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的花桥荣记的记忆，也留住了卢先生的这个故事。可一段故事，一个人，一个时代总会迎来自己的社会性死亡的，《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仍在，只是在春日的清空里，在花丛中嬉笑着的女孩子们并不知晓或记得或在意曾发生在这里的那段过往。
《台北人》呈现了在历史时期交替的大背景下的社会“众生相”。他们个人境遇各异，但当把他们所怀念的过去整合便拼凑出一个终将失去的时代。他们是记录着旧时堂前金碧辉煌高朋满座的燕子，终究不愿或不能飞进今朝寻常百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