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彝民主”到“平民民主”：新文化运动李大钊民主政治思想之历史演进
曾子成
[摘要]新文化运动前期，李大钊努力在英式政体与传统民本间调度，试图通过重构民彝思想的表征诉求，服膺于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美好夙愿;而到新文化运动后期，李大钊尝试在阶级专政与民主共和间移接，决心创制中国无产阶级民主政体。这一思想演进有其理论逻辑驱力，并给百年后的中国共产党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提供了历史良策。
[关键词]李大钊;新文化运动;民主政治
新文化运动以“民主”精神为旗号，矛头直指封建专制政权与复古孔教。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理论及其制度模式进行过不懈探索，形成了对比鲜明、性质迥异的民主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锋楷模，李大钊对实现中国政治民主化的信仰矢志不渝。以李大钊思想演进的轨迹，窥视早期共产党人新文化运动民主政治实践，尚有启迪之意。
一、“民彝民主”：在英式政体与传统民本间调度
反封建专制统治是新文化运动前期“德先生”的主基调。早期共产党人驾驭平等、自由的西式民主要义，试图唤醒国民麻木冷漠的人权意念。李大钊注重民主精神的铸造，认为平等是民主政治的脊梁。封建制度借力于孔教礼制，禁锢民众的政治思想，根本上愚弱民众的民主理性，中国欲造民主制度必先冲破封建伦理秩序，促成民众身份、地位的平等。李大钊所界定的平等，尤指社会角色与政治权利。封建官僚“所得财货与其所居位置之级、所握权势之分，成一正比例”[1]，遂要求废黜君王阶级特权，解除国民利益不对等关系，实施政治官吏公平选举。
之于封建奴化统治的批判，李大钊倡导民众个性独立，竭力维护天赋政治自由。“一国专制之积习，民间持论之态，每易昧于商权之旨”[2]，是故自由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发展自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体制，李大钊将自由置于民主政治的根底，主张民众意识觉醒，以清理专制思想毒瘤，捍卫自由真谛。思想自由是通达民主政治目标的基本方式，只有揭露孔教圣人和君主帝王的虚假面目，遵从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宗旨，才能破除封建统治集团的神性，塑造民众的人格。李大钊多次指出，信仰独立意蕴理想选择多元，出版独立意蕴学理研究灵活，教授独立意蕴传道授业自主，三方面自由有机统一于民主政治价值主体，是思想自由的精髓。言论自由则是民主政治的实体反映，专制独裁抑止民众话语自由，正确的政治思想极易被封建威权抹杀，不利于滋生民主因子，因而民主的健康成长无法脱离社会的言论支持。
与政治制度顶层技术的集合，是李大钊民主思想标新立异之处。民主政治体系的生存依赖于国家宪法的护翼，完备夯实的成文宪法是民主制度的躯壳。基于对现代民主法制的渴望，李大钊重构了中国古代“民彝”内涵的表征诉求，把“法”排至民主比重最大的区间。宪法指示国家机器有序运转，为设计法制化民主模式提供相当的政治筹码。宪法的性质取决于民众意志，制定的初衷在于满足民众的民主需要，这是民主宪法与专制宪法的本质区别。“宪法者，国命之所由拖”[3]，李大钊认为“良宪”的先决要件是充分保障民众的自由，宪法允诺的思想自由及言论自由权神圣不可侵夺。从中可以觉察到，制定“良宪”的原则与李大钊重构“民彝民主”的政治意愿高度契合。
陈独秀和胡适侧重于血淋淋地批驳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将西化引渡的“德先生”摆置儒教孔像跟前。李大钊清醒地意识到，反专制与反孔教存在实质区分，决不应将中华传统文化归咎为政治专制的罪魁祸首。“东西之文明，绝异之特质，即动的与静的而已矣”[4]，李大钊把英式民主政治文明加以改造，汲取中国传统民本精华，成为重构“民彝民主”的哲学工具，服膺于国家政治前景的美好夙愿。他反复提及，中华传统文明涵括民本之道，兼具现代性民主政体的诸多共性：譬如儒家“民贵君轻”重视民众利益整合，“礼让安分”突出社会自由规范;道家“无为而治”尊重自然规律，顺应民心;墨家“兼爱非攻”恪守仁义等等。不可不言，在新文化运动前期一致崇尚西方民主的历史夹点，李大钊具有超高的政治智慧与前瞻的民主思维。
二、“平民民主”：在阶级专政与民主共和间移接
历经苏俄十月革命的锤炼，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荆棘被强行劈开，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民主政治探索开始步入转型轨道。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势如破竹，社会主义论战激烈上演，濒临绝境的中国民主运动迅速重生。英式立宪政体无法在中国生根发芽，李大钊不再固执于资产阶级民主幻想，毅然将民主抱负寄托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平民主义战胜的旗， ‘平民主义凑凯的歌”[5]，李大钊决心放弃民彝思想，以马克思民主理论为利器，创制中国无产阶级民主政体。他认为平民主义是全人类真实的民主，唯有彻底的平民运动，学习苏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方可实现民主。平民主义具有两方面属性：一是处理“少数政治”与“多数政治”的矛盾，基于“多数政治”异化为暴政的可能性，民主程序不针对“少数”服从“多数”，只注重决策协商的公正;二是厘定“政治统治”与“国家治理”的联系，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前提下，确保民众的政治平等与自由。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平等自由概念既已从个体外延升格至国家层次，突破纯粹乏力的民主呐喊，荣膺成工人与农民的集体挣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农工惨遭西方帝国列强剥削，加之国内封建官僚地主肆意欺压，导致无产阶级利益被无情压榨。阶级斗争路线引起李大钊强力共鸣，从中国现况出发，他更强调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主义相辅相成。“工人们应该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6]，人民掌舵国家政权成为主人，通过政治统治维系平民民主。事实上，搜缴资产阶级统治道具不足以完成民主任务，要义在于坚守无产阶级领导，不断巩固工农联盟战线以壮大规模。李大钊甚为推崇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认为维护民主制度需将政治斗争开展到底，并将平民主义胜利的希冀着眼整个国家。
锁定无产阶级专政目标后，如何提高阶级思想潜质、发动阶级斗争等细节问题便提上议程。中国无产阶级在内外交困逆境中顽强生存，具有蓬勃生机，先天弊病也暴露无遗。工农政治知识普遍匮乏、活动纪律松弛，无产阶级如盘散沙，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主义毫无抵抗力，因此联合广大劳工群众建立无产阶级性质政党尤为必要。五四运动爆发不久，李大钊就阐明工人统一领导民主革命的主张，指出平民主义制度不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原理相悖，无产阶级“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冲决，使他们不得不任我们自己解放自己”[1]。李大钊进一步认为，民主政治发展与政党建设是齐步的，这种思路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后续扩充。他给出具体举措，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会为起点，吸纳先进知识分子共商国是，各地独立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同时指导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最终成立全国性共产党。
转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后，李大钊利用布尔什维克教义重新商榷民主，新文化运动前期的西式“德先生”得以脱胎换骨。本质态度的转换不代表两种民主思想的决裂，恰恰相反，李大钊平民主义政治俨然移接了英式民主共和制度的部分经义，这与同时代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大相径庭。个体自由作为“民彝民主”的最高标准，组合成群体自由便是平民社会的神圣权利，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标杆。李大钊批判地指出，现代欧美政治亦非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妇女政治自由被排除在外，男权专制独霸国家社会。就此比对指出，平民主义“乃是人民全体所行的民权民主的政治，所谓人民全体，就包含女性在内”[7]，显而易见的是，李大钊辨证科学地拓宽了自由民主的适应性，倘若全盘否定民彝思想，其民主觉悟绝不能达此高度。
三、百年意义：在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间行进
新文化运动李大钊民主政治思想的演进历程是早期共产党人反抗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政治缩影，对于百年来中国政治民主化、现代化的转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李大钊民主政治思想的演进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被动效仿到主动探求的制度先河，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化发展打牢了实践根基。从维新君主立宪到晚清预备宪政，中国政治发展一直在走复制西式“德先生”的老路。孙中山等革命先驱的民主运动始终脱离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国情，民主政体最终折回到封建专制。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李大钊强调灵活运用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自主解决中国问题，无疑丰富了马克思民主内容。李大钊充分重视农工群体的政治力量，多次推荐北大青年学生到农村、城市工厂调研锻炼。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党组织，培育马克思主义优秀分子，推动了中国革命进步。
其次，李大钊民主政治思想的演进兼容了中华民族民本要素与西方政治文明有益精华，为建设中国式民主特色模式带来了历史良策。中国共产党成立迄今，领导全国各族群众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切实推进政治民主化、现代化发展。党的十八大将传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完善中国民主政治特色模式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全新丰碑。新文化运动前后，李大钊谨慎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全面运筹马克思民主政治理论。时下正值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的道路上行进，应坚持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民主为灵魂、中华民族传统民本哲学为机体、西方民主制度精华为助力，不断健全中国特色民主政体。
[参考文献]
[1]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文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文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胡建.李大钊箴言录[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4]许全兴.李大钊语萃[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
[5]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文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文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文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