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十三》：“主体性”存疑之叙事膨胀与媒介坍塌

    赵立诺

    

    诸多《狗十三》的评论文章都围绕着“规训”“父系-权力”以及中国文化对其进行某种拆解，认为这是一场有关于主体性逐步丧失的规训叙事[1]，主人公最终“成长必然从‘反抗走向了‘被驯服”[2]。在这些文章中，镜像关系仅仅表达了一宗“权力-规训”的“存在”，而这种存在必然等同于“主体性”的“最终丧失”，也必然会成为电影的唯一叙事话语和表述核心;但却没有意识到，整个电影所书写的镜像并不止步于“规训”内部的人物镜像，更重要的是围绕“权力”的叙事镜像，社会系统的规训与文化系统的规训同样出现在电影中，而造成对抗的原因则并不应只归咎于中国式的、传统的社会制度式的规训。但是，因为那场令人震惊的暴力，以及无所不在的、令人压抑、感同身受的社会性压抑，这些解读纷纷掉入了某种“议题式”的窠臼，最终被“原生家庭”这个伤痛经验带入遮蔽性的观察。

    一、叙事中的主体性：双重身份的建构

    “主体性”是有关于《狗十三》电影“权力-叙事”讨论的落脚点，因为李玩是否在故事当中最终丧失了主体性、归顺了所谓“中国式规则”是这个电影多义和含混的根本要点。而事实上，从导演的叙事策略来看，主人公最终的结果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她在故事当中的“经验-存在”，多义和含混在这些一轮又一轮的矛盾、抗争、压制、反对、表态以及注视当中被完成，并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供不同阅读者主体经验用以投射的叙事曲面，从而完成某种隐晦的文化/政治-权力的展示。

    李玩的“经验-存在”在电影中通过四个主要事件的轮动铺陈：“丢狗-找狗-扔狗”“弟弟出生-接纳弟弟”“学英语-学物理”“看展览-饭局”，并由此勾连出诸多重要的矛盾时刻/情节点。“主体性”在这四个事件当中的流动和变化，并未追随人物的外部矛盾的变化，四个非传奇性的写实主义事件将观众的阅读与人物的内心始终保持着某种阅读距离，而不是声嘶力竭地给观众展览着人物内心的认同、变化与结论，所以人物的“认同转向”显得含混不清、真假难辨。即便是李玩被暴打洗澡痛哭之后，她和父亲的关系并未急转直下——剧烈变动的情节点并没有真正影响到人物行动的生成，人物依旧在含混的主体思维当中打转。

    导演使用了类型化的叙事让李玩不光是一个被包围着的、难以逃脱的弱势群体，他赋予了李玩一个“目光”。例如饭局一场戏，在很多时候，导演都选择了一个看似是李玩的位置来放置机器，这在“张总”这一人物的诸多近景镜头当中尤为的明显。与原剧本李玩一人“低头玩弄盘子里的海参，其他人物声音都在画外”的设计相比，导演拓展了李玩/主人公的话语空间：她拥有了“抬起头来”“看”的权力，以更加客观、更加独立、更具主体性的立场，去碰触和观察成人文化。这是导演赋予李玩的一种权力，因为“看”并不仅仅是“看”，“看”等同于“处理”，等同于“解读”，等同于“评价”。李玩与（认同于她的视点的）观众一同对成人世界“看”/凝视，在这目光之中，原本自以为拥有权力而洋洋自得的那些故事中的男性/主体/制度中心，又在她/女性/青少年/弱势群体的“看”这一行为之下，失去了主体的位置。

    这样，从电影的整体效果来看，李玩并不简单的是一个“受害者”，或是“被规训者”，她具有双重身份——作为13岁“少女”身体让她成为一个故事的“亲历者”，和拥有主动性的视点和评价权的“观察者”。由于电影对李玩“成长中的身体”的叙事/展示，两个身份之间具有了某种联动关系。其中有两个事件异常表征了这种距离和旁观，一个是弟弟打伤奶奶事件，另一个则是爸爸哄骗弟弟事件。这两个事件中，施害者和受害者都不是李玩，她承担的是一个冷眼旁观的“观察者”和“评论者”的身份。她第一次评论说道：“弟弟应该给奶奶道歉。”第二次评论说：“你不应该骗他。”从而，这样的一个双重的、联动的“身份”，使得李玩在这一场盛大的“规训”仪式当中的所谓的“被规训”的位置，实际上是值得被怀疑的。

    “亲历”和“观察”本身都具有一种批判性的话语权，而谈不上“在众人的注目下吃下那块狗肉，将自己作为牺牲正式献上了规训的祭坛”[3]这种因过度解读而衍生的恐怖。在这一场父女的权力角逐当中，看似父亲获得了某种胜利、指认了自己权力拥有者的位置;但是在“看”的政治中，在这一场由李玩視角发出的叙事中，父亲又遭遇了全面的溃败，他在“被观察”“被批判”“被审视”的位置上，毫无知觉的经受着李玩如火般炙烤的目光。所以导演给了这场“规训”/“观看”之间的“权力角逐”以一场大和解——在车里，因前妻电话父亲泪流满面，便用手捂住了那双“观察”的眼睛——在这个富有多方隐喻的动人场景中，“看”终于升华成了一场列维纳斯的“光的暴力”[4]——当接受者发现了“看”的行为，权力显现，暴力发生。从而，“规训”的溃败和“观看”的溃败，在同时发生。

    双重身份给李玩的“主体性”以保护，让她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场盛大的规训之后，主体性在这样的一种可被多重读解的含混表述中，获得一种迁移——但，“迁移”并不应等同于“丧失”，因为能够真正指认为“丧失”的对社会机制的“认同”并没有发生在李玩的身上。虽然诸多文章都对“吃下狗肉”表示痛心疾首，并将之指认为李玩主体性丧失的明证，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导演将“偶遇爱因斯坦”的一场戏放在紧随其后的位置，李玩最终的选择是选择放弃爱因斯坦——正如她曾经对父亲所说“我并不是想要一条狗，找不到就算了”。情感经验依旧成为掌控李玩选择的重要力量，自始至终，无论是为了爱因斯坦歇斯底里的李玩，还是吃下狗肉的李玩，始终都没有放弃她构成自身认同的主体经验，而这个主体经验是由“亲历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共同铸造的。所以，“狗肉仪式”和“偶遇爱因斯坦”两场戏应被看做是李玩双重身份互相博弈的组合的一个最终结果：“吃下狗肉”是作为“亲历者”对于父亲镜像的指认，而“放弃狗”则是对于“观察者”“评论者”身份的一种坚守。不放弃主体经验，即不放弃主体性。含混和多义的现实主义影像并不会掷地有声的告知主体性的去留，而是将之放在一个复杂的语境当中，这在某种程度上通向了可具多重解读的叙事的膨胀，电影的批判性也由此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