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秀喜与杜潘芳格的台湾女性诗歌书写路向
樊洛平
摘 要：在台湾文坛，有着“文化母亲”之称的陈秀喜与杜潘芳格，作为“跨越语言的一代”女诗人，是以女性诗歌书写开创了通往生命梦想和诗歌世界的道路。这种创作路向，或透过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言说，表现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或在家庭场景中审视婚姻真相，揭示父权制枷锁的束缚，彰显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或透过女性之眼中的社会历史影像，关注现实变动，忧患岛屿命运，传达出人间关怀和社会意识。在女性书写的语言策略和审美方式上，则是透过女性诗心的审美路径，将女性生命体验与大自然的花草植物相融合，表达自己对于台湾乡土和岛屿人生的感情认知。当然，两位女诗人的人生成长和性格取向的差异，特别是杜潘芳格的客家背景与宗教信仰，又让她们的创作同中有异，诗歌风格各有侧重。
关键词：女性诗歌书写；生命意识；婚姻真相；岛屿命运；审美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5-0149-07
在陈秀喜与杜潘芳格那里，女性书写不仅仅是身为诗人的女性言说，还意味着一种生命的支撑和拯救，一种梦想的引领与实现。与那个时代台湾出现的妇女运动氛围相感应，她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女性书写。沿着这种书写路线一路走过去，一部台湾女性的生命历史，一个凸显了女性关怀的阔大世界，一片浸润着女性审美芬芳的诗歌花园，真实而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一、“覆叶”与“女人树”：女性生命意识的书写
在女性书写的向度上，陈秀喜与杜潘芳格有着基于女性生命经验的共同坚持和选择。从女性自身、从日常生活、从母爱亲情，从女人最切近的生活写起，那种强烈的女性生命意识，奔涌灌注于她们诗歌的字里行间。而巧妙地将女性生命特征与大自然的万千气象、岛屿上的花草植物相结合，营造出蕴含鲜明女性情结的诗歌意象，“覆叶”与“女人树”即成为两位诗人生命意识的典型写照，其情感内核，是爱与生命的歌吟，母性光辉的照耀。“覆叶”是绿色树木上飘扬的旗帜，它以历经风雨的坚韧和丰厚，保护着包容着嫩叶的新鲜、稚嫩，成为母爱精神的形象化身。“女人树”亦即相思树，这种根植于岛屿的多产树種，集婀娜多姿的美丽、相思绵绵的情意和强悍的生命力于一身，是台湾客家女性形象的一种象征，它与客家族群的生命意识和情感内涵相融合。透过女人眼中的款款深情和地母力量，诗人抒写了“覆叶”与“女人树”所寄托的女性生命情怀，也从中追寻到生命起源和自我存在的诗歌灵感与创作源泉。
其一，生命的孕育，构成诗人身体书写的特定内容。女性作为“生殖之性”，她带来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繁衍；女人对生命孕育的艰难与喜悦的感同身受，带来女作家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书写风格；女性在生产、哺育过程中遭遇的传统社会压力和现实环境伤害，使得生命意识的探讨也构成女性诗歌与女性存在关系的思想交会点。不仅如此，如同生命的孕育，女性的写作本身也蕴含着孕育的冲动。“就像写作的欲望一样：一种在自我内心活着的欲望，一种对隆起的腹部的欲望，对语言、对热血的欲望。”①通过女性身体特征与生理体验的描述，来表现女性独特而隐秘的生命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女人的存在是一种“身体的存在”。诸如月事、怀孕、流产、生殖、哺乳、更年期等，它对于女性心理状态的深刻影响，对于女诗人情感体验与风格形成的强烈冲击，是男性永远无法抵达的经验世界。对于生育了四个孩子的陈秀喜和养育了七个子女的杜潘芳格来说，她们对生命孕育主题的表现，主要诉诸母亲的经验，以怀孕和生产作为言说对象。
杜潘芳格的生育观，深受客家族群文化的影响，客家妇女对含有生育内容的女性神灵尤其崇拜。从客家山乡的守护神妈祖，到降福人间的送子观音；从助产保婴的临水夫人，到多子多福、德高望重的女性祖先敬奉，以及树、藤、石头等自然神的生殖崇拜，都寄托了客家妇女祈求生命平安的愿望。在她们看来，如同客家自古就有“客母”，樟树有樟树唉哩（母亲），石头有石头唉哩，连床也有“床母”，女人与母亲、大地与生命可谓无处不在。有感于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繁衍，杜潘芳格以乐观、开朗、包容的态度，透过宗教精神来释怀，把儿孙看作是上帝交托在世间的产业，用客语诗表达了这种爱与生命的世代传递：“一个一个怀孕肚仔里/一只一只上过个肩头。/你兜系上帝交托个产业。//重重个十字架在肩上个这一世/慢慢一步一步、行、走、登攀。”②对于母亲来说，伴着蔚蓝的天空，翠绿山、太阳光、清风、溪水，在母亲肩头上一个一个成长起来的孩子，与大自然中的鲜活生命交相辉映，一起孕育和成长，可谓一种生命创造的快乐。出于母亲的本能，诗人对天地间新生命的孕育寄予了无限期望，当五月清风吹来，相思花开，天底下的有情人，“星星月月日隔夜/不断编织人类个世世代代/后生男佬后生女/相亲相爱后又产出了新个生命来”③。
而在陈秀喜看来，生育给予女性的经验，往往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痛苦。长子丰志出生的时候，随夫寄寓上海、在大家庭挤压中备尝为人妻为人媳痛楚的陈秀喜，一人留在医院孤单待产，前置胎盘的出血症状，艰难分娩的身体煎熬，让她经历着初产的剧痛。如果说，伴着血与泪、苦与痛，伴着母亲的生命风险诞生的新生命，是以母亲超越极限的忍耐为代价的；那么，结婚则是更漫长的忍耐和担待。女性家庭角色和生育天职的规定，让为人妻为人母的经验有了一种铭刻于心的生命痛感。
由女性的生命孕育所延伸的思考，让女诗人进而关注到：孕育子女的女性子宫究竟承担怎样的功能？给人类带来生命的女性主体处于怎样的社会位置？子宫造就了人类生命的摇篮，母性与母爱被父权社会肯定的是一味奉献的精神；而在历经磨难与奉献的女人那里，一种被利用的无奈与落寞令人感怀。杜潘芳格重新审视自我与母职：“就有一只子宫/产出各种各样个生命/子宫系脈个呢？/就系一只过路站。”④孕育生命的子宫，不过是以生命驿站的方式存在；而拥有子宫的女人价值，是否仅仅被等同于子宫的意义？诗人对父权社会价值体系的反观，以一种清醒的认知，让女人在身为母亲的角色意识中，更多了一份质疑自我存在的主体意识。
其二，“覆叶”的形象，倾诉着大地之母的情怀。以无私的爱与奉献，关怀儿女的成长，母爱这份情感在陈秀喜和杜潘芳格笔下，表现得尤为强烈。
透过“覆叶”形象的诗意创造来诉说母亲的爱，陈秀喜的诗歌带给我们无言的感动。诗人在自己51岁那年、次女22岁生日那天出版她的第一本中文诗集《覆叶》，其中寄寓了她对女性生命成长、世代更替的内在思考。已经进入哀乐中年的时光，使她对女性人生有着切肤感受：“我也曾是脆弱的嫩叶，为人之子，如今已变成被风雨鞭打的覆叶。”⑤女性生命历程看似相同的重演中，母爱的传递是永远不变的主题。《嫩叶》《覆叶》《卷心菜2》《复活》等诗篇，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一个母亲讲给儿女的故事”。在“覆叶”与“嫩叶”相互依存的爱心世界里，母亲是“覆叶”，儿女是“嫩叶”，“风雨袭来的时候/覆葉会抵挡”；而嫩叶，在“催眠般的暖和是阳光/摺成皱纹睡着/”，“看到了比梦中更美而俏丽的彩虹”；“然而嫩叶不知道风雨吹打的哀伤/也不知道萧萧落叶的悲叹//只有覆叶才知道梦痕是何等的可爱/只有覆叶才知道风雨要来的忧愁”。《覆叶》中，由昆虫侵蚀，任狂风摧残，“也无视自己的萎弱”的覆叶，其饱经风霜的磨难令人动容，其勇于牺牲奉献的精神更令人敬仰：“倘若生命是一株树/不是为着伸向天空/只是为了脆弱的嫩叶快快茁长。”尽管春来秋往时光流逝，嫩叶的成长以覆叶的凋零为代价，但生生不息的生命轮回，让母爱的付出有了真切的生命意义；尽管生命的枝叶可以伸向天空，如同诸多男性热衷追求的功名事业；但在女性，面对孕育中的新生命、成长中的小儿女，母爱的奉献往往是最高的生命原则。
《父母心》《爱的鞭》《归来》《赶路》这类诗篇中，母爱的痛感与惩罚成为陈秀喜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面对长大了的孩子，一味的呵护已是昨天，成长的教育更为迫切，母爱有了百感交集的复杂内涵。《归来》一诗中，当离家出走的叛逆女儿终于归来，“如今不是幻影/失意的妳露出笑容奔向我/欣悦的我却咬着下唇走近妳”，母亲在“惊喜和流泪的刹那/冲口说/我做一道妳最喜欢的菜好吗？（而强忍住欲哭的嚎声）//你归来/整个世纪的春天一起飞进来/凄冷的寒风已从后门溜走”。⑥母亲与女儿，出走与归家，期盼与失望，悲泣与惊喜，寒风与春意，这沁入肺腑的生命痛感与母女纠结，这爱恨交加复杂难言的心理期待，在“我做一道妳最喜欢的菜好吗”的母心暖情中顿时融化。而以《爱之鞭》惩罚不孝之女，原因则在于“自从你未成熟的十八岁曲解了母爱自由民主/忘记了东方美德是/‘孝行/不愿让你背著‘不孝顺的女儿的名出嫁/尽管你认为我是老朽的思想/以野蛮的行为/鞭打你”⑦，然而，鞭起泪落，母亲的心也在疼痛，罚女与责己，慈爱与怨恨，满怀沸腾，以“爱的鞭唤妳重回母亲的怀抱哭泣”。
对于接二连三养育了七个孩子的杜潘芳格而言，母爱是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母爱的书写也呈现出女性的多重面影。她要以“乐生”的态度来对待上帝交托给女人的产业，带领子女们一起成长；她确信“谦虚温柔是母性/伏下来，伏下来，终于到了父亲也不及的高耸处/冬去春来，绯樱花的红色，嫩叶雨灿灿”⑧；当然，她也会和普通的母亲一样，在孩子们调皮捣乱、不求进取的时候口出怨言：“生你们七个，是捆绑我，使我失去自由，不能写作看书的主因……你们只知道玩，功课落后也不知羞耻，我真痛苦，没有自由离开你们。”⑨但无论生活中的母亲恨铁不成钢的管教多么严厉，深藏的母爱总是萦回在心。如同《儿子》一诗中沉浮在母子杯子里那“柠檬的切片”，满满都是爱的滋味。在这首诗中，母亲与处在青春期的儿子之间，虽然不乏代沟的摩擦甚至激辩，而母亲关爱儿女成长的期盼、凝视、欣赏与爱，母亲用大地般的胸脯和精神的乳汁吸引了儿子的回归，母与子之间更多达成的理解和感念，全都浸润在诗人母亲的笔下，形成一股温暖的情感回流。
其三，来自女性生命经验的死亡震撼与情感认知，呈现出诗人独特的生命观。生与死以两极对峙的存在，完成了人类生命的循环往复，亦构成生命意识的丰富内涵。在陈秀喜和杜潘芳格的书写中，或向生而死，或向死而生，凝聚着她们对周遭世界生命消逝的人生喟叹，也蕴含了她们坦然面对死亡、寻求精神超越与灵魂重生的生命彻悟。
陈秀喜的生死观，经历了人生悲情的双重洗礼，一是养父母去世带来的死亡震撼，二是诗人因为婚姻变异绝决赴死刻下的生命创伤。身为养女的陈秀喜，备受养父母呵护，读新竹女子公学校，放飞文学少女梦想，与养父母感情至深。陈秀喜曾以《爹！请您让我重述您的故事——献给去世的父亲》《今年扫墓时》等诗篇，感念养父母慈恩，抒发无尽的哀伤悲恸与生命慨叹。《晒寿衣的母亲》是写比邻而居的义母，它传达了天下母亲平凡而朴素的生命观。一生相夫教子、勤劳持家的母亲，常常在晴天阳光下晒自己的寿衣。在女儿眼里，“自己缝制了死的衣裳”的母亲，晒的是自己的超然、从容和泰然，晒的是自己的余生、感谢和纯粹的寄托；她的生命哲学是“生没有嗟叹/死没有哀怨/已超越了/‘欲望街车”，母亲面对死亡的坦然，给女儿传达了珍贵的生命真谛。而面对天国父亲的不舍，每每让陈秀喜痛彻肺腑：“想抱住父亲痛哭一场/却触及到/硬且冷漠的碑石//……蹲在堇花旁/忧思的紫色啊/咬碎了晨间的露珠/心中反复着：/碑石不是我父亲/碑石不是我父亲！”⑩人生世事的复杂多变，也会让现实生活出现难以言说的生命愕然。1978年，在丈夫出轨导致36年的婚姻生活破碎之际，陈秀喜平静而果决地以死弃世未果，更让这种“迫到绝望而走上杀死自己”的生命悲凉无言以对。活转过来选择离婚的陈秀喜，日后还能以谈笑风生的口吻，谈起那场血泪交加的赴死之约；还能以“出走的娜拉”独居台南关仔岭，创建笠园，疗伤自救的同时广结诗友，这不怨不毁的从容和澄明中，是穿越生命轰毁的女性所抵达的向死而生的人生境界。
言及杜潘芳格，经历了人生的世纪风雨，目睹父母、姑丈、丈夫等亲人向彼岸世界的先后归去，饱经沧桑的诗人对生与死的彻悟，充满了来自生活本身的哲思与基督教信仰的超越，“虽然对死亡也有怵目惊心的忧愁，更多的是对死亡的美好的联想”B11。《信仰》《旅途》《在桑树的彼方》《悲情之茧》《桃红色的死》《重生》等诗篇，表达了一种女性的死亡想象，一种超越生命极致的永恒之美。目睹父亲的遗物，诗人这样想象死亡：“以桃红色柔软的丝带，打著蝴蝶结的我的死。/可再遇见慈祥父亲的，高兴时刻。”B12一反葬礼上象征悲情的黄丝带和黑丝带，杜潘芳格所钟爱的桃红色丝带再次出现，它以浓烈的色彩和鲜明的意象构成对比度强烈的诗歌张力，透过庄严的死亡洗礼，虔敬的生命仿佛走向温馨、明媚的灵魂“重生”，诗人坦然面对死亡的生命观也得到诗意地传达：“黄色的丝带/和/黑色的丝带。/我的死，/以桃红色柔软的丝带/打著蝴蝶结的/重生。”B13及至《信仰》一诗，奇特的想象力带着女性的生命岩浆奔涌而出，在想象死亡的归途，为生命的纪念碑镌刻上女性手笔的墓志铭；女性与大地、精神与天空、灵魂与信仰，在这一时刻得到了回归自然的生命诠释。更深刻的生命超越，则是在生与死的对峙中，通过宗教救赎的力量，泅渡生命的痛苦、不幸与悲伤，生长出希望、良善、美好与爱。《悲情之茧》完整地诠释了杜潘芳格的生死观：“一切生命，都会绞尽全力奔赴死，/向生命的彼端。/人，/也不例外”；“像春蚕吐尽其丝，包裹自己在光亮的茧包里”。包括虫儿、细草、树木、花蕾、鸟儿，“连吹拂浮云的风也痛爱悲情之茧”，“用滋润和蔼的眼神和轻柔的语言，加以擦拭使天空明亮”B14。读这样的诗篇，你会有一种朴素的感动。无论是向死而生，还是向生而死，那种来自大地回归大地的人生，那种从此岸到彼岸的彻悟，带给我们的正是生命和灵魂的超越。
二、“棘锁”与“含笑花”：女性婚姻命运的书写
从日据时代一路走来，陈秀喜和杜潘芳格无可逃脱地遵循了台湾传统社会规定的女性人生轨道，冠夫姓，主内务，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恪守家庭职责，专注夫妻感情，集女、母、妻、妇、媳等叠加扮演的角色于一身，像薪柴一样为夫家燃烧了一生。如同陈秀喜自述：“自己做了人之媳、人之母，深深体会到养育子女是何等辛苦。当上大家庭的大媳妇，每天四点起床的繁忙家事之外，还要上奉翁婆，下待小叔、小姑，当尽尝百般委屈。每次想到少女的幸福和今日为人媳妇的境遇，总不禁黯然哭泣。”B15更让人不堪回首的是，即便如此辛苦的奉献与付出，即便曾经拥有自由恋爱的经历，也不能保证丈夫情感的专一始终。在多年的婚姻生活之后，陈秀喜与杜潘芳格都曾遭遇丈夫一度外遇出轨的事件。所不同的是，陈秀喜以死抗争弃世未果，选择离婚与出走；杜潘芳格依靠自我的力量和宗教信仰使这场风暴最终化解，但《悲哀的一块》《更年期》《花与苹果》等诗歌，仍然记录下她内心痛苦挣扎的痕迹。
花环与荆锁、含笑与悲情，会成为日后婚姻生活中的一刀两面，这是诸多女性无法想象也不曾料到的。陈秀喜和杜潘芳格选择“棘锁”与“含笑花”的意象，典型地写照了女性角色面临的家庭境遇，再真实不过地道出了传统婚姻生活的真相。
一方面，作为追求美好婚姻爱情的女诗人，曾经的文学少女的爱情梦幻，日常生活中的婚姻期许，成为陈秀喜与杜潘芳格向往的爱情境界，同时比照了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落差。
陈秀喜的爱情理想，多在文学少女的回眸和畅想中伸展，仿佛青梅竹马却无缘道明的少女情结总是挥之不去。“我是你的邻居怕羞的少女/不知愁只怕羞/更怕穿过墙射来的少年的深情的眸光/追忆往事/你给我的青枣子酸甜的滋味涌上”B16；十六岁花季的爱情渴望，与进入婚姻围城后的人生負累形成鲜明反差。“你拥抱归途，我仍在滂沱大雨路上”，陈秀喜一生的婚姻挣扎与突围，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以杜潘芳格的亮烈的个性和迷人的诗思，从文学少女到人生暮年，她的婚姻期许贯穿了一生。她不断写到“你我是双思树，生在这岛的双思树”B17，让“夫妻树”的形象得以定格。呈现日常生活中的爱情，杜潘芳格借客家女子喜爱的含笑花写出“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爱情憧憬。含笑花是客家生活中最常见的花，生性爱花的客家女子常常被比作含笑花，以一种“客家原香”，代表了客家妇女倾心奉献的品质。“芬芳/你摘分个含笑花/你有来过个房间//俩侪共下食三餐/俩侪共下祈祷/俩侪共下去散步/俩侪共下睡目/生生个含笑花/甜甜香香揽//我家唔识断香花/你唔识断爱心。”B18杜潘芳格以《含笑花》为题，让吃饭、祈祷、散步、休息的日常生活得以素朴的呈现，平凡的日子因为有了相濡以沫、互相陪伴的爱情，宛如家中含笑花一样芬芳不断。走过婚姻风暴，杜潘芳格以知足惜福、平安喜乐的心情向前看，彻悟并品味人生的晚境。《婚后四十年》则以玫瑰花、天空，还有夫妻生命体的燃烧，构成了一组奇异的夕阳美景，也辉映了杜潘芳格渴望始终不渝、白头到老的婚姻理想。
陈秀喜为人称道的一系列诗歌，《棘锁》《连影成三个我》《假像不是我》《灶》《未完成的故事更神奇》等，以直击真相的沉痛与坦白，足以令天下女人动容。走过36年遵守“三从四德”的婚姻生活之后，陈秀喜突然发现：身后如影随形的三个“我”，“矮的影子是人之媳妇/高的影子是人之母/另一个呢？/是拥有裸体的心”B19。而我，到底是其中的哪一个？记得“卅二年前/新郎捧着荆棘（也许他不知）/当作一束鲜花赠我/新娘感恩得变成一棵树”B20。是荆棘，还是鲜花？陈秀喜个人的婚姻史，也是从前世代无数女性的历史写照：“鲜花是爱的锁/荆棘是怨的铁链”；“血泪汗水为本分/拼命地努力尽忠於家/捏造着孝媳的花朵/捏造着妻子的花朵/捏造着母者的花朵/插於棘尖/湛着‘福禄寿的微笑/掩饰刺伤的痛楚/不让他人识破”B21。回眸来时路，“被服从、容忍的礼俗/套住了卅六年/任劳任怨认为是命运/饱受虚伪的幸福感欺骗/拼命热演多角色/好媳、好妻、好嫂子/甚至是没有薪水的女奴”B22。对女性婚姻境遇的质疑和诘问，打破了女性从来如此的角色规定，揭开被父系传统秩序遮蔽的女性婚姻幕布，批判矛头直逼男权中心话语。陈秀喜的主体意识得以猛醒：“天啊让强风吹来/请把我的棘锁打开/让我再捏造着/一朵美好的寂寞/治疗伤口/请把棘锁打开吧！”B23事实上，寻找女性生存真相，确证女性的真实自我，正是基于沉痛的女性生命经验的一种觉悟。
从台湾传统社会走来的杜潘芳格，冠夫姓生活了一辈子，对父权制下的男女不平等感触颇深，由此构成她对客家婚姻生活温情写作之外的另一面向。《在向日葵的图画房子里》，诗人不无悲哀地揭示出隐忍压抑的女性人生。在这首诗中，看似温霭、静谧、守成的婚姻秩序背后，却是男女不平等的严重事实。诗人以夫妻之间“你”“我”对照的画面，揭示了传统女性在家庭场景和婚姻生活中的历史真相：所有的容许和不容许都出自于“你”的主宰，“你”的习惯；“我”以跪姿听候“你”传递上帝的福音，夫权宰制下强势的男性与弱势的女性形成巨大落差。妻子虽然葵花向阳般地围绕丈夫旋转，但在幽闭的家庭场景中，缺少生命阳光和爱情滋养的女人，无法自主的女性命运恰恰暗合了那幅“垂下花头”“将要枯萎”的向日葵图画。
透过女儿的视角，杜潘芳格还以清醒的审父意识，对父母亲那一代人的婚姻进行了深刻反省：“母亲的姿影/在午后静寂的礼拜堂院子/傲耀的玫瑰花。//看不见了母亲呢？/因为父亲的大影子。//就母亲而言/父亲是/拔掉花瓣和叶子残存的枝桠//馨郁的父亲花/母亲却看不见//住在十字架里的母亲/住在母亲里的父亲//俩人住在傲耀的玫瑰花的一支荆棘。”B24诗中的玫瑰花意象，原本是美好爱情的象征，然而由于夫权阴影的遮蔽，母亲的玫瑰花不见了，父亲亦成为母亲眼中残存的枝桠，背负着情感十字架的父母成了一对怨偶，被玫瑰花的荆棘互相刺痛。杜潘芳格表现婚姻爱情的诗歌常以生活中的植物花草入诗，含笑花、玫瑰花、向日葵、相思树，都带着诗人的情感印记，借花语传达出诗人心语。
三、“玉兰花”与“母地”：乡土关怀的大爱书写
在女性的传统角色与诗人的女性书写之间，在家庭、婚姻、自我的人生格局与时代、国族、乡土的社会场域之间，陈秀喜与杜潘芳格不同寻常的女性超越，抵达一种时代的高度。陈秀喜心仪的“玉兰花”，与杜潘芳格钟情的“母地”，即成为一种社会关怀的象征。
陈秀喜与杜潘芳格的社会意识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离不开乡土文化的孕育。1921年出生于新竹市的闽南女儿陈秀喜，1927年来自新竹北埔的客家女子杜潘芳格，她们在20年代新竹故里的生命出发，使其人生成长有了某种同构性。日据时代台湾痛苦的殖民地经验，新竹作为台湾抗日重镇的地域性影响，也曾孕育她们的家国情怀。在杜潘芳格那里，从颇具中国思想、又身处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父亲身上感受到的精神压抑，由新埔小学校读书时受日本孩子欺负留下的不平等印象，都启发了她最初的民族记忆。陈秀喜自新竹女子公学校毕业后，热爱汉文化的养父聘请家庭教师用河洛语讲课，也有助于她认同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少女时代的陈秀喜，“穿着祖国服的骄傲/翻阅唐诗集的十六岁的少女/小小心胸也梦见祖国”B25。战后台湾世事风云的多重变幻，戒严时代耳闻目睹的政治悲剧，语言转换的艰难跨越，让陈秀喜与杜潘芳格的目光伸展到社会大地，女性的视野不乏关怀、奋起、批判的刚性力量，更拥有一份与岛屿乡土不可分离的情怀。
陈秀喜与杜潘芳格乡土关怀的形塑，与其诗歌追求以及笠诗社文学同好的聚合有着密切关系。从新竹读书、接受女子教育，到少女时代开启的文学梦；从深陷家庭围城的负累，到坚守女性书写的突围，对于两位女诗人来说，“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B26。在陈秀喜心里，“诗人是真善美的求道者”，“诗拥有强烈的能源，真挚的爱心/也许一首诗能倾倒地球/也许一首诗能挽救全世界的人/也许诗的放射能/让我们听到自由、和平、共存共荣/天使的歌声般的回响”B27。对于杜潘芳格而言，“我开始写诗的动机是一种少女的梦。……于是我开始写诗，追求人生真、善、美”B28。后来则更强调为“内在自由之追求”而写作。女性书写之于生命的意义，女性诗歌观对其创作的引领作用，激励了陈秀喜和杜潘芳格终其一生的关怀面向。
陈秀喜与杜潘芳格乡土关怀的大爱书写，主要沿两条道路伸展。其一，家国情怀的女性书写。作为肩负使命感的时代见证人，陈秀喜眼睛亮着重视过去，脚步却向前迈进。历史沉淀、社会现实、宝岛风物，通过女性的审美意象组合，迸发出别样的诗意光辉。《台湾》一诗创造的宝岛形象，以不可企及的经典意义，吟咏传唱于台湾大地。诗歌字里行间回荡的，是来自遥远历史的风声，是宝岛的稻草、榕树、香蕉、玉兰花那吸不尽的奶香。以宝岛母亲坚固、永恒的摇篮意象，唤起她的子民“爱恋母亲留给我们的摇篮”的感情。玉兰花的形象在诗中跳脱出来，突出了宝岛的乡土元素和地域风物标志，其俏丽硕大的花朵，舒展饱满的花叶，沁人心脾的花香，迎风摇曳的形象，以一种绚烂之美和孤勇姿态，在早春季节一路领先全然绽放，玉兰花自然也成为岛屿民众精神和美好追求的一种象征。透过以《玉兰花》命名的诗集，诗人的玉兰花情结可以从中窥见一斑。《我的笔》《耳环》带给人们的震撼，是以女性的柔美抒发沉甸甸的中国情感。那些司空见惯的女性日常生活意象，在诗人另辟蹊径的捕捉和描摹中，内含时代风云变幻，激荡起历史的悲情记忆，特别是身为中国人内蕴的民族情愫，犹如那首令人荡气回肠的《我的笔》一诗。
综观杜潘芳格的这类创作，家国情怀的抒发中则更多融进了批判色彩和客家的族群背景。《一只叫台湾的鸟》《无台的湾》《声音》《平安戏》《复活祭》《纸人》等诗篇带来的心灵共鸣，喷涌而出的感情经历了理性的沉淀，沉郁、深刻，角度别致，颇具现实的批判力和知性风格，且不乏客家族群的生活元素和文化底蕴，读来令人沉思回味。如《声音》一诗的描写：“不知何时，唯有自己能啼听的细微声音，/那声音牢固地上锁了。//从那时起，/语言失去出口。//现在，只能等待新的声音，/一天，又一天，/严肃地忍耐地等待。”B29
其二，乡土情怀的女性书写，集中表现在乡愁、乡恋及生态忧思的言说中。对于生于斯长与斯的岛屿，陈秀喜和杜潘芳格将一己母爱扩展到大地的母爱，大地之母的形象油然而生。从陈秀喜笔下的《泥土》《乡愁》《最后的爱》《榕树啊，我只想念你》，可以体会到诗人刻骨铭心的乡土思戀：“亲爱的故乡啊/接受我最后的思念吧/心灵最倾向的爱/虽是野草的一小叶/一首小诗/是劲草的爱”B30；“离别时/鞋底夹着/故乡的泥土/在异乡的放浪中/黏着心头/仍然是/故乡的泥土香好”B31；“我在异乡/椰子树的怀抱里/还是只想念你”B32。
及至杜潘芳格，女人诗眼中的乡土关怀，更多透过生态忧思的传达来呈现。随着台湾社会的经济转型和工业化过程的加速，生态环境遭受污染与破坏的问题日趋严重，由此引发文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生态文学的勃兴。女作家马以工、韩韩、心岱的报告文学首当其冲，最先带动了台湾社会环保意识的苏醒。女性与大自然之间仿佛与生俱来的生命关联，激发了女作家普遍的生态意识，以女性视角关注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一种切入途径。杜潘芳格的女性诗歌，传达了同样的文学信息。
从客家族群迁徙历史和垦殖境遇来看，农耕文化背景孕育下的乡土情怀，带来了客家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意识。以劳动为本、向土地讨生活的客家妇女，原本就是与大地同在的母亲。在大自然生生不息、四季循环往复的生命创造力面前，女人相似的生命节律和文化身份定位，让她们与大自然结盟，并保持了对大自然的亲近与虔敬。身为客籍女诗人的杜潘芳格，对此感同身受，着眼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客家乡土环境，写出了一首首生态环境诗。《母地》《秋天的故里》《嘴个果子》《菜头花开啰》《叶子们》《柚子树下》《月清》《秋深》等诗篇，从不同角度描摹了故乡土地上万物生长的生命景象：“那里爽朗的翠绿水稻茁长/白鹭鸶的翼膀映照大蕾青桐白花/木棉花盛开满树，相思花也绽黄金色了。/绮丽的台湾，我的母地/绿茵默默地承著春雨。”B33有感于工业社会迅速推进造成的生态灾难，杜潘芳格采用现实批判笔触，将污染的河流、失去花草的土地、被破坏的乡土生态忧伤而愤怒地表现出来。当“工厂烟筒似的大旗，威风凛凛矗立，/向翠绿平原席卷”；无法平息愤怒的诗人大声疾呼：“为住家，为生产，经济发展正在热中的台湾人哟！/别杀绿翠，绿风是生命的根源/抱紧绿翠呼吸，让生命细胞活下去！”B34杜潘芳格虽然不以生态女性主义者挑战现存社会，可她对绿色环境生态理想的表达，在女人与自然的相处和结盟中，同样具有女性写作的特质和意义。
注釋
①[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7页。
②杜潘芳格：《子孙系上帝交托个产业》，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7月版，第80页。
③杜潘芳格：《世》，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7月版，第65页。
④《子宫》的客语解释：“个”：的；“系”：是；“脈个”：甚么。杜潘芳格：《子宫》，杜潘芳格：《青凤兰波》，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⑤陈秀喜：《覆叶·后记》，《覆叶》，台北笠诗刊社，1971年，第146页。
⑥陈秀喜：《归来》，《覆叶》，台北笠诗刊社，1971年，第66页。
⑦陈秀喜：《爱之鞭》，莫渝编：《陈秀喜集》，台南春晖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⑧杜潘芳格：《纱帽山》，杜潘芳格：《远千湖》，台北笠诗刊社，1990年，第80页。
⑨杜潘芳格语，转引自林鹭：《信望爱的女人树——论杜潘芳格的情性与诗蕴》，《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杜潘芳格》，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6年，第125页。
⑩陈秀喜：《今年扫墓时》，莫渝编：《陈秀喜集》，台南春晖出版社，2008年，第32—33页。
B11李元贞：《女人诗眼》，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年，第286页。
B12杜潘芳格：《桃红色的死》，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92页。
B13杜潘芳格：《重生》，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9页。
B14杜潘芳格：《悲情之茧》，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25—26页。
B15陈秀喜：《养母的挚爱》，李魁贤编：《陈秀喜全集——文集》，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7年，第52页。
B16陈秀喜：《重逢》，陈秀喜《覆叶》，台北笠诗刊社，1971年，第20页。
B17杜潘芳格：《双思树》，《笠诗刊》第227期，2002年，第17页。
B18杜潘芳格：《含笑花》中的客语解释：“俩侪”：俩人；“共下”：一起；“揽”：抱拥；“唔识”：不曾。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53—54页。
B19陈秀喜：《连影成三个我》，陈秀喜：《树的哀乐》，台北笠诗刊社，1974年，第40页。
B20B21B23陈秀喜：《棘锁》，陈秀喜：《灶》，台北笠诗刊社，1981年，第52、53、53页。
B22陈秀喜：《未完成的故事更神奇》，转引自刘维瑛：《陈秀喜评传》，高雄春晖出版社，2010年，第144—145页。
B24杜潘芳格：《父母亲之住家》，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13页。
B25引自张良泽信第二十六，李魁贤编：《陈秀喜全集·书信集》，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7年，第135页。
B26[法国]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0页。
B27陈秀喜：《也许是一首诗的重量》，陈秀喜：《灶》，高雄春晖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B28杜潘芳格：《詩的问答》，《笠》第20期，1967年，第46页。
B29杜潘芳格：《声音》，刘维瑛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85页。
B30陈秀喜：《最后的爱》，陈秀喜：《灶》，高雄春晖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B31陈秀喜：《乡愁》，陈秀喜：《灶》，高雄春晖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B32陈秀喜：《椰子树啊，我只想念你》，陈秀喜：《灶》，高雄春晖出版社，1981年，第80页。
B33杜潘芳格：《母地》，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71页。
B34杜潘芳格：《绿翠呼吸生命风》，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33页。
责任编辑：行 健
Abstract：In Taiwan literary circles， Chen Xiuxi and DuPan Fang′ge， as the "mothers of culture"， are female poets who belong to" language-crossing generation"， and they create the way directing to life dream and poetic world by the women′ s poetry writing. This way of writing expresses women′s unique life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ir daily life experience， or reveals the bondage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highlights the female awaking subject consciousness by examining the marriage truth in the family scenes. In addition， it could focus on the changes of reality， worry about the fate of the island， and convey the caring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images in the eyes of women. As for the female writing language strategies and aesthetic mode， the writing combines the female poetry aesthetic path with the female life experience to convey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e flowers and plants， expressing their own emotional cognition for Taiwan local culture and the island life. Of course， it is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life growth and orientation in personality between the two female poets， especially the Hakka background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Dupan fang′ge， that makes their writing present some differences among commonness and results in their different emphasis on poetry style.
Key words：female poetry writing； consciousness of life； the truth of marriage； the fate of the islands； the aesthetic mode
摘 要：在台湾文坛，有着“文化母亲”之称的陈秀喜与杜潘芳格，作为“跨越语言的一代”女诗人，是以女性诗歌书写开创了通往生命梦想和诗歌世界的道路。这种创作路向，或透过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言说，表现女性独特的生命意识；或在家庭场景中审视婚姻真相，揭示父权制枷锁的束缚，彰显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或透过女性之眼中的社会历史影像，关注现实变动，忧患岛屿命运，传达出人间关怀和社会意识。在女性书写的语言策略和审美方式上，则是透过女性诗心的审美路径，将女性生命体验与大自然的花草植物相融合，表达自己对于台湾乡土和岛屿人生的感情认知。当然，两位女诗人的人生成长和性格取向的差异，特别是杜潘芳格的客家背景与宗教信仰，又让她们的创作同中有异，诗歌风格各有侧重。
关键词：女性诗歌书写；生命意识；婚姻真相；岛屿命运；审美方式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5-0149-07
在陈秀喜与杜潘芳格那里，女性书写不仅仅是身为诗人的女性言说，还意味着一种生命的支撑和拯救，一种梦想的引领与实现。与那个时代台湾出现的妇女运动氛围相感应，她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女性书写。沿着这种书写路线一路走过去，一部台湾女性的生命历史，一个凸显了女性关怀的阔大世界，一片浸润着女性审美芬芳的诗歌花园，真实而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一、“覆叶”与“女人树”：女性生命意识的书写
在女性书写的向度上，陈秀喜与杜潘芳格有着基于女性生命经验的共同坚持和选择。从女性自身、从日常生活、从母爱亲情，从女人最切近的生活写起，那种强烈的女性生命意识，奔涌灌注于她们诗歌的字里行间。而巧妙地将女性生命特征与大自然的万千气象、岛屿上的花草植物相结合，营造出蕴含鲜明女性情结的诗歌意象，“覆叶”与“女人树”即成为两位诗人生命意识的典型写照，其情感内核，是爱与生命的歌吟，母性光辉的照耀。“覆叶”是绿色树木上飘扬的旗帜，它以历经风雨的坚韧和丰厚，保护着包容着嫩叶的新鲜、稚嫩，成为母爱精神的形象化身。“女人树”亦即相思树，这种根植于岛屿的多产树種，集婀娜多姿的美丽、相思绵绵的情意和强悍的生命力于一身，是台湾客家女性形象的一种象征，它与客家族群的生命意识和情感内涵相融合。透过女人眼中的款款深情和地母力量，诗人抒写了“覆叶”与“女人树”所寄托的女性生命情怀，也从中追寻到生命起源和自我存在的诗歌灵感与创作源泉。
其一，生命的孕育，构成诗人身体书写的特定内容。女性作为“生殖之性”，她带来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繁衍；女人对生命孕育的艰难与喜悦的感同身受，带来女作家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书写风格；女性在生产、哺育过程中遭遇的传统社会压力和现实环境伤害，使得生命意识的探讨也构成女性诗歌与女性存在关系的思想交会点。不仅如此，如同生命的孕育，女性的写作本身也蕴含着孕育的冲动。“就像写作的欲望一样：一种在自我内心活着的欲望，一种对隆起的腹部的欲望，对语言、对热血的欲望。”①通过女性身体特征与生理体验的描述，来表现女性独特而隐秘的生命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女人的存在是一种“身体的存在”。诸如月事、怀孕、流产、生殖、哺乳、更年期等，它对于女性心理状态的深刻影响，对于女诗人情感体验与风格形成的强烈冲击，是男性永远无法抵达的经验世界。对于生育了四个孩子的陈秀喜和养育了七个子女的杜潘芳格来说，她们对生命孕育主题的表现，主要诉诸母亲的经验，以怀孕和生产作为言说对象。
杜潘芳格的生育观，深受客家族群文化的影响，客家妇女对含有生育内容的女性神灵尤其崇拜。从客家山乡的守护神妈祖，到降福人间的送子观音；从助产保婴的临水夫人，到多子多福、德高望重的女性祖先敬奉，以及树、藤、石头等自然神的生殖崇拜，都寄托了客家妇女祈求生命平安的愿望。在她们看来，如同客家自古就有“客母”，樟树有樟树唉哩（母亲），石头有石头唉哩，连床也有“床母”，女人与母亲、大地与生命可谓无处不在。有感于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繁衍，杜潘芳格以乐观、开朗、包容的态度，透过宗教精神来释怀，把儿孙看作是上帝交托在世间的产业，用客语诗表达了这种爱与生命的世代传递：“一个一个怀孕肚仔里/一只一只上过个肩头。/你兜系上帝交托个产业。//重重个十字架在肩上个这一世/慢慢一步一步、行、走、登攀。”②对于母亲来说，伴着蔚蓝的天空，翠绿山、太阳光、清风、溪水，在母亲肩头上一个一个成长起来的孩子，与大自然中的鲜活生命交相辉映，一起孕育和成长，可谓一种生命创造的快乐。出于母亲的本能，诗人对天地间新生命的孕育寄予了无限期望，当五月清风吹来，相思花开，天底下的有情人，“星星月月日隔夜/不断编织人类个世世代代/后生男佬后生女/相亲相爱后又产出了新个生命来”③。
而在陈秀喜看来，生育给予女性的经验，往往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痛苦。长子丰志出生的时候，随夫寄寓上海、在大家庭挤压中备尝为人妻为人媳痛楚的陈秀喜，一人留在医院孤单待产，前置胎盘的出血症状，艰难分娩的身体煎熬，让她经历着初产的剧痛。如果说，伴着血与泪、苦与痛，伴着母亲的生命风险诞生的新生命，是以母亲超越极限的忍耐为代价的；那么，结婚则是更漫长的忍耐和担待。女性家庭角色和生育天职的规定，让为人妻为人母的经验有了一种铭刻于心的生命痛感。
由女性的生命孕育所延伸的思考，让女诗人进而关注到：孕育子女的女性子宫究竟承担怎样的功能？给人类带来生命的女性主体处于怎样的社会位置？子宫造就了人类生命的摇篮，母性与母爱被父权社会肯定的是一味奉献的精神；而在历经磨难与奉献的女人那里，一种被利用的无奈与落寞令人感怀。杜潘芳格重新审视自我与母职：“就有一只子宫/产出各种各样个生命/子宫系脈个呢？/就系一只过路站。”④孕育生命的子宫，不过是以生命驿站的方式存在；而拥有子宫的女人价值，是否仅仅被等同于子宫的意义？诗人对父权社会价值体系的反观，以一种清醒的认知，让女人在身为母亲的角色意识中，更多了一份质疑自我存在的主体意识。
其二，“覆叶”的形象，倾诉着大地之母的情怀。以无私的爱与奉献，关怀儿女的成长，母爱这份情感在陈秀喜和杜潘芳格笔下，表现得尤为强烈。
透过“覆叶”形象的诗意创造来诉说母亲的爱，陈秀喜的诗歌带给我们无言的感动。诗人在自己51岁那年、次女22岁生日那天出版她的第一本中文诗集《覆叶》，其中寄寓了她对女性生命成长、世代更替的内在思考。已经进入哀乐中年的时光，使她对女性人生有着切肤感受：“我也曾是脆弱的嫩叶，为人之子，如今已变成被风雨鞭打的覆叶。”⑤女性生命历程看似相同的重演中，母爱的传递是永远不变的主题。《嫩叶》《覆叶》《卷心菜2》《复活》等诗篇，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一个母亲讲给儿女的故事”。在“覆叶”与“嫩叶”相互依存的爱心世界里，母亲是“覆叶”，儿女是“嫩叶”，“风雨袭来的时候/覆葉会抵挡”；而嫩叶，在“催眠般的暖和是阳光/摺成皱纹睡着/”，“看到了比梦中更美而俏丽的彩虹”；“然而嫩叶不知道风雨吹打的哀伤/也不知道萧萧落叶的悲叹//只有覆叶才知道梦痕是何等的可爱/只有覆叶才知道风雨要来的忧愁”。《覆叶》中，由昆虫侵蚀，任狂风摧残，“也无视自己的萎弱”的覆叶，其饱经风霜的磨难令人动容，其勇于牺牲奉献的精神更令人敬仰：“倘若生命是一株树/不是为着伸向天空/只是为了脆弱的嫩叶快快茁长。”尽管春来秋往时光流逝，嫩叶的成长以覆叶的凋零为代价，但生生不息的生命轮回，让母爱的付出有了真切的生命意义；尽管生命的枝叶可以伸向天空，如同诸多男性热衷追求的功名事业；但在女性，面对孕育中的新生命、成长中的小儿女，母爱的奉献往往是最高的生命原则。
《父母心》《爱的鞭》《归来》《赶路》这类诗篇中，母爱的痛感与惩罚成为陈秀喜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面对长大了的孩子，一味的呵护已是昨天，成长的教育更为迫切，母爱有了百感交集的复杂内涵。《归来》一诗中，当离家出走的叛逆女儿终于归来，“如今不是幻影/失意的妳露出笑容奔向我/欣悦的我却咬着下唇走近妳”，母亲在“惊喜和流泪的刹那/冲口说/我做一道妳最喜欢的菜好吗？（而强忍住欲哭的嚎声）//你归来/整个世纪的春天一起飞进来/凄冷的寒风已从后门溜走”。⑥母亲与女儿，出走与归家，期盼与失望，悲泣与惊喜，寒风与春意，这沁入肺腑的生命痛感与母女纠结，这爱恨交加复杂难言的心理期待，在“我做一道妳最喜欢的菜好吗”的母心暖情中顿时融化。而以《爱之鞭》惩罚不孝之女，原因则在于“自从你未成熟的十八岁曲解了母爱自由民主/忘记了东方美德是/‘孝行/不愿让你背著‘不孝顺的女儿的名出嫁/尽管你认为我是老朽的思想/以野蛮的行为/鞭打你”⑦，然而，鞭起泪落，母亲的心也在疼痛，罚女与责己，慈爱与怨恨，满怀沸腾，以“爱的鞭唤妳重回母亲的怀抱哭泣”。
对于接二连三养育了七个孩子的杜潘芳格而言，母爱是一副沉重的十字架，母爱的书写也呈现出女性的多重面影。她要以“乐生”的态度来对待上帝交托给女人的产业，带领子女们一起成长；她确信“谦虚温柔是母性/伏下来，伏下来，终于到了父亲也不及的高耸处/冬去春来，绯樱花的红色，嫩叶雨灿灿”⑧；当然，她也会和普通的母亲一样，在孩子们调皮捣乱、不求进取的时候口出怨言：“生你们七个，是捆绑我，使我失去自由，不能写作看书的主因……你们只知道玩，功课落后也不知羞耻，我真痛苦，没有自由离开你们。”⑨但无论生活中的母亲恨铁不成钢的管教多么严厉，深藏的母爱总是萦回在心。如同《儿子》一诗中沉浮在母子杯子里那“柠檬的切片”，满满都是爱的滋味。在这首诗中，母亲与处在青春期的儿子之间，虽然不乏代沟的摩擦甚至激辩，而母亲关爱儿女成长的期盼、凝视、欣赏与爱，母亲用大地般的胸脯和精神的乳汁吸引了儿子的回归，母与子之间更多达成的理解和感念，全都浸润在诗人母亲的笔下，形成一股温暖的情感回流。
其三，来自女性生命经验的死亡震撼与情感认知，呈现出诗人独特的生命观。生与死以两极对峙的存在，完成了人类生命的循环往复，亦构成生命意识的丰富内涵。在陈秀喜和杜潘芳格的书写中，或向生而死，或向死而生，凝聚着她们对周遭世界生命消逝的人生喟叹，也蕴含了她们坦然面对死亡、寻求精神超越与灵魂重生的生命彻悟。
陈秀喜的生死观，经历了人生悲情的双重洗礼，一是养父母去世带来的死亡震撼，二是诗人因为婚姻变异绝决赴死刻下的生命创伤。身为养女的陈秀喜，备受养父母呵护，读新竹女子公学校，放飞文学少女梦想，与养父母感情至深。陈秀喜曾以《爹！请您让我重述您的故事——献给去世的父亲》《今年扫墓时》等诗篇，感念养父母慈恩，抒发无尽的哀伤悲恸与生命慨叹。《晒寿衣的母亲》是写比邻而居的义母，它传达了天下母亲平凡而朴素的生命观。一生相夫教子、勤劳持家的母亲，常常在晴天阳光下晒自己的寿衣。在女儿眼里，“自己缝制了死的衣裳”的母亲，晒的是自己的超然、从容和泰然，晒的是自己的余生、感谢和纯粹的寄托；她的生命哲学是“生没有嗟叹/死没有哀怨/已超越了/‘欲望街车”，母亲面对死亡的坦然，给女儿传达了珍贵的生命真谛。而面对天国父亲的不舍，每每让陈秀喜痛彻肺腑：“想抱住父亲痛哭一场/却触及到/硬且冷漠的碑石//……蹲在堇花旁/忧思的紫色啊/咬碎了晨间的露珠/心中反复着：/碑石不是我父亲/碑石不是我父亲！”⑩人生世事的复杂多变，也会让现实生活出现难以言说的生命愕然。1978年，在丈夫出轨导致36年的婚姻生活破碎之际，陈秀喜平静而果决地以死弃世未果，更让这种“迫到绝望而走上杀死自己”的生命悲凉无言以对。活转过来选择离婚的陈秀喜，日后还能以谈笑风生的口吻，谈起那场血泪交加的赴死之约；还能以“出走的娜拉”独居台南关仔岭，创建笠园，疗伤自救的同时广结诗友，这不怨不毁的从容和澄明中，是穿越生命轰毁的女性所抵达的向死而生的人生境界。
言及杜潘芳格，经历了人生的世纪风雨，目睹父母、姑丈、丈夫等亲人向彼岸世界的先后归去，饱经沧桑的诗人对生与死的彻悟，充满了来自生活本身的哲思与基督教信仰的超越，“虽然对死亡也有怵目惊心的忧愁，更多的是对死亡的美好的联想”B11。《信仰》《旅途》《在桑树的彼方》《悲情之茧》《桃红色的死》《重生》等诗篇，表达了一种女性的死亡想象，一种超越生命极致的永恒之美。目睹父亲的遗物，诗人这样想象死亡：“以桃红色柔软的丝带，打著蝴蝶结的我的死。/可再遇见慈祥父亲的，高兴时刻。”B12一反葬礼上象征悲情的黄丝带和黑丝带，杜潘芳格所钟爱的桃红色丝带再次出现，它以浓烈的色彩和鲜明的意象构成对比度强烈的诗歌张力，透过庄严的死亡洗礼，虔敬的生命仿佛走向温馨、明媚的灵魂“重生”，诗人坦然面对死亡的生命观也得到诗意地传达：“黄色的丝带/和/黑色的丝带。/我的死，/以桃红色柔软的丝带/打著蝴蝶结的/重生。”B13及至《信仰》一诗，奇特的想象力带着女性的生命岩浆奔涌而出，在想象死亡的归途，为生命的纪念碑镌刻上女性手笔的墓志铭；女性与大地、精神与天空、灵魂与信仰，在这一时刻得到了回归自然的生命诠释。更深刻的生命超越，则是在生与死的对峙中，通过宗教救赎的力量，泅渡生命的痛苦、不幸与悲伤，生长出希望、良善、美好与爱。《悲情之茧》完整地诠释了杜潘芳格的生死观：“一切生命，都会绞尽全力奔赴死，/向生命的彼端。/人，/也不例外”；“像春蚕吐尽其丝，包裹自己在光亮的茧包里”。包括虫儿、细草、树木、花蕾、鸟儿，“连吹拂浮云的风也痛爱悲情之茧”，“用滋润和蔼的眼神和轻柔的语言，加以擦拭使天空明亮”B14。读这样的诗篇，你会有一种朴素的感动。无论是向死而生，还是向生而死，那种来自大地回归大地的人生，那种从此岸到彼岸的彻悟，带给我们的正是生命和灵魂的超越。
二、“棘锁”与“含笑花”：女性婚姻命运的书写
从日据时代一路走来，陈秀喜和杜潘芳格无可逃脱地遵循了台湾传统社会规定的女性人生轨道，冠夫姓，主内务，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恪守家庭职责，专注夫妻感情，集女、母、妻、妇、媳等叠加扮演的角色于一身，像薪柴一样为夫家燃烧了一生。如同陈秀喜自述：“自己做了人之媳、人之母，深深体会到养育子女是何等辛苦。当上大家庭的大媳妇，每天四点起床的繁忙家事之外，还要上奉翁婆，下待小叔、小姑，当尽尝百般委屈。每次想到少女的幸福和今日为人媳妇的境遇，总不禁黯然哭泣。”B15更让人不堪回首的是，即便如此辛苦的奉献与付出，即便曾经拥有自由恋爱的经历，也不能保证丈夫情感的专一始终。在多年的婚姻生活之后，陈秀喜与杜潘芳格都曾遭遇丈夫一度外遇出轨的事件。所不同的是，陈秀喜以死抗争弃世未果，选择离婚与出走；杜潘芳格依靠自我的力量和宗教信仰使这场风暴最终化解，但《悲哀的一块》《更年期》《花与苹果》等诗歌，仍然记录下她内心痛苦挣扎的痕迹。
花环与荆锁、含笑与悲情，会成为日后婚姻生活中的一刀两面，这是诸多女性无法想象也不曾料到的。陈秀喜和杜潘芳格选择“棘锁”与“含笑花”的意象，典型地写照了女性角色面临的家庭境遇，再真实不过地道出了传统婚姻生活的真相。
一方面，作为追求美好婚姻爱情的女诗人，曾经的文学少女的爱情梦幻，日常生活中的婚姻期许，成为陈秀喜与杜潘芳格向往的爱情境界，同时比照了现实生活中的情感落差。
陈秀喜的爱情理想，多在文学少女的回眸和畅想中伸展，仿佛青梅竹马却无缘道明的少女情结总是挥之不去。“我是你的邻居怕羞的少女/不知愁只怕羞/更怕穿过墙射来的少年的深情的眸光/追忆往事/你给我的青枣子酸甜的滋味涌上”B16；十六岁花季的爱情渴望，与进入婚姻围城后的人生負累形成鲜明反差。“你拥抱归途，我仍在滂沱大雨路上”，陈秀喜一生的婚姻挣扎与突围，可以从中窥见一斑。
以杜潘芳格的亮烈的个性和迷人的诗思，从文学少女到人生暮年，她的婚姻期许贯穿了一生。她不断写到“你我是双思树，生在这岛的双思树”B17，让“夫妻树”的形象得以定格。呈现日常生活中的爱情，杜潘芳格借客家女子喜爱的含笑花写出“平平淡淡才是真”的爱情憧憬。含笑花是客家生活中最常见的花，生性爱花的客家女子常常被比作含笑花，以一种“客家原香”，代表了客家妇女倾心奉献的品质。“芬芳/你摘分个含笑花/你有来过个房间//俩侪共下食三餐/俩侪共下祈祷/俩侪共下去散步/俩侪共下睡目/生生个含笑花/甜甜香香揽//我家唔识断香花/你唔识断爱心。”B18杜潘芳格以《含笑花》为题，让吃饭、祈祷、散步、休息的日常生活得以素朴的呈现，平凡的日子因为有了相濡以沫、互相陪伴的爱情，宛如家中含笑花一样芬芳不断。走过婚姻风暴，杜潘芳格以知足惜福、平安喜乐的心情向前看，彻悟并品味人生的晚境。《婚后四十年》则以玫瑰花、天空，还有夫妻生命体的燃烧，构成了一组奇异的夕阳美景，也辉映了杜潘芳格渴望始终不渝、白头到老的婚姻理想。
陈秀喜为人称道的一系列诗歌，《棘锁》《连影成三个我》《假像不是我》《灶》《未完成的故事更神奇》等，以直击真相的沉痛与坦白，足以令天下女人动容。走过36年遵守“三从四德”的婚姻生活之后，陈秀喜突然发现：身后如影随形的三个“我”，“矮的影子是人之媳妇/高的影子是人之母/另一个呢？/是拥有裸体的心”B19。而我，到底是其中的哪一个？记得“卅二年前/新郎捧着荆棘（也许他不知）/当作一束鲜花赠我/新娘感恩得变成一棵树”B20。是荆棘，还是鲜花？陈秀喜个人的婚姻史，也是从前世代无数女性的历史写照：“鲜花是爱的锁/荆棘是怨的铁链”；“血泪汗水为本分/拼命地努力尽忠於家/捏造着孝媳的花朵/捏造着妻子的花朵/捏造着母者的花朵/插於棘尖/湛着‘福禄寿的微笑/掩饰刺伤的痛楚/不让他人识破”B21。回眸来时路，“被服从、容忍的礼俗/套住了卅六年/任劳任怨认为是命运/饱受虚伪的幸福感欺骗/拼命热演多角色/好媳、好妻、好嫂子/甚至是没有薪水的女奴”B22。对女性婚姻境遇的质疑和诘问，打破了女性从来如此的角色规定，揭开被父系传统秩序遮蔽的女性婚姻幕布，批判矛头直逼男权中心话语。陈秀喜的主体意识得以猛醒：“天啊让强风吹来/请把我的棘锁打开/让我再捏造着/一朵美好的寂寞/治疗伤口/请把棘锁打开吧！”B23事实上，寻找女性生存真相，确证女性的真实自我，正是基于沉痛的女性生命经验的一种觉悟。
从台湾传统社会走来的杜潘芳格，冠夫姓生活了一辈子，对父权制下的男女不平等感触颇深，由此构成她对客家婚姻生活温情写作之外的另一面向。《在向日葵的图画房子里》，诗人不无悲哀地揭示出隐忍压抑的女性人生。在这首诗中，看似温霭、静谧、守成的婚姻秩序背后，却是男女不平等的严重事实。诗人以夫妻之间“你”“我”对照的画面，揭示了传统女性在家庭场景和婚姻生活中的历史真相：所有的容许和不容许都出自于“你”的主宰，“你”的习惯；“我”以跪姿听候“你”传递上帝的福音，夫权宰制下强势的男性与弱势的女性形成巨大落差。妻子虽然葵花向阳般地围绕丈夫旋转，但在幽闭的家庭场景中，缺少生命阳光和爱情滋养的女人，无法自主的女性命运恰恰暗合了那幅“垂下花头”“将要枯萎”的向日葵图画。
透过女儿的视角，杜潘芳格还以清醒的审父意识，对父母亲那一代人的婚姻进行了深刻反省：“母亲的姿影/在午后静寂的礼拜堂院子/傲耀的玫瑰花。//看不见了母亲呢？/因为父亲的大影子。//就母亲而言/父亲是/拔掉花瓣和叶子残存的枝桠//馨郁的父亲花/母亲却看不见//住在十字架里的母亲/住在母亲里的父亲//俩人住在傲耀的玫瑰花的一支荆棘。”B24诗中的玫瑰花意象，原本是美好爱情的象征，然而由于夫权阴影的遮蔽，母亲的玫瑰花不见了，父亲亦成为母亲眼中残存的枝桠，背负着情感十字架的父母成了一对怨偶，被玫瑰花的荆棘互相刺痛。杜潘芳格表现婚姻爱情的诗歌常以生活中的植物花草入诗，含笑花、玫瑰花、向日葵、相思树，都带着诗人的情感印记，借花语传达出诗人心语。
三、“玉兰花”与“母地”：乡土关怀的大爱书写
在女性的传统角色与诗人的女性书写之间，在家庭、婚姻、自我的人生格局与时代、国族、乡土的社会场域之间，陈秀喜与杜潘芳格不同寻常的女性超越，抵达一种时代的高度。陈秀喜心仪的“玉兰花”，与杜潘芳格钟情的“母地”，即成为一种社会关怀的象征。
陈秀喜与杜潘芳格的社会意识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离不开乡土文化的孕育。1921年出生于新竹市的闽南女儿陈秀喜，1927年来自新竹北埔的客家女子杜潘芳格，她们在20年代新竹故里的生命出发，使其人生成长有了某种同构性。日据时代台湾痛苦的殖民地经验，新竹作为台湾抗日重镇的地域性影响，也曾孕育她们的家国情怀。在杜潘芳格那里，从颇具中国思想、又身处日本殖民统治时代的父亲身上感受到的精神压抑，由新埔小学校读书时受日本孩子欺负留下的不平等印象，都启发了她最初的民族记忆。陈秀喜自新竹女子公学校毕业后，热爱汉文化的养父聘请家庭教师用河洛语讲课，也有助于她认同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少女时代的陈秀喜，“穿着祖国服的骄傲/翻阅唐诗集的十六岁的少女/小小心胸也梦见祖国”B25。战后台湾世事风云的多重变幻，戒严时代耳闻目睹的政治悲剧，语言转换的艰难跨越，让陈秀喜与杜潘芳格的目光伸展到社会大地，女性的视野不乏关怀、奋起、批判的刚性力量，更拥有一份与岛屿乡土不可分离的情怀。
陈秀喜与杜潘芳格乡土关怀的形塑，与其诗歌追求以及笠诗社文学同好的聚合有着密切关系。从新竹读书、接受女子教育，到少女时代开启的文学梦；从深陷家庭围城的负累，到坚守女性书写的突围，对于两位女诗人来说，“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B26。在陈秀喜心里，“诗人是真善美的求道者”，“诗拥有强烈的能源，真挚的爱心/也许一首诗能倾倒地球/也许一首诗能挽救全世界的人/也许诗的放射能/让我们听到自由、和平、共存共荣/天使的歌声般的回响”B27。对于杜潘芳格而言，“我开始写诗的动机是一种少女的梦。……于是我开始写诗，追求人生真、善、美”B28。后来则更强调为“内在自由之追求”而写作。女性书写之于生命的意义，女性诗歌观对其创作的引领作用，激励了陈秀喜和杜潘芳格终其一生的关怀面向。
陈秀喜与杜潘芳格乡土关怀的大爱书写，主要沿两条道路伸展。其一，家国情怀的女性书写。作为肩负使命感的时代见证人，陈秀喜眼睛亮着重视过去，脚步却向前迈进。历史沉淀、社会现实、宝岛风物，通过女性的审美意象组合，迸发出别样的诗意光辉。《台湾》一诗创造的宝岛形象，以不可企及的经典意义，吟咏传唱于台湾大地。诗歌字里行间回荡的，是来自遥远历史的风声，是宝岛的稻草、榕树、香蕉、玉兰花那吸不尽的奶香。以宝岛母亲坚固、永恒的摇篮意象，唤起她的子民“爱恋母亲留给我们的摇篮”的感情。玉兰花的形象在诗中跳脱出来，突出了宝岛的乡土元素和地域风物标志，其俏丽硕大的花朵，舒展饱满的花叶，沁人心脾的花香，迎风摇曳的形象，以一种绚烂之美和孤勇姿态，在早春季节一路领先全然绽放，玉兰花自然也成为岛屿民众精神和美好追求的一种象征。透过以《玉兰花》命名的诗集，诗人的玉兰花情结可以从中窥见一斑。《我的笔》《耳环》带给人们的震撼，是以女性的柔美抒发沉甸甸的中国情感。那些司空见惯的女性日常生活意象，在诗人另辟蹊径的捕捉和描摹中，内含时代风云变幻，激荡起历史的悲情记忆，特别是身为中国人内蕴的民族情愫，犹如那首令人荡气回肠的《我的笔》一诗。
综观杜潘芳格的这类创作，家国情怀的抒发中则更多融进了批判色彩和客家的族群背景。《一只叫台湾的鸟》《无台的湾》《声音》《平安戏》《复活祭》《纸人》等诗篇带来的心灵共鸣，喷涌而出的感情经历了理性的沉淀，沉郁、深刻，角度别致，颇具现实的批判力和知性风格，且不乏客家族群的生活元素和文化底蕴，读来令人沉思回味。如《声音》一诗的描写：“不知何时，唯有自己能啼听的细微声音，/那声音牢固地上锁了。//从那时起，/语言失去出口。//现在，只能等待新的声音，/一天，又一天，/严肃地忍耐地等待。”B29
其二，乡土情怀的女性书写，集中表现在乡愁、乡恋及生态忧思的言说中。对于生于斯长与斯的岛屿，陈秀喜和杜潘芳格将一己母爱扩展到大地的母爱，大地之母的形象油然而生。从陈秀喜笔下的《泥土》《乡愁》《最后的爱》《榕树啊，我只想念你》，可以体会到诗人刻骨铭心的乡土思戀：“亲爱的故乡啊/接受我最后的思念吧/心灵最倾向的爱/虽是野草的一小叶/一首小诗/是劲草的爱”B30；“离别时/鞋底夹着/故乡的泥土/在异乡的放浪中/黏着心头/仍然是/故乡的泥土香好”B31；“我在异乡/椰子树的怀抱里/还是只想念你”B32。
及至杜潘芳格，女人诗眼中的乡土关怀，更多透过生态忧思的传达来呈现。随着台湾社会的经济转型和工业化过程的加速，生态环境遭受污染与破坏的问题日趋严重，由此引发文学界的强烈关注和生态文学的勃兴。女作家马以工、韩韩、心岱的报告文学首当其冲，最先带动了台湾社会环保意识的苏醒。女性与大自然之间仿佛与生俱来的生命关联，激发了女作家普遍的生态意识，以女性视角关注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女性写作的一种切入途径。杜潘芳格的女性诗歌，传达了同样的文学信息。
从客家族群迁徙历史和垦殖境遇来看，农耕文化背景孕育下的乡土情怀，带来了客家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意识。以劳动为本、向土地讨生活的客家妇女，原本就是与大地同在的母亲。在大自然生生不息、四季循环往复的生命创造力面前，女人相似的生命节律和文化身份定位，让她们与大自然结盟，并保持了对大自然的亲近与虔敬。身为客籍女诗人的杜潘芳格，对此感同身受，着眼于自己赖以生存的客家乡土环境，写出了一首首生态环境诗。《母地》《秋天的故里》《嘴个果子》《菜头花开啰》《叶子们》《柚子树下》《月清》《秋深》等诗篇，从不同角度描摹了故乡土地上万物生长的生命景象：“那里爽朗的翠绿水稻茁长/白鹭鸶的翼膀映照大蕾青桐白花/木棉花盛开满树，相思花也绽黄金色了。/绮丽的台湾，我的母地/绿茵默默地承著春雨。”B33有感于工业社会迅速推进造成的生态灾难，杜潘芳格采用现实批判笔触，将污染的河流、失去花草的土地、被破坏的乡土生态忧伤而愤怒地表现出来。当“工厂烟筒似的大旗，威风凛凛矗立，/向翠绿平原席卷”；无法平息愤怒的诗人大声疾呼：“为住家，为生产，经济发展正在热中的台湾人哟！/别杀绿翠，绿风是生命的根源/抱紧绿翠呼吸，让生命细胞活下去！”B34杜潘芳格虽然不以生态女性主义者挑战现存社会，可她对绿色环境生态理想的表达，在女人与自然的相处和结盟中，同样具有女性写作的特质和意义。
注釋
①[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7页。
②杜潘芳格：《子孙系上帝交托个产业》，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7月版，第80页。
③杜潘芳格：《世》，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7月版，第65页。
④《子宫》的客语解释：“个”：的；“系”：是；“脈个”：甚么。杜潘芳格：《子宫》，杜潘芳格：《青凤兰波》，台北前卫出版社，1993年，第62页。
⑤陈秀喜：《覆叶·后记》，《覆叶》，台北笠诗刊社，1971年，第146页。
⑥陈秀喜：《归来》，《覆叶》，台北笠诗刊社，1971年，第66页。
⑦陈秀喜：《爱之鞭》，莫渝编：《陈秀喜集》，台南春晖出版社，2008年，第13页。
⑧杜潘芳格：《纱帽山》，杜潘芳格：《远千湖》，台北笠诗刊社，1990年，第80页。
⑨杜潘芳格语，转引自林鹭：《信望爱的女人树——论杜潘芳格的情性与诗蕴》，《台湾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杜潘芳格》，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6年，第125页。
⑩陈秀喜：《今年扫墓时》，莫渝编：《陈秀喜集》，台南春晖出版社，2008年，第32—33页。
B11李元贞：《女人诗眼》，台北县立文化中心，1995年，第286页。
B12杜潘芳格：《桃红色的死》，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92页。
B13杜潘芳格：《重生》，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9页。
B14杜潘芳格：《悲情之茧》，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25—26页。
B15陈秀喜：《养母的挚爱》，李魁贤编：《陈秀喜全集——文集》，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7年，第52页。
B16陈秀喜：《重逢》，陈秀喜《覆叶》，台北笠诗刊社，1971年，第20页。
B17杜潘芳格：《双思树》，《笠诗刊》第227期，2002年，第17页。
B18杜潘芳格：《含笑花》中的客语解释：“俩侪”：俩人；“共下”：一起；“揽”：抱拥；“唔识”：不曾。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53—54页。
B19陈秀喜：《连影成三个我》，陈秀喜：《树的哀乐》，台北笠诗刊社，1974年，第40页。
B20B21B23陈秀喜：《棘锁》，陈秀喜：《灶》，台北笠诗刊社，1981年，第52、53、53页。
B22陈秀喜：《未完成的故事更神奇》，转引自刘维瑛：《陈秀喜评传》，高雄春晖出版社，2010年，第144—145页。
B24杜潘芳格：《父母亲之住家》，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13页。
B25引自张良泽信第二十六，李魁贤编：《陈秀喜全集·书信集》，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7年，第135页。
B26[法国]埃莱娜·西苏：《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20页。
B27陈秀喜：《也许是一首诗的重量》，陈秀喜：《灶》，高雄春晖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B28杜潘芳格：《詩的问答》，《笠》第20期，1967年，第46页。
B29杜潘芳格：《声音》，刘维瑛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85页。
B30陈秀喜：《最后的爱》，陈秀喜：《灶》，高雄春晖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B31陈秀喜：《乡愁》，陈秀喜：《灶》，高雄春晖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B32陈秀喜：《椰子树啊，我只想念你》，陈秀喜：《灶》，高雄春晖出版社，1981年，第80页。
B33杜潘芳格：《母地》，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71页。
B34杜潘芳格：《绿翠呼吸生命风》，刘维英编：《杜潘芳格集》，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09年，第33页。
责任编辑：行 健
Abstract：In Taiwan literary circles， Chen Xiuxi and DuPan Fang′ge， as the "mothers of culture"， are female poets who belong to" language-crossing generation"， and they create the way directing to life dream and poetic world by the women′ s poetry writing. This way of writing expresses women′s unique life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ir daily life experience， or reveals the bondage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and highlights the female awaking subject consciousness by examining the marriage truth in the family scenes. In addition， it could focus on the changes of reality， worry about the fate of the island， and convey the caring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of the world through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images in the eyes of women. As for the female writing language strategies and aesthetic mode， the writing combines the female poetry aesthetic path with the female life experience to convey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e flowers and plants， expressing their own emotional cognition for Taiwan local culture and the island life. Of course， it is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life growth and orientation in personality between the two female poets， especially the Hakka background and religious beliefs of Dupan fang′ge， that makes their writing present some differences among commonness and results in their different emphasis on poetry style.
Key words：female poetry writing； consciousness of life； the truth of marriage； the fate of the islands； the aesthetic m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