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内地与突厥的人口迁移
摘 要：隋唐时期内地与突厥的人口迁移比较频繁，数量规模较大，人口迁徙的引发因素较多，主要有战争、政治、自然災荒等原因。突厥移民主要分布在北部沿边地带，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已经成为当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互迁，文化互化，突厥移民的衣食住行及婚丧习俗也在潜移默化。人口迁徙过程中，人作为文化符号的载体，促进了文化信息的传播，有利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
关键词：人口迁移；突厥；隋唐时期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4-0131-05
隋唐时期突厥与内地（隋唐行政辖区范围）的人口迁徙次数比较多，规模较大，影响深远。关于古代突厥人口方面的研究，如突厥汗国不同时期的人口数量规模变化、人口的结构、分布等，已经有学者做了一些研究①，但还有不少具体问题，如：隋唐时突厥与内地之间人口的迁移原因、迁移过程、移民分布、历史影响等，有待作进一步探讨。
一、内地人口向突厥地区的迁徙
隋唐时期，内地人口迁入突厥，有政治性、军事性、自发性等多种形式，这些内地移民长期定居突厥地区，给突厥人的社会生活带去了新变化。
1.政治性移民
政治性移民主要是公主和亲时带去的大量随从以及因和亲引起的不同部族的人口合并。中原封建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和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绝非一桩两情相悦的爱情与婚姻。中原王朝总是将之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手段，以稳定周边地区的民族政权，维护睦邻之间的友好关系。隋唐王朝和突厥之间的“和亲”几乎没有停止过。每次和亲，都会伴随一定的文化和技术交流。如开皇十七年（597），“突利（启民可汗）遣使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②。六礼指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和乡射礼、相见礼。中原礼仪文化传入突厥，被突厥接受和推崇。此外，由于和亲的影响，还会引起部落之间的人口迁移，如开皇十九年，“安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启民可汗），部落归者甚众”③。因为和亲导致其他一些部落归入突厥，引起了部族间的人口迁移。再如贞观二十年（646）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④。因为和亲，此五国全部并入突厥，其人口纳入突厥管理，同属一国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来往会更加频繁，经济文化的交流更进一步。
中原王朝与突厥之间的“和亲”，不只是一位公主迁入突厥民族居住区，而是有相当数量的人群以公主的奴仆、护卫、工匠的身份甚至以聘礼等方式伴随和亲公主一起进入突厥。这些随从多数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或者一技之长，甚至超高才艺，他们带去的不仅是本身生物学上的自然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携带着较高的文化符号，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传播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共同进步。这些人口中有一些几代人都留在突厥，结婚生子，安家落户，他们
收稿日期：2017-11-01
作者简介：刘星营，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郑州 450001）。
和突厥人共同生活，互相影响。
2.战争移民
战争移民主要是指突厥从内地掳掠人口。突厥在战争中进行的人口掠夺，造成的结果也是一种人口流动，属于被动的人口迁移。
隋唐时期，突厥入寇中原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掠夺土地和夺取政权，而是掠夺人口、牲畜和财物，所掠之人大多沦为突厥人的奴隶。战争中被突厥掠夺的人口数量，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记载，但在文献中隐约可显。如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六月，突厥处罗可汗至并州，“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⑤。同年，莫贺咄设侵扰凉州（今甘肃威县一带），“掠去男女数千人”⑥。武德五年，突厥“颉利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⑦。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8），后突厥默啜可汗拒绝武延秀纳突厥公主，挑起战事，动用几十万兵马恣意杀戮掳掠数十万唐朝良民。“俄进攻定州，杀刺史孙彦高，焚烧百姓庐舍，虏掠男女，无少长皆杀之”，“军未发而默啜尽抄掠赵、定等州男女八九万人，从五回道而去，所过残杀，不可胜纪”。⑧还有投降突厥的将领，带去不少部众，如建德六年（577）二月，“周将宇文神举军逼马邑，绍义遣杜明达拒之，兵大败。绍义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众三千家，令之曰：‘欲还者任意。于是哭拜别者大半。突厥他钵可汗以绍义重踝似之，甚见爱重，反齐人在北者悉隶绍义”。⑨三千家去其半，也有一千五百众之多。隋末有些距突厥较近的北部州郡长官为求自保，投附突厥部落，如“刘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⑩武德六年，苑君璋的部下高满政“怀归国之计，遂举兵以袭，君璋觉变，方奔突厥，满政斩君璋之子，以城来降”。这部分人口有的北奔突厥，有的归附唐朝。
3.其他方式移民
其一，将女妓，宫女作为给突厥的贿赂，也可以看作是人口迁移的一种。如隋文帝欲废大义公主，唯恐都蓝可汗不从，于是“遣奇章公牛弘将美妓四人以啗之”。刘武周为了附于突厥，曾在617年“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武德元年八月，唐高祖李渊“遣郑元璹以女妓赂始毕可汗”。虽然史料没有详细记载女妓数量，但此类人员入突厥，是不可能再回中原的。“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
其二，因为生活所逼、避难、亡命所造成的人口迁移。如：开皇七年，“时有流人杨钦亡入突厥中”。“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因乱以其所部五原城隶于突厥。”“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位，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隋末，义成公主“从弟善经，避乱在突厥”。“咸亨中”，“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遂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以与之”。另外，还有不少人因不堪“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而流移西域。“然衣冠迁徙，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衣冠”应当是指北方各道州的官僚士大夫。
二、突厥人口向内地的迁徙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与突厥的人口迁徙过程是双向互动的，不但内地人迁往突厥，也有大量突厥人流向内地，迁移人口数量规模与内地迁入突厥相比较多，迁移次数频繁。
1.战争引发的人口迁移
隋朝时因突厥战败内迁的人口很多，如：开皇六年，契丹诸部互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叛高丽，率众内附隋朝，隋文帝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渴奚那颉之北约在今赤峰市。开皇十七年，突厥悉众而至，被隋军打败，突厥降者万余家，隋文帝命赵仲卿将突厥降民处于恒安。恒安在今山西大同。该年在突厥与隋交战中迁移内地的人口三万多家，十余万人。开皇十九年，突厥内部骚乱，不久，隋文帝封突利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为其筑大利城，迁其部落处于河南之地，“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大量突厥部人南迁“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这次突厥内乱移入内地居民，大部分至于河南洛阳等地。仁寿元年（601），“是岁，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步迦寻亦大乱，奚、霫五部内徙”。大业三年（607），隋将韦云起领护突厥兵讨击契丹，“尽获其男女四万口，女子及畜产，以半赐突厥，余将入朝，男子皆杀之”。
唐朝时突厥人因战事内迁移民的人口数量规模要比隋朝大得多。如贞观四年（630），“突厥思结俟斤帅众四万来降”，突厥苏尼失督部落五万家，建牙于灵州西北，颉利被俘后，“尼失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这次移民，可以说是全族迁徙至西北地区。东突厥灭亡之后，“思结俟斤以四万众降，可汗弟欲谷设奔高昌，既而亦来降”。突厥“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贞观十九年，拔灼发兵寇河南，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与田仁会诱其深入，俘虏数万之众。贞观二十年，延陀部落骚乱，“李世勣至于都斤山”，“虏男女三万人”。薛延陀国灭，碛北遂定，“置祁连州处其余众”。突厥向内地的移民，大部分是举族而来，至少万余之众，数量是相当多的。对于这种移民，隋唐政府基本都是全部接纳并安置。
2.其他因素引发的人口迁移
其一，突厥以“和亲”方式来华的妇人。如突厥默啜时，“诏淮阳王武延秀聘其女为妃”。又如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其二，突厥以“质子”形式進行的人口迁移。如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生擒颉利送于京师”，“仍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又如：突厥别部的车鼻可汗被唐军所俘之后，唐高宗“数其罪面赦之，拜左武卫将军，赐宅于长安，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以统之。车鼻长子羯漫陀先统拔悉密部，车鼻未败前，遣其子菴铄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卫将军，更置新黎州以统之”。
其三，突厥部族以“归附”为名义的人口迁移。如：开皇四年，“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人降隋。庚戌，（隋文帝）幸陇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属来降”。仁寿元年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仁寿三年，漠北十余部落尽背达头归附隋朝，“有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部落，请来降附”。武德四年，隋大业末年归附于突厥的李子和有众二千余骑，“拔户口南徙，诏以延州故城居之”。
其四，因灾荒引发的突厥移民。如：贞观三年，颉利国内大绥，用度不济，内外多叛。“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设、荫奈特勤等，并帅所部来奔。”垂拱三年（687），后突厥连年遭受大旱灾害，“野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马死耗，十至八九”，“掘野鼠，食草根，或自相食”。大批饥民被迫南逃投唐求生。贞观年间内迁的人口有“男女一百二十余万”。
三、内迁突厥移民的分布
隋唐王朝对突厥内迁人口的安置区域东起河北道营州，西至陇右道凉州，相当广阔。可以说，在隋唐行政管辖区域的北部沿边各州，几乎都有突厥移民分布。突厥移民主要分布地区有六处，分别是：河北道北部（营州、幽州），河东道北部诸州（云州、朔州、代州），关内道之河南地（胜州、夏州、灵州等），关内道之黄河以北地区（云中、丰州），都城长安和陇右道东部的一些府州。
其一，河北道北部的营州和幽州，是安置东北方各民族移民的主要区域。营州（今辽宁省西南部）领辖的顺州、威州、瑞州都有突厥部落，《旧唐书·地理志》载：“顺州下旧领县一，户八十一，口二百一十九。天宝，户一千六十四，口五千一百五十七。”刘统的博士论文《唐代的羁縻制度研究》认为顺州是贞观四年以突厥内附的突利部落置。又载：“威州所领户，契丹内稽部落。旧领县一，户七百二十九，口四千二百二十二。天宝，户六百一十一，口一千八百六十九。”还有“瑞州旧领县一，户六十，口三百六十五。天宝，户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幽州（今北京、天津、河北涿州一带），自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乱，李尽忠、孙万荣攻陷营州后，营州都督府领诸州县部落皆内迁。原顺州侨治幽州城（今北京城西南），742年更名顺意郡，758年复顺州，此后无闻。瑞州先南迁入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南），705年又北迁回至幽州广阳城（今北京房山区良乡镇）。
其二，河东道北部诸州（今陕西省太原以北），这一地区紧邻蒙古高原，一直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重要住地。云州，即定襄，也是隋时期的恒安镇。胡三省云：定襄即云内县之恒安镇。按《旧唐书·地理志二》记载，云州治所即隋代之恒安镇，贞观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云州及定襄县于此。据此，胡言无误“定襄”实即恒安，唐宋人系以唐名称隋地因而给后人造成理解上的错误，而恒安城乃为安置内迁的万余家突厥移民而筑，否则便难以解释何以移民安置在恒安，而城筑在朔州北之定襄。朔州（相当于今山西朔市），大业年间，西突厥处罗可汗率部内迁，其中一部分居于朔州之南的楼烦郡，由特勤史大奈统领，李渊起兵时助唐反隋。代州（今代县），也是唐代突厥降民的安置区，“初，咸亨中，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贞元二年（786）原来居于河曲地带的六州胡人大批迁入云州和朔州，突厥移民在河东道北部的数量明显增多。元和以后，又有突厥沙陀人迁入河北道的定襄川和神武川等地，唐代晚期有六州三部落分布于河东北部的蔚、朔、忻、代、岚、石等州。可见于《新五代史》“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虏军，又破苛岚军，而唐兵数败，沙陀由此益炽，北据蔚、朔，南侵忻、代、岚、石，至于太谷焉”。
其三，关内道之河南地，突厥启民部南下附隋，文帝体恤，使之移居于胜、夏之间，河南之地大部分成为突厥的游牧区。没有赋役苛税，宽松优待的政策扶持，丰美的草场，突厥人口不断繁衍增多，隋又在黄河北岸修筑金河城，唐代之初，突厥部落的生活范围已经扩大到黄河以北。贞观四年，颉利被俘，大批突厥降民被安置于河南之地，唐朝置云中、定襄都督府，及顺、祐、化、长、北开、北宁、北抚、北安、丰等州都督府，除顺州、丰州、祐州外，余皆在河南之地。云中侨置地是朔方，定襄侨置地在宁朔，皆属夏州。化州即北开州，治夏州德静县；长州，治夏州长泽县；北宁州，治怀德。“贞观六年，置缘州，领突厥降户，寄治于平高之他楼城。”（今宁夏同心县东南）贞观十年，阿史那社尔部众内属，安置于灵州。贞观十三年，李思摩率突厥民众约20万北渡黄河，河南之地的化州、长州、北宁州、北安州、北抚州于该年废去。唐高宗时期，咸亨年间，胜州、夏州、灵州等都是安置突厥移民的主要地区。调露元年后，河南地的边民叛乱并有一部分返回漠北，但仍有相当部分留在当地。为加强控制，唐朝在灵、夏南部置鲁、丽、含、塞、依、契六州，称为六胡州，并选任唐人为刺史，增强对边民的管治。开元十年，六胡州的移民叛乱，平定后将他们迁往河南道和江淮地区，至开元二十六年又迁回并之宥州，后屡有废置，但基本上沒有离开河南之地。
其四，唐朝都城长安，是突厥上层贵族的主要迁入地，如阿史那弥射、阿史那道真、郁射设、阿史那社尔、杨我支、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这些突厥王族贵人多举家居住长安，享受唐朝的优厚待遇，过着丰裕的生活。如贞观四年，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送于京师”，“仍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
其五，关内道之黄河以北地区，大致是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历来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跳板”。可以说这里是一个有很强弹性的地带，入居的突厥移民能够随形势变化，或者南迁黄河之南，或者北返漠北。隋代突厥启民部落就居住在这一带，杨坚还为其修建了大利城和金河城以统其部众。到隋炀帝时，大业三年北上巡察突厥居地时，启民可汗曾专门修筑御道迎接杨广，御道南起自榆林郡（近在黄河以南的托克托县东南）北至其牙帐，可见突厥启民部落长期生活在该地区。唐太宗时期，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该地区的云中城迁入突厥移民300户，还有大量的突厥降民被安置在丰州，“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
其六，陇右道东部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是西突厥的主要移民区。贞观二十二年以阿史德特健部置皋兰州就位于凉州一带。高宗和武周时期，西突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与其子阿史那元庆率部众内迁，在凉州设兴昔都督府以处之。武周大足元年（701），在陇右和关中一带还有一些沦为奴婢的突厥人。开元二年（714）火拔部降唐，此后活动在陇右一带，安史乱后参加镇守潼关的战斗，失败后降于安史叛军。
参考唐代西北地区有关州府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在贞观、开元、天宝年间的增加情况，反映出从突厥内迁的人口数量很大，对中原王朝的人口分布和民族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考察贞观年间的人口户数，京府为207650户，凤府27282户，华州18823户，灵州4640户，秦州5724户，凉州8231户。开元年间，人口户数为京府362909户，凤府44532户，华州30787户，灵州9606户，秦州25007户，凉州26165户。天宝年间，人口户数更有增长，京府为362821户，凤府58486户，华州为33187户，灵州11456户，秦州24827户，凉州22462户。京府地区天宝年间比贞观年间增加户数十几万，户口数少的凉州地区也有2万余户的增加。凉州的人口有三倍多，秦州从五千余户增加到2万余户，增长速度高达四倍多。这说明，从贞观到开元年间的各州户数基本上是成倍增长，这种速度显然超出人口自然增长的预期，合理的解释就是大量突厥控制下的人口迁入所致，突厥内迁移民影响了唐朝边境的人口状况。
隋唐是整个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内地与突厥之间的人口迁徙频繁发生，使得各民族人口之间互相往来越来越多，引起突厥与内地人口互迁的原因有多种，大多数情况是由于政权争夺、军事战争等民族利益冲突而被动迁移，还有因为天灾、饥荒等自然环境的恶变造成大量人口的自发迁移。突厥内迁人口的分布从空间上东起河北道营州，西至陇右道凉州，相当广阔。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人口迁徙，客观上必然带上人的文化信息符号，突厥移民的衣食住行接受了内地文化的潜移默化。人是社会的细胞，个人小变化的加聚，成就社会的大变化，历史在人口迁徙互动中发展进步。
注释
①主要有：袁祖亮：《丝绸之路人口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袁祖亮：《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郭宏珍：《突厥语诸族社会组织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徐黎丽主编《突厥人变迁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
②③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872、1873、1872、1871、1881、1697、1873、1874、21、46、1335页。
④⑥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6236、5884、5907、6073、6074、6238、6562、5569、5572、5568、5630页。
⑤⑦⑧⑩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154、5156、5169、2253、2253、5155、5168—5169、2632、5162—5163、5159、5165—5166、5159、5158、1520、1522、1525、5180、5168、1407、5168、5159、1641、5172页。
⑨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156页。
王钦若：《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第1514、4998页。
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第1687、1796、162、1569页。
宋祁、歐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6028、6036、4044、6045、4115页。
王钦若：《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第5153页，又见于《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循吏传·田仁会》，中华书局，1975年，第5623页。
陈子昂：《陈拾遗集》卷四，第156页。
本部分参考了吴松弟的观点，参见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8年，第159页。
魏征等：《隋书》卷七十四《赵仲卿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697页。关于突厥移民的安置地点，《赵仲卿传》先云：“时突厥降者万余家，上命仲卿处之恒安。”继又云：“明年，督役筑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启民。”《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云：“帝又遣赵仲卿为启民筑金河、定襄二城。”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32页。
北宁州的都督是阿史那苏尼失，另据《金石萃编》卷三十八《阿史那忠碑》阿史那苏尼失之子阿史那忠曾任长州都督。《唐会要》七十三卷云：“封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处其部落于河南朔方之地。”可见，河南朔方是当时安置东突厥降人最主要的地区，因夏州在贞观二年平梁师都前本名朔方郡，所谓“朔方”“河南朔方”即指夏州。
今在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南，原以汉人置州，唐初废，贞观四年因迁入突厥降户复置，后除贞观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废省外皆长期存在。
责任编辑：王 轲
Population Migration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urkic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Liu Xingying
Abstract：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between inland and Turkic was more frequent， and the scale and number were larger. The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were wars， politics， natural famine and so on. Turkic immigrant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northern border zone，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in the long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 Because of the mutual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and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the customs of clothing， food， shelter， marriage and funeral of Turkic immigrants changed imperceptibly. In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people， as carriers of cultural symbols，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population migration； Turkic； Sui and Tang dynasties
关键词：人口迁移；突厥；隋唐时期
中图分类号：K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4-0131-05
隋唐时期突厥与内地（隋唐行政辖区范围）的人口迁徙次数比较多，规模较大，影响深远。关于古代突厥人口方面的研究，如突厥汗国不同时期的人口数量规模变化、人口的结构、分布等，已经有学者做了一些研究①，但还有不少具体问题，如：隋唐时突厥与内地之间人口的迁移原因、迁移过程、移民分布、历史影响等，有待作进一步探讨。
一、内地人口向突厥地区的迁徙
隋唐时期，内地人口迁入突厥，有政治性、军事性、自发性等多种形式，这些内地移民长期定居突厥地区，给突厥人的社会生活带去了新变化。
1.政治性移民
政治性移民主要是公主和亲时带去的大量随从以及因和亲引起的不同部族的人口合并。中原封建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和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绝非一桩两情相悦的爱情与婚姻。中原王朝总是将之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手段，以稳定周边地区的民族政权，维护睦邻之间的友好关系。隋唐王朝和突厥之间的“和亲”几乎没有停止过。每次和亲，都会伴随一定的文化和技术交流。如开皇十七年（597），“突利（启民可汗）遣使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②。六礼指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乡饮酒和乡射礼、相见礼。中原礼仪文化传入突厥，被突厥接受和推崇。此外，由于和亲的影响，还会引起部落之间的人口迁移，如开皇十九年，“安义公主已卒，上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启民可汗），部落归者甚众”③。因为和亲导致其他一些部落归入突厥，引起了部族间的人口迁移。再如贞观二十年（646）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上许之，且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④。因为和亲，此五国全部并入突厥，其人口纳入突厥管理，同属一国的各族人民之间的来往会更加频繁，经济文化的交流更进一步。
中原王朝与突厥之间的“和亲”，不只是一位公主迁入突厥民族居住区，而是有相当数量的人群以公主的奴仆、护卫、工匠的身份甚至以聘礼等方式伴随和亲公主一起进入突厥。这些随从多数有较高的文化素质或者一技之长，甚至超高才艺，他们带去的不仅是本身生物学上的自然人，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上携带着较高的文化符号，促进了不同文明的传播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共同进步。这些人口中有一些几代人都留在突厥，结婚生子，安家落户，他们
收稿日期：2017-11-01
作者简介：刘星营，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郑州 450001）。
和突厥人共同生活，互相影响。
2.战争移民
战争移民主要是指突厥从内地掳掠人口。突厥在战争中进行的人口掠夺，造成的结果也是一种人口流动，属于被动的人口迁移。
隋唐时期，突厥入寇中原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掠夺土地和夺取政权，而是掠夺人口、牲畜和财物，所掠之人大多沦为突厥人的奴隶。战争中被突厥掠夺的人口数量，虽然没有明确的数据记载，但在文献中隐约可显。如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六月，突厥处罗可汗至并州，“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⑤。同年，莫贺咄设侵扰凉州（今甘肃威县一带），“掠去男女数千人”⑥。武德五年，突厥“颉利攻围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余口”⑦。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8），后突厥默啜可汗拒绝武延秀纳突厥公主，挑起战事，动用几十万兵马恣意杀戮掳掠数十万唐朝良民。“俄进攻定州，杀刺史孙彦高，焚烧百姓庐舍，虏掠男女，无少长皆杀之”，“军未发而默啜尽抄掠赵、定等州男女八九万人，从五回道而去，所过残杀，不可胜纪”。⑧还有投降突厥的将领，带去不少部众，如建德六年（577）二月，“周将宇文神举军逼马邑，绍义遣杜明达拒之，兵大败。绍义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众三千家，令之曰：‘欲还者任意。于是哭拜别者大半。突厥他钵可汗以绍义重踝似之，甚见爱重，反齐人在北者悉隶绍义”。⑨三千家去其半，也有一千五百众之多。隋末有些距突厥较近的北部州郡长官为求自保，投附突厥部落，如“刘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⑩武德六年，苑君璋的部下高满政“怀归国之计，遂举兵以袭，君璋觉变，方奔突厥，满政斩君璋之子，以城来降”。这部分人口有的北奔突厥，有的归附唐朝。
3.其他方式移民
其一，将女妓，宫女作为给突厥的贿赂，也可以看作是人口迁移的一种。如隋文帝欲废大义公主，唯恐都蓝可汗不从，于是“遣奇章公牛弘将美妓四人以啗之”。刘武周为了附于突厥，曾在617年“袭破楼烦郡，进取汾阳宫，获隋宫人，以赂突厥”。武德元年八月，唐高祖李渊“遣郑元璹以女妓赂始毕可汗”。虽然史料没有详细记载女妓数量，但此类人员入突厥，是不可能再回中原的。“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
其二，因为生活所逼、避难、亡命所造成的人口迁移。如：开皇七年，“时有流人杨钦亡入突厥中”。“初，隋五原太守张长逊因乱以其所部五原城隶于突厥。”“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位，华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隋末，义成公主“从弟善经，避乱在突厥”。“咸亨中”，“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遂尽驱六州降户数千帐，并种子四万余硕、农器三千事以与之”。另外，还有不少人因不堪“安史之乱”和唐末农民起义，而流移西域。“然衣冠迁徙，人多侨寓，士居乡土，百无一二。”“衣冠”应当是指北方各道州的官僚士大夫。
二、突厥人口向内地的迁徙
隋唐时期中原王朝与突厥的人口迁徙过程是双向互动的，不但内地人迁往突厥，也有大量突厥人流向内地，迁移人口数量规模与内地迁入突厥相比较多，迁移次数频繁。
1.战争引发的人口迁移
隋朝时因突厥战败内迁的人口很多，如：开皇六年，契丹诸部互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叛高丽，率众内附隋朝，隋文帝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渴奚那颉之北约在今赤峰市。开皇十七年，突厥悉众而至，被隋军打败，突厥降者万余家，隋文帝命赵仲卿将突厥降民处于恒安。恒安在今山西大同。该年在突厥与隋交战中迁移内地的人口三万多家，十余万人。开皇十九年，突厥内部骚乱，不久，隋文帝封突利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为其筑大利城，迁其部落处于河南之地，“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大量突厥部人南迁“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这次突厥内乱移入内地居民，大部分至于河南洛阳等地。仁寿元年（601），“是岁，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步迦寻亦大乱，奚、霫五部内徙”。大业三年（607），隋将韦云起领护突厥兵讨击契丹，“尽获其男女四万口，女子及畜产，以半赐突厥，余将入朝，男子皆杀之”。
唐朝时突厥人因战事内迁移民的人口数量规模要比隋朝大得多。如贞观四年（630），“突厥思结俟斤帅众四万来降”，突厥苏尼失督部落五万家，建牙于灵州西北，颉利被俘后，“尼失举众来降，漠南之地遂空”。这次移民，可以说是全族迁徙至西北地区。东突厥灭亡之后，“思结俟斤以四万众降，可汗弟欲谷设奔高昌，既而亦来降”。突厥“颉利之败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来降者甚众”，“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贞观十九年，拔灼发兵寇河南，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与田仁会诱其深入，俘虏数万之众。贞观二十年，延陀部落骚乱，“李世勣至于都斤山”，“虏男女三万人”。薛延陀国灭，碛北遂定，“置祁连州处其余众”。突厥向内地的移民，大部分是举族而来，至少万余之众，数量是相当多的。对于这种移民，隋唐政府基本都是全部接纳并安置。
2.其他因素引发的人口迁移
其一，突厥以“和亲”方式来华的妇人。如突厥默啜时，“诏淮阳王武延秀聘其女为妃”。又如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六月辛酉，突厥默啜遣其臣莫贺干来，请以女妻皇太子之子”。
其二，突厥以“质子”形式進行的人口迁移。如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生擒颉利送于京师”，“仍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又如：突厥别部的车鼻可汗被唐军所俘之后，唐高宗“数其罪面赦之，拜左武卫将军，赐宅于长安，处其余众于郁督军山，置狼山都督以统之。车鼻长子羯漫陀先统拔悉密部，车鼻未败前，遣其子菴铄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卫将军，更置新黎州以统之”。
其三，突厥部族以“归附”为名义的人口迁移。如：开皇四年，“突厥苏尼部男女万余人降隋。庚戌，（隋文帝）幸陇州，突厥可汗阿史那玷率其属来降”。仁寿元年五月己丑，“突厥男女九万口来降”。仁寿三年，漠北十余部落尽背达头归附隋朝，“有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部落，请来降附”。武德四年，隋大业末年归附于突厥的李子和有众二千余骑，“拔户口南徙，诏以延州故城居之”。
其四，因灾荒引发的突厥移民。如：贞观三年，颉利国内大绥，用度不济，内外多叛。“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设、荫奈特勤等，并帅所部来奔。”垂拱三年（687），后突厥连年遭受大旱灾害，“野皆赤地，少有生草，以此羊马死耗，十至八九”，“掘野鼠，食草根，或自相食”。大批饥民被迫南逃投唐求生。贞观年间内迁的人口有“男女一百二十余万”。
三、内迁突厥移民的分布
隋唐王朝对突厥内迁人口的安置区域东起河北道营州，西至陇右道凉州，相当广阔。可以说，在隋唐行政管辖区域的北部沿边各州，几乎都有突厥移民分布。突厥移民主要分布地区有六处，分别是：河北道北部（营州、幽州），河东道北部诸州（云州、朔州、代州），关内道之河南地（胜州、夏州、灵州等），关内道之黄河以北地区（云中、丰州），都城长安和陇右道东部的一些府州。
其一，河北道北部的营州和幽州，是安置东北方各民族移民的主要区域。营州（今辽宁省西南部）领辖的顺州、威州、瑞州都有突厥部落，《旧唐书·地理志》载：“顺州下旧领县一，户八十一，口二百一十九。天宝，户一千六十四，口五千一百五十七。”刘统的博士论文《唐代的羁縻制度研究》认为顺州是贞观四年以突厥内附的突利部落置。又载：“威州所领户，契丹内稽部落。旧领县一，户七百二十九，口四千二百二十二。天宝，户六百一十一，口一千八百六十九。”还有“瑞州旧领县一，户六十，口三百六十五。天宝，户一百九十五，口六百二十四”。幽州（今北京、天津、河北涿州一带），自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乱，李尽忠、孙万荣攻陷营州后，营州都督府领诸州县部落皆内迁。原顺州侨治幽州城（今北京城西南），742年更名顺意郡，758年复顺州，此后无闻。瑞州先南迁入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南），705年又北迁回至幽州广阳城（今北京房山区良乡镇）。
其二，河东道北部诸州（今陕西省太原以北），这一地区紧邻蒙古高原，一直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重要住地。云州，即定襄，也是隋时期的恒安镇。胡三省云：定襄即云内县之恒安镇。按《旧唐书·地理志二》记载，云州治所即隋代之恒安镇，贞观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移云州及定襄县于此。据此，胡言无误“定襄”实即恒安，唐宋人系以唐名称隋地因而给后人造成理解上的错误，而恒安城乃为安置内迁的万余家突厥移民而筑，否则便难以解释何以移民安置在恒安，而城筑在朔州北之定襄。朔州（相当于今山西朔市），大业年间，西突厥处罗可汗率部内迁，其中一部分居于朔州之南的楼烦郡，由特勤史大奈统领，李渊起兵时助唐反隋。代州（今代县），也是唐代突厥降民的安置区，“初，咸亨中，突厥诸部落来降附者，多处之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谓之降户”。贞元二年（786）原来居于河曲地带的六州胡人大批迁入云州和朔州，突厥移民在河东道北部的数量明显增多。元和以后，又有突厥沙陀人迁入河北道的定襄川和神武川等地，唐代晚期有六州三部落分布于河东北部的蔚、朔、忻、代、岚、石等州。可见于《新五代史》“乾符五年，沙陀破遮虏军，又破苛岚军，而唐兵数败，沙陀由此益炽，北据蔚、朔，南侵忻、代、岚、石，至于太谷焉”。
其三，关内道之河南地，突厥启民部南下附隋，文帝体恤，使之移居于胜、夏之间，河南之地大部分成为突厥的游牧区。没有赋役苛税，宽松优待的政策扶持，丰美的草场，突厥人口不断繁衍增多，隋又在黄河北岸修筑金河城，唐代之初，突厥部落的生活范围已经扩大到黄河以北。贞观四年，颉利被俘，大批突厥降民被安置于河南之地，唐朝置云中、定襄都督府，及顺、祐、化、长、北开、北宁、北抚、北安、丰等州都督府，除顺州、丰州、祐州外，余皆在河南之地。云中侨置地是朔方，定襄侨置地在宁朔，皆属夏州。化州即北开州，治夏州德静县；长州，治夏州长泽县；北宁州，治怀德。“贞观六年，置缘州，领突厥降户，寄治于平高之他楼城。”（今宁夏同心县东南）贞观十年，阿史那社尔部众内属，安置于灵州。贞观十三年，李思摩率突厥民众约20万北渡黄河，河南之地的化州、长州、北宁州、北安州、北抚州于该年废去。唐高宗时期，咸亨年间，胜州、夏州、灵州等都是安置突厥移民的主要地区。调露元年后，河南地的边民叛乱并有一部分返回漠北，但仍有相当部分留在当地。为加强控制，唐朝在灵、夏南部置鲁、丽、含、塞、依、契六州，称为六胡州，并选任唐人为刺史，增强对边民的管治。开元十年，六胡州的移民叛乱，平定后将他们迁往河南道和江淮地区，至开元二十六年又迁回并之宥州，后屡有废置，但基本上沒有离开河南之地。
其四，唐朝都城长安，是突厥上层贵族的主要迁入地，如阿史那弥射、阿史那道真、郁射设、阿史那社尔、杨我支、执失思力、契苾何力等，这些突厥王族贵人多举家居住长安，享受唐朝的优厚待遇，过着丰裕的生活。如贞观四年，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生擒颉利送于京师”，“仍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
其五，关内道之黄河以北地区，大致是今天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历来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跳板”。可以说这里是一个有很强弹性的地带，入居的突厥移民能够随形势变化，或者南迁黄河之南，或者北返漠北。隋代突厥启民部落就居住在这一带，杨坚还为其修建了大利城和金河城以统其部众。到隋炀帝时，大业三年北上巡察突厥居地时，启民可汗曾专门修筑御道迎接杨广，御道南起自榆林郡（近在黄河以南的托克托县东南）北至其牙帐，可见突厥启民部落长期生活在该地区。唐太宗时期，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该地区的云中城迁入突厥移民300户，还有大量的突厥降民被安置在丰州，“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
其六，陇右道东部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是西突厥的主要移民区。贞观二十二年以阿史德特健部置皋兰州就位于凉州一带。高宗和武周时期，西突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弥射与其子阿史那元庆率部众内迁，在凉州设兴昔都督府以处之。武周大足元年（701），在陇右和关中一带还有一些沦为奴婢的突厥人。开元二年（714）火拔部降唐，此后活动在陇右一带，安史乱后参加镇守潼关的战斗，失败后降于安史叛军。
参考唐代西北地区有关州府的人口数据，可以看出在贞观、开元、天宝年间的增加情况，反映出从突厥内迁的人口数量很大，对中原王朝的人口分布和民族构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考察贞观年间的人口户数，京府为207650户，凤府27282户，华州18823户，灵州4640户，秦州5724户，凉州8231户。开元年间，人口户数为京府362909户，凤府44532户，华州30787户，灵州9606户，秦州25007户，凉州26165户。天宝年间，人口户数更有增长，京府为362821户，凤府58486户，华州为33187户，灵州11456户，秦州24827户，凉州22462户。京府地区天宝年间比贞观年间增加户数十几万，户口数少的凉州地区也有2万余户的增加。凉州的人口有三倍多，秦州从五千余户增加到2万余户，增长速度高达四倍多。这说明，从贞观到开元年间的各州户数基本上是成倍增长，这种速度显然超出人口自然增长的预期，合理的解释就是大量突厥控制下的人口迁入所致，突厥内迁移民影响了唐朝边境的人口状况。
隋唐是整个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内地与突厥之间的人口迁徙频繁发生，使得各民族人口之间互相往来越来越多，引起突厥与内地人口互迁的原因有多种，大多数情况是由于政权争夺、军事战争等民族利益冲突而被动迁移，还有因为天灾、饥荒等自然环境的恶变造成大量人口的自发迁移。突厥内迁人口的分布从空间上东起河北道营州，西至陇右道凉州，相当广阔。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人口迁徙，客观上必然带上人的文化信息符号，突厥移民的衣食住行接受了内地文化的潜移默化。人是社会的细胞，个人小变化的加聚，成就社会的大变化，历史在人口迁徙互动中发展进步。
注释
①主要有：袁祖亮：《丝绸之路人口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袁祖亮：《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郭宏珍：《突厥语诸族社会组织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徐黎丽主编《突厥人变迁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年。
②③魏征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第1872、1873、1872、1871、1881、1697、1873、1874、21、46、1335页。
④⑥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第6236、5884、5907、6073、6074、6238、6562、5569、5572、5568、5630页。
⑤⑦⑧⑩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5154、5156、5169、2253、2253、5155、5168—5169、2632、5162—5163、5159、5165—5166、5159、5158、1520、1522、1525、5180、5168、1407、5168、5159、1641、5172页。
⑨李百药：《北齐书》，中华书局，1972年，第156页。
王钦若：《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第1514、4998页。
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第1687、1796、162、1569页。
宋祁、歐阳修等：《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6028、6036、4044、6045、4115页。
王钦若：《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第5153页，又见于《新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循吏传·田仁会》，中华书局，1975年，第5623页。
陈子昂：《陈拾遗集》卷四，第156页。
本部分参考了吴松弟的观点，参见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8年，第159页。
魏征等：《隋书》卷七十四《赵仲卿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697页。关于突厥移民的安置地点，《赵仲卿传》先云：“时突厥降者万余家，上命仲卿处之恒安。”继又云：“明年，督役筑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启民。”《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云：“帝又遣赵仲卿为启民筑金河、定襄二城。”
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32页。
北宁州的都督是阿史那苏尼失，另据《金石萃编》卷三十八《阿史那忠碑》阿史那苏尼失之子阿史那忠曾任长州都督。《唐会要》七十三卷云：“封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为怀化郡王，处其部落于河南朔方之地。”可见，河南朔方是当时安置东突厥降人最主要的地区，因夏州在贞观二年平梁师都前本名朔方郡，所谓“朔方”“河南朔方”即指夏州。
今在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南，原以汉人置州，唐初废，贞观四年因迁入突厥降户复置，后除贞观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废省外皆长期存在。
责任编辑：王 轲
Population Migration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urkic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Liu Xingying
Abstract：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e population migration between inland and Turkic was more frequent， and the scale and number were larger. The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were wars， politics， natural famine and so on. Turkic immigrant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northern border zone，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in the long process of ethnic integration. Because of the mutual migration of population and the mutual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the customs of clothing， food， shelter， marriage and funeral of Turkic immigrants changed imperceptibly. In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people， as carriers of cultural symbols， promote the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inform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soci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population migration； Turkic； Sui and Tang dynast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