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晓苏新著《夜来香宾馆》的现代性
果海尔
新年伊始，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了著名作家晓苏的小说新著《夜来香宾馆》。这是晓苏近几年创作发表的以乡村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结集。作品从多角度、多视野、多层面呈现了今日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所发生的传统与现代、封闭与开放、物质与精神等各个方面的文化冲突和人性裂变。作者善于用民间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又融入了现代主义精神，在凭吊中有反思，在缅怀中有批判，在继承中有扬弃，可谓是一部内容丰饶、形式多样、主题深沉、情感复杂的小说力作。
作为晓苏的忠实读者，我觉得《夜来香宾馆》这部小说集在作者的创作道路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我看来，与晓苏此前的小说相比，这部小说集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现代性体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刻。
一
晓苏早期的小说，尤其是上个世纪的小说，虽说也有现代主义的某些意识和技巧，但在作品中表现得还不够明显，似乎有些羞羞答答，欲言又止，犹抱琵琶半遮面，如他早期的代表作《老粗》《两个人的会场》《麦地上的女人》等，虽然也有荒诞、隐射、反讽等现代性元素，但却显得过于轻浅，过于单薄，过于匆促，仿佛是信笔所至，偶尔为之，稍纵即逝，昙花一现，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还是传统的现实主义面貌。然而，在《夜来香宾馆》这部集子中，小说的现代性特征已经得到了充分彰显，并且压倒或者说取代了作者之前已经习以为常并驾轻就熟的传统叙事。
在《夜来香宾馆》所收的十几篇小说中，几乎每一篇作品都渗透了作家的现代性思考。比如排在首篇的《看病》，就是一个极具现代意味的典型文本。作品初看上去写的是一个乡下人进城看病的故事，而实际上是一个疾病隐喻。从故事层面来看，它讲述了局长、院长和秘书小曲对林近山、张自榜、李兆祥的连环式救助，但从话语层面来看却蕴藏了多重寓意。第一个层面指的是林近山的身体之病，即腿疾或称骨病;第二个层面指的是张自榜和李兆祥的精神之病，即私欲和贪婪;第三个层面指的是局长、院长等人代表的社会之病，即滥用公权或曰损公肥私。显而易见，“病”在这篇小说中便不再是简单的实指，作者通过隐喻的手法将它由实而虚，由近到远，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从而将文本话语从狭窄的“所指”扩展到了广阔的“能指”。正如评论家王海燕所说：“《看病》通过疾病隐喻，勾画出当下乡村与城市的人性、人情生態病象。在城与乡、病者与医者、身体与精神、人情与规则难分难解的复杂关系中，从容地打量社会变迁中世道人心深处的美德与痼疾、温情与冷漠、慷慨与贪婪，既有抚今追昔的缅怀，也有敏锐警觉的批判。”（王海燕《疾病隐喻与人情尺度》，《文学教育》2017年第5期）这段论述明确地指出了这篇小说的现代性所在。
作为一种价值观，现代性思维与传统性思维的一个显著区别在于，传统性思维强调价值的唯一性，而现代性思维则特别强调价值的多样性。由于传统性思维受到本质主义的影响较深，认为任何事物只存在着一个唯一的本质，并且对这个唯一的本质深信不疑，所以一切思维活动都是为了证明、揭示和传达这一本质。现代性思维因为受到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较多，对事物的唯一性本质持一种怀疑态度，认为事物是复杂的，因此价值也是多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夜来香宾馆》，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绝大部分作品都属于现代性写作。比如《父亲的相好》，它通过女儿的独特视角叙述了父亲吕爽与情人李采长达半个世纪的爱情故事，一反传统小说对婚外恋的道德审判与伦理谴责，转而从人性的角度去考察男欢女爱，客观而全面地分析了这种特殊情感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并且还发现了其中暗含的真诚、善良、责任、温暖，以及它带给人们的积极意义与正面力量。在这篇作品的结尾，父亲吕爽从情人李采那里带回了一些糖果给妻子和女儿分享，作者写道：“我把一颗糖深深地藏在舌头下面，不动声色，让它一点一点慢慢溶化，然后再让糖汁慢慢进入喉咙，沁入心脾，融入骨髓。”可以说，这个结尾意味深长，把作家的现代性思维发挥到了极致。
二
评论家夏元明在谈到晓苏小说时曾经指出：“他非常会讲故事，深得讲故事之道。但是，晓苏的小说，既不乏中国传统故事的审美特性，又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些表现手法，将故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得他的小说既有民族风格又有现代意味。”（夏元明《晓苏小说的故事体式与现代意味》，《语文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5期）其中所说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实际上属于方法论的范畴。与纯粹的现代小说不同的是，晓苏在学习借鉴西方现代小说技巧时并没有完全抛弃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经验，而是中西结合，取长补短，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巧妙游走，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当然，从策略上来讲，在传统叙事和现代叙事二者之间，晓苏显然是偏向现代的。换一句话说，他之所以念念不忘那些传统的叙事策略，是因为他要借此强化其小说对现代性思考的表达。所以，他的叙事从表面上看是传统的，但骨子里却是非常现代的。在《夜来香宾馆》中，这种看似传统实则现代的作品比比皆是。
最为典型的当属《除癣记》。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十分中国化的故事，身患癣病的少妇谷珍，因为病情顽固长期无法消除，奇痒难熬，便回到娘家找江湖游医谢去病为她除癣。谷珍受到母亲影响，观念保守，穿戴封闭，刚开始对口碑不佳的谢去病也是心存戒备。但是，谷珍被癣病折磨得苦不堪言，加上渐渐发现谢去病并非像母亲所说的那样好色和下流，于是就逐步接受了谢去病的治疗方案，脱掉衣服，撕去遮蔽，将自己彻底打开，让清风吹拂，任阳光照耀，最后终于除掉了癣疾。从上述情节来看，这是一个标准的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框架，从故事的发生到发展，再到高潮和结局，包括人物的矛盾与内心的冲突，都符合中国读者的接受心理和审美趣味。但是，传统结构只是叙事的外壳，其叙事的内核却是一种非常现代的象征结构。晓苏说：“象征是一种运用十分广泛的现代技巧，它有三个特点：①用某一事物代表、表示别的事物;②用以代表、表示别的事物的这一事物必须具有独特而完整的形象。③这一事物的象征意义大于这一事物的本身。象征手法对表达主题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效力，它既能使主题具有模糊性，产生多义性，又能增强主题的审美性。”（晓苏《文学写作系统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在《除癣记》中，虽然写的是一个治病除癣的过程，但作者却是言此意彼，声东击西，弦外有音，用皮肤之癣象征思想痼疾，用层层包裹在身的衣物象征禁固和封闭，用脱掉衣物象征冲破桎梏与束缚。在为谷珍除癣时，谢去病说：“长癣的人大都是把身体裹得太严了，遮着，掩着，揶着，藏着，吹不到风，晒不到太阳，时间一长，身上就发潮，就生霉，就长癣。要想从根本上除癣，就必须把全身打开，让风吹，让太阳晒。”他这番一语双关的话正是一种象征表达，充分彰显了作家的现代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