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抒情模式的本质特征与现代诗词创作的诗学传统
周建忠
摘 要： 唐诗宋词的典范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旧体诗词写作的基本格式，寻找语言节奏意象抒情等技术性路径。而深入探索中华传统诗词的精髓乃至创作三昧，则来自于以屈原为代表的诗学传统。屈原将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自塑了一个完美人格的典型，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屈原以忧国忧民与求君任用二者为中心，形成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与理想美政的融合。屈原是一个有才华、有个性也有明显缺陷的政治家，是一个诗人气质过于强烈的政治家。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后的过于强烈的反应，是超乎官场正常氛围的。《离骚》《九章》等作品的自塑形象是古代版的“美图秀秀”;而晚年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与其说是仪表的，不如说是泄愤的。宋代黄伯思“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最简洁可信的表述。屈原自塑了一个北方文化为标志的“循吏”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屈原又是浓烈巫风传统、上古意识形态遗存的继承者、表现者。“作楚声”，正是《楚辞》最为直接最为强烈的南方地域风格，往往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
关键词： 诗词写作;屈原;抒情模式;楚辞特色;诗学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8-0135-07
一、引言：《楚辞》诗学传统的远绍
中华传统诗词（旧体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中华儿女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是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的精神高地，是体现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窗口，是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
中华传统诗词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生命意识，既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存在状态的思考，也是人类意识中原初的、核心的意识形态，包括情感（田园、自然）与智慧（圆融贯通、恬淡自在）的具象反映。中华传统诗词承载了中国文化的风骨气韵，草木缘情，明心见性;观照岁月，蕴藉隽永;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沉郁顿挫欲吐还吞。中华传统诗词昭示了中国文化的家国情怀，传承先贤圣道，家国大义;忧国忧民，社会担当;志拥日月，上下求索;丹心耿耿，情义相照，立德言立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面对这样一个“高大上”的引导与诠释，当下很多人对于中华传统诗词的创作，仍然望而生畏，可望而不可即，主要原因就是过不了诗词格律这一关，在技术层面难以入门。
为了弘扬中华传统诗词，写作旧體诗词，很多人都是从诗词格律读本入手。比如，本人在本科、硕士、博士期间，都学过、考过诗词格律，但由于主讲教授理论脱离实际，不会写作，所以考试通过之后就还给老师了。然后为了写作，就去阅读、攻读、研读各种诗词格律读本，包括启功先生《诗文声律论稿》、王力先生《诗词格律十讲》。我一共读过20多种格律书，结果仍然是模模糊糊，似懂非懂，有的问题似乎更加困惑，难以入门，更不能正常进入写作状态。
回顾我突破格律难关，渐入佳境，进入娴熟自如随物赋形的过程，不是技术层面的死记硬背，而是对唐诗宋词的阅读、研读。因为事实证明，诗歌写作，离科学还很遥远。构思、设计、描图、施工、验收等工科程序，不适用于诗歌。诗歌的诞生，诗人的诞生，并不单是主观努力的必然结果，有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客观因素成全，诗歌的确有点神秘色彩。
唐诗的魅力在于文字浅显，自然流畅，富于情韵，天然无痕。只有当你拿起笔来，准备写诗时，才能在那些看似平凡的作品中感受到伟大浩瀚难以企及。读，就是朗读、诵读、吟诵;练，就是诵读、体悟、实践。在诵读中体会感知写作，在写作中领略感悟诵读。我读过《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从整体上宏观上体会到了旧体诗词的意象路径题材风格。进而研读《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逐首标出平仄，体会用韵，感悟用笔，平中见奇，结撰成篇。
如果说，唐诗宋词的典范意义，使我掌握了旧体诗词写作的基本格式，寻找到语言节奏意象抒情等技术性路径的话。那么，深入探索中华传统诗词的精髓、奥秘乃至创作三昧，则来自于《诗经》《楚辞》《论语》《老子》《庄子》等元典，其中尤其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传统的远绍与弘扬。
《楚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源。郭沫若先生说过：“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 ① 《楚辞》是中国诗人个人创作的起点，同时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高峰、典范。朱熹说：“三百篇，性情之本。《离骚》，词赋之宗。” ② 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③ 许嘉璐说：“屈原是我国第一位著名诗人，也是中国唯一的全世界承认的伟大诗人。” ④
《楚辞》代表了南方文学的地域传统。宋代黄伯思《校定楚辞十卷·自序》：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 ⑤
《楚辞》奠定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传统。战国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社会意识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人们的价值取向、是非判断往往具有多重因素。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屈原爱国思想的发掘与肯定。屈原既不是宗族观念极重的在朝贵族，也不是一个只爱楚国而目无“天下”、心胸狭窄的人，亦并非没有离楚他仕之念。屈原至死不离开楚国，挚爱父母之邦，作为一种美好的情操、感情，虽然还不可能升华为一种排他性的、非信守不可的政治伦理道德——“爱国主义”，但他的实践、追求、探索，却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观念的逐步形成，具有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从而屈原成为“中华魂”、历代“爱国志士的楷模”、忠心为国、勇赴国难的偶像。从这一角度出发，称屈原为“爱国者”“爱国诗人”，说屈原具有“爱国精神”“爱国思想”，也是比较合适的。 ⑥
《楚辞》开创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优秀传统。姜亮夫先生说，中国文学史自从有了楚辞，特别到了汉代，得到汉高祖的提倡，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学都楚化了，因为它适用于整个民族的语调。楚辞是楚民族文化的精华，几乎取代《诗经》的地位。唐代诗人，据说有人不读《诗经》，但没有人不读楚辞的。正所谓：青青蒲剑喝雄黄，彩彩龙舟透粽香。万里传承三楚水，千年闪烁汨罗光。屈原求索崦嵫迫，靳尚谗奸社稷殃。楚郢遥遥思苦雨，华人处处过端阳。
二、屈原进取模式解构与审视 ⑦
作为伟大的诗人，屈原没有给我们留下哲学著作、政治论文;但我们据其诗篇与生平调试出的“模式”，仍然能体现出完整性与准确性。
1.忠君爱国
林云铭《楚辞灯》云：“屈子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 ⑧ 而忧国忧民又总与求君信任、希冀任用结合在一起。 屈原虽然对仕于别国的人没有指责，甚至对出仕他国而君臣契合者（如宁戚、百里奚）有所羡慕，但他本人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异常的深沉眷恋情绪，《离骚》再三表白：
恐美人之迟暮、恐皇舆之败绩、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伤灵修之数化、怨灵修之浩荡兮。
即使本国没有希望，甚至可能遭祸殒身，仍然追求存君兴国;受到疏远、流放之后，他怨君更忠君，将“俗之一改”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因而有恋阙思君、表白陈情的倾诉，有抨击群小、以显己美的对比。他的《哀郢》，更是激动人心，“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但他的“忠君”，其目的是为了“兴国”，正所谓君国相融为一、君臣契合为一。
2.独立不迁
屈原廓其无求，头脑清醒，独立于世，横而不流。他追求正直、光明，鄙视周容、佞曲。他即使备受摧残，穷困茕独，谣诼攻击，无人支持，也不改弦易张。为了美好人格、操节的保持，他牺牲了欢乐、升擢，也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牺牲了比生命还看重的“修名”。《离骚》多次写到生死抉择：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3.上下求索
对理想、对真理、对美政的追求，执着不懈，不屈不挠。《离骚》寓情草木，托意男女，构成男女君臣之喻，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女嬃之婵媛兮，哀高丘之无女，相下女之可诒，见有娀之佚女，岂唯是其有女？聊浮游而求女。
正是：绕月层云入太清，行吟泽畔楚风轻。灵均问卜天人际，偃蹇瑶台万古情。
4.好修为常
屈原说过，“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篇《离骚》，言好修凡十一：
又重之以修能，恐修名之不立，謇吾法夫前修兮，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余独好修以为常，汝何博謇而好修兮，固前修以菹醢，孰信修而慕之，苟中情其好修兮，莫好修之害也。
另外，言灵修3次、修远3次、蹇修1次。志行高洁，仍不断磨炼，提高、完善。
屈原积极追求，汲汲以求的是以上四项的“全能”，力图将执着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伟大、独特之处，也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因为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气氛，屈原是无法进行“全能”操作的;若要“操作”，必有舍弃;若不放弃则不仅不能实现、实施、尝试，而且连自身也难以保全，所以一下子就陷入困境、唯以解脱。因而，我们又感到，屈原之最可贵处则不在于构建了这一“进取模式”，而是在实施、尝试之后，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面临的已不是“进与退”“仕与隐”或“成功与失败”的选择，而是“玉碎与瓦全”的选择。屈原克服了短暂的思想动摇，始终坚持“全能”，决不轻易舍弃其一。因此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为我们自塑了一个完美人格的典型，而他，也就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 ⑨ 。
三、屈原心理模式的解构与评判 ⑩
屈原是伟大的、独特的，同时也是具体的、复杂的。
我们首先看到屈原的进取模式：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
其次，我们还需解构屈原的心理模式：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屈原做了一系列努力：忧国忧民，勇于担当;忠君表白，反复致志。具体路径又体现为：
斥佞扬己。屈原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往往是“三角关系”，在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顶端是“君主”，在平面底线的一边站着“自己”，在另一边站着一个虛拟的“群小”，通过对群小的批判来显示自己的高洁、正确。《离骚》列出他的对手：党人、众、众女、众芳：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惟此党人之不谅兮，众皆竞进以贪婪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众不可户说兮，众薆然而蔽之，哀众芳之芜秽，苟得列乎众芳。
用古谏君。屈原具有民本思想，但在作品中又强调“惟德是辅”的周道，以启、羿、浇、桀、纣，以示警戒、劝告之情;以汤、禹、周文王、周武王用来引导、劝勉君王，为政以德，举贤授能，遵循法度。
而概括起来，则是忧国忧民与求君任用二者为中心，形成屈原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与理想美政的融合。当然，遇到重大挫折以后，屈原也曾经产生过远逝自疏、轻举远游的念头，但丝毫不影响他那行而复止、感悟其君的本心，而且也同样流露了天地无穷、人生长勤的生命反思。
在屈原心理模式中，蕴含了屈原的自我认知与人生体悟：
第一，自负感。作为贵族文人，屈原也患有古代文人的通病：自以为才能高超的贵族性、复杂政治生活的幻想性、企望权位官阶的高层性，所以总是孤芳自赏，自我陶醉，自视甚高，自许辅弼，自期将相。如果打了一点折扣，就会感到不平，感到有负平生志向而痛心疾首。
第二，失意感。屈原之不遇，有时代、环境、气质、素质、能力、水平、个性诸原因，他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成熟的、老练的政治家，而是一个理想型、情感型、诗人型的政治家，对自己人才品格过高估价，左右了官位权利的高价值取向;对复杂政治的简单化理解，使自己从政入世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有探囊取物式的期望、急切，而无冷静、从容之态度。所以稍不如意，或遇到挫折，就会感到生不逢时，失职不平，从而郁抑侘傺，余襟浪浪。诗人气质使他对现实生活的复杂、不平、无序乃至残酷，缺少应有的认识与应对的办法，心理准备、精神准备非常不足，他缺少政治家的宽容、克制、冷静、耐力，缺少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心胸雅量，缺少政治家的宦海浮沉能屈能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碰到挫折，就忧愁幽思、劳苦倦极、疾痛惨怛，实际应对处置能力有限，连一个同事的谗言（上官大夫靳尚）都对付不了，正如司马迁所说，“谗人间之，可谓穷矣”，而且埋怨君王，“疾王聽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自然很易得罪君王，失去信任。
第三，孤独感。理想不能实现，而美质未亏，则生出夸张性孤独感，“众人皆醉吾独醒，众人皆浊吾独清”，加之继续追求理想与保全操守的双重努力，必然变成从精神到实践上的孤独者。上层：灵修浩荡、昏庸信谗;中层：群小竞进，贪婪追曲，加之所树人才，变质从俗;下层：“众不可户说兮”，且“哀南夷之莫吾知”，真是国家无人，世无知音。这是他之所以“从彭咸之所居”的心理动向。
第四，压抑感。屈原气质特点是敏感、多愁，富于感情而充满忧郁，加之受挫后“郁结纡轸兮，离慜而长鞠”（《怀沙》）、“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惜诵》），长期的心理压抑不仅影响了情绪的波动，也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而历史的迁逝感与忧患意识，现实的忠佞倒置与极端孤立、境遇的无可挽回与国势的江河日下，使他在理智与感情之间艰难抉择，乃至于强烈的心理倾斜使他处于迷狂状态，潜意识参与到作品创作过程之中。于是就有了长期而深重之压抑后的爆发，随着情感的大起大伏，或如江河奔涌，狂风雷电，淋漓尽致，回环往复;或如幽咽泉流，如泣如诉，一唱三叹，凄恻芳菲，甚至有人相信《渔父》对屈原肖像的描述，“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所以，屈原的遭遇、忧愁、孤独，幽愤，以及衍生出的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苦闷、孤独寂寞知音不再的悲苦、发愤抒情批判怀疑的习惯、山河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包括孤芳自赏不切实际的渴望，都对屈原自身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今天诵读屈原的诗篇，既能感受到屈原的高洁、崇高、伟岸、执着，也能感受到屈原的悲愤、忧愁、寂寞、悲苦。而且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对后代诗人创作的熏染中，后一种情绪、后一种情调，会产生更为直接、更富有表现力的指向作用。
四、屈原形象的解构与观照
历史上屈原的形象，虽然没有照片留存，没有诗歌直接描述，但也不是无迹可寻。我们既有屈原作品的内证依据，也有屈原同时代人物形象的参照，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进行互证，如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属于战国中期的《人物御龙帛画》 ?，男子（巫师）峨冠博带，广袖曲裾，头顶华盖，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相比较而言，与屈原基本同时代的楚国风云人物，如昭雎、陈轸，尽管贡献、影响当时远在屈原之上（见《战国策·楚策一》张仪与昭雎对话），由于没有作品存世，他们的肖像同样也是无法猜测。
屈原的形貌本来就是伟岸动人的，面容俊美、气宇轩昂、妆饰华丽、风度翩翩。然后借助神奇妙笔，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做了古代版的“美图秀秀”：长剑陆离，佩饰繁多;峨冠博带，香气氤氲;佩玉和谐，气质高华;内美修能，沉稳自如，与“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是完全吻合的。
屈原是一个执履忠贞志洁行廉的政治家，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有个性也有明显缺陷的政治家，是一个起点很高前景灿烂但半途夭折的政治家，是一个诗人气质过于强烈的政治家。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后的过于强烈的反应，是超乎官场正常氛围的，属于“非常态”的，至于那种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表现，也表明对自己的失宠、失意、失败，始终是不承认的，不服气的，不服输的，他要满口争辩，要抨击小人，要表明心迹，一唱三叹，回环往复。所以，屈原在作品中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官员”形象，比如志行高洁，重仁袭义;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存君兴国、美政理想;举贤授能，遵循绳墨;严于律己，忠贞不渝。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当然是有所放大、有所夸饰的。
同理，屈原晚年在流放地的形象，也是有所夸大的。《楚辞·渔父》的描写：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写“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将“江潭”改为“江滨”，增加了“被发”二字，丰富了屈原的肖像：长发纷披，随风飘拂，强化了凄凉、孤独的诗人气质：长发纷披，随风飘拂;清瘦干枯，气色枯黑;凄凉孤独，失魂落魄;临绝苍茫，感天动地。
需要说明的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不是屈原形象的真实而直接的表现，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写意的;与其说是外表的，不如说是内心的;与其说是仪表的，不如说是泄愤的。实际上是屈原使用了古代版“美图丑丑”，是有意识地对自己过于帅气形象的一种弱化、一种丑化，在“美图秀秀”的相反方向走得很远，以抒发过于深重难以解脱的内心悲伤。《战国策》写失意落魄的苏秦，也是这种写法，“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因此有理由认为：“形容枯槁”，是当时写忳郁侘傺、穷困此时的流行表述。
总之，屈原形象与屈原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是有差别的。《离骚》主人公，是我非我，亦人亦神，不是屈原，又是屈原，若即若离，镜中水月。将《离骚》主人公与屈原相等同，是简单肤浅的;当然进而认为《离骚》主人公与屈原无关的看法，又是片面偏执的。俊朗华美，形容枯槁，是我们解构屈原历史形象的主要参照。至于在文学创作中，结合端午习俗，我们往往会更多地同情、赞美屈原。
五、《楚辞》风格情调的解构与再现
《诗经》永远是我们观照《楚辞》的参照。
《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不在表层的“四言”与“骚体”，郭沫若《论古代文学》提出：
文字只有时代之别而无南北之分——《楚辞》乃《国风》的扩大;北方文化系殷民族奠定的，南方文化系殷民族传播的，故南北共贯。
《雅》《颂》体不限于北方，《楚辞》体不限于南方。它们的不同不是由于地域的不同，而是由于时代的不同。
谈及《楚辞》的地域特点，一般著作往往引用黄伯思《校定楚辞十卷·自序》的论述：
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湘、沅、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
这一看法，长期以来，颇有代表性，几乎成为楚辞学界经典性的论述，称引不断，我早期著作也曾经多次引用过。
后来经过深入研究，尤其是引入统计学方法，发现黄伯思的说法，并不全面，于是展开了质疑批驳，最后试图推翻他的结论。从统计学的角度而言，《楚辞》中的“楚语”“楚声”“楚地”“楚物”，所占比例较小，就“楚语”言，王逸《楚辞章句》确定21个词语，李翘《屈宋方言考》确定68个，郭沫若《屈原研究》列举24个词语 ?，游国恩《楚辞概论》在郭沫若的基础上增加7个，共31个 ;杨白桦《楚辞选析》认为《方言》《说文》《楚辞章句》中有楚方言词语30个左右;姜书阁《屈赋楚语义疏》则列出楚方言词语64个;王延海《楚辞释论》定为66个;我与汤漳平主编主撰的《楚辞学通典》，广为搜求，论定楚语单字100个，双字102个，叠字14个。所以，从使用频率而言，《楚辞》是用当时通行的“雅言”写作的。
再如，有人认为，“兮”是楚辞的特殊用法，但孔广森《诗声类》统计，《诗经》用“兮”字285次，其中《国风》258次，《小雅》27次。《楚辞》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屈原、宋玉作品用得多一些，如《离骚》186次，《九章》338次，《九歌》262次，《九辩》143次。又如，屈原作品中提到的历史人物81个，而属于楚国的只有接舆、堵敖、子文三人;屈原作品中提到的神祇24名，属于楚国的只有两位，即湘君、湘夫人。当然，还有人统计过《楚辞》的植物系统、动物系统，似乎真正属于楚国的比例仍然很小。
于是，结合出土文献的新证，得出新的结论：楚国有800年历史，先后灭国七十多，其疆域约占周王朝全部国土的二分之一，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六个省的全部，以及陕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贵州等省、区的部分地区，总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因而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楚国本身就是南北文化交融的国家。而近百年的出土文献也揭示了楚文化儒道同源及互补的发展轨迹，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的丰富性、郭店楚简儒家著作对子思到孟子发展链环的补充，楚国青铜器及其铭文对周礼的认同，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儒家文化是荆楚文化的本源，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自觉继承与发展了中原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
尽管完成了对“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痛快淋漓的否定与批驳，一度曾经有过学术陶醉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两个问题继续凸显出来：一是不能以楚辞源于中原文化、继承北方文化传统，来否定楚辞的南方地域特色，相反，楚辞的南方地域特色、楚国的特色是不言而喻的、异常强烈的、永远无法回避的;二是统计学的方法无法否定《楚辞》“作楚声”的特色，包括《越人歌》《孺子歌》以及《九歌》等。屈原也多次直接写到楚声的一些代表性作品：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离骚》）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离骚》）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天问》）
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远游》）
《涉江》《采菱》，发《扬荷》些。 （《招魂》）
宫廷震惊，发《激楚》些。（《招魂》）
这样，我们就自然进入对黄伯思论述解构的第三阶段：
尽管“纪楚地，名楚物”，在数量上不占多数，但同样可以通过明明白白的楚地（如《涉江》《哀郢》）、争奇斗胜的楚物（如《招魂》）渲染出《楚辞》的南方地域色彩。
尽管“书楚语”在文字数量上不占多数，而屈原作为楚国贵族诗人，在使用“雅言”创作过程中，只需掺入少量的楚国方言就足以显示出鲜明的南方地域特色，就像当代一些本土作家的写作，只不过掺入了极其有限的地方方言而已。
而“作楚声”，正是《楚辞》最为直接最为强烈的南方地域风格，往往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蔡守湘、朱炳祥曾经提出，《楚辞》的文化背景，是北方文化其骨，南方文化其表。现在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但进一步思考，这一表述似乎还不够贴切入骨。
其实，屈原自塑了一个北方文化、儒家文化为标志的“循吏”的形象，这是有目共睹的。而另一方面，屈原又是浓烈巫风传统、上古意识形态遗存的继承者、表现者。
关于屈原与巫文化的关系，我极不赞成屈原是“大巫”的观点，也不赞成将屈原描述为完全理性化的人物。屈原的人生选择，屈原的精神世界，屈原的内心深处，屈原的文学灵感，具有不可掩饰的如自然流淌的巫文化色彩。因为意识形态、民俗事像、生活仪式，往往与社会变革发展，相对滞后，甚至保持保留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时，对传统意识、民俗仪式的接受、继承、传播、展示，也是带有主观选择的，有时候主观因素甚至成为相当重要的原因。屈原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从理智上选择了“循吏”的标准，而在心理上选择了巫风浓烈的传统形式。屈原本身始终是一个矛盾而伟岸的组合：既有忧国忧民的崇高，又带有舍我其谁的“自负”;既有改革现实的志向，又带着强烈的政治评点欲;轻易地否定传统却难以摆脱传统的制约，过分地标榜理想却又脱离生活实际;勇敢地批判过去，无情地鞭挞现实，但对未來的描述或过于灿烂辉煌或暗淡无光。
我們必须看到，屈原给予后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竟是长久而深远的双重投影。漫长的封闭的封建社会给后代文人提供了相类的生活环境、遭遇与价值取向、追求方式。历代文人是以政治仕途为生命第一要义的，所以他们既向往屈原积极进取的精神，那执着的理想追求、自觉的使命意识、坚韧的斗争意志、崇高的人格完善以及义无反顾的“殉道”精神，曾经浇溉、培育过一代代有峥峥骨气、凛然志节的仁人志士。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屈原自负、失意、孤独、压抑的深切感受，从而身不由己地滚雪球似的选择屈原的心理模式，比如对自身进取时期、失意阶段两种迥然有别的形象描述，比如对人生选择的矛盾、怀疑、怨恨、寄托、渲泄等，比如对屈原抒情模式的风格情调的再现等，都可能产生出沉郁顿挫欲吐还吞的系列作品。至于屈原作品本身，通过文本细读，也同样感受到《楚辞》风格情调的特殊魅力。比如，屈原《九歌·湘夫人》，明代胡应麟叹为“千古言秋之祖”，的确摹想无穷，冷韵凄然，隽永耐读，秋思无边。
注释
①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1946年，第78页。
②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二。
③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9页。
④许嘉璐：致“2000年楚辞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贺信。
⑤黄伯思：《东观余论》，据上海图书馆藏宋嘉定三年刻本影印。
⑥周建忠：《屈原“爱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审视》，《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周建忠：《楚辞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8—159页。
⑦参看周建忠：《楚辞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0—71页; 周建忠：《楚辞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9—164页。
⑧林云铭著，彭丹华点校：《楚辞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⑨周建忠：《屈原：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社会科学报》1990年8月23日，第2版。
⑩周建忠：《楚辞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1—73页。
周建忠：《屈原形象的自塑与改塑》，《文史知识》2017年第7期。
张正明，皮道坚：《楚美术图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
郭沫若：《今昔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65页。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据上海图书馆藏宋嘉定三年刻本影印。
〔清〕李翘：《屈宋方言考·叙》，民国十四年芬熏馆刊本。
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1946年，第61—65页。
游国恩：《楚辞概论》，《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3卷），中华书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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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书阁：《屈赋楚语义疏》，《求索》1981年第3期。
王延海：《楚辞释论》，大连出版社，1997年，第9—12页。
周建忠、汤漳平：《楚辞学通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6—196页。
〔清〕孔广森：《诗声类》，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
蔡守湘、朱炳祥：《南方文化其表，北方文化其骨——论〈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1992年第6期。
周建忠：《屈原形象的自塑与改塑》，《文史知识》2017年第7期。
责任编辑：行 健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Qu Yuan′s Lyrical Mode and the Poetic Tradition of Modern Poetry Writing
Zhou Jianzhong
Abstract： The canonical significance of Tang poetry and Song ci can help us grasp the basic format of the poetry writing in the old style. It also can help us find the technical path of the language， rhythm， imagery， lyric skills， and so on. However， the intensive study of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its writing comes from the poetic tradition represented by Qu Yuan. Qu Yuan combines the following qualities together perfectly： loyalty to the lord and being patriotic， independence and sincerity， unremitting pursuit， and also self-improvement. Taking his life and fame as the cost， he shaped a perfect personality by himself and became the ideal symbol of the national spirit. Focusing on the two factors of being concerned about his country and his people as well as asking for the appointment of the lord， Qu Yuan formed the integration of awareness of unexpected development， the sense of mission and ideal administration. Qu Yuan was a statesman with talent， personality and obvious defects. He was also a statesman with too strong poetic temperament. Qu Yuan showed overly strong reaction after the setback in the official career， which was beyond the normal atmosphere of the officialdom. The self plastic image of ?Sorrow after Departure ?and ?The Nine Elegies ?was the ancient version of "beautiful picture showing". His haggard face and skinny bone in the old age gave vent to his anger rather than reflect the appearance. Recording the words， sound， place and things of Chu State， being put forward by Huang Bosi in the Song Dynasty， is still the most concise and credible expression in present days. Qu Yuan created an image of an upright official of the symbol of northern culture. In addition， he was also a successor as well as a performer of the strong tradition of witchcraft style and the remains of the ancient ideology. "Recording the sound of Chu State" is the most direct and strong southern regional style， which is usually reflected in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sentiment， lyric skills and symbol.
Key words： poetry writing; Qu Yuan; lyrical mode; characteristics of ?Elegies of the South ; poetic tradition
摘 要： 唐诗宋词的典范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旧体诗词写作的基本格式，寻找语言节奏意象抒情等技术性路径。而深入探索中华传统诗词的精髓乃至创作三昧，则来自于以屈原为代表的诗学传统。屈原将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自塑了一个完美人格的典型，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屈原以忧国忧民与求君任用二者为中心，形成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与理想美政的融合。屈原是一个有才华、有个性也有明显缺陷的政治家，是一个诗人气质过于强烈的政治家。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后的过于强烈的反应，是超乎官场正常氛围的。《离骚》《九章》等作品的自塑形象是古代版的“美图秀秀”;而晚年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与其说是仪表的，不如说是泄愤的。宋代黄伯思“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最简洁可信的表述。屈原自塑了一个北方文化为标志的“循吏”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屈原又是浓烈巫风传统、上古意识形态遗存的继承者、表现者。“作楚声”，正是《楚辞》最为直接最为强烈的南方地域风格，往往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
关键词： 诗词写作;屈原;抒情模式;楚辞特色;诗学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8-0135-07
一、引言：《楚辞》诗学传统的远绍
中华传统诗词（旧体诗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结晶，是中华儿女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是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的精神高地，是体现国家文化实力的重要窗口，是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
中华传统诗词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生命意识，既是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存在状态的思考，也是人类意识中原初的、核心的意识形态，包括情感（田园、自然）与智慧（圆融贯通、恬淡自在）的具象反映。中华传统诗词承载了中国文化的风骨气韵，草木缘情，明心见性;观照岁月，蕴藉隽永;回环往复一唱三叹，沉郁顿挫欲吐还吞。中华传统诗词昭示了中国文化的家国情怀，传承先贤圣道，家国大义;忧国忧民，社会担当;志拥日月，上下求索;丹心耿耿，情义相照，立德言立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面对这样一个“高大上”的引导与诠释，当下很多人对于中华传统诗词的创作，仍然望而生畏，可望而不可即，主要原因就是过不了诗词格律这一关，在技术层面难以入门。
为了弘扬中华传统诗词，写作旧體诗词，很多人都是从诗词格律读本入手。比如，本人在本科、硕士、博士期间，都学过、考过诗词格律，但由于主讲教授理论脱离实际，不会写作，所以考试通过之后就还给老师了。然后为了写作，就去阅读、攻读、研读各种诗词格律读本，包括启功先生《诗文声律论稿》、王力先生《诗词格律十讲》。我一共读过20多种格律书，结果仍然是模模糊糊，似懂非懂，有的问题似乎更加困惑，难以入门，更不能正常进入写作状态。
回顾我突破格律难关，渐入佳境，进入娴熟自如随物赋形的过程，不是技术层面的死记硬背，而是对唐诗宋词的阅读、研读。因为事实证明，诗歌写作，离科学还很遥远。构思、设计、描图、施工、验收等工科程序，不适用于诗歌。诗歌的诞生，诗人的诞生，并不单是主观努力的必然结果，有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客观因素成全，诗歌的确有点神秘色彩。
唐诗的魅力在于文字浅显，自然流畅，富于情韵，天然无痕。只有当你拿起笔来，准备写诗时，才能在那些看似平凡的作品中感受到伟大浩瀚难以企及。读，就是朗读、诵读、吟诵;练，就是诵读、体悟、实践。在诵读中体会感知写作，在写作中领略感悟诵读。我读过《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从整体上宏观上体会到了旧体诗词的意象路径题材风格。进而研读《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逐首标出平仄，体会用韵，感悟用笔，平中见奇，结撰成篇。
如果说，唐诗宋词的典范意义，使我掌握了旧体诗词写作的基本格式，寻找到语言节奏意象抒情等技术性路径的话。那么，深入探索中华传统诗词的精髓、奥秘乃至创作三昧，则来自于《诗经》《楚辞》《论语》《老子》《庄子》等元典，其中尤其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传统的远绍与弘扬。
《楚辞》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源。郭沫若先生说过：“由楚所产生出的屈原，由屈原所产生出的《楚辞》，无形之中在精神上是把中国统一着的。” ① 《楚辞》是中国诗人个人创作的起点，同时成为中国文学的源头、高峰、典范。朱熹说：“三百篇，性情之本。《离骚》，词赋之宗。” ② 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③ 许嘉璐说：“屈原是我国第一位著名诗人，也是中国唯一的全世界承认的伟大诗人。” ④
《楚辞》代表了南方文学的地域传统。宋代黄伯思《校定楚辞十卷·自序》：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谓之“楚辞”。 ⑤
《楚辞》奠定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传统。战国是社会剧烈变动的时代，社会意识呈现出复杂的面貌。人们的价值取向、是非判断往往具有多重因素。但并不妨碍我们对屈原爱国思想的发掘与肯定。屈原既不是宗族观念极重的在朝贵族，也不是一个只爱楚国而目无“天下”、心胸狭窄的人，亦并非没有离楚他仕之念。屈原至死不离开楚国，挚爱父母之邦，作为一种美好的情操、感情，虽然还不可能升华为一种排他性的、非信守不可的政治伦理道德——“爱国主义”，但他的实践、追求、探索，却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观念的逐步形成，具有不容忽视、无法回避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从而屈原成为“中华魂”、历代“爱国志士的楷模”、忠心为国、勇赴国难的偶像。从这一角度出发，称屈原为“爱国者”“爱国诗人”，说屈原具有“爱国精神”“爱国思想”，也是比较合适的。 ⑥
《楚辞》开创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优秀传统。姜亮夫先生说，中国文学史自从有了楚辞，特别到了汉代，得到汉高祖的提倡，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学都楚化了，因为它适用于整个民族的语调。楚辞是楚民族文化的精华，几乎取代《诗经》的地位。唐代诗人，据说有人不读《诗经》，但没有人不读楚辞的。正所谓：青青蒲剑喝雄黄，彩彩龙舟透粽香。万里传承三楚水，千年闪烁汨罗光。屈原求索崦嵫迫，靳尚谗奸社稷殃。楚郢遥遥思苦雨，华人处处过端阳。
二、屈原进取模式解构与审视 ⑦
作为伟大的诗人，屈原没有给我们留下哲学著作、政治论文;但我们据其诗篇与生平调试出的“模式”，仍然能体现出完整性与准确性。
1.忠君爱国
林云铭《楚辞灯》云：“屈子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 ⑧ 而忧国忧民又总与求君信任、希冀任用结合在一起。 屈原虽然对仕于别国的人没有指责，甚至对出仕他国而君臣契合者（如宁戚、百里奚）有所羡慕，但他本人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异常的深沉眷恋情绪，《离骚》再三表白：
恐美人之迟暮、恐皇舆之败绩、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伤灵修之数化、怨灵修之浩荡兮。
即使本国没有希望，甚至可能遭祸殒身，仍然追求存君兴国;受到疏远、流放之后，他怨君更忠君，将“俗之一改”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因而有恋阙思君、表白陈情的倾诉，有抨击群小、以显己美的对比。他的《哀郢》，更是激动人心，“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但他的“忠君”，其目的是为了“兴国”，正所谓君国相融为一、君臣契合为一。
2.独立不迁
屈原廓其无求，头脑清醒，独立于世，横而不流。他追求正直、光明，鄙视周容、佞曲。他即使备受摧残，穷困茕独，谣诼攻击，无人支持，也不改弦易张。为了美好人格、操节的保持，他牺牲了欢乐、升擢，也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牺牲了比生命还看重的“修名”。《离骚》多次写到生死抉择：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3.上下求索
对理想、对真理、对美政的追求，执着不懈，不屈不挠。《离骚》寓情草木，托意男女，构成男女君臣之喻，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众女嫉余之蛾眉兮，女嬃之婵媛兮，哀高丘之无女，相下女之可诒，见有娀之佚女，岂唯是其有女？聊浮游而求女。
正是：绕月层云入太清，行吟泽畔楚风轻。灵均问卜天人际，偃蹇瑶台万古情。
4.好修为常
屈原说过，“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篇《离骚》，言好修凡十一：
又重之以修能，恐修名之不立，謇吾法夫前修兮，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余独好修以为常，汝何博謇而好修兮，固前修以菹醢，孰信修而慕之，苟中情其好修兮，莫好修之害也。
另外，言灵修3次、修远3次、蹇修1次。志行高洁，仍不断磨炼，提高、完善。
屈原积极追求，汲汲以求的是以上四项的“全能”，力图将执着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伟大、独特之处，也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因为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气氛，屈原是无法进行“全能”操作的;若要“操作”，必有舍弃;若不放弃则不仅不能实现、实施、尝试，而且连自身也难以保全，所以一下子就陷入困境、唯以解脱。因而，我们又感到，屈原之最可贵处则不在于构建了这一“进取模式”，而是在实施、尝试之后，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面临的已不是“进与退”“仕与隐”或“成功与失败”的选择，而是“玉碎与瓦全”的选择。屈原克服了短暂的思想动摇，始终坚持“全能”，决不轻易舍弃其一。因此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为我们自塑了一个完美人格的典型，而他，也就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 ⑨ 。
三、屈原心理模式的解构与评判 ⑩
屈原是伟大的、独特的，同时也是具体的、复杂的。
我们首先看到屈原的进取模式：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
其次，我们还需解构屈原的心理模式：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屈原做了一系列努力：忧国忧民，勇于担当;忠君表白，反复致志。具体路径又体现为：
斥佞扬己。屈原作品中的人物关系，往往是“三角关系”，在这个直角三角形的顶端是“君主”，在平面底线的一边站着“自己”，在另一边站着一个虛拟的“群小”，通过对群小的批判来显示自己的高洁、正确。《离骚》列出他的对手：党人、众、众女、众芳：
惟夫党人之偷乐兮，惟此党人其独异，惟此党人之不谅兮，众皆竞进以贪婪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众不可户说兮，众薆然而蔽之，哀众芳之芜秽，苟得列乎众芳。
用古谏君。屈原具有民本思想，但在作品中又强调“惟德是辅”的周道，以启、羿、浇、桀、纣，以示警戒、劝告之情;以汤、禹、周文王、周武王用来引导、劝勉君王，为政以德，举贤授能，遵循法度。
而概括起来，则是忧国忧民与求君任用二者为中心，形成屈原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与理想美政的融合。当然，遇到重大挫折以后，屈原也曾经产生过远逝自疏、轻举远游的念头，但丝毫不影响他那行而复止、感悟其君的本心，而且也同样流露了天地无穷、人生长勤的生命反思。
在屈原心理模式中，蕴含了屈原的自我认知与人生体悟：
第一，自负感。作为贵族文人，屈原也患有古代文人的通病：自以为才能高超的贵族性、复杂政治生活的幻想性、企望权位官阶的高层性，所以总是孤芳自赏，自我陶醉，自视甚高，自许辅弼，自期将相。如果打了一点折扣，就会感到不平，感到有负平生志向而痛心疾首。
第二，失意感。屈原之不遇，有时代、环境、气质、素质、能力、水平、个性诸原因，他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成熟的、老练的政治家，而是一个理想型、情感型、诗人型的政治家，对自己人才品格过高估价，左右了官位权利的高价值取向;对复杂政治的简单化理解，使自己从政入世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有探囊取物式的期望、急切，而无冷静、从容之态度。所以稍不如意，或遇到挫折，就会感到生不逢时，失职不平，从而郁抑侘傺，余襟浪浪。诗人气质使他对现实生活的复杂、不平、无序乃至残酷，缺少应有的认识与应对的办法，心理准备、精神准备非常不足，他缺少政治家的宽容、克制、冷静、耐力，缺少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心胸雅量，缺少政治家的宦海浮沉能屈能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碰到挫折，就忧愁幽思、劳苦倦极、疾痛惨怛，实际应对处置能力有限，连一个同事的谗言（上官大夫靳尚）都对付不了，正如司马迁所说，“谗人间之，可谓穷矣”，而且埋怨君王，“疾王聽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自然很易得罪君王，失去信任。
第三，孤独感。理想不能实现，而美质未亏，则生出夸张性孤独感，“众人皆醉吾独醒，众人皆浊吾独清”，加之继续追求理想与保全操守的双重努力，必然变成从精神到实践上的孤独者。上层：灵修浩荡、昏庸信谗;中层：群小竞进，贪婪追曲，加之所树人才，变质从俗;下层：“众不可户说兮”，且“哀南夷之莫吾知”，真是国家无人，世无知音。这是他之所以“从彭咸之所居”的心理动向。
第四，压抑感。屈原气质特点是敏感、多愁，富于感情而充满忧郁，加之受挫后“郁结纡轸兮，离慜而长鞠”（《怀沙》）、“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惜诵》），长期的心理压抑不仅影响了情绪的波动，也影响到身体的健康;而历史的迁逝感与忧患意识，现实的忠佞倒置与极端孤立、境遇的无可挽回与国势的江河日下，使他在理智与感情之间艰难抉择，乃至于强烈的心理倾斜使他处于迷狂状态，潜意识参与到作品创作过程之中。于是就有了长期而深重之压抑后的爆发，随着情感的大起大伏，或如江河奔涌，狂风雷电，淋漓尽致，回环往复;或如幽咽泉流，如泣如诉，一唱三叹，凄恻芳菲，甚至有人相信《渔父》对屈原肖像的描述，“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所以，屈原的遭遇、忧愁、孤独，幽愤，以及衍生出的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苦闷、孤独寂寞知音不再的悲苦、发愤抒情批判怀疑的习惯、山河依旧人事已非的感慨，包括孤芳自赏不切实际的渴望，都对屈原自身的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我们今天诵读屈原的诗篇，既能感受到屈原的高洁、崇高、伟岸、执着，也能感受到屈原的悲愤、忧愁、寂寞、悲苦。而且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对后代诗人创作的熏染中，后一种情绪、后一种情调，会产生更为直接、更富有表现力的指向作用。
四、屈原形象的解构与观照
历史上屈原的形象，虽然没有照片留存，没有诗歌直接描述，但也不是无迹可寻。我们既有屈原作品的内证依据，也有屈原同时代人物形象的参照，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进行互证，如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属于战国中期的《人物御龙帛画》 ?，男子（巫师）峨冠博带，广袖曲裾，头顶华盖，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巨龙。相比较而言，与屈原基本同时代的楚国风云人物，如昭雎、陈轸，尽管贡献、影响当时远在屈原之上（见《战国策·楚策一》张仪与昭雎对话），由于没有作品存世，他们的肖像同样也是无法猜测。
屈原的形貌本来就是伟岸动人的，面容俊美、气宇轩昂、妆饰华丽、风度翩翩。然后借助神奇妙笔，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做了古代版的“美图秀秀”：长剑陆离，佩饰繁多;峨冠博带，香气氤氲;佩玉和谐，气质高华;内美修能，沉稳自如，与“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是完全吻合的。
屈原是一个执履忠贞志洁行廉的政治家，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有个性也有明显缺陷的政治家，是一个起点很高前景灿烂但半途夭折的政治家，是一个诗人气质过于强烈的政治家。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后的过于强烈的反应，是超乎官场正常氛围的，属于“非常态”的，至于那种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表现，也表明对自己的失宠、失意、失败，始终是不承认的，不服气的，不服输的，他要满口争辩，要抨击小人，要表明心迹，一唱三叹，回环往复。所以，屈原在作品中给自己塑造了一个完美无缺的“官员”形象，比如志行高洁，重仁袭义;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存君兴国、美政理想;举贤授能，遵循绳墨;严于律己，忠贞不渝。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当然是有所放大、有所夸饰的。
同理，屈原晚年在流放地的形象，也是有所夸大的。《楚辞·渔父》的描写：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写“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将“江潭”改为“江滨”，增加了“被发”二字，丰富了屈原的肖像：长发纷披，随风飘拂，强化了凄凉、孤独的诗人气质：长发纷披，随风飘拂;清瘦干枯，气色枯黑;凄凉孤独，失魂落魄;临绝苍茫，感天动地。
需要说明的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这不是屈原形象的真实而直接的表现，与其说是写实的，不如说是写意的;与其说是外表的，不如说是内心的;与其说是仪表的，不如说是泄愤的。实际上是屈原使用了古代版“美图丑丑”，是有意识地对自己过于帅气形象的一种弱化、一种丑化，在“美图秀秀”的相反方向走得很远，以抒发过于深重难以解脱的内心悲伤。《战国策》写失意落魄的苏秦，也是这种写法，“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因此有理由认为：“形容枯槁”，是当时写忳郁侘傺、穷困此时的流行表述。
总之，屈原形象与屈原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是有差别的。《离骚》主人公，是我非我，亦人亦神，不是屈原，又是屈原，若即若离，镜中水月。将《离骚》主人公与屈原相等同，是简单肤浅的;当然进而认为《离骚》主人公与屈原无关的看法，又是片面偏执的。俊朗华美，形容枯槁，是我们解构屈原历史形象的主要参照。至于在文学创作中，结合端午习俗，我们往往会更多地同情、赞美屈原。
五、《楚辞》风格情调的解构与再现
《诗经》永远是我们观照《楚辞》的参照。
《楚辞》与《诗经》在艺术形式上的差别不在表层的“四言”与“骚体”，郭沫若《论古代文学》提出：
文字只有时代之别而无南北之分——《楚辞》乃《国风》的扩大;北方文化系殷民族奠定的，南方文化系殷民族传播的，故南北共贯。
《雅》《颂》体不限于北方，《楚辞》体不限于南方。它们的不同不是由于地域的不同，而是由于时代的不同。
谈及《楚辞》的地域特点，一般著作往往引用黄伯思《校定楚辞十卷·自序》的论述：
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湘、沅、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
这一看法，长期以来，颇有代表性，几乎成为楚辞学界经典性的论述，称引不断，我早期著作也曾经多次引用过。
后来经过深入研究，尤其是引入统计学方法，发现黄伯思的说法，并不全面，于是展开了质疑批驳，最后试图推翻他的结论。从统计学的角度而言，《楚辞》中的“楚语”“楚声”“楚地”“楚物”，所占比例较小，就“楚语”言，王逸《楚辞章句》确定21个词语，李翘《屈宋方言考》确定68个，郭沫若《屈原研究》列举24个词语 ?，游国恩《楚辞概论》在郭沫若的基础上增加7个，共31个 ;杨白桦《楚辞选析》认为《方言》《说文》《楚辞章句》中有楚方言词语30个左右;姜书阁《屈赋楚语义疏》则列出楚方言词语64个;王延海《楚辞释论》定为66个;我与汤漳平主编主撰的《楚辞学通典》，广为搜求，论定楚语单字100个，双字102个，叠字14个。所以，从使用频率而言，《楚辞》是用当时通行的“雅言”写作的。
再如，有人认为，“兮”是楚辞的特殊用法，但孔广森《诗声类》统计，《诗经》用“兮”字285次，其中《国风》258次，《小雅》27次。《楚辞》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屈原、宋玉作品用得多一些，如《离骚》186次，《九章》338次，《九歌》262次，《九辩》143次。又如，屈原作品中提到的历史人物81个，而属于楚国的只有接舆、堵敖、子文三人;屈原作品中提到的神祇24名，属于楚国的只有两位，即湘君、湘夫人。当然，还有人统计过《楚辞》的植物系统、动物系统，似乎真正属于楚国的比例仍然很小。
于是，结合出土文献的新证，得出新的结论：楚国有800年历史，先后灭国七十多，其疆域约占周王朝全部国土的二分之一，包括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六个省的全部，以及陕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贵州等省、区的部分地区，总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因而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楚国本身就是南北文化交融的国家。而近百年的出土文献也揭示了楚文化儒道同源及互补的发展轨迹，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的丰富性、郭店楚简儒家著作对子思到孟子发展链环的补充，楚国青铜器及其铭文对周礼的认同，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儒家文化是荆楚文化的本源，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自觉继承与发展了中原三代以来的文化传统。
尽管完成了对“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痛快淋漓的否定与批驳，一度曾经有过学术陶醉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两个问题继续凸显出来：一是不能以楚辞源于中原文化、继承北方文化传统，来否定楚辞的南方地域特色，相反，楚辞的南方地域特色、楚国的特色是不言而喻的、异常强烈的、永远无法回避的;二是统计学的方法无法否定《楚辞》“作楚声”的特色，包括《越人歌》《孺子歌》以及《九歌》等。屈原也多次直接写到楚声的一些代表性作品：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离骚》）
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偷乐。（《离骚》）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天问》）
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远游》）
《涉江》《采菱》，发《扬荷》些。 （《招魂》）
宫廷震惊，发《激楚》些。（《招魂》）
这样，我们就自然进入对黄伯思论述解构的第三阶段：
尽管“纪楚地，名楚物”，在数量上不占多数，但同样可以通过明明白白的楚地（如《涉江》《哀郢》）、争奇斗胜的楚物（如《招魂》）渲染出《楚辞》的南方地域色彩。
尽管“书楚语”在文字数量上不占多数，而屈原作为楚国贵族诗人，在使用“雅言”创作过程中，只需掺入少量的楚国方言就足以显示出鲜明的南方地域特色，就像当代一些本土作家的写作，只不过掺入了极其有限的地方方言而已。
而“作楚声”，正是《楚辞》最为直接最为强烈的南方地域风格，往往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蔡守湘、朱炳祥曾经提出，《楚辞》的文化背景，是北方文化其骨，南方文化其表。现在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但进一步思考，这一表述似乎还不够贴切入骨。
其实，屈原自塑了一个北方文化、儒家文化为标志的“循吏”的形象，这是有目共睹的。而另一方面，屈原又是浓烈巫风传统、上古意识形态遗存的继承者、表现者。
关于屈原与巫文化的关系，我极不赞成屈原是“大巫”的观点，也不赞成将屈原描述为完全理性化的人物。屈原的人生选择，屈原的精神世界，屈原的内心深处，屈原的文学灵感，具有不可掩饰的如自然流淌的巫文化色彩。因为意识形态、民俗事像、生活仪式，往往与社会变革发展，相对滞后，甚至保持保留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同时，对传统意识、民俗仪式的接受、继承、传播、展示，也是带有主观选择的，有时候主观因素甚至成为相当重要的原因。屈原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从理智上选择了“循吏”的标准，而在心理上选择了巫风浓烈的传统形式。屈原本身始终是一个矛盾而伟岸的组合：既有忧国忧民的崇高，又带有舍我其谁的“自负”;既有改革现实的志向，又带着强烈的政治评点欲;轻易地否定传统却难以摆脱传统的制约，过分地标榜理想却又脱离生活实际;勇敢地批判过去，无情地鞭挞现实，但对未來的描述或过于灿烂辉煌或暗淡无光。
我們必须看到，屈原给予后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竟是长久而深远的双重投影。漫长的封闭的封建社会给后代文人提供了相类的生活环境、遭遇与价值取向、追求方式。历代文人是以政治仕途为生命第一要义的，所以他们既向往屈原积极进取的精神，那执着的理想追求、自觉的使命意识、坚韧的斗争意志、崇高的人格完善以及义无反顾的“殉道”精神，曾经浇溉、培育过一代代有峥峥骨气、凛然志节的仁人志士。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有屈原自负、失意、孤独、压抑的深切感受，从而身不由己地滚雪球似的选择屈原的心理模式，比如对自身进取时期、失意阶段两种迥然有别的形象描述，比如对人生选择的矛盾、怀疑、怨恨、寄托、渲泄等，比如对屈原抒情模式的风格情调的再现等，都可能产生出沉郁顿挫欲吐还吞的系列作品。至于屈原作品本身，通过文本细读，也同样感受到《楚辞》风格情调的特殊魅力。比如，屈原《九歌·湘夫人》，明代胡应麟叹为“千古言秋之祖”，的确摹想无穷，冷韵凄然，隽永耐读，秋思无边。
注释
①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1946年，第78页。
②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二。
③王国维：《王国维文学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9页。
④许嘉璐：致“2000年楚辞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贺信。
⑤黄伯思：《东观余论》，据上海图书馆藏宋嘉定三年刻本影印。
⑥周建忠：《屈原“爱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审视》，《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4期;周建忠：《楚辞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8—159页。
⑦参看周建忠：《楚辞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0—71页; 周建忠：《楚辞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9—164页。
⑧林云铭著，彭丹华点校：《楚辞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页。
⑨周建忠：《屈原：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社会科学报》1990年8月23日，第2版。
⑩周建忠：《楚辞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1—73页。
周建忠：《屈原形象的自塑与改塑》，《文史知识》2017年第7期。
张正明，皮道坚：《楚美术图集》，湖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247页。
郭沫若：《今昔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65页。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据上海图书馆藏宋嘉定三年刻本影印。
〔清〕李翘：《屈宋方言考·叙》，民国十四年芬熏馆刊本。
郭沫若：《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1946年，第61—65页。
游国恩：《楚辞概论》，《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3卷），中华书局，2008年。
杨白桦：《楚辞选析》，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页。
姜书阁：《屈赋楚语义疏》，《求索》1981年第3期。
王延海：《楚辞释论》，大连出版社，1997年，第9—12页。
周建忠、汤漳平：《楚辞学通典》，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6—196页。
〔清〕孔广森：《诗声类》，中华书局，1983年，第22页。
蔡守湘、朱炳祥：《南方文化其表，北方文化其骨——论〈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1992年第6期。
周建忠：《屈原形象的自塑与改塑》，《文史知识》2017年第7期。
责任编辑：行 健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Qu Yuan′s Lyrical Mode and the Poetic Tradition of Modern Poetry Writing
Zhou Jianzhong
Abstract： The canonical significance of Tang poetry and Song ci can help us grasp the basic format of the poetry writing in the old style. It also can help us find the technical path of the language， rhythm， imagery， lyric skills， and so on. However， the intensive study of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its writing comes from the poetic tradition represented by Qu Yuan. Qu Yuan combines the following qualities together perfectly： loyalty to the lord and being patriotic， independence and sincerity， unremitting pursuit， and also self-improvement. Taking his life and fame as the cost， he shaped a perfect personality by himself and became the ideal symbol of the national spirit. Focusing on the two factors of being concerned about his country and his people as well as asking for the appointment of the lord， Qu Yuan formed the integration of awareness of unexpected development， the sense of mission and ideal administration. Qu Yuan was a statesman with talent， personality and obvious defects. He was also a statesman with too strong poetic temperament. Qu Yuan showed overly strong reaction after the setback in the official career， which was beyond the normal atmosphere of the officialdom. The self plastic image of ?Sorrow after Departure ?and ?The Nine Elegies ?was the ancient version of "beautiful picture showing". His haggard face and skinny bone in the old age gave vent to his anger rather than reflect the appearance. Recording the words， sound， place and things of Chu State， being put forward by Huang Bosi in the Song Dynasty， is still the most concise and credible expression in present days. Qu Yuan created an image of an upright official of the symbol of northern culture. In addition， he was also a successor as well as a performer of the strong tradition of witchcraft style and the remains of the ancient ideology. "Recording the sound of Chu State" is the most direct and strong southern regional style， which is usually reflected in the artistic conception， sentiment， lyric skills and symbol.
Key words： poetry writing; Qu Yuan; lyrical mode; characteristics of ?Elegies of the South ; poetic tradition
