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议题传播中的公众参与难题及其破解
贾广惠
摘 要：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产生，公众参与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公众在环境议题中的知与行出现了断裂，表现出知易行难的参与难题。深入探究造成公众参与知行断裂的原因发现，公众脱离劳动生产实践不利于激发自觉的行动，公众基于风险的考量很少采取行动，媒体界定的角色意识并不鼓励行动参与，个人主义张扬的时尚深刻影响知行合一。因此，环境议题传播中知行断裂的公众参与难题，可以通过纠正消费主义传播、落实知情权、进行公德教育等对策来改善。
关键词：知行合一；网络传播；公众参与；娱乐化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5-0168-05
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产生，公众参与成为一个热点问题。雾霾频发等问题刺激着公众，使其更加活跃地参与环境议题，但是，这种公众参与仍然存在难题。“中国当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总体现状是，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高，但参与程度低。”①公众的环境意识和行动之间的巨大落差值得反思：一方面，政府多方制定环保政策，公众环保意识得到较大提升；另一方面，公众的环保意识尚未转化为有效的环保行为②，对环境问题要求别人较多，严肃的理性讨论稀少，自觉落实于行动的更鲜见。可见，环境议题传播中，公众参与言行不一导致的知行断裂是值得深究的问题，所谓的“断裂”表现在知而不行、言而不行。基于此，笔者拟以公众在雾霾传播这一环境议题中的知行断裂问题做出深入考察，以期提出破解公众参与难题的有效路径。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视角
公众参与是从西方引入的政治学意义上、被包含于公民社会中的概念。1969年，美国学者谢里·安斯坦（Sherry Arnstein）发表了论文《市民参与的阶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提出了公众参与的十个方法和技术，也是较早对此概念做出界定的学者。到了20世纪90年代，公众参与被引入我国。俞可平认为：“公众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③贾西津、王锡锌、蔡定剑等研究公民社会的知名学者认为，公众参与首先是政治性的参与，如对立法、决策的投票、辩论等多种形式的介入；其次是在社会生活中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主要是各种表达及直接行动。根据以上阐述可以看出，中外学者更为关心政治学意义上的参与，忽略了利用媒体传播和行动这种参与方式；从一些论述来看，他们也是多将公众参与局限于“坐而论道”的层次，把网络发声当作公众参与。
如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民表达的自由度提高，参与对象、参与形式都得到了扩展，公众参与更多地在网络范畴中展开。在网络传播背景下，公众参与较多地集中在语言表达这种形式上。但网络时代的公众参与，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语言参与，还应该有行动上的参与。这就涉及中国本土的“知行合一”的概念。知行合一主要指向获知、发声与行动的有机统一，是更高层次的参与。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大学》的格物致知，完善于明代哲学家王阳明。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主要针对心学的内省式提升，特别是基于道德情怀的“致良知”，靠良知做到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后来，孙中山以及受到杜威影响的陶行知都发展了这个概念，都重视获得知识之后的亲身参与。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获取知识信息不再局限于书本，而主要依靠大众媒体完成，发声也是如此。在今天网络传播视野中，“知行合一”应该自觉地通过媒体的表达延伸出具体行动，言行如一，并且勇于落实。基于此，知行合一在雾霾议题的指标中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表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分离步伐加快，随之大量公共事务出现，除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的民生事项之外，“陌生人社会”也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需要解决，如交通拥堵、雾霾频发、水土污染、资源浪费，甚至如广场舞之类的公共事务，都反映出化解冲突的急迫要求。政府应对面广量大的公共事务力不从心，媒体也专注于制造热点，推出层出不穷的议题，以热点刺激受众关注。公共事务不会因为暂时报道传播就会有效解决，反而在积累中逐渐发展，这就需要民间力量介入。在这样背景下，尽管有学者提出加大公共参与的呼吁，但是没能进一步引领实际行动。在媒体传播中，公众参与的重要表现应该走向知行合一。但实际情况是，公众在公共议题中的知与行出现了断裂，表现出知易行难的参与难题。“从环境意识的已有调查研究来看，我国公众包括大学生、城乡居民等社会群体的环境意识整体水平较低。”④不少公众在媒体上光说不练，言行不一，缺少具体行动，知与行是断裂的。
二、公众参与知行断裂的表现
公众参与中知与行断裂的主要表现为多言而少行。布尔迪厄指出：“社会实践不只是反映社会关系，还有助于建构这些关系，因此，在一定限度内，人们就可以通过改变世界的表象来改变这个世界。”⑤正如他所说，只要人们积极地参与社会关系的建构，就会有效地改变世界，使之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知行合一的重点是“行”，它多是行动，指在参与公共议题中开展的具体行动。所以，发声是一种“知”，更为重要的是落实于行动。公众参与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积极建构。但当前公众利用媒体传播多表现在对环境问题以偏于娱乐的方式发泄不满，如对雾霾问题的吐槽、对交通拥堵的指责，并且是基于个人利益的发声，淡漠了对公共利益维护。
1.公众倾向娱乐化而淡漠行动
娱乐化是近年来新闻传播过程的一个突出现象，而这与后现代主义的输入传播有关。后现代主义消解权威、去中心化，在打破传统禁锢的过程中，娱乐化精神通过大众媒体开始张扬。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认为，人们生活在两个世界，拥有两种生活：第一世界是官方的、严肃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平民大众则过着常规的、谨小慎微的日常生活，對权威、权力、真理、教条充满屈从、崇敬与恐惧。第二世界则是狂欢广场式生活，打破了阶级、财产、门第、职位、等级、年龄、身份的区分与界限，人们尽情狂欢，对一切神圣物和日常生活的正常逻辑予以颠倒、亵渎、嘲弄、戏耍、贬低、歪曲与戏仿⑥。当媒体能被个人使用之后，话语权越来越朝着公众开放，那些对主流话语的颠覆、嘲讽、消解、恶搞都趁机而起。借助于雾霾议题，公众可以轻松自由地发泄，从而获得一种宣泄的愉悦感。快乐意味着满足，而满足之后公众很难再认真对待公共议题。
2.公众营造消费环境议题的氛围而冷落行动
雾霾传播会带来感官与心理上的不适、逃避。本来这种负面体验与消费关系不大，且环境议题的内容是不好刻意消费的，由于环境污染直接伤害到了人类自身，而环境伤害的心理体验促使人们反思和进一步的行动干预。但此类公共议题却在网络传播中被改造扭曲，制造出刻意消费的诱因。
具体看，雾霾议题在媒体传播中被以下几种改造方式消费：一是改造传统词语，如“霾头苦干，再创灰黄”“厚德载污”。二是改编恶搞诗词歌曲，如《沁园春·霾》《北京，北京》。三是自行加工新说法，如“牵着你的手，面对面却看不见你”。四是创作段子。这些对雾霾议题的另类加工，确实收到了戏谑讽刺的戏剧效果，也有促进问题解决的作用，但其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消费快感。雾霾议题被处理成一次性的、“用过即扔”的消费，公众笑过之后很少再去关注，去自觉行动，受众不需要为之负责。同时，公众也被引入关心物欲满足方面，消费主义流行，对物的欲望一直在攀升，在日常生活中过度消费的热情高涨，雾霾问题该由谁负责最终被冷落。
3.公众在环境议题中扬私抑公而疏离行动
近年来，消费主义盛行，公众以耗费资源以及破坏环境为代价，进行的消费结果很多与雾霾有关，对此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尤其当雾霾频繁出现时，公众应该关心这一议题，而不是大量传播抱怨，交流预防、躲避的经验，很少触及该如何去行动、如何改变。每当重霾频现之际，媒体讨论较多集中于上述的个人私利，而对于自觉减少诸如过度开车、过度消费、奢侈浪费等，对于推动政府环境治理、组织污染清查监督等维护公共利益的内容，很少反映。在这一亟待解决的议题上，由于一种“各私其私”的状态，导致治理雾霾的环境共同体认知难以形成。
在诸如雾霾类环境议题中，政府成为环境治理的主导者，但公众主动介入的很少。政府通过媒体发布环境议题，但是公众感兴趣而自觉参与并行动的不多。这种行动包括提出建议并帮助促进的行为、自觉监督和落实环保行为、组织团体开展环境治理等。基于媒体传播、线上线下互动的公众行动较为稀少，即使有政府动员也收效不大，从这个层面看，知行断裂也很明显。
三、公众参与知行断裂的原因探究
依据以上分析，深入探究造成公众参与知行断裂的原因非常有必要。随着公共领域的快速发展，环境议题凸显，公众参与也随之出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以下因素却在消解公众参与。
1.公众脱离劳动生产实践，不利于激发自觉的行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逐渐降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城市化的推进，导致体力劳动机会的减少，同时休闲开始盛行。摆脱繁重的劳动对人是一种解放，一种进步，但是利弊并存。近年来，由于脱离生产劳动，很多人也变得越来越懒散无为，对公共事务缺少积极行動的热情与驱动。同时，节假日越来越多，人们自主支配时间愈加丰富，闲暇时间的增多解放了个人。个人可支配时间的增多，导致娱乐增长迅速，自娱自乐开始风行，利用休闲时间开展公益行动就不太容易。所以，人们闲暇时间增多，而参与社会服务方面的时间并没有明显增加。如面对环境问题，明明知道应该去参与解决，可是真要去行动还是缺乏热情，往往处于“有心无力”状态。可以说，休闲在解放个人的同时又让人疏远了公益行动。
2.公众基于风险的考量很少采取行动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多发的社会，公众面临着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德国社会学家贝克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针对工业化导致的环境风险问题做出了揭示，警示全球关注环境污染的代价。媒体传播的各种天灾人祸的危害让人感到生存的环境并不乐观。既然风险如此多，那么在行动前就需要多估量风险，尽量回避风险。21世纪以来，人们的行为更多是基于个人的风险做出选择，对高风险的事情更加容易回避，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教训（如扶老人被讹诈），公众不参与就是很自然的结果。
3.媒体界定的角色意识并不鼓励行动参与
每个人都有相对固定的角色，媒体也是按照角色反映个人成就的。但唯独主动介入公共事务的积极角色不好定位，也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传统定位相冲突。按照媒体对个人的定位，当今社会的模范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观的既有模式的那种人，如要做一个好丈夫（家庭）、一个好员工（企业）、一个好老师（学校）、一个好医生（医院）等。而在公共领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角色不好界定，反而有“不务正业”之嫌。现代社会个人获得充分的自由，但是角色意识仍然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大多数人都被嵌入既定的角色中去，不可随意“犯规”，这也是媒体很少提及、很少鼓动的“角色迁移”。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众的知行合一，往往局限于“知”——获知与谈论，很少关心“行”——参与各种具体行动。这种潜移默化使之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4.个人主义张扬的时尚深刻影响知行合一
个人主义自古有之，但是从古至今多处于被批判和压抑的地位，它被赋予自私、冷漠、无情无义等不光彩的标识。但是西风东渐的一个结果是个人主义抬头，它鼓励支持个人的优先满足，甚至鼓吹个人利益超越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张扬个人主义有其积极意义，但其消极的后果也不能忽视。对公众而言，当前在环境领域维护个人利益的被动式参与、事到临头的抗争式参与，摆脱不了个人主义的狭隘性。从近年来城市居民反对化工项目和垃圾处理项目等行为的结果看，反对污染项目更关注眼前利益，呈现出典型的“邻避效应”。
总之，目前公众已经有了积极主动的媒体参与，表达活跃，但是真正的公众参与行动仍然不多。公众受到媒体的消极暗示，可能退回网络发泄情绪，还会继续过度消费，制造浪费与污染，这需要引起各方重视并努力做出改变。
四、破解公众参与知行断裂难题的路径
当前，公众参与较多停留于知的层面，受限于风险与传统心理，即使有实际参与也很肤浅、短暂，明显知行不合一。就此，需要做出很多改变，其中重要的是控制消费性传播，落实知情权，培育公德，借此提升公众参与的能力，走向知行合一。
1.控制消費性传播
媒体需要引导绿色消费。市场化条件下，媒体追求商业利益在所难免，但是应有适度的界限，需要减少诱导性消费内容，进一步遏制消费主义物欲，引导公众逐步关注公共事务，在公共议题的范畴内讨论问题，促进问题解决。新闻的传播可采用娱乐形式，但在内容方面仍要重视理性、建设性的讨论与交流。例如，对于雾霾议题，需要设置长期的可参与性话题，引导公众关注成因、事项、治理、责任、建议等方面，让公众能够借助媒体互动，也能够借此将各类建议反映到政府部门，进一步提升公众的参与程度。
2.落实知情权（Right to know）
知行合一中“知”排在第一位，首先要满足这个条件，才能有效参与。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相关信息。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知情权是公民的四大权利之一，此外还有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前提是知情，知情权要落到实处。谁来落实呢？一是地方政府，主动落实信息公开；二是传统媒体，本着自己的义务为公众保障知情权；三是公众自己，不能等着恩赐权利，而要主动争取，包括利用新媒体监督、建议、反映等。从实际来看，公众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要争取主动。这需要传统媒体、文化精英和网络舆论领袖等的引导和培育，引导公众从环境问题切入，关注公共议题，培育公众的权利意识，在虚拟空间依据公共议题组织起来，争取合法的知情权。
3.媒体传播促进基于公共利益的行动
如前文所述，公众参与只见发泄情绪、编造转发段子却少有行动。要以典型引导改变公众的观念，引导公众以行动为主的参与。除了传统媒体可以发起号召之外，基于网络的自组织、自管理也应该成为一个趋势。以微博、微信作为平台，个人或者团体组建新的团队参与具体行动。如新老媒体互动激发的“光盘行动”公益项目，引导人们就餐减少浪费，节约粮食，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越来越多的行动培育成熟而自觉的公民，是非常必要的。环境领域是最具参与性的空间，环境问题涉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能够借助于各类媒体逐渐扩大行动，这种行动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群体的。前者只要维护公共利益，如减少开车为削减雾霾做贡献，就是一种公众参与；后者表现为群体的、有组织的行为，如开展“绿色物流”项目——为包装垃圾减量，也是一种典型的公众参与。除了媒体，民间环保组织也是重要的组织者和行动引领者，一些地方社团多年来已经深耕环保与生态文明多个领域，其与媒体合作引领公众参与，展示出无限广阔的美好前景。
4.培育公德，落实知行合一
按照王阳明的解释，伴随知行合一始终的是“致良知”，其中就含有培育公德心的内容。公德是一种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而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相对缺乏公德。正如梁启超所批评的那样：中国人私德发达而公德缺乏⑦。“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⑧他进一步解释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⑨环境公德主要包括热爱自然，传播爱护自然的言行，爱护动植物，保护生态平衡，参与治理环境污染，推广低碳消费，等等。例如，被称为“淮河卫士”的霍岱珊，为了促进淮河污染治理，辞去报社公职，全力投入拍摄污染与联系救助沿岸百姓的行动中，坚持二十多年至今也没有停止。辽宁省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会长刘德天，为了保护黑嘴鸥，多年向地方政府呼吁加强保护，并且坚守在鸟类栖息地，赶走了很多捕鸟人。他们都曾被评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是环保行为的宣传者与行动者，是环保方面的舆论领袖，具有广泛的号召力。舆论领袖要激发公众的公德，需要借助于更多的环境议题，通过具体的公共参与行动去培育是比较合适的途径。
五、结语
当前，随着雾霾与光化学烟雾等环境污染的公共问题突出，环境议题急切呼唤公众加大参与力度，走向知行合一，因此，公众行动层面的参与显得更为重要。以上研究发现，公众面对环境问题表现出不应有的知行断裂难题，行动参与不足。公众通过媒体获得的环境知识很多，但仅停留于发泄、消费等狭隘层面，而行动过少。因此，公共议题如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限制消费性内容，公众要争取知情权，积极参与行动，改变目前的知行断裂现状；还需要通过微博微信的平台组织合作，借助具体环境问题开展公众参与行动，以此带动更多的人去改变，逐步改善公众参与不足的困局。
注释
①李会霞：《影响群众文明素质提升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因素分析》，《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
②俞哲旻：《环境智库：中国公众环保意识强 参与度低》，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50910/234923214236.shtml，2015年9月10日。
③俞可平、贾西津主编：《中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页。
④陈占江：《中国经验的环境之维：向度及其限度——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
⑤Pierre Bourdieu， Lo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iexive Sociology. Polity Press， 1992， p.14.
⑥胡春阳：《网络、自由及其想象——以巴赫金狂欢理论为视角》，《复旦学报》2006年第1期。
⑦孟晓妍：《梁启超论公德与私德》，《前线》2014年第2期。
⑧⑨梁启超：《新民说 论公德》，《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121、123页。
责任编辑：沐 紫
Abstract：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public participa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However， public awareness and behavior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partition， displaying the participation problems of being easy to know but hard to act. Deeply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the partition between knowing and acting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finds that public disengagement from labor production practices is not conducive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that the public takes little action based on risk considerations， that the role consciousness defined by the media does not encourage action participation， and that the fashion widely publicizing individualism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herefore，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blem of the partition between knowing and action in environmental issue communication can be corrected by such measures as correcting the spread of consumerism， implementing the rights to know and conducting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entertainment
摘 要：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产生，公众参与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但是，公众在环境议题中的知与行出现了断裂，表现出知易行难的参与难题。深入探究造成公众参与知行断裂的原因发现，公众脱离劳动生产实践不利于激发自觉的行动，公众基于风险的考量很少采取行动，媒体界定的角色意识并不鼓励行动参与，个人主义张扬的时尚深刻影响知行合一。因此，环境议题传播中知行断裂的公众参与难题，可以通过纠正消费主义传播、落实知情权、进行公德教育等对策来改善。
关键词：知行合一；网络传播；公众参与；娱乐化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5-0168-05
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产生，公众参与成为一个热点问题。雾霾频发等问题刺激着公众，使其更加活跃地参与环境议题，但是，这种公众参与仍然存在难题。“中国当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总体现状是，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高，但参与程度低。”①公众的环境意识和行动之间的巨大落差值得反思：一方面，政府多方制定环保政策，公众环保意识得到较大提升；另一方面，公众的环保意识尚未转化为有效的环保行为②，对环境问题要求别人较多，严肃的理性讨论稀少，自觉落实于行动的更鲜见。可见，环境议题传播中，公众参与言行不一导致的知行断裂是值得深究的问题，所谓的“断裂”表现在知而不行、言而不行。基于此，笔者拟以公众在雾霾传播这一环境议题中的知行断裂问题做出深入考察，以期提出破解公众参与难题的有效路径。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视角
公众参与是从西方引入的政治学意义上、被包含于公民社会中的概念。1969年，美国学者谢里·安斯坦（Sherry Arnstein）发表了论文《市民参与的阶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提出了公众参与的十个方法和技术，也是较早对此概念做出界定的学者。到了20世纪90年代，公众参与被引入我国。俞可平认为：“公众参与就是公民试图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动。”③贾西津、王锡锌、蔡定剑等研究公民社会的知名学者认为，公众参与首先是政治性的参与，如对立法、决策的投票、辩论等多种形式的介入；其次是在社会生活中主动参与公共事务，主要是各种表达及直接行动。根据以上阐述可以看出，中外学者更为关心政治学意义上的参与，忽略了利用媒体传播和行动这种参与方式；从一些论述来看，他们也是多将公众参与局限于“坐而论道”的层次，把网络发声当作公众参与。
如今，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民表达的自由度提高，参与对象、参与形式都得到了扩展，公众参与更多地在网络范畴中展开。在网络传播背景下，公众参与较多地集中在语言表达这种形式上。但网络时代的公众参与，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语言参与，还应该有行动上的参与。这就涉及中国本土的“知行合一”的概念。知行合一主要指向获知、发声与行动的有机统一，是更高层次的参与。这一概念最初来自《大学》的格物致知，完善于明代哲学家王阳明。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主要针对心学的内省式提升，特别是基于道德情怀的“致良知”，靠良知做到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后来，孙中山以及受到杜威影响的陶行知都发展了这个概念，都重视获得知识之后的亲身参与。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获取知识信息不再局限于书本，而主要依靠大众媒体完成，发声也是如此。在今天网络传播视野中，“知行合一”应该自觉地通过媒体的表达延伸出具体行动，言行如一，并且勇于落实。基于此，知行合一在雾霾议题的指标中应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表1）。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分离步伐加快，随之大量公共事务出现，除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的民生事项之外，“陌生人社会”也催生出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需要解决，如交通拥堵、雾霾频发、水土污染、资源浪费，甚至如广场舞之类的公共事务，都反映出化解冲突的急迫要求。政府应对面广量大的公共事务力不从心，媒体也专注于制造热点，推出层出不穷的议题，以热点刺激受众关注。公共事务不会因为暂时报道传播就会有效解决，反而在积累中逐渐发展，这就需要民间力量介入。在这样背景下，尽管有学者提出加大公共参与的呼吁，但是没能进一步引领实际行动。在媒体传播中，公众参与的重要表现应该走向知行合一。但实际情况是，公众在公共议题中的知与行出现了断裂，表现出知易行难的参与难题。“从环境意识的已有调查研究来看，我国公众包括大学生、城乡居民等社会群体的环境意识整体水平较低。”④不少公众在媒体上光说不练，言行不一，缺少具体行动，知与行是断裂的。
二、公众参与知行断裂的表现
公众参与中知与行断裂的主要表现为多言而少行。布尔迪厄指出：“社会实践不只是反映社会关系，还有助于建构这些关系，因此，在一定限度内，人们就可以通过改变世界的表象来改变这个世界。”⑤正如他所说，只要人们积极地参与社会关系的建构，就会有效地改变世界，使之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知行合一的重点是“行”，它多是行动，指在参与公共议题中开展的具体行动。所以，发声是一种“知”，更为重要的是落实于行动。公众参与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积极建构。但当前公众利用媒体传播多表现在对环境问题以偏于娱乐的方式发泄不满，如对雾霾问题的吐槽、对交通拥堵的指责，并且是基于个人利益的发声，淡漠了对公共利益维护。
1.公众倾向娱乐化而淡漠行动
娱乐化是近年来新闻传播过程的一个突出现象，而这与后现代主义的输入传播有关。后现代主义消解权威、去中心化，在打破传统禁锢的过程中，娱乐化精神通过大众媒体开始张扬。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认为，人们生活在两个世界，拥有两种生活：第一世界是官方的、严肃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平民大众则过着常规的、谨小慎微的日常生活，對权威、权力、真理、教条充满屈从、崇敬与恐惧。第二世界则是狂欢广场式生活，打破了阶级、财产、门第、职位、等级、年龄、身份的区分与界限，人们尽情狂欢，对一切神圣物和日常生活的正常逻辑予以颠倒、亵渎、嘲弄、戏耍、贬低、歪曲与戏仿⑥。当媒体能被个人使用之后，话语权越来越朝着公众开放，那些对主流话语的颠覆、嘲讽、消解、恶搞都趁机而起。借助于雾霾议题，公众可以轻松自由地发泄，从而获得一种宣泄的愉悦感。快乐意味着满足，而满足之后公众很难再认真对待公共议题。
2.公众营造消费环境议题的氛围而冷落行动
雾霾传播会带来感官与心理上的不适、逃避。本来这种负面体验与消费关系不大，且环境议题的内容是不好刻意消费的，由于环境污染直接伤害到了人类自身，而环境伤害的心理体验促使人们反思和进一步的行动干预。但此类公共议题却在网络传播中被改造扭曲，制造出刻意消费的诱因。
具体看，雾霾议题在媒体传播中被以下几种改造方式消费：一是改造传统词语，如“霾头苦干，再创灰黄”“厚德载污”。二是改编恶搞诗词歌曲，如《沁园春·霾》《北京，北京》。三是自行加工新说法，如“牵着你的手，面对面却看不见你”。四是创作段子。这些对雾霾议题的另类加工，确实收到了戏谑讽刺的戏剧效果，也有促进问题解决的作用，但其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消费快感。雾霾议题被处理成一次性的、“用过即扔”的消费，公众笑过之后很少再去关注，去自觉行动，受众不需要为之负责。同时，公众也被引入关心物欲满足方面，消费主义流行，对物的欲望一直在攀升，在日常生活中过度消费的热情高涨，雾霾问题该由谁负责最终被冷落。
3.公众在环境议题中扬私抑公而疏离行动
近年来，消费主义盛行，公众以耗费资源以及破坏环境为代价，进行的消费结果很多与雾霾有关，对此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尤其当雾霾频繁出现时，公众应该关心这一议题，而不是大量传播抱怨，交流预防、躲避的经验，很少触及该如何去行动、如何改变。每当重霾频现之际，媒体讨论较多集中于上述的个人私利，而对于自觉减少诸如过度开车、过度消费、奢侈浪费等，对于推动政府环境治理、组织污染清查监督等维护公共利益的内容，很少反映。在这一亟待解决的议题上，由于一种“各私其私”的状态，导致治理雾霾的环境共同体认知难以形成。
在诸如雾霾类环境议题中，政府成为环境治理的主导者，但公众主动介入的很少。政府通过媒体发布环境议题，但是公众感兴趣而自觉参与并行动的不多。这种行动包括提出建议并帮助促进的行为、自觉监督和落实环保行为、组织团体开展环境治理等。基于媒体传播、线上线下互动的公众行动较为稀少，即使有政府动员也收效不大，从这个层面看，知行断裂也很明显。
三、公众参与知行断裂的原因探究
依据以上分析，深入探究造成公众参与知行断裂的原因非常有必要。随着公共领域的快速发展，环境议题凸显，公众参与也随之出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以下因素却在消解公众参与。
1.公众脱离劳动生产实践，不利于激发自觉的行动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的工作强度和工作时间逐渐降低，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城市化的推进，导致体力劳动机会的减少，同时休闲开始盛行。摆脱繁重的劳动对人是一种解放，一种进步，但是利弊并存。近年来，由于脱离生产劳动，很多人也变得越来越懒散无为，对公共事务缺少积极行動的热情与驱动。同时，节假日越来越多，人们自主支配时间愈加丰富，闲暇时间的增多解放了个人。个人可支配时间的增多，导致娱乐增长迅速，自娱自乐开始风行，利用休闲时间开展公益行动就不太容易。所以，人们闲暇时间增多，而参与社会服务方面的时间并没有明显增加。如面对环境问题，明明知道应该去参与解决，可是真要去行动还是缺乏热情，往往处于“有心无力”状态。可以说，休闲在解放个人的同时又让人疏远了公益行动。
2.公众基于风险的考量很少采取行动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多发的社会，公众面临着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德国社会学家贝克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针对工业化导致的环境风险问题做出了揭示，警示全球关注环境污染的代价。媒体传播的各种天灾人祸的危害让人感到生存的环境并不乐观。既然风险如此多，那么在行动前就需要多估量风险，尽量回避风险。21世纪以来，人们的行为更多是基于个人的风险做出选择，对高风险的事情更加容易回避，加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教训（如扶老人被讹诈），公众不参与就是很自然的结果。
3.媒体界定的角色意识并不鼓励行动参与
每个人都有相对固定的角色，媒体也是按照角色反映个人成就的。但唯独主动介入公共事务的积极角色不好定位，也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传统定位相冲突。按照媒体对个人的定位，当今社会的模范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观的既有模式的那种人，如要做一个好丈夫（家庭）、一个好员工（企业）、一个好老师（学校）、一个好医生（医院）等。而在公共领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角色不好界定，反而有“不务正业”之嫌。现代社会个人获得充分的自由，但是角色意识仍然具有难以撼动的地位，大多数人都被嵌入既定的角色中去，不可随意“犯规”，这也是媒体很少提及、很少鼓动的“角色迁移”。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众的知行合一，往往局限于“知”——获知与谈论，很少关心“行”——参与各种具体行动。这种潜移默化使之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4.个人主义张扬的时尚深刻影响知行合一
个人主义自古有之，但是从古至今多处于被批判和压抑的地位，它被赋予自私、冷漠、无情无义等不光彩的标识。但是西风东渐的一个结果是个人主义抬头，它鼓励支持个人的优先满足，甚至鼓吹个人利益超越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张扬个人主义有其积极意义，但其消极的后果也不能忽视。对公众而言，当前在环境领域维护个人利益的被动式参与、事到临头的抗争式参与，摆脱不了个人主义的狭隘性。从近年来城市居民反对化工项目和垃圾处理项目等行为的结果看，反对污染项目更关注眼前利益，呈现出典型的“邻避效应”。
总之，目前公众已经有了积极主动的媒体参与，表达活跃，但是真正的公众参与行动仍然不多。公众受到媒体的消极暗示，可能退回网络发泄情绪，还会继续过度消费，制造浪费与污染，这需要引起各方重视并努力做出改变。
四、破解公众参与知行断裂难题的路径
当前，公众参与较多停留于知的层面，受限于风险与传统心理，即使有实际参与也很肤浅、短暂，明显知行不合一。就此，需要做出很多改变，其中重要的是控制消费性传播，落实知情权，培育公德，借此提升公众参与的能力，走向知行合一。
1.控制消費性传播
媒体需要引导绿色消费。市场化条件下，媒体追求商业利益在所难免，但是应有适度的界限，需要减少诱导性消费内容，进一步遏制消费主义物欲，引导公众逐步关注公共事务，在公共议题的范畴内讨论问题，促进问题解决。新闻的传播可采用娱乐形式，但在内容方面仍要重视理性、建设性的讨论与交流。例如，对于雾霾议题，需要设置长期的可参与性话题，引导公众关注成因、事项、治理、责任、建议等方面，让公众能够借助媒体互动，也能够借此将各类建议反映到政府部门，进一步提升公众的参与程度。
2.落实知情权（Right to know）
知行合一中“知”排在第一位，首先要满足这个条件，才能有效参与。知情权是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与权利，包括从官方或非官方知悉、获取相关信息。知情权既有公法权利的属性，也有民事权利的属性。知情权是公民的四大权利之一，此外还有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环境领域的公众参与前提是知情，知情权要落到实处。谁来落实呢？一是地方政府，主动落实信息公开；二是传统媒体，本着自己的义务为公众保障知情权；三是公众自己，不能等着恩赐权利，而要主动争取，包括利用新媒体监督、建议、反映等。从实际来看，公众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要争取主动。这需要传统媒体、文化精英和网络舆论领袖等的引导和培育，引导公众从环境问题切入，关注公共议题，培育公众的权利意识，在虚拟空间依据公共议题组织起来，争取合法的知情权。
3.媒体传播促进基于公共利益的行动
如前文所述，公众参与只见发泄情绪、编造转发段子却少有行动。要以典型引导改变公众的观念，引导公众以行动为主的参与。除了传统媒体可以发起号召之外，基于网络的自组织、自管理也应该成为一个趋势。以微博、微信作为平台，个人或者团体组建新的团队参与具体行动。如新老媒体互动激发的“光盘行动”公益项目，引导人们就餐减少浪费，节约粮食，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越来越多的行动培育成熟而自觉的公民，是非常必要的。环境领域是最具参与性的空间，环境问题涉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能够借助于各类媒体逐渐扩大行动，这种行动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群体的。前者只要维护公共利益，如减少开车为削减雾霾做贡献，就是一种公众参与；后者表现为群体的、有组织的行为，如开展“绿色物流”项目——为包装垃圾减量，也是一种典型的公众参与。除了媒体，民间环保组织也是重要的组织者和行动引领者，一些地方社团多年来已经深耕环保与生态文明多个领域，其与媒体合作引领公众参与，展示出无限广阔的美好前景。
4.培育公德，落实知行合一
按照王阳明的解释，伴随知行合一始终的是“致良知”，其中就含有培育公德心的内容。公德是一种维护公共利益的公共道德，而传统社会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相对缺乏公德。正如梁启超所批评的那样：中国人私德发达而公德缺乏⑦。“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⑧他进一步解释说：“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⑨环境公德主要包括热爱自然，传播爱护自然的言行，爱护动植物，保护生态平衡，参与治理环境污染，推广低碳消费，等等。例如，被称为“淮河卫士”的霍岱珊，为了促进淮河污染治理，辞去报社公职，全力投入拍摄污染与联系救助沿岸百姓的行动中，坚持二十多年至今也没有停止。辽宁省盘锦市黑嘴鸥保护协会会长刘德天，为了保护黑嘴鸥，多年向地方政府呼吁加强保护，并且坚守在鸟类栖息地，赶走了很多捕鸟人。他们都曾被评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是环保行为的宣传者与行动者，是环保方面的舆论领袖，具有广泛的号召力。舆论领袖要激发公众的公德，需要借助于更多的环境议题，通过具体的公共参与行动去培育是比较合适的途径。
五、结语
当前，随着雾霾与光化学烟雾等环境污染的公共问题突出，环境议题急切呼唤公众加大参与力度，走向知行合一，因此，公众行动层面的参与显得更为重要。以上研究发现，公众面对环境问题表现出不应有的知行断裂难题，行动参与不足。公众通过媒体获得的环境知识很多，但仅停留于发泄、消费等狭隘层面，而行动过少。因此，公共议题如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限制消费性内容，公众要争取知情权，积极参与行动，改变目前的知行断裂现状；还需要通过微博微信的平台组织合作，借助具体环境问题开展公众参与行动，以此带动更多的人去改变，逐步改善公众参与不足的困局。
注释
①李会霞：《影响群众文明素质提升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因素分析》，《城市建设理论研究》2013年第5期。
②俞哲旻：《环境智库：中国公众环保意识强 参与度低》，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50910/234923214236.shtml，2015年9月10日。
③俞可平、贾西津主编：《中国公民参与——案例与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页。
④陈占江：《中国经验的环境之维：向度及其限度——对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6期。
⑤Pierre Bourdieu， Loc J. D. Wacquant. An Invitation to Refiexive Sociology. Polity Press， 1992， p.14.
⑥胡春阳：《网络、自由及其想象——以巴赫金狂欢理论为视角》，《复旦学报》2006年第1期。
⑦孟晓妍：《梁启超论公德与私德》，《前线》2014年第2期。
⑧⑨梁启超：《新民说 论公德》，《饮冰室合集》第6册，中华书局，1996年，第121、123页。
责任编辑：沐 紫
Abstract：At present， with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public participation has become a hot topic. However， public awareness and behavior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have partition， displaying the participation problems of being easy to know but hard to act. Deeply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the partition between knowing and acting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finds that public disengagement from labor production practices is not conducive to public participation， that the public takes little action based on risk considerations， that the role consciousness defined by the media does not encourage action participation， and that the fashion widely publicizing individualism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Therefore，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problem of the partition between knowing and action in environmental issue communication can be corrected by such measures as correcting the spread of consumerism， implementing the rights to know and conducting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on； network communic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entertai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