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化学战对作战进程的推进作用
孙桂娟
摘要：侵华日军为了达到“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企图，在武汉会战中，不惜违背国际公约，有计划、有准备、大规模地针对毫无防护能力的中国军队持续、大量使用化学武器，使其对华化学战达到高潮，减少了伤亡，推进了作战进程。
关键词：侵华日军；化学战；作用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6-0018-02
武汉是中国中南地区的水陆交通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京陷落后，这里是中国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对中国的抗战意义重大。
日军大本营认为，“攻占武汉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速战速决”，夺取武汉就能迫使中国国民政府屈服而结束战争，从而“三个月灭亡中国”。
武汉成为中日必争之地。从而使武汉会战演变成抗日战争中，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因此，它有计划、有准备、大规模地加以使用，也成为侵华日军第一次把化学武器作为重要作战手段的一次会战。与历次战役相比，此次使用化学武器次数最多、使用数量最大、造成后果最为严重，推进了作战进程，是日军化学战的高潮。
进犯武汉的日军为司令官畑俊六上将指挥的华中派遣军，下辖第2军和第11军，共9个师、3个旅、海军陆战队一部、飞机300余架、各种舰艇120艘，总兵力号称40万人。冈村宁次指挥的第11军沿长江两岸进犯，从南面合围武汉，是主攻方向；东久弥宫指挥的第2军沿大别山麓西进，从北面围攻武汉。会战中，日军在两个方向上都广泛、频繁、大量地使用了化学武器，几乎每一次战斗都把毒气作为进攻或防御的“决胜”武器，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大伤亡。
1938年8月6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给华中派遣军下达了大陆指第225号“今后准许使用红筒和红弹”的命令。据此，第2军和第11军也分别给下属师团下达了使用各种“特种烟”的命令。“为适应作战进展状况，在其具体运用上，我军努力以随地、局部性的简便使用为基本原则，同时兼顾特殊情况下的大规模集中使用，以图战局的迅速进展。”[1]（P.140）
日军从日本国内和中国华北等地调动大批化学部队，配属各参战师团。会战中，日军实施化学战的力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派遣军所属的毒气部队；师、团、营临时编组的毒气连或排；炮兵和航空兵部队。
会战准备期间，参战各军分别制订了化学战教育训练计划。据此，各师团均于8月中旬在各自的集结地域，进行了为期1周的化学战临战训练。
会战期间，日军共配发各类毒剂筒262，484个、各种火炮毒剂弹15，229发、毒剂迫击炮弹24，429发。[2] （P.75）这些毒剂弹药，一部分是从日本本土运送来的，一部分则是随战事进程，在中国相应的地点开设毒弹填充工厂，就近生产，按计划配发。
侵华日军完成了各项化学战准备，随即利用中国军队对化学武器防护能力极低、甚至毫无防护能力的状况，在跨越4个省区、上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范围内，残暴地大规模持续施放毒气，甚至多次造成中国军队成营、成连、成排的官兵中毒死亡，推进了作战进程，把化学战推向高潮。下面举其在进攻战、防御战、突围战中的战例，加以说明。
在会战中，每当遭到中国军队层层阻击、顽强抵抗而伤亡惨重、进攻不逞时，或“当其用于普通战力难以夺取的坚固之敌军重要据点时”，日军即借助化学武器，“多可使我军轻易且以微小的代价夺取之，从而简化了总体作战进程。”[1] （P.143）
日军第11军沿长江两岸，以瑞昌、德安、黄梅、广济四个方向西进。
1938年6月24日、25日，日军步兵在大炮和军舰火力支援下多次进犯长江马当要塞外围的长山矶，遭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损失惨重。26日凌晨，日军毒气部队利用暗夜接近守军阵地，施放大量毒剂筒。守军在毒烟的强烈刺激、窒息下，纷纷开始退却。日军趁势发起攻击，几乎没有受到损害，即占领了长山矶高地。是夜，日军自长山矶进犯马当要塞，对顽强抵抗的守军再次发射毒剂弹及施放毒剂筒，守军官兵中毒者甚多，要塞被部分突破。
8月21日，日军进犯瑞昌北蜈蚣山中国守军阵地，两次施放毒剂筒108个，使顽强抵抗的守军被迫撤离。22日，日军进犯瑞昌北城子镇，连续施放窒息性毒剂红筒420个，造成守军2个营除3人中毒较轻得以生还外，其余300多人均在中毒后被日军枪杀或刺死。
9月15日，日军在黄老门一线与中国军队激战，伤亡惨重。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后，再次攻击，并大量施放毒剂。守军3连猝不及防，均中毒牺牲。
9月中、下旬，日军在木港、排市、辛潭铺地区遭到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为弥补兵力不足，加快进攻速度而频繁使用毒气，才得以冲破中国军队的层层阻击。
9月26日，日军一部进至大屯田村地区，遭到中国守军利用覆血山险峻地形的有力阻击，遂施放毒剂筒865个。浓密的毒烟覆盖了守军阵地，达到了完全压制的目的。守军撤退。
9月28日下午，日军攻击排市东南汤公泉白门楼我军阵地时，以迫击炮发射毒剂炮弹，我守军猝不及防，1个连全部中毒牺牲。
东、西牯岭位于庐山东南麓，是战略要地。9月，在20多天的血战中，日军进攻数十次，以步兵、迫击炮、飞机等各种方式大量施放毒气，造成借地势顽强抗击的中国守军中毒伤亡数千人。日军在遭到重大伤亡，付出惨重代价后，才占领了东西牯岭。
10月9日，日军攻击佛山岩时，以山炮发射毒剂弹200余发，毒气排施放毒剂筒、发烟筒200余个，支援其步兵攻占了守军阵地。
田家镇为鄂东门户，江防要地，中国守军与进犯的日军进行了顽强、激烈的战斗。日军频繁、大量使用毒气，取得了压制的效果，迫使节节抗击的中国军队撤离。
10月17日，日军在三溪口附近施放毒剂筒100多个，中国军队中毒死亡50余人，被迫后退，日军顺利渡河。
第2军分两路进犯武汉，一路沿大别山北麓西进，经商城直插武汉；一路沿淮河南岸西进，直取信阳，迂回武汉。
叶家集西南的富金山是日军进犯大别山的必经之地。9月2日至12日，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日军步兵虽使用了毒气，但伤亡甚大，进展缓慢。气急败坏的日军借助飞机、大炮频繁、大量使用燃烧弹、发烟弹、毒气弹，支援步兵的攻击。“数日来的连续攻击都由于受到侧射火力而不能达到进攻的目的。但使用特种发烟弹以后，1天内便占领了800高地，这主要是依靠了毒气的效果。”[2] （P.105）
9月16日始，日军逼近潢川，以步、炮、空联合猛攻3昼夜，并大量施放毒气。全城毒烟弥漫，我官兵中毒伤亡不断增加。19日，日军在潢川南城约1000米的正面上施放毒剂筒835个、小发烟筒116个。浓密的毒烟覆盖了潢川南城，日军带防毒面具紧随毒烟之后突入城内，攻占了潢川。
9月19日至10月12日，日军对沙窝、新店一线的中国守军进行频繁的毒气攻击，给中国守军造成非常严重的伤亡，如黄土岭守军1个营全部中毒牺牲。日军以不断使用毒气为步兵开路，得以缓慢前进。
日军由潢川向信阳西进的过程中，对节节抵抗的中国军队频繁使用毒气，以加快进军速度，10月12日终占领信阳。
日军在防御作战中也把化学武器作为重要的辅助手段，大加使用。
9月初，中国军队对广济日军实施反攻，日军多次大量使用喷嚏性、窒息性毒剂，甚至使用糜烂性毒剂，致使我军中毒伤亡极为严重，行动受阻。
9月4日，向瑞昌西马鞍泉进犯的日军遭到中国守军2个营的反冲击，遂发射毒剂筒70余个，在反冲击地域构成了毒区。守军数十人严重中毒，难以支持而退却。
9月6日至10日，中国军队向进抵广济的日军实施反击，日军多次大量使用毒气，甚至使用糜烂性毒剂，造成中国军队2 000余人中毒，多数牺牲。反攻受挫。
9月10日，坚守西牯岭的中国军队向进犯的日军实施反冲击。日军以飞机、火炮大量投放毒气弹，中国军队伤亡近千人。
10月11日，中国军队向前一日被日军占领的柳林反攻时，日军借助山区浓雾的掩护施放毒气，使中国军队数十人中毒。
在被围困时，日军也大量使用化学武器，迫使中国军队撤退，趁机脱离险境。
7月初，日军迫击炮后勤分队、工兵分队及运输车辆在流泗桥附近被中国军队包围，濒临被全歼的境地。担任掩护的日军步兵分队混合施放发烟筒和毒剂筒，使围攻部队猝不及防，停止进攻。日军趁机逃离。不久，该部日军又遭到中国军队的攻击，又故伎重演，混合施放毒烟、烟幕，打退进攻，再次脱险。
9月28日，日军一部在潢川西的赵湾、和尚湾遭中国军队包围，日军施放毒剂筒175个、发烟筒90个，掩护该部冲出了包围圈。
武汉会战从6月7日日军进攻安庆开始，至11月12日日军攻占岳阳止，历时5个多月。会战中，日军违背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400多次，共施放毒剂筒（含催泪筒）43，739个，毒剂炮弹及迫击炮弹9，244发，合计约53，000发（个）。 [2] （P.115）华中派遣军在总结报告中说：“实施总次数为不下于375次（统计时间从8月21日至11月21日），其中约八成成功，约二成效果不够理想。”“对于防护装备与防护教育均低劣的中国军队，特种烟幕极其有效，多数情况下，仅使用少量便可使敌军失去战斗力，阻止其射击，取得超出预期的效果。” [1] （P.140）
日军虽然依靠化学武器，严重削弱了仅靠湿毛巾简易防护、甚至没有任何防护的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对推进作战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占领了武汉，控制了其周边地区，但没有达到歼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目的，却使日军力量受到巨大损耗，再没有力量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了。从此，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如意算盘，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参考资料：
[1]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译.十五年战争绝密档案资料毒气战相关资 料——日本侵略军毒气战罪证实录[M].内部资料 （存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
[2]纪学仁.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M].北京：军事译文 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秦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